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打假线人集体倒戈 助造假者与政府周旋


作者: 天吃星 R , Jul 21,2005,04:58 回贴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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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东一些沿海城市造假泛滥、走私猖獗，烟草、工商、海关等部门发出“悬赏令”，号召群众举报，打假、打私线人应运而生。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原在造假、走私企业务工的农民工纷纷举报自己的老板，成为最早的线人。
据新民周刊文章，这股“线人风”很快蔓延，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到工厂或公司卧底收集证据，其中又以江西、四川、福建籍的为主。总有一些人蛰伏在工厂的周边，仔细辨寻造假者的蛛丝马迹；总有一些人躲在小巷的隐蔽处掏出手机，左张右望，向执法部门通风报信。一批打工者因此致富，更多的人从老家跑来广东“淘金”，他们形成了一种以血缘、地域为纽带连结的庞大的人际网络。在潮汕地区，甚至出现了几百名打假线人整天开着摩托车一路跟踪运假车辆的场面，令人叹为观止。

悬赏的领域不断拓展，线人也在不同的领域出现：在深圳，出现了举报偷税的线人，在广州街头出现了专门偷拍违章车辆的线人。在2003年，广州市曾在全国率先聘任1200余名兼职打假“线人”，随时随地监控本辖区内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不法分子。还有打入犯罪集团内部的缉毒线人、专门举报非法加工点的食品安全线人，专门搜集新闻线索的新闻线人……今年两会期间，又有湖北人大代表提出在反腐败领域引入线人。而为构建一个覆盖全市的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网，成都市还约请 “线人”举报无证采矿、干部入股办矿。

线人不同于一般的举报者，线人长期与政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雇佣关系。但他们与政府部门之间又几乎没有任何的合同约束。在我国现行法规中，尚未发现有关“线人”或“线人制度”的规定，也就是说，在法律上，线人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身份和定位。而线人保密机制也尚未建立。

这就意味着，线人的权益保障无从谈起，而线人却是高危职业，一旦暴露身份就将招来报复甚至杀身之祸。这些打假、缉私线人整天在提心吊胆中彷徨度日。由于种种原因，不少线人后来又放弃了这个饭碗。曾经活跃在潮汕一带的打假线人甚至已经集体倒戈，帮助造假者与当地政府周旋！

6 月底的一个傍晚，记者在江西省宁都县的一家宾馆见到了曾金福，这是一个32岁的赣南农民，个头不高，骨子里透射出一股豪爽。对于这次采访，曾金福是有过一阵迟疑的，“倒不是因为你是记者，我们从没见过面，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那边派来的杀手！”这个曾在广东省潮汕地区做了7年打假线人的男子形容自己的处境说：“我必须像兔子一样，出门时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怕有人加害。”

曾金福1998年起就在潮汕一带为当地政府部门做打假线人，在同行中资格较老，因此地位也较高。这个黄老板也是与他“不打不相识”，曾金福曾先后两次向普宁市某部门举报过黄的假烟窝点，共得到线索奖励7500元。就在第二次举报的当天，曾金福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小曾，下次我请你吃饭。”他大吃一惊：黄老板怎么知道是我举报的？！

一切皆为穷所迫。7年前，25岁的曾金福在小山村实在呆不下去了。80多岁的老奶奶去世，老父又重病在身，还有1万多元外债。“家里4亩多地，年收入只有2000多元。”为谋生计，他找县委书记讨工作，然后被安排到宁都县城一家木材厂当木工，但他嫌月工资400多元太寒酸，没多久就辞职了。

他又与姨父一起到潮汕地区贩运假烟、假洗发水，“一件假烟(50条)在潮汕进价440元，拉到宁都可以卖到750元，很有赚头。”他本想就这样干下去，但才贩卖了两次就被打假部门抓住了，“损失了20多件假烟，亏了1万多元。”讨债的人整天跟在屁股后面，于是这一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带着妻子、妹妹背起行囊钻进了一辆卧铺车， 8个小时的颠簸后，他们到了汕头。

