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历史回顾：解放初我党如何打击投机商人
稳定物价，防止关系人民基本生活的粮食、被服等生活资料成为投机商人的炒作对象，是我党长期以来稳定市场、稳定社会的重要方略。　　

新中国成立时面临的严重困难之一，是投机资本横行，经济秩序混乱，市场物价不断上涨，严重影响生产和生活。从全国来看，1949年4月至1950年2月，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的物价上涨。其中以上海涨风尤炽，从1949年6月到1950年2月，其批发物价总计上涨20倍。在西南地区的重庆，虽解放较晚，但从1950年2月起，涨风突起，主要商品价格较1月份上涨1.08倍，其中粮食上涨最多，米和面粉都上涨近两倍。这次物价上涨是由于当时战争尚未结束，残破的经济还未恢复和重建，通货膨胀，金融混乱，国家财政收支还不平衡，匪特破坏交通，一部分投机商人兴风作浪所引起的。面对乱局，邓小平指挥若定，与不法商人斗智斗勇。邓小平依靠中央zf从上海组织大批申纱，从川东地区调集大批粮食大量供应市民，从3月1日起物价普遍回落，10日后基本扭转物价猛涨的势头。与邓小平在重庆打赢"大米战争"的同时，贺龙在成都与不法奸商的"棉纱战争"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邓小平通过这次较量，初步尝试了价格杠杆的作用。他总结道："这次重庆物价上涨，就是贸易工作没做好。固然有客观原因，但是我们在应该抛售货物的时候没有抛，这是不对的。中央规定，以后凡是应该卖的一定要卖出，否则要受市场的惩罚。现在什么是主要政治任务呢？稳定物价。革命如何才有保证呢？也就是稳定物价。"到6月底，当美国发表侵略朝鲜的声明后，投机商人再次兴风作浪，一个月之内，重庆物价平均指数上涨23%。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再次运用价格杠杆向投机商人宣战，8月下旬，西南各地物价止涨回跌，不法商人血本无归，再也掀不起什么大浪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突出的困难和压力之一，就是物价飞涨，市场剧烈动荡，严重冲击着社会生产和人民的生活。从49年4月到1９５0年2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全国就出现了四次大的涨价风。其中，尤以1949年10月至11月的一次为害最大。据天津、西安、上海、汉口四大城市统计，在1949年10月10日到１１月20日的4０天中，天津：面粉价格上涨2．4倍，大米上涨3倍，白布上涨3．6倍，纱上涨3 8倍；西安：面粉上涨3．6 倍，大米上涨3倍，白布上涨2．5倍，纱上涨2．1倍；上海：面粉（至11月10日）上涨1．5 倍，大米上涨1．7倍，白布上涨2．6倍，纱上涨3．6倍；汉口：面粉上涨2 １倍，大米上涨2 倍，白布上涨2．3倍，纱上涨2．5倍。从全国看，1949年一年之内，物价指数平均上涨19 倍。物价如脱疆的野马猛烈上涨，使市场陷于动荡不定和严重失控的局面，剧烈地冲击和破坏了国家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动摇着遭受长期战争破坏十分脆弱的国家的经济根基，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不解决物价和市场问题，新中国不可能站稳脚跟，社会改革、经济建设也将无从谈起。
　　为了平息物价上涨风，牢牢掌握市场领导权，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建国后的第一个月，人民zf即开始集中力量，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场平抑物价、控制市场的斗争。由于指挥得当，斗争有力，这场斗争进行得有色有声，立竿见影，获得了全胜。毛泽东兴奋地指出：这场斗争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建国初期物价猛涨的原因
　　建国初期物价猛烈上涨，有历史的现实的各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建国初期物价猛烈上涨，市场秩序混乱，是国民党zf在中国20多年腐朽统治所造成的严重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难于在一夜之间将其消除。 国民党zf在大陆统治期间，为了实行其独裁内战政策，维护其对人民的血腥统治，在经济上实行了通货膨胀政策。从1936年7月到1948年8月的11年间，其货币发行额由14．1亿元猛增到6636946亿元，增加了47万倍。同期，上海物价上涨571．4万倍。1948年8月，国民党zf改发金元券，发行额为2 2亿元。到１９49年上海解放前夕，金元券发行额已达679458亿元，为金元券开始发行时总额的30．7万倍。同期，上海物价上涨64４１万倍。这样的大量发行货币，造成货币急剧贬值和物价猛烈上涨，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是罕见的。当时有人做了个有趣的计算：如果说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以买两头黄牛，那么到1938年就只能买一头猪，到1943年只能买一只鸡，到１947年只能买一个煤球，到1948年连一粒大米也买不到了。由于国民党zf发行的货币不断贬值，毫无信誉可言，于是黄金、银元、外币，甚至清王朝发行的铜元都成为市场上通行无阻的硬通货，人们竞相购买贮存。倒卖黄金、白银、外币，囤积重要商品，买空卖空成为最赚钱的行业，在社会上滋生了一大批投机商人。他们手中握有大量投机资本，专门从事金银、棉纱、粮食等重要物资的投机倒把。仅上海一地就有二、三十万人从事"踢皮球"、"抢帽子"等商业投机活动。专门从事投机倒卖的纱号有365家、棉布号2371家、糖行61４家，及数以千计的地上、地下钱庄和无法计算的在马路边倒卖银元的银元贩子。在"工不如商，商不如投"的经济畸形发展下，许多工厂、商店也卷入了投机行列，以大部分资金和力量进行投机活动。
