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风险
2005年07月11日 12:59 【文章字体：大 中 小】
一、提出问题

中国2005年的池州事件（一件发生在闹市的普通交通事故，一步一步扩大失控，最后演化成接近暴乱的群体性事件，闹事者焚烧警车，哄抢商场，最后当局出动500名武警平定局面），在中国民主进程的历史上，这个完全与“民主”无关的事件将被永远记住。因为这个事件向当局和大多数老百姓发出一个信息——在中国，太容易出乱子了，而且一出就是不可收拾。事件后的第二天，出现在当地官方报纸上的社论文章大字标题，是邓小平的名言“稳定压倒一切！”

二、分析问题

邓小平的担忧是不无道理的。他当时针对的，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气候”，是其时，部分掌权阶层的官员、军人、知识分子和学生界中民主思潮“泛滥”，而“双轨制”及各项改革的不彻底造成的社会不公与腐败却越演越烈，让国人深恶痛绝，在民主思潮的启蒙下，社会各层面共识都把这些“绝对的腐败”的根源归之于“绝对的权力”，解决的办法只有实行西方式的民主改革。当时，在专制铁幕的统治下，人心思变，暗流汹涌。邓小平感觉到，民主的确是中国的目的，但是该在什么时候办什么事更加重要。至少，中国需要几十年的社会稳定来让中国的国力与经济结构发生质的飞跃，如果这最关键几十年的“代价”是独裁统治，而这种统治又促进（至少不是阻挠）中国腾飞的话，那么中国可以忍受。结论是——“稳定压倒一切”。

在有关池州事件的电视报道里，出现了一些哄乱的暴乱镜头，让人想起以前新闻报道中遥远的某些动荡不堪的非洲或南美小国。如果中国13亿（一说是14亿）人陷入社会动荡，当前有序进行的经济与政治改革就马上被迫中断，而且亿万普通的中国人马上就陷入最基本的治安与生存威胁，暴徒们四出烧杀抢掠强奸，商店被哄抢而全面停业，警车被焚烧而警察无法维持治安，政府被冲击而瘫痪，天下大乱而流寇四窜，这无疑是人间地狱。与10年文革不同，10年“浩劫”的整个过程并没有丝毫影响共产党的绝对权威，所以高层很容易从上而下地控制全国局面。但是今天经历了开放的中国，不再存在一个在精神或信仰层面上占绝对权威的力量，“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已经腐蚀了整个民族的组织性、道德基础与凝聚力，通信发达发而使流言更容易、更迅速地在地区与地区之间传播，从而加重社会的恐怖气氛、增大群众的心理压力，酝酿出更剧烈的动荡。

这就是民主改革的风险。动乱的风险不是由民主本身引起，而是产生自其向民主推进的过程。在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社会进行民主改革，更可能得到的是菲律宾式的街头民主闹剧；在一个有着专制统治传统的社会进行激进的民主改革，引发的动荡与激越，可以参考法国大革命的血腥与惨烈；在整个经济基础与人口结构属于“农业社会”的国家里，大多数人口缺乏组织与重建一个现代社会的训练、经验与知识，与组织良好的工业国家相比，一旦发生战争与暴乱等社会动荡，社会自我康复与治疗的可能性更少、时间更漫长。更危险的是，中国三者皆有之。中国没有法治传统，只有人治传统；中国没有共和传统，只有专制传统；在经济基础上，中国现在还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初步阶段，超过70%的人口依然是农民。

三、解决问题

1， 法律在社会的有效执行，不等于“法治”，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法治是指立法、司法体系相对于行政体系的独立与相互制衡，法治，是整个社会对于法律精神的尊重。否则，依靠强权或行政权威推行“法律”，一旦强权或行政权威本身倒下，“法律”就荡然无存。法治难以建立的原因是“法律不被尊重”；“法律不被尊重”的源头是行政对司法与立法权力的强占与干预，从而导致社会对所谓“法律”的玩世不恭；行政当局力量独大的根源在于一党专政的“绝对权力”，回过头，民主政治改革的风险又在于社会没有法治传统——这是个死循环。因此，制衡执政权力过大、建设法治社会的努力，在统治精英阶层中间没有停息过，并尽量以温和的形式出现，以减少对社会的冲击。比如，逐渐加大了“人民代表大会”（议会）的实际权力，使社会舆论参与、支持“人大”机构的立法工作，并使之成为推进民主改革的主体；制衡与压制某些权力过大的行政机关，以“建设政治文明”、“人性化”（也许连当局也感觉到，某些强横傲慢的垄断部门实在太没人性了）、“关注弱势社群”的面目出现。目的只有一个：制衡行政权力，加大立法体系的权力，法律要公民参与，被公民尊重，从而形成法治社会存在的土壤。