他先在一家射箭俱乐部当保安，3个月后又与妻子、妹妹跳槽到了潮阳区和平镇中寨乡一家织布厂。这实际上是一个假烟制造窝点，规模很大，有100多个工人，3台卷烟机、1台包装机，每天至少生产500件成品假烟。

“假烟利润很高，老板一天可以净赚5万元，我们的工资也不低，我参与包装、打烟丝这类体力活，月工资有1000元，老婆和妹妹做的是捧烟等轻松活，每个月也有 800元。”老板买了一部奔驰车，这种阔绰令曾金福羡慕不已，但他对自己的工资待遇已经很满足，时常在老乡们面前夸耀自己吃住不愁。

这种满足感很快被击溃，一天他听说一名同样来自洛口镇的老乡李小东靠向政府举报造假信息，一个月挣了十几万元奖金，两年下来已经积累了近百万元收入。

90年代末期，福建云霄曾是国内最大的假烟制造基地，遭到政府的强力打击。假烟企业逐渐大规模转移至潮汕地区。假冒红塔山、白沙、红梅等烟草源源不断从这里流向全国，当地政府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推出奖励政策，号召社会各界举报打假线索。

“打工就算累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曾金福想举报自己的老板，但遭到妻子的拒绝，“她认为这样做太不厚道！”3个月后，他不顾妻子的竭力反对，离开了工厂，毅然要走李小东那条致富路。他整天寻觅造假信息，不久，一个老乡透露其妹妹所在的普宁市占陇镇有一个假烟厂，厂房是用竹子和油毡纸架起的一个棚子，里面有3 台卷烟机，每天生产成品假烟400件。

他立即举报给烟草专卖局。“这是我第一次做线人，执法时我去了，吓得屁滚尿流。”他一直躲在执法车里不敢露面，收队后，要求执法人员将他送得远远的，下车后就一路狂奔，生怕有人跟踪，10多分钟后才拦了部出租车回到住处。

举报一台卷烟机的奖励费是1万元，曾这一次一共领到了3万元奖励，他兴奋不已。“我又举报了3个假烟窝点，至少有10台卷烟机，我以为一下子要发大财了，但我大清早举报，他们下午才行动，结果只打了一个点，另两个老板听到风声跑了。”曾金福放缓车速，摇开窗户，奋力将烟蒂吐出窗外，说：“我的线人生涯自此开始。”

1998年9月，曾金福决定举报那家织布厂，这一回妻子与妹妹再没反对。他找到了汕头市质检局的杜科长。杜科长带了6个人去打假，但老板叫来了很多人，一边，100多个人将杜科长几个围得水泄不通，另一边，厂里的卷烟机被迅速转移。

双方发生了激烈对抗，最后在刑警队帮助下，只收缴到了1台卷烟机，杜科长的眼睛也被打伤。曾金福没去现场，事后他从质检局领到了1万元奖励，“质检局将卷烟机送到一家正规烟厂，但老板又买了回来，当天晚上就恢复了生产。”

一台卷烟机60余万元，尽管损失惨重，但老板并不知道幕后线人是谁，曾金福的妻子与妹妹仍然在假烟厂工作。他又举报，这回企业已经转移到2公里之外的一个窝点，“假烟厂一般有几个窝点，都是些棚子，一个地方被发现就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曾金福对内幕了如指掌，他举报给广东省有关部门，但对方回答，等到多个线人的举报线索汇集到几十台卷烟机时再行动，“但那样执法，各老板会通风报信，打的少，跑的多。”于是他又重新举报给汕头市有关部门，“行动了，但说只打到了半台机子，给了我2000元线索费，而我知道那家厂有4台机子。”

曾对这个收入很不满，并怀疑打假办故意放了老板一马，于是决定以后与省部门合作，因为后者开出的价码更高：举报1台假烟机，奖励2万元。只有小学文凭的他，脑子却十分灵活，迅速摸到了线人一行的门道。受他的影响，妻子、妹妹也都辞职做起了线人。曾金福开始整理潮汕地区各打假部门的联系方式，并寻求与联合利华、宝洁等公司合作。

