回国感受新闻界的寒冬

12月6日 06:16 By xxxxxxx 2千字 117次杵击 2回复

今年我回国两次，第一次因太忙没能和以前报社的同事见面，但已从电视台、银行等外围听说了关于纸媒的困境，不免有点担忧。不久前再次回国，将一切事情办好之后，总算余出几天，立即和多年未见的同事相约一见。
大家见面先大惊小怪一番，说我一去杳如黄鹤，还是象从前那样开玩笑，和过去的同党重逢总是欢声笑语不断。
他们好意地夸我没怎么变，我也说国内的亲友普遍显得年轻，可能是因为雾霾遮住了紫外线的缘故，他们说不要这样歌颂国内的大气污染，我说是真的，几人讲还是头一次听说雾霾有这么个好处。
寒暄之后，言归正传，有人感慨说：
这么多年一晃就过去了，你走的时候正是报纸杂志最繁荣的时候，而现在却是最衰落的时期，我们都快吃不上饭了。
我说：太夸张了吧，有这么严重？这个行当还是比许多行业待遇要好吧。
真不行了，你知道我们工资减了多少吗？
我原来听说是几大报社都减了百分之三十，但报纸至少还在维持，而不少杂志都停刊了。
百分之三十那是老黄历了，现在工资砍了一半还多。
天哪，不过很多人都不指着工资生活吧。
在座的有一位是前财贸部章主任，早就听说人家那几个老院子就已价值十亿了。
副刊部主任说：我可指着工资生活呢，没干副业。
这个当年的文艺青年已变成了文艺中年，除了稍微发福，基本还保持着过去的斯文气质，他这样讲倒也不令人吃惊。
难得大家安之若素、淡泊明志。
呵呵呵呵，一阵苦笑。
我想岔开话题，就对文中说：当年我多想去你们副刊，可就是没去成。
大家说：你们部多好，整天见的都是电影明星、音乐家和画家，你们部的有心人存了不少字画，现在那可是一笔财富了。
可惜我那时只对作家感冒。
章老师还是像个温厚长者似的说：得不到什么就什么好，真去了副刊也不过尔尔。
说得也是，我对文中说：我刚回来，看了两眼报纸，怎么现在办得象老年报，甚至不似从前。
没想到他说：你感觉很准呀，报纸现在就是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同志看的，年轻人谁还看报，咱报社同仁自己都不看报了。
接着他又诡秘而得意地说：现在谁还看新闻，还不是靠我们副刊撑着。
呵呵，我看到《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也似乎增加了许多老年的内容。
对了，文中想起了什么问：你还记得某某某吗？
名字似乎耳熟，可一时想不起来了，犹豫着问：他是不是《人民日报》的？
记性不错，他现在调到我们这里当总编了，昨天晚上我在电话里讲今天的安排，他正好在旁边，让我代他向你问好，说不知你还记得他吗？
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以前他的那块版办得思想新锐、风格独特，而且是最早宣传新权威主义的阵地。
唉，当年拥护民主自由的几乎全逃亡了，而鼓吹新权威主义的因惹得龙心大悦全升官了。
他们说：告诉你吧，咱们现在的正社是中宣部派来的，副社是央视派来的，总编就是人民日报派来的。
我不禁问：那我们本社的土著呢？
几个副总编，还有各部门主任。
我记得以前报社领导也是从外边调过来，那时宣传部还是清水衙门，他们挤破脑袋要到基层单位来。我走之前新上任的正副社长也是这种组合，来任职不久就给两位买了精华地段的大房子，而今价值不菲，可宣传部那位待了不久又调到新华社了，编辑记者管这种现象叫“蘸糖葫芦”。
我想起了什么，问：一有经济危机，就容易引发局部动荡，大家修行都不错，气定神闲、风平浪静。
哪里的话，编辑部还好，大家毕竟还在这里上班，拘着面子；这次链条断裂的是老同志、老干部，老房子着火，老夫聊发少年狂。
报社曾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退休人员除了拿一份退休金外，单位还每月给他们一千元作为福利；可现在经济紧张，因此前任社长就把这一千元福利砍了，这下可捅了马蜂窝，老同志们不干了，他们打着横幅跑到报社大楼示威抗议，还发挥传媒人的特长，把照片发网上到处传播，引得全国的报社纷纷打电话探询：你们还顶得住吗？还能扛多久？
报社同仁答：我们正摇摇欲坠。
而此番闹事的都是年轻的刚退休者，正闲得发慌，且身强力壮、精力充沛，带头的是体育部和人事处的两人，其中那位体育大姐大性格一向麻辣烫，可以想象她英姿飒爽、愤怒声讨的样子。
我想起章主任也刚刚退休，不禁开玩笑说：章老师没参加吗？还记得六四时他带领大家游行的样子，他笑笑没说话。
文中立即接过来说：章老师不拿工资都不在乎。
新闻界老同志的闹事极大地惹恼了宣传部长，他管辖的范围内出乱子，让领导觉得脸面无光。于是他带上几员干将亲自来到报社坐镇，责令带头闹事的几个人在编委、中层会上做出深刻检讨。
那位人事处干部检讨得最彻底，在会上痛哭流涕，说自己这样做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的多年培养，总之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部长满意了，就带着几大员撤了。
可部长前脚刚走，他就象还魂了一般，立刻堵着社长说：那钱你看怎么办吧？呵呵，一展真小人的风采。
现在报社当社长已不像从前那样风光了，上面压，下边骂，里外不是人，两头受夹板气。其主要工作就是四处化缘找钱，可报社已上了各家银行的黑名单，借不到钱，捉襟见肘，最困难时账面仅剩十万元。社长心力交瘁，巴不得早点退休，因此换了一茬又一茬。
后来还是宣传部自己派来了新社长，为给他撑腰壮胆，财政拨款带来二千万，才把老同志的钱暂时补上，平息了一场风波。
我说，看到报纸上署名的编辑记者都不认识了，好像都是新人。
他们说，别提了，报社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资金枯竭，想当年一年的广告收入最少也五亿元，可现在报社用人快赶上地主周扒皮了。
原来，如今的报纸、杂志、电视台在前线干活的记者编辑，大部分都是聘用制合同工，因为他们不是干部体制，各新闻单位都存在着严重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媒体界实行的不是岗薪制，而是身份制，这类似于一种变相的奴隶制。编辑记者的工资只有行政人员的一半，每个月发工资时仿佛都是对他们的羞辱，然而呼吁了那么多年也没能解决，他们说体验到了从城市猎人到民工狗仔的境遇。
据说宣传部正在考虑把所有的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合并成一个集团，每个单位每年发五千万，管十年，十年之后推向社会自谋出路。
我听了觉得政府对媒体人还是不错的，没象当年对下岗工人那样发几万块就打发了事，这么多年大家吹捧抬轿、粉饰太平可谓劳苦功高，领导总算没丢车保帅、过河拆桥，还算念点旧情。
当然，报社那些才华横溢、头脑灵活的人精们早就跳船跑了，纷纷调到那些旭日东升的行业。
我最后又想起一件事，问道：报社现在还搞一带一路、豢养五十多家海外华文报纸吗？
不了不了，自顾不暇，泥菩萨过河，管不了许多了。
这倒是个意外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