　　其次，国家为了缓解财政困难，维持庞大的军事行政费用支出，通货发行过多，也是造成物价上涨和市场不稳的一个重要原因。 　建国初期，人民解放军为了追歼国民党残余武装，统一大陆，战争还在华南、西南等大片国土上紧张进行，军事费用开支很大。1949年军费支出占全年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1950年仍为４１．1％。还由于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人民zf对旧有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以及对国民党zf人员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人民zf所负担的公教人员急剧增加，总数由1949年的700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900万人，这需要一笔很大的财政支出。另外，人民zf还要拿出相当数量的资金恢复被战争破坏的交通和其它生产事业，救济城市的失业工人和农村受灾的灾民。但是，由于这时工农业生产尚未恢复，正常的税收制度尚未建立起来，国家的财政收入十分有限。老解放区的农民多年来已经为抗ri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流血流汗，出人出粮，作出了巨大牺牲，解放后他们还承担着数额不小的农业税（约占其总收入的19％），再也不能增加他们的负担。还由于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相对独立的财政管理制度尚未改变，主要财政收入尚分散在各地，这就更加剧了中央财政捉襟见肘、十分拮据的局面。1949年国家财政赤字约占全部支出的2／3。1950年虽然经过精打细算，财政赤字仍占预算总支出的18．7％。为了弥补赤字，维持开支，国家不得不增发货币，以解燃眉之急。人民币的发行额如果以1948年为基数，到1949年11月就增加了11倍，到1950年猛增为270倍。这样做的结果，虽然一时满足了财政支出的需要，但必然引起市场供求的不平衡，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同时，也给投机资本以可乘之机。1949年11月到1950年1月，人民币发行额由20000亿元增至41000亿元，增幅为一倍；同期物价相应上涨40％，上海的面粉上涨幅度为80％。
　　再次，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投机商人和投机资本的乘机兴风作浪，也是造成解放初期物价骤涨、市场剧烈震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建国初期，仅仅由于通货发行过多而引起的物价上涨，其幅度和速度还是可以控制的。而建国初期物价的失控和暴涨，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市场剧烈动荡，则是和社会上的投机商人和投机资本的作怪分不开的。人民zf在接收国民党的旧摊子时，不得不把一批投机商人和投机资本也接收过来。这些投机商人和投机资本积习难改，他们无视新中国的成立，低估了人民zf的力量，妄图由他们继续操纵市场，乘人民政权刚刚建立立足未稳，货币发行过多和物资供应不足之机，在市场上兴风作浪，混水摸鱼，牟取暴利。1949年春，华北地区春旱，青黄不接，市场粮食供货不足，投机商人认为有机可乘，大肆抢购套购和囤积粮食，引起市场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涨。4月4日，北京市场每袋面粉1800元，4月30日上涨为2800元。天津3月下旬到5月上旬，玉米面上涨26１％，小米上涨203．7％。这股涨价风，很快波及华中、山东、苏北等地。6月，由于帝国主义和T_W国民党对上海进行轰炸和封锁，江浙一带又遭水灾，部分交通受阻，上海投机商人带头抢购囤积粮食，哄抬粮价，随后又把抢购囤积的目标扩展到棉纱、布疋等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又一次掀起了带有全国性的涨价风。从6月20日到7月21日一个月中，上海米价上涨4倍，纱价上涨一倍。此次涨价风波及到华东、华北、华中、华南等地。10月，由于国家货币发行过于集中（该月的货币发行量为7月的4倍），市场游资增加，商品供不应求。于是上海、北京等地投机商人串通一起，南北呼应。他们用电话互通行情，共同行动，集中资金同时抢购粮食、棉纱、五金、化工等商品，造成上述商品的价格每天以20％到30％的速度上扬不止，形成建国前后来势最猛、范围最广、幅度最大的一次涨价风。到11月底，上海每担大米的价格上涨到400000元，为7月份当地价格的5倍多。10月10日到11月20日，一个多月中上海棉纱价格上涨3 6倍，棉布价格上涨3．5倍，大米价格上涨2．7倍。１１月12日，北京同益兴米面粮店，一日之内四次提高粮价，早市每袋面粉3 5元，中午3．8元，下午4元，收市时达到5元，从早到晚一袋面粉的价格上涨23％。11月7日，为平稳物价，上海市贸易部门集中抛售大米911万斤，相当于平日市场销售量的10倍，但很快为投机商人抢购套购一空。以上情况足见建国初期社会上投机资本的能量及其在涨价风中的恶劣作用了。
　　人民zf平稳物价的斗争
