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76年中国老百姓的真实生活记录------艰难时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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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1976

一、太谷县城
　一九七二年春节过后，伴随着丰沙线的完工，我们全家又随铁Z局搬到了山西省。财大气粗的铁Z局局机关也迁到了山西省会太原市新建路口和邬城路一带，修建了一座九层高的办公大楼，在太原市里算是最高建筑。当时的太原市交通地图上，还把铁Z局局机关办公大楼作为风景名胜介绍。铁Z局大楼内部设施在那个时代来说是最先进的，据说连会议室的墙壁上都装着防窃听设备。当山西省革委会里的派性头头们密谋革命大计时，往往不在省革委会大楼里，而总是神秘兮兮地跑到铁Z局机关大楼里那间带着防窃听设备的会议室。
　　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Z处则搬到了太原市南边一百公里的太谷县。我们家在这里结束了流动生活，开始定居下来。父亲在Z处机械厂当吊车司机，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着他到吊车上玩。父亲没事时总是哼那时流行的样板戏《海港》中的一句："大吊车，真厉害，轻轻一抓就起来......"
　　文革以前，太谷县是个保存非常完好的古城，完全可以和现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相媲美：四四方方的城墙、整齐划一的棋盘式街道、高大巍峨的钟楼。城内还有几个大寺庙，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无边寺。无边寺内有一座七层高塔，通体洁白，这座白塔以后成了太谷县的标志。原来寺里还有大量石雕佛像，可惜"破四旧"时全部被砸烂了，我小时候去无边寺里玩时，还见到几尊无头断肢的佛像，残缺的肢体是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最好的见证。
　　到了文革期间，太谷县革委会认为如果把城砖拿来盖房子，城墙就会"变废为宝"，于是乎全城开展了大规模的拆城墙运动，转眼间这座美丽的古城不见了，变成了一座当今我们随处可见的、没有任何特色的灰色县城。后来平遥城渐渐地闻名于世，并成为世界文化遗产，每年游人如炽，也给当地带来了滚滚财源。对此，太谷县的人们又是羡慕，又无可奈何。
　　太谷这个地方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家，也是中国钱庄的发源地，大名鼎鼎的"晋商"的老家就在这里，当地人解放前大都家底殷实。八十年代初期，我母亲的一位工友从家里地下挖出了祖上留下的整整一翁金条，按当时的币值就值好几百万，顿时全县轰动。八十年代对私有财产还没有什么保护概念，这一翁金子引得公安局来干涉，把那位工友抓进看守所并没收了金条。关了几天因为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罪名，又把他给放了。后来，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政策来了，上面命令公安局把金子还给人家。那堆金条在公安局那帮人手里过了过，又物归原主。这位工友家里成分是地主，土改时埋金条的房子被分掉了，他们家的人就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房子重新收回来以后才公开。
　　太谷县民风比较淳朴，居民生性平和。"文化大革命"动乱虽然也波及到这里，但实在是掀不起太大的波浪来。听当地人讲，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武斗发生在火车站，对立的两派"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游行时相遇，先是比赛背诵《毛主席语录》，接着就是辩论，最后动起手来，皮带、砖头、棍棒上场，伤了几个，但一个没死。不过，后来太谷中学的几个高中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几只冲锋枪，打了起来，死了两个人，凶手也被判了死缓。