2， 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尤其是专制的传统。中国人几千年没有“自治”与“共和”的概念。自基层（村干部直选）民主建设的意义，不在于其自下而上逐步扩大（民主直接选举从村扩大到乡，从乡扩大到县，从县扩大到市，从市扩大到省，从省扩大到国家政府）的想象空间，而在于在最基层的层面上完成中国人，尤其是最多的中国人——农民的民主启蒙运动。这种对“自治”与“共和”的启蒙意义，对中国的政治生态影响，将更加深远。

3， “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一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中心。工业社会的组织良好，是农业社会无法比拟的。当一个国家遭遇战争甚至战败，即使国家被打个稀巴烂，但只要整个主流社会由训练良好的技术工人和经验丰富的商人组成，这个国家的经济很快就会井井有条地重新组织起来，并重归繁荣。连续经历世界大战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的重建历史就很详细解释了，曾经被打成一片废墟的国度，为什么没有倒退回农业社会。而战胜国的中国，虽然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一直到今天，还在为了摆脱农业社会并向工业社会迈进而苦苦努力。

在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重要关头，不但是经济规模的转移，而且是更为复杂的、“人口”的转移。仅仅凭借一个国家的力量，有组织地要将9~10亿农业人口，变为工业和第三产业人口，这是人类发展历史上从来没有有过的、最惊天动地的事情。农民要吃饭，农民要生孩子，农民要他的孩子也能吃上饭，读上书、受教育、受正规的职业训练，以便将来可以在城市找份好工作。每当我看到嘴里说着土话，脸晒得黝黑，衣服满是泥尘的农民工，心中总是对这些伟大的人们充满敬意。农民不仅要在农田务农种米，养活中国，还要做城市里最苦、最累、最肮脏的工作，而且是因为其弱势，反而成为最被歧视的群体，在他供养起来的国家里，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他在他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却只能“暂住”。

其实农民并不拥有土地。无论从名义上还是从“法律”上。土地是政府当局的，农民并没有产权，当局也从来没有向农民发出过法律上的产权证明，证明他在法律上拥有他耕作的土地。相反，当局推出的法律全面剥夺了农民的农业土地产权，这也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一个财产剥夺案例。农民实际上拥有的，只有一份租约（耕作承包合约）。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在这个意义上，农民是比城市工人更彻底的无产阶级。

从生产作业组织，到农业基础建设设施（如水利建设），农业的现代化生产都要求农业用地的集约与规模，并促使现代农业产业企业（如美国与日本的现代化农场）的出现,并成为新农业的主体。否则，这个经济体无法由5%的人口养活其余95%的人口。农业用地的市场化的、大规模的合理兼并，在农业用地产权不明确的情况下，也根本不可能发生。

所以，中国要走好民主改革的一步，就必须要走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步，而要走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步，除了加快工业化进程，就要做好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使农民变成有产者，足以使其支付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居住成本与教育成本。同时以市场的无形之手达成农业土地的流转与兼并，促进农业产业本身的升级换代。

四、最后结语

民主的风险，最大程度上，还在于改革过程中造成的社会不公，促使整个社会以浮躁的心态去面对改革。部分因腐败而暴富的案例现实存在；某些富人们肤浅低俗的炫耀性奢侈消费，与连基本生存都没有保障的底层群体，形成巨大的反差，促使整个社会的心态越来越“浮躁”。“池州事件”的负面作用在于，它向当局和民众发出一个错误的信息，认为中国太容易乱，而为了压倒一切的稳定，应该扼杀一切的不同声音与不同意见，从而拖缓整个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工业化进程。

这才是民主最大的风险。


作者：邱治平

来源：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