　　物价猛涨，市场不稳，严重地阻碍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对投机商人祸国秧民的投机倒把扰乱市场的行为，广大群众深恶痛绝，强烈要求人民zf予以制止。
　　能否刹住涨价风，稳住市场，这是建国后人民zf在经济战场上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人民zf的高度重视。
　1949年7月组建了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它成立后抓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稳定金融物价。8月，中财委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经济工作会议。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会议在科学分析全国财经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财经困难，平稳物价的四项办法：一、精简节
约，"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匀着吃"；二、在新解放的农村抓紧征粮，在新解放的城市抓紧收税；三、发行2４00亿元胜利公债；四、由中财委主持从各地调拨物资，首先保证上海需要的粮食、棉花和煤炭，稳住上海，恢复生产。会议还统一规定了各地的秋粮征购任务，1949年8月至12月份的货币发行量和各区域之间的物资调拨计划；统一全国税率，决定建立由中财委领导的统一的发行库；建立全国性的花纱布公司、中纺公司、土产公司，集中掌握几种重要物资。
　　毛泽东十分关心经济工作。他致电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负责同志，要他们亲自抓财政、金融、经济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经常讨论财经工作，不能以为只是财经业务机关的工作而稍有放松。
　　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和中央人民zf的直接领导下的平抑物价、控制市场的斗争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以1950年2月全国财政会议为界，前一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打击投机资本，刹住涨价风，树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后一阶段工作的重点是
对全国财经工作实行统一管理，争取财政收支平衡，紧缩通货，用釜底抽薪和治本的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物价上涨，市场不稳问题，为实现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条件。
　　 在第一阶段，为了刹住涨价风，稳定市场，树立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人民zf采取了以下一些果断和有力的措施。
　　（一）加强金融管理，严禁金银外币流通，取缔和打击银元投机活动。
　　为了统一货币管理，树立人民币的法定地位，各地在解放后，立即由军管会和人民zf颁布有关金银外币管理办法，宣布人民币为国家法定货币，任何人不得拒用；严禁以金银计价和在市场上流通买卖；黄金白银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挂牌收购。
　　但是，要用人民币把黄金白银挤出市场，绝不是一纸法令就可以办到的。尽管人民zf发布了有关货币管理的法令，但仍有不少商人拒用人民币，或者拿到人民币后赶快换回货物。常常是人民银行早上发出的人民币晚上又如数回到银行。少数金银投机分子更是
公然蔑视和对抗人民zf的法令，依然我行我素。其金银投机活动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加猖狂。银元贩子公开在大街上兜售和收购银元，敲打银元的叮铛声响成一片。他们公然宣称："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在他们的操纵和哄抬下，市场金银价格不断上涨，同时也带动了物价的上涨。上海从解放的那一天算起（5月17日），到6月9日短短的23天中，黄金的价格上涨2．1倍，银元的价格上涨１ ９倍，市场物价指数上升了2 7倍。为了平息银元上涨风，稳定市场，上海市人民zf曾于6月5日向市场抛售银元10万枚，但立即被投机资本吞没，未能达到预期目的。随后，上海市市长陈毅，应广大市民要求公开发表讲话，要求投机者遵守zf法令，赶快洗手不干，否则zf将采取断然措施。陈毅市长说，人民zf反对不教而诛，但假如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勿谓言之不预了。
　　 然而，投机商人把人民zf的劝告视为软弱的表现。在多次劝告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上海市人民zf采取了断然措施。6月10日，在事先进行周密调查和准备的基础上，查封了上海市金银投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依法逮捕和惩办了238名首要投机犯罪