　　铁Z局三处刚到太谷时，处机关就设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南河街一处大地主的房子里。这个地主的家实在是太大了，亭台楼阁，应有尽有。三处处机关几百号人都放进去，居然也绰绰有余。那家的一处院子里还有古时防盗用的蒙天网，铁丝编的，把院子严严实实地罩起来。后来，还在那家院子里发现一个埋在地下的大缸，打开一看，里面竟装着一个女人和胎儿的尸骨，大家估计是这家的小姐犯了家规，被秘密活埋了。
　　太谷县有一所大学，前身叫做"铭贤学校"，是原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修建的，以纪念在"义和团"时代死难的外国传教士。解放以后，这所学校改叫山西农学院，现在则改称山西农业大学。刚到太谷时，太谷火车站那里总是有一个精神病人，每天在念叨着等"北京来的火车"和"中央文革"。后来一打听，此人原是农学院的老师，文革初期他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里嗅出了风头，知道毛泽东的矛头是对准刘少奇的，于是搞政治投机，最早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可一九六七年以前刘少奇虽然党内地位下降，但并没有被彻底打倒，还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上。这个不走运的家伙投机的时机不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整疯了。此后很多年，他都风雨无阻地天天守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待着永远都不会来的"中央文革"的大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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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的出世----------
刚到太谷时，单位没有房子，工人及家属都分散住在几个旅社里，我们家就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国营三旅社。国营三旅社是个车马店，又住人又住牲口。单位给了每个工人一个礼拜期限，让工人到老乡家里找房子，过期就不管了。当时我母亲已经挺着很大的肚子，反应又厉害，不能行动。我父亲就背着我姐姐，上街四处打探房子。一开始，在太谷县城南边大约四、五里地的桃园堡村找到一处房子，房东人很好。但是父亲单位铁Z局机械厂恰好在县城北边，距离该村足足有七、八里路，当时又没有自行车，于是只好再换地方。几经辗转，才在城内东大街一家找到了房子。
　　那个房东的家是一个完整的高大砖瓦四合院，门口一左一右各自有一尊高约一米的石狮子，进门就是女儿墙，院子里正房厢房齐备，房顶则是类似于城墙垛口的防卫墙。而这还只是这家主人两处院落中的一处。他家祖上是在天津开药材铺的，城外还有地，可他家的成分竟然是......中农！看到这家的气派，我母亲真是弄不明白了：自己家有一幢开间只有三间的二层小楼就算地主了，可这家却比自己家阔气得多，怎么会是中农呢？别说是我母亲这样的小地主家比不上，就连我祖父这样的国民政府官员家里，也只是和这个"中农"家不相上下。原来，这是因为晋中地区的太谷、平遥、祁县等地是晋商发源地，历来比较富裕，素有"金太谷、银祁县"和"小北京、旱码头"之说。解放前，太谷县城里有百分之八十五的家庭是做买卖的，可以说人人家底殷实。为了便于开展阶级斗争，只好抬高"划分成分"的标准，在富人堆里头扒拉相对穷一点的：开钱庄、票号的算地主，开药铺、镖局的算贫下中农。要按我外公外婆家的境遇，那在太谷这地方是百分之二百的贫农。