他发现，汕头制假主要集中在潮南区，其中胪岗、成田、田心、沙陇等地主要制造假烟、化妆品，两英等地则主要制造香皂、洗发水、牙膏等日用品。而那些产品被假冒的厂家也开出数目不等的奖金换取线人的支持。“与政府部门相比，这些公司更慷慨，随便打一个造假点就会给好几千元，只要窝点有货，1000元底薪，然后，按件提成，一件成品3元。”

曾金福身边的赣州老乡很多都在造假的厂打工，他就发动他们提供造假窝点的线索，“线索80%都是老乡提供的。我拿到奖金后与厂里的内应对半分成。”曾金福说，现在一台卷烟机每天产生的利润已经增至三四万元，而每个造假点往往都有三四台卷烟机，一般而言，造假点被打击后并不会消亡，很快就会恢复元气，因此那些老乡可以继续在假烟厂切烟丝挣钱，谁都乐意搞背后动作，拿双份工资。

曾金福说，一年下来，除去吃用开销，至少能存余几万元。他在潮汕打假线人圈子中很快成名，很多人都认为他不简单。“那时候，一些打假部门的工作人员过年时还得给我红包，请我不要把某些企业的造假线索提供给别的打假部门。”此时，越来越多在潮汕一带打工的江西人，尤其是赣州宁都人，都意识到打假是一条发财之道，他们“亲帮亲”逐渐加入线人队伍。

2003年的时候，曾金福的命运发生了转机。“帮企业打假的线人，在发现窝点后必须请当地打假部门执法，然后凭打假部门统计的假货清单去东家那里领取奖金，但问题是，不是说线人举报了，打假部门就一定会行动的。”而曾金福却在多个打假部门中都有熟人。一些线人就找曾金福帮忙去“熟人”那边疏通，作为回报，他会从那些线人口中分一杯羹。

渐渐地，他竟然成了线人圈子中的一个小头目，手下有二三十个线人，所有人发现的制假线索都汇总到他手里，然后由他出面请打假部门执法。曾金福的收入开始明显增加，他们还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打假经验，比如假洗发水厂，周边往往香味很浓，他们会化装成收垃圾的、卖小百货的，跟踪从这些厂内出来的垃圾车，然后从垃圾中寻找线索验证是否是在造假，推测造假的规模。

对假烟厂则要动些脑筋。为防止被线人举报，假烟厂往往将切烟丝的作坊与包装车间分设两处，打假者必须跟踪运烟丝或成品烟的货车，找到制假厂的藏身之处。曾金福说，一般切烟丝的工厂凭嗅觉就能发现，因为周边往往烟草味很浓烈，这是无法遮挡的。有经验的线人，甚至可以从运送烟丝的货车大小判断出假烟厂的规模。

他们一路跟踪这些货车，“假烟厂在夜里生产，每天早上可以看到一批打工的人红肿着眼睛下班吃饭，如果这些人集中出现在某个地方，而且身上有烟丝的味道，就可以断定附近有假烟厂，根据工人的数量就知道假烟厂的规模。”但不久制假者又想出了对策，“他们在工厂附近的道路上派人把守，甚至安装摄像头。一旦发现后面有摩托车跟踪，货车就开始兜圈子。”

经常，曾金福他们跟踪一部货车四五天还是不能找到假烟厂，“我们就雇一个老乡的出租车，结果成功地打了好几个窝点，但很快那些老板就找人把老乡的出租车砸烂了。”曾金福买下了这辆二手桑塔纳轿车方便跟踪。线人跟车渐渐公开化，曾说，第一次打假时怕被人打死，后来经历多了就麻木了，不怕造假者知道是他举报。

这一年线人陡然多了100多个，因为假烟厂很多，在个别乡镇一家挨着一家，一些赣州民工懒得再在厂里打工，纷纷投奔乐天渔港的小头目，甚至还有人从宁都老家特意跑来。因为胆子放开了，曾金福发了，手下人都在跟踪货车，一个月可以打到四五台烟机。