分子。其它城市也同时采取了行动，武汉市人民zf逮捕了银元投机贩子200余人，查封了两家专门从事金融投机的大钱庄。广州市人民zf查获和封闭了地下钱庄170家、梯刀门媚（街头银元兑换店）498档。在打击金银投机分子非法活动的同时，人民zf还加强了对私营金融企业的管理和监督，加强人民币的宣传和对城乡市场的占领。通过以上活动，基本上制止了猖獗一时的金银投机活动，基本上把金银挤出市场，巩固了人民币的地位。这对扭转建国初期市场的混乱状态和初步稳定物价起到了积极作用。上海在查封证券大楼的第二天即6月１１日，每块银元的价格由20００元人币降为1200元人民币，大米价格下跌一成左右。第三天即6月12日，米价又下跌一成，食油价格下跌一成半。
　　（二）对重要商品实行集中控制、统一调度和适时抛售，对投机资本进行摧毁性的打击。投机资本在金银方面的投机活动受到打击和遏制后，他们不甘心就此洗手不干，又将投机目标转移和集中到粮食、棉纱、棉布、煤炭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方面。国民党特务也猖狂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大米、棉纱、煤炭），就能置上海于死地。"
　　在投机商人的操纵下，上海从6月21日到7月21日，米价上涨４倍，纱价上涨1倍。从１０月上旬到11月下旬，米价上涨3倍，纱价上涨3 ８倍，布价上涨3．5倍，煤油、火柴上涨2倍。其它城市物价上扬程度大体和上海相同。投机资本错误估计了形势，过低估计了人民zf的力量。8月中财委上海会议以后，人民zf对制止市场物价上涨已做好了充分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建立了强有力的统一指挥机构，各国营专业公司准备和掌握了大批物资，静待时机，予投机资本致命一击。在投机资本掀起第三次涨价风时，从11月15日至30日，人民zf每日从东北调运1000多万斤粮食入关，把陇海沿线的纱布调运至西安。天津市准备了粮食6000万斤、布疋35万
疋、棉纱5000件。上海准备棉布110万疋、棉纱２８００0件，还有数千万斤粮食。汉口准备棉布30万疋、棉纱8000万件。西安集中棉布40万疋。在重庆，调用大量军车秘密把棉布、棉纱、粮食从四周各地集中到市内。11月中下旬，当市场物价在投机商人哄抬下已达到顶点之时，中财委连续发出指示，指导各地集中时间、集中物资统一向市场抛售。大量粮食、棉纱、棉布涌入市场，使投机资本措手不及，无法吞下。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物价急剧下降。从25日起，全国各地国营商业连续集中抛售10天后，粮、棉等商品价格下跌30－40％。在物价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囤积商品已无利可图，而且会越囤越亏损，于是投机资本把原来囤积的商品纷纷抛出。问题是各方都在向市场抛售，只能是越抛市场商品越多，商品越多价格愈是下降。很多投机商人的资本是用高息向私人银行、钱庄借来的，由于其所囤积的商品亏本，同时还要向银行钱庄付出高息，结果是两面挨耳光，不少投机商人因亏累过多而破产。许多私人银行、钱庄也因贷给投机商人的款项无法收回而倒闭。经过这一次严重打击，投机资本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从此难成气候了。
　　（三）加强市场管理，规范交易行为，严禁投机倒把、非法交易。
　　为了控制市场，制止和打击投机商人的投机违法活动，人民zf还运用行政力量和法制手段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制定和公布了一系列有关私营工商业和交易市场的管理条例和办法。如规定私营工商业必须向有关部门登记，未经审查批准者一律不许开业；建立
市场管理机构，设立交易所，实行凭证入场交易制度；交易场内一律现金交易，禁止买空空和场内转帐；对市场价格实行核价议价制度，禁止哄抬物价；对大宗采购实行管理，无论公私均须登记；对违犯有关法令、囤积居奇投机倒把者严加惩处。人民zf以法办事，言出法随，北京市１１月13日逮捕了16家粮食投机商，对"粮老虎"王振廷作了公开审判。上海市逮捕了庄丰等7家粮食投机商。严格的法制管理和对投机商人的依法严厉打击，对于建国初期控制市场、平抑物价也起到了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
　　（四）人民zf还采取各种措施紧缩通货，解决市场供求关系。 主要的措施有：发行一亿份人民胜利折实公债；健全和加强税务机关以及有关规章制度，增强税收工作；开展折实存款，大力回笼货币；除特许外，银行暂停一切贷款，并加紧催收到期贷款；暂停支付工矿投资和收购资金（少数特殊者除外）；地方经费可以迟发者一律推迟，等等. 平抑物价、控制市场的第一阶段的斗争，在中央人民zf的精心指导，各级地方人民zf的协同努力，及全国人民的支持协助下，取得了全胜。从1950年3月开始，全国物价 逐渐回落和趋向平稳，市场开始向稳定有序方向发展。然而，这只是初步胜利，并且是很不巩固的。因为建国初期物价波动，市场不稳的根本原因是国家财政存在巨额赤字，人民币发行过多，市场求大于供。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仍然存在通货膨胀和贬值的隐患，投机资本也可能死灰复燃。针对这种情况，平抑物价、控制市场的斗争在1950年 3月以后，转入了一个更深层次和更加关键的攻坚阶段，即统一财经管理，增加收入，压缩开支，从根本上解决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问题。
　　1950年2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全国财政会议，着重讨论了财经管理问题。会议认为，国家面临的财政拮据，入不敷出，固然有军事行政费用开支巨大、税收不足等原因，但战争时期遗留下来的财政分散在各地管理，国家收入的大部分，如公粮、税收都