　　转眼母亲快到预产期了，我父亲却又被派出去出差了，直到预产期前几天才回来。那时家里太穷买不起卫生纸，我母亲就到工地捡了一些装水泥的牛皮纸袋子，回来后洗干净，又在锅里蒸一蒸算是消毒，以备临产时用。由于怕花钱，也不敢提前住院。预产期前一天晚上母亲就不敢睡觉，困守到半夜十二点。见还没有什么动静，母亲就让父亲先睡了。等我父亲鼾声起来，母亲突然感到下腹一阵巨痛，一阵痛过一阵，竟然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幸亏我父亲警觉，听到我母亲的呻吟声醒来，发现我母亲脸色不对，意识到肯定是要分娩了，赶紧给我母亲下了两个荷包蛋。那时候鸡蛋奇缺，价格又贵，这两个鸡蛋买回来就是预备要生孩子时用的，平时舍不得吃。可是等荷包蛋做好了，我母亲却怎么也吃不下去，一个劲往外吐。这时，跟我们家住邻居的工友曲绍石的家属别玉兰也闻讯赶来，和我父亲一起架着我母亲往医院跑。到凌晨两点，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当时我们家住在太谷县城东门，处医院则在西大街，中间距离有两华里左右。那时也没有什么120急救车，母亲走几步就疼得停几步，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挨到了处医院。处医院的医生们都回家睡觉了，只有两个护士在值班。等我母亲上床时，我已经露头了。那两个年轻护士还没给人接生过孩子，全吓坏了，只会喊"哎呀，别急别急，你等等"。可生孩子哪里能"等等"呢？父亲一看这俩人不行，赶紧跑出去找医生。可我们家是穷工人，无权无势，叫了一圈也没有一个医生来。后来父亲又跑到位于南大街的太谷县职工医院，也没人愿意出诊。等我父亲心急如焚地回来，却发现我已经急不可待地呱呱坠地了，特别地顺利，是那个家属别玉兰接的生。别玉兰性格泼辣，见到我父亲就高喊："老国，恭喜呀，生了个儿子！"别玉兰之所以没跟一般情况下那样说"生了个大胖小子"，是因为我出生时特别瘦长，满脸皱纹，脸上还有毛；因为憋得太久眼睛都红了，那模样像只猴子，生下来好几天才变过来。
　　此时大约是凌晨两点钟，那两个护士没有一点接生经验，甚至忘记了把胎盘取出。第二天早晨，一个内科医生上班来一看，坏了，胎盘大部分已经缩回去了。要是胎盘完全缩回去，就会发生大出血，要出人命的。内科医生见状，也顾不得什么内科妇产科了，连麻药都没时间打，就硬是把胎盘给拽了出来，把我母亲疼得死去活来。不过我母亲实在算命大，居然挺过来了，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已人到中年父亲虽为有了我这个儿子而高兴，但一想到一个月收入五十来块的家庭，要养活四张嘴，其中只有自己是城市户口，其他的全都因为是农村户口，要吃"高价粮"，还要还债、赡养老人，又经常随工地流动，又禁不住蹲在墙边犯起愁来。
　　人逼急了就会想办法，为了给我弄个城镇户口，以求有粮食定量，我父亲和几个工友一合计，想出了一个虚报户口的计策。我父亲的一位工友名叫王凤刚，山东胶县人，妻子是城市户口，报户口时就报是他两口子的儿子。因为他姓王，所以我也姓王。亏得"国"字，用作姓氏虽然很少，但用在名字里却很普遍，比如蔡国庆、刘国宁、李国安等等。这个叫"王国亚"的名字，一直用到我四岁时才改过来。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出生到四岁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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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艰辛历程----------
一九七三年春节刚过，我父亲就随着单位宣传队到外地去汇演了。由于山西省的地区补差少，因此父亲每月的收入从在陕西时的六十块下降到了五十块。再加上刚刚搬了家，又多了一个孩子，本来手头就紧的家里此时更加拮据。虽然母亲非常注意节俭，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仍然经常揭不开锅。特别是父亲干宣传队，在外花销大，也加剧了家里的困难。父亲走时留了十块钱给家里，原本打算一个礼拜就回来，谁知道单位临时改变决定，竟然又多在外面待了两个多月。我们一家三口就靠父亲留下的十块钱过活，很快就花得只剩几角钱了，父亲还是没个信。
　　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三口又全得了流行性感冒，个个发起高烧。那时正是正月十五元宵节，母亲领着我的姐姐，背着还不到一岁的我摇摇晃晃地向单位医院走去。由于没钱买医院的饭，母亲去医院时还自己带了点玉米面和家里的破钢精锅，准备在医院自己做饭。山西人特别喜欢过节闹元宵，因此太谷县大街上到处都在扭秧歌、耍旱船、玩背棍、舞龙灯，非常热闹。我们娘儿仨病病歪歪地出现在穿着新衣裳、正在闹红火的人们面前，引起了好奇和同情的注目。好在单位医院的人都认识，当时没有钱也给看病。我们娘儿仨住院时也买不起病号饭，母亲每天都拖着疲惫的身躯到医院食堂自己糊点糁疙瘩，再买一分钱的咸菜度日。医院食堂的李大爷是个心眼善的人，看到我们这么困难，每次都打好几瓢咸菜给母亲，够我们吃三四天的。医院里的咸菜是用油炒过的，姐姐吃着比家里没油水的咸菜香，每次吃咸菜都高兴得拍巴掌。