跟车是需要经费的，头目们往往都会很讲义气，先借给线人一些费用，时间一长，连潮汕当地的一些人也会向曾金福提供线索。有时候线人也会要求头目带他们去洗脚、唱歌、吃饭，当然由头目结账。这种合作调动了打假线人的积极性，效果比单独行动好得多。

如数家珍的曾金福显然对这段“光辉岁月”很是怀念。据不完全统计，从1999年以来，在这数百名“线人”的协助下，烟草专卖部门在普宁、潮阳两地成功打击收缴300多台非法卷烟机和大量的假烟成品、半成品。

乐天渔港附近有上千家造假企业，从假食用油到假药、假奶粉，从假洗发水到假电池、假影碟机，真是“琳琅满目”。渔港的男人们日落而作，日出而息，每天下午醒后就三五结群聚在楼下，要么打台球，要么打麻将，要么和女人们调侃。到了傍晚就三五一群跨上摩托车，轰然而去，往往一部摩托车上都坐着两个人。到了凌晨，男人们又开始陆续返回，楼下空空的车辆停放点也渐渐被一辆辆满身尘土的摩托车停满。

附近的居民说，曾经有一些线人摆酷，一身的青衣黑裤，好似电影中的古惑仔，所到之处，人们避之唯恐不及。因此，虽然一些人并不知道他们的身份，但也有些反感。曾金福后来竭力否认，他说线人扰民甚至依仗与当地有关部门的关系狐假虎威纯属捏造，“当然，的确没有当地人敢惹我们。”

2003年8月10日，乐天渔港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29岁的李永平与27岁的老乡邱新荣在普宁一个假烟制造窝点“踩点”时被活活打死。就在李永平倒下的地方，两边布满了油毛毡窝棚。这些都是当地的家庭小作坊，窝棚门一关，干什么的都有。他们踩点的那个窝棚后面有一个后门，门边，烟囱伸向了一个地下水池，那是为过滤烤烟时的浓重气味而设的。而在窝棚后烟丝堆得像小山，警方当场抓获装了假烟丝的货车3辆。

曾金福说，一次潮南区某打假部门的一名股长请他吃饭，席间进来一人殷勤作陪。酒过三巡，股长介绍说这就是吴老板。他的日用品厂持有合法执照，但私下却生产假冒舒肤佳等产品，曾金福之前曾带执法人员去过该厂，但未抓获现场证据。吴老板借酒向曾金福“交心”，说我找你好苦哇，今天我们是兄弟了，以后你要多多关照。吴老板的见面礼是4条中华香烟和5000元钱。

曾金福说，打假圈子中稍有名气的头目都曾在个别打假部门工作人员的牵线下坐到了制假者的宴席上。曾金福把线人比作狗，把打假职能部门比作猫，而制假者则是鼠。三者的相互联系是狗发现老鼠，然后通知猫去抓鼠。职能部门如果知假不打，线人可能通过媒体或上级部门投诉其不作为，然而如果有些部门有报必出，个别打假部门工作人员与制假者的地下利益交换就会受到冲击，因此猫和鼠不得不“分给狗一杯羹”。

线人们每天依然要去跟车寻找线索，但举报已经变为了他们领取造假者封口费的筹码。造假老板开始给线人头目进贡“茶水费”。起初的做法是，发现线人跟踪，老板打电话给头目：你的线人跟了我的车，叫他撤回，过几天请你吃饭。后来老板索性让头目派出几名线人帮助押送运假烟的车，薪水每人每月5000元至1万元不等。这些钱每个月由老板交到头目手中，再行分配，线人由此受到头目约制。

线人很快完成打假方向的调整，围攻没有提供封口费的制假老板。往往是，头目派出几个线人一路跟踪那些不开窍的老板的货车，交给货车司机一张字条，嘱托老板过几天打个电话聊聊。被盯上的老板当晚就会乖乖发出邀请函。这样，请线人押车、给头目“封口费”逐渐成为行规。曾金福说，大家本来就是为了挣钱，当然这样的做法和流氓敲竹杠没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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