控制在地方，而国家的主要支出，如军事行政费用、基本建设投资、社会救济金由中央负担，从而削弱了中央财力，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原因。1950年国家财政预算赤字为18 7％，折合小米70亿斤，然而第一季度按预算该收的没有收齐，而支出部分却大大超过预算，赤字为43％。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货币发行额将难以控制，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局面将不可避免，前一段治理的成果也会化为泡影。 会议当机立断，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对全国财经工作实行统一管理，把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集中到中央，全国物资统一归中央贸易部调度，现金统一归中国人民银行管理。统一财经管理的目的是，把分散在各地的财力、物力集中起来，统一管理，统一调度，统一使用，增加收入，减少开支，达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现金出纳平衡，从根
本上解决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问题，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会议还决定成立以薄一波为主任委员的全国编制委员会，负责制定和统一全国各级军政机关人员、马匹、车辆的编制和供给标准。成立以陈云为主任委员的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配委员会，负责清理全国各种仓库的物资和统一调配。
　　1950年3月3日，中央人民zf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规定：（一）全国的公粮（除5－15％的地方附加税）、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批准的地方税除外）和中央人民zf经营之企业应上缴的利润、折旧金一律统归中央支配和使用。地方和企业必须按时上交入库，没有中央人民zf的支付命令，任何人不能动支；（二）国营贸易机构的业务、物资均归中央贸易部统一管理和指挥，非经中央贸易部批准，任何部门不得改变由中央贸易部规定的业务计划和调动国营贸易部门的物资；（三）一切公营企业、机关、部队及合作社的现金使用、存留均统一由中国人民银行实行计划管理，各单位和各地之间限额以上的交易、结算往来必须经银行转帐、汇拨，禁止使用现金往来。决定指出，实行全国财政经济管理之后，可能给地方带来种种不便和困难，但这种困难，比之全国财政经济的管理继续不统一和金融物价大乱而来的困难，其范围、程度和后果要小得多。因此，必须强调部分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宁愿忍受若干较小的困难，以避免发生更大的困难。中央要求各地同志对今后财政经济工作要更加积极负责。
　　 中央人民zf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及其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受到各级地方人民zf和全国人民的拥护。早在2月全国财政会议之后，各大区、各省都先后召开了专门会议，传达和讨论了中央有关统一国家财政经济管理的决策和部署，统一思想，
提高认识，同时积极拟定在本地区贯彻实施中央有关统一财经管理工作的方案。中央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发布后，他们立即行动，认真贯彻执行，使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迅速收到预期的成效。从第二季度开始，中央财政收入急剧增加，补助地方数额相应下降，第一季度各大区上解中央的财政收入数为全年应上解数的7．9％，中央补助地方的数字则为全年应补助数的43％。到第二季度，各大区上解数为全年应上解数的39．9％，中央补助地方数则为全年应补助数的14 7％。第一季度中央财政赤字为43％，第二、三季度分别下降为40％和9．8％，到第四季度再下降为6．4％。这一年，全年总收入超过原预算的31．7％，其中公粮收入超过4％，城市税收超过62．9％，关税超过83．6％，盐税超过 33％，国营企业利润及折旧上缴超过18．4％。由于这一年10月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和其 它原因，当年财政总支出虽然超过原预算的9．3％，但收支相抵，财政赤字由原概算的 18．7％下降为4．4％。这样的成就，在建国初期困难重重，问题成山，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情况下，不能不是一个奇迹。这充分说明了中央人民zf是一个有能力、有权威、有效率的zf，自然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平抑物价斗争的胜利及其经验和意义
　　由于国家对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使财政赤字大大减少，货币发行量受到有效的控 制，以及各种国营经济机构的建立和对重要物资的控制，保证了市场的必需品的供应，因而从1950年第二季度开始物价逐步下降，市场日趋稳定。如果以1949年12月全国15个