　　那时人们钱少，没什么储蓄，工资需要一分一厘地精打细算，否则就有月底发工资前揭不开锅的情形。有一次父亲又随宣传队出去，又拖了很长时间才回来，结果家里又断顿了。母亲是个爱面子的人，就是不愿意出去借钱。先开始两天母亲不吃饭，把剩余的一点粮食给我和姐姐熬成稀粥喝。然而稀粥喝完以后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母亲只好硬着头皮领我和姐姐到了义父王凤刚家里。到人家家里东拉西扯一阵家常，却怎么也不好意思开口要吃的，只是磨蹭着到了吃饭时候不走。义父王风刚看出来了，赶紧让老婆蒸了一锅玉米面窝窝头端上来。我母亲爱面子，还装做不是很饿的样子细嚼慢咽；可小孩子不会哄人，我和姐姐顿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因为吃的急，我们姐弟俩噎的直打嗝，把义父这个山东汉子看得直掉眼泪。当时人人家都困难，于是义父就把这个情况跟大伙说了，大家你一碗面我一碗米地凑了起来，算是帮我们渡过了难关。特别是前面提到过的给我接生的那位工友曲绍石和他的家属别玉兰，给我们端来了整整一盆面。
　　由于家境实在困难，此后单位也曾经给我们家一些救济，有时给五块，有时给十块，最多的一次是二十块。就这么一点钱，也还要张出一个大红榜来。我母亲要强，除了实在揭不开锅的情况，她不想总靠别人施舍过日子。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母亲就出去找临时工做。当时我尚未断奶，母亲出去找活干时，就用个布带子把我背在背上，手里扯着才三岁的我姐姐，到太谷县城里挨个工厂和单位问有没有临时工可做。可是，文革时期经济萧条，连知青毕业了都要往农村送，哪里有工作给一个没户口的人做？就这么着，我母亲把县城里的单位几乎挨个问遍了，也还是一无所获。
　　那时铁Z局也有一个家属工厂，但是人家只招收城市户口的人，农村户口的根本不予考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政策，农民就是天生低人一等，连出卖劳动力都没有地方。一九七三年冬天，太谷县整治县城北边的乌马河，要挖沙子，当时铁Z局家属工厂也分得一段任务。不巧挖了两天，刮起了西北风，飞沙走石，于是不少家属回来不干了。我母亲看到别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不干了，心想自己能吃苦，说不定去干活人家会要的，就赶紧借了邻居家一把铁锹往乌马河工地跑去。等她气喘吁吁地跑到离县城五六里地的工地一问，人家首先要看户口本，是城市户口的才能干。任凭我母亲怎样哀求，人家就是铁了心不收农民工。母亲本来是抱了很大希望去的，此时希望破灭，顿时浑身上下没了一点力气，那回家的路，走了很久。
　　后来经人介绍，我母亲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到太谷糠醛化工厂当搬运苦力。糠醛是一种有机化工原料，用它可以生产医药和兽药，还可以做防腐剂、消毒剂、杀虫剂和除锈剂，此外在食品、香料、染料等工业中均有应用。糠醛的主要原料是玉米芯。当时，太谷糠醛厂有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原料山，搬运工的活儿，就是自己在山底下把麻袋装满过磅后，把每袋五十斤重的玉米芯背到十多层楼那么高的原料山上去，再倒在山上，每袋子只挣一分钱。这样重的活，这样低廉的工钱，对一般男子来说也属于重体力劳动，除非万般无奈或者急需用钱，一般人是不会干这样的活的。即使干了，也干不了多久身体就会累垮。
　　我母亲是太谷糠醛厂所有苦力搬运工中唯一的一名女性。山西那地方冬天经常下雪，雪融化后又结冰，把散装的玉米芯冻得如同冰砣一般。母亲在山下装袋子时，都要跪在地上，用手在雪里抠，把玉米芯抠出来装进麻袋里过磅。就是这种活，也不是天天都有的。为了抓住机会多挣点钱，我母亲在有活干时，每次上山都要背整整三个五十斤装满玉米芯的麻袋，合计一百五十斤。她自己只能往肩膀上落一个袋子，另外两个袋子则需要由别人帮忙放上去。可干这个活的人都是急需要钱的，都不太肯花时间帮母亲放麻袋。幸好当时干活的苦力中有一对母子，都是基督教徒，文革时期受尽迫害也不改信仰。为了谋生，母子俩也在太谷糠醛厂干活，母亲在山下装袋子，儿子往山上扛。那母子俩心地善良，看见我母亲一个人也真不容易，就常常帮助她把另外两个袋子放在肩膀上。
