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农民工追讨工伤赔偿的辛酸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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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日报》维权周刊7月18日刊登记者专稿讲述了一位农民工的辛酸经历。
　　梁中秋是贵州省黔西县人。2002年11月，他来到黔西县水泥厂的工地上做工，施工单位是重庆大足第三建筑工程公司驻黔西县工程队。2002年11月27日上午，工地上三号基坑的钢筋网突然倒塌，梁中秋和另外两位工友躲避不及，被压在沉重的钢筋网下昏了过去。因施工单位不肯出医疗费，梁中秋没有得到及时治疗最终双目失明。
　　梁中秋于2003年4月25日申请劳动争议仲裁。黔西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黔西县工程队承担梁中秋各种补偿费共计156285元。但黔西县工程队不服，遂向黔西县人民法院起诉。
　　2004年5月25日，法院开庭审判依法驳回工程队的诉讼请求。黔西工程队不服上诉。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作出裁决，以“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发回黔西县法院重审。黔西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判决黔西工程队应当赔偿梁中秋160735元。
　　黔西县工程队仍然不服上诉。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2005年3月22日作出裁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再次将该案发回黔西县法院重审。
　　就这样，在两年多的诉讼中，梁中秋倾其所有，债台高筑，一贫如洗，却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
　　三年来为了打官司，梁中秋拖着重病的身体，从村到乡、到县、到地区、到省城，不知来回走了多少次，行程数千里。别人走一个小时的路，他可能要走一天。
　　梁中秋说：“200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在上访的路上。
　　一位村里人告诉我，女儿发高烧，我必须连夜赶到家。回家途中因为路滑我摔倒滚下5米深的山沟，伤口疼痛得无法站起来。那时冰天雪地，路上没有行人。妻子看我久久没有回到家，一路叫着我的名字四处寻找，幸好那时我还能说话，妻子才在山沟里找到我……”
　　“今年6月6日，我想到省城去寻找一些帮助，因为没钱坐车，只好走路。我走到一个加油站附近，一个好心人送了我4个红薯并告诉我，摸着高速公路的护栏一直走下去，就可以到贵阳了。我摸着高速公路的护栏一步一步走，累了歇一会儿，饿了就吃好心人送的红薯，困了在地上睡一会儿。三天后的6月9日我才走到贵阳，鞋走破了，脚走肿了……”梁中秋说他相信法律是神圣和公正的，只是他不知道，这样漫长的等待还要持续多久？
　　《工人日报》为此配发短评说，梁中秋官司一打就是两年多，到现在还不能了结，从表面上看，作为被告方的用人单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上一级法院，上级法院因此案“违反法定程序”将案子“发回重审”无可厚非，但细一琢磨就觉得不对了：谁违反了“法定程序”？是下级法院还是梁中秋？也就是说，必须弄清“违反法定程序”谁之过？再者，纠正“违反法定程序”到底要耗多长时间？到底谁应承担“违反法定程序”的成本？
　　一纸“发回重审”留给人们的是种种质疑。但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梁中秋在饱尝着因“违反法定程序”而衍生的苦果。我们的法官在办案过程中，是否可优先考虑弱势群体目前的困境，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替他们多考虑一下如何尽早摆脱困境，而不是将案件审来审去，一拖就是几年，生冷地一味强调法律的排他性。其实，在一个法治的社会和国度，弱势群体的人权更应该受到广泛尊重。（董建文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