大中城市主要商品批发指数为100，则1950年1月为126，2月为203 3，3月为226．3，4月为 169．9，5月为156．7，6月为155．8，7月为160．8，8月为173 ６，9月为177．8，10月为 185．8，１１月为193．3，12月为193 2。可以看出，1950年物价基本呈平稳状态，6月以后物价有所上扬主要是受朝鲜战争的影响，但其上扬幅度并未超过第一季度的指数。再用稍宽视野观察物价总趋势如下：以1950年3月全国主要商品批发指数为100，4月为75， 5月为69，12月为85．4，1951年12月为96．6，1952年12月为90 6。根据以上情况，毛泽东在1950年6月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兴奋地宣布：我们现在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 一批胜利，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物价趋向稳定，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好转。
　　由于市场物价稳定，人民群众不必为物价一日三涨担心，不必有钱就去抢购商品，而是可以大胆放心地把暂时不用的钱存入银行。因此，从1950年3月以后，银行存款节节上升，市场游资相对减少。截止6月，人民银行存款总额比2月底增加4倍以上，超过货币发行总额的82％。从此，国民经济开始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阶段，为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社会改革的进行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建国初期人民zf一举稳定了物价，解决了国民党反动zf十多年不能解决的通货膨胀、贬值和物价上涨的问题。这不仅是建国初期经济战线上的一个巨大胜利，而且也是建国初期政治战线上的一个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帝国主义和T_W国民党盼望着新中国失败。他们说："GCD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长期轰炸，可以动摇中共统治"。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狂妄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可以置GCD于死地。 "帝国主义和T_W国民党妄图借经济上的困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在民主人士中也有相当一批人对GCD和人民zf治GONG AN邦的能力表示怀疑，说："GCD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上海的资本家说："GCD是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财经打零分。"他们担心GCD和人民zf能否站得住，因而二心不定，还下不了决心靠近GCD和人民zf。广大人民群众拥护GCD，拥护人民zf，希望GCD和人民zf把事情办好，但对GCD和人民zf能否把事情办好也不是没有疑虑的。特别是在革命胜利后的经济改组中新产生的一些困难，以及物价上涨、市场不稳定也多多少少损害了他们的某些利益，他们对人民zf也有不满意的地方。总之，建国初期人民zf能否稳住物价，度过困难，把经济迅速引向好的方面发展，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关系到新中国能否站得住脚，人民群众会否一心一意拥护人民zf的问题。人民zf一举平抑物价，顺利地解决了建国后经济上的第一个难题，用自己漂亮的行动回击了敌人的挑战，粉碎了他们静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垮台的幻想；同时也解除了群众中存在的疑虑以及物价不稳给他们带来的困难，使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人民zf的周围，上海资产阶级对人民zf不用军事力量而能迅速稳定物价，深表敬佩。GCD和人民zf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说明，他们不仅能得天下，而且善于治天下，他们有能力把旧中国改变为一个新中国。
　　建国初期，人民zf平抑物价、控制市场的成功经验：首先，与人民zf在冷静分析形势，掌握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正确采用经济手段，辅之以行政手段的有效治理分不开。物价上涨，市场不稳，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必须用经济手段加以解决。人民zf对症下药，抓住关键环节，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以统一财经，整顿收入，压缩赤字，紧缩通货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从而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在和投机资本作斗争中，人民zf也不是一味依靠禁止、抓人的办法，而是依靠强大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及其雄厚的实力，筹集掌握大量市场急需物资，选择适当时机在全国各大城市统一集中抛售，运用市场规律给投机资本致命一击，使其毫无抵抗之力。在经济斗争中，行政手段也不是毫无作为的，运用得当也会产生极大的效力。在和投机资本作斗争中，国家明令禁止金银外币在市场上流通，查封上海证券大楼，封闭地下钱庄，制定和颁布市场交易规则，依法严惩少数屡教不改危害严重的投机倒把分子，等等，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没有这些措施，很难迅速压制投机资本的嚣张气焰。