　　即使是这样的活，也还是要受到介绍人的盘剥。当时介绍人提出的条件是，每次有活干时我母亲得交出两毛钱的好处费给他。由于把粮食都节约下来给了我和姐姐，我母亲当时骨瘦如柴。她身高一米六五，体重却只有八十斤；而她背上的三个麻袋，加起来却有一百五十斤，几乎超过她体重的一倍。母亲每次往山上背麻袋时，头被麻袋压得简直要挨着地面；因为要使劲，牙齿把下嘴唇都咬出了鲜血。山西省地处北方，冬天气温往往在零下十几度，可为了背麻袋，我母亲只能穿一件单衫干活。上山时大汗淋漓，下山时冷风一吹，不住的咳嗽，因此她落下了咳嗽的病根。后来，母亲回忆说，每当她背着是她体重一倍的麻袋，摇摇晃晃地向山上爬时，每当她听到远处广播里传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时，她就心想：从自己一出生就是"他老人家"长，"他老人家"短，自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几回了，"他老人家"怎么还活得好好的？难道"他老人家"真的与日月同辉，莫非"他老人家"真的要活上一万年？
　　就这样，羸弱的母亲为了我们家，凡是遇到有活干的时候，每天都玩命一样背二、三百个麻袋上十多层楼那么高的原料山，大约重一万斤到一万五千斤，挣两块或者三块钱。而二○○二年我买了新房子装修时，买了十几块木芯板和二十多箱瓷砖上七楼，人家两个搬运工张嘴就要一百二十块，一边搬，一边嘟嘟囔囔地抱怨太辛苦，挣的少。
　　当时我年纪太小，为了外出干活，我母亲就找了个当地老乡，每天上工前把我送到老乡家里托人家照顾我，一天给人家三毛的工钱。我姐姐年纪稍大一些，就被锁在家里。每次母亲临走时，姐姐总是隔着玻璃窗哭喊："妈妈别走，让我再看看你！"那感觉仿佛生离死别。每当此时，母亲的心就如同刀绞一般难受，可还是一跺脚狠心走了。因为如果把我姐姐也给别人看着，那就要另加工钱，出大力干活挣的钱就剩不下什么了。每天当我母亲背够了五十麻袋，把介绍人的好处费和看我的工钱挣出来的时候，她心里就特别高兴，因为背够了五毛钱工钱，再剩下的就是净挣了。我母亲每天都用这些血汗换来的钱，给我和姐姐买一个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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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舔犊深情 -----------
我出生时候，母亲因为营养不良奶水不好，就琢磨着买点鸡蛋给我补充营养。那时鸡蛋比肉还贵，一斤要八毛九；还必须凭票才能买，轻易是买不来的，也买不起。恰好当时太谷县闹鸡瘟，母亲就经常上街看看有没有可以下蛋的鸡子便宜处理。有一天她上街时，看到有个农民在杀割病鸡（【注】"杀割"是太谷方言，意思是便宜处理），就花五毛钱买回了一只濒死的母鸡。买回家以后，母亲把大蒜和土霉素和在一起嚼碎后喂给病鸡，悉心调理，居然救活了它。那母鸡仿佛报恩似的，病好后每天下一个鸡蛋，下七个才歇上一天。
　　由于鸡蛋实在太珍贵了，因此我的父母就把这个鸡蛋看成是宝贝，全部留给我，而自己从不舍得吃上一口。特别是我母亲，对母鸡下的这个蛋盯得尤其的紧。当时我们家有个邻居，家里有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其中一个小名叫玉梅，也穷得叮当响。有一天，玉梅她妈抱着最小的孩子，在我们家鸡窝前转悠。见我母亲抱着我站在窗户前目不转睛地看着鸡窝，于是就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又转悠过来，又看见我母亲在盯着她，于是又走了。正在此时，我睡醒以后哇哇大哭起来。母亲哄我睡着以后，赶紧又盯着鸡窝，却看见玉梅她妈从鸡窝前离去，手里似乎攥着什么东西。母亲把我放在床上后慌忙跑出来，人赃俱获。
　　但是玉梅她妈好不容易才给她的孩子们偷了个鸡蛋，自然不肯轻易放弃。两个怀着舔犊深情的女人就这么争吵了起来，各不相让。于是，从不与人红脸的、瘦弱不堪的母亲像发疯一样扑向玉梅她妈，硬是生生从她手中抢回了那个鸡蛋，还把她浑身上下抓得都是血印子。两个女人打架时，尽管自己浑身是伤，但都小心翼翼地护着那个宝贵的鸡蛋，生怕把它掉在地上弄碎了。玉梅她妈等我父亲下班回来后，哭着向我父亲告状，不明就里的父亲为此还打了我母亲一个耳光。母亲虽然感到委屈，但也没有争辩什么，反正鸡蛋已经抢回来了。后来母亲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当时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勇气，把玉梅她妈看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自己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她偷走这个鸡蛋，我的孩子就没吃的了！"
　　就这样，那只母鸡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后来它老了，不再下蛋了，但我们家仍然不舍得扔掉或者吃掉，无论是从东街搬家到东关大队，还是从东关大队搬家到南住宅，一直养着它到一九七八年。在东关大队住时，老母鸡大概吃了地里有农药的种子，回到家里已经不行了。母亲一看，连忙把小刀用酒精烧了烧，把它的嗉子割开，把里面的食物取出来洗干净，又用在酒精里泡过的针线给它缝上。结果，老母鸡居然又奇迹般地熬了过来。
　　因为家里太穷，我和姐姐小时候既没有上过什么幼儿园，也没有什么玩具。但是小孩爱玩，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玩具总是心生羡慕。父亲母亲也想让孩子有个幸福的童年，就琢磨着自己动手给我们做玩具。父亲到单位的木工班找了块板子，锯成大刀形状，用刷暖气片的银粉一刷，捡人家扔掉的罐头盖做成刀柄，再系上一个红布条，一把玩具大刀就做成了。母亲则用烂棉花套子和人家裁衣服剩下的蓝花碎布头缝成个娃娃形状，连五官、手和脚都没有。就是这种玩具，伴随我和姐姐度过了整个童年时代。那个蓝花布的娃娃，被我和姐姐玩得油光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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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援助非洲-------------
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虽然我国人民尚且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统治者总是爱到处打肿脸充胖子，号召人民"节约最后一个铜板，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我国援助"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总计达七十亿美元，结果霍查分子用这些钱修了一万多个纪念碑、三万座碉堡（【注】当时阿尔巴尼亚全国人口才二百万人）。甚至我国援助的优质无缝钢管，也被阿尔巴尼亚用来当电线杆子。除了"明灯"以外，还有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注】这个政权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的短短三年之内，消灭掉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越南、朝鲜......浪费在这些国家的民脂民膏真是不计其数。
　　当时，铁Z局也担负起一项光荣援外任务：帮助修建连接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一千八百六十公里，全部由中国出钱、出人一手建成。这条铁路大部分位于坦桑尼亚境内，沿线遍布高山急流、森林峡谷，到处不见人畜炊烟、惟见毒虫猛兽；更可怕的是当地疟疾流行，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病，比如说萃萃蝇，人一旦被它咬了就会总是昏昏欲睡，再也无法苏醒。铁Z局的工人们到了以后，因为没有条件运输施工设备，只得从位于坦桑尼亚境内的起点站开始修路，修好一段就往前挪动一段。坦赞铁路工程浩大，条件艰巨，前前后后修了将近十年才最后完工。