　　其次，这场斗争的胜利，还和人民zf在统一财经工作中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集中和分散的关系分不开。建国初期在国家经济困难、财力不足的情况下，把有限财力、物力集中到中央手中使用，这对于迅速缓解财政困难，集中力量和投机资本进行有效的斗争是完全必要和不可缺少的。当时经济构成比较简单，摊子也不大，情况也不复杂，实行集中统一管理是可能的。如果在建国后全国已统一的新形势下，还延续战争时期各根据地财经独立存在、分散管理的状态，其结果只能是分散国家财力、物力，形不成一个拳头，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而且会在和投机资本斗争中失败。但是所谓统一，也不是不分主次巨细把一切权力和财物都集中到中央。没有必要的分散也不适合我国地域辽阔的特点。因此，中央人民zf在统一财政经济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充分地考虑到地方的权益及它们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在把主要收入集中到中央的同时，也为地方保留了一定的收入和财力。如公粮中的地方附加粮，税收中的印花费、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等10多种税收归地方zf支配；在超额完成国家税收后，对超过部分地方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留成；地方经营的企业收入完全归地方所有，等等。这就形成了大统一、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的局面，调动和发挥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再次，这场斗争的胜利，和人民zf在财经工作中正确处理生产和财政之间的关系分不开。毛泽东早在抗ri战争时期就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
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陈云在指导稳定物价、控制市场工作中，也一再指出： "眼光要放在发展经济上。要注意节省开支，但更要注意增加收入。节流很重要，开源很重要，所谓开源，就是发展经济"。很难设想，没有相当发展的经济，没有足够的商品，就可以保证财源茂盛和市场稳定。就物价抓物价，就市场抓市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据这一认识，在建国初期，人民zf一方面采取各种手段稳定物价，控制市场，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生产的发展创造条件，一方面积极抓紧各项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争取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奠定了一个牢固的基础。稳定市场和发展生产是相辅相成的，但根本点还在于发展生产。
　　 建国初期平抑物价、控制市场斗争的胜利，还和人民zf充分相信群众，紧密依靠群众，及人民群众对zf的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分不开。建国初期，党把财经困难及解决的办法，如实告诉人民，号召人民支持zf的工作。全国人民积极响应zf的号召，踊跃缴粮纳税，购买公债，协助zf打击投机倒把，努力生产。第一期一万万份胜利公债，从发行之日起不到一月的时间就被全国人民认购一空。他们还以忘我精神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开展爱国增产运动。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人民zf的工作人员，继续发扬光荣革命传统，过着艰苦的生活。所有这一切，对于当时克服经济困难，完成平抑物价、控制市场的任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这场斗争的胜利，还和中央人民zf的强有力的领导，纪律严明，上下一致，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分不开。
　　建国初期平抑物价、控制市场的斗争及其胜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一页，它为新中国的巩固和大踏步的前进，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和条件。它证明中国GCD和中国zf不仅能得天下，而且能治天下。虽然这场斗争已经过去40多年了，但其中许多有益经验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建设也不无借鉴和参考作用．
　　　　　　　　　　　　　　　　 　　　　　　　　　　　　　　　　　　　（范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