　　坦赞铁路据说是到现在为止我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全线建筑桥梁三百多座，火车站九十多个。为了修建这条铁路，有六十多个中国工人献出了生命。如今这些工人埋在异国他乡，据说现在连坟墓都无人打扫。一次无偿援助人家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已经超过了当时中国的国力承受能力，因此当卡翁达（【注】当时的赞比亚总统）和尼雷尔（【注】当时的坦桑尼亚总统）向我国提出这项请求时，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不敢赞成。不但是中国人难以承受，就连国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拒绝了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领导人的援助请求。于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跑到中国来，对伟大领袖说了一番恭维话，把伟大领袖弄得心花怒放，然后就一言九鼎、语惊四座："这条铁路投资不过才一亿英镑嘛，没有什么了不起！" 话虽这么说，真等到动工修建，才发现实际的总投资远远超过了预算，总计达二十亿元人民币（【注】当时的币值），相当于三百三十三万中国工人一年的全部收入总额。
　　那时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虽然坦桑尼亚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也只有根正苗红的工人才能去，所以我父亲自然没有份儿了。就是这些"根正苗红"工人，上面也不是完全放心的，每天处在民兵和政工人员的严密监控之下。那些工人回来以后讲了很多趣闻：当地的黑人工人大都特别懒，没有任何储蓄观念——一句话就是还没开化。当地的工资是每天下工时发放的，黑人白天干上十小时活，晚上发工钱后就直接跑到酒吧喝酒跳舞玩女人，直喝个酩酊大醉、全部花光才离去；很多黑人工人连房子都没有，就用芭蕉叶加树枝搭起个窝棚睡；白天再去干活，午饭没钱买就爬到树上找些香蕉或者其他什么果实，用火一烧就吃。到晚上领了工钱，又跑到酒吧喝酒跳舞玩女人，每天循环往复。坦赞铁路修好之后移交给当地人管理，但其管理却始终混乱不堪：列车经常晚点，事故接连不断，运量严重不足。中国不但要援助修建这条铁路，而且之后的三十年里还要不断地援助他们更新设备。这条铁路修好之前，坦桑尼亚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修好三十年以后，仍旧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这些"亚非拉人民"为什么总是处于贫穷落后之中，光归咎于"帝国主义掠夺" 恐怕是不全面的吧。
　　那个时代国内修建各类建筑时也要讲阶级路线，讲"无产阶级审美观"，只准修那种呆板、灰暗的"火柴盒"，不许修带有"资产阶级美学"倾向的华丽建筑。因此当时铁Z局在国内盖的那些火车站不管大小，如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一样，千篇一律。那些学建筑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国内不敢搞创新，一个个憋坏了。到了坦桑尼亚以后，人家不搞"无产阶级审美观"，于是这些设计师们如同鱼儿游进大海，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中国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援建了九十多个火车站，一个车站一个样子，没有一个风格是雷同的。缤纷别致的建筑令铁Z局的工人们大开眼界，很多人都回国多少年了还赞不绝口。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折戟沉沙，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报纸早就公开报导，早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可咱们国内就是要神秘兮兮地"保密"。一直到半年以后，才把援外工人中的***员和共青团员秘密召集起来到森林深处开会传达，还由民兵在四周警戒。其实别说去开会的，连没开会的哪个不知道呢？那时就是这样，什么都要"保密"，什么都算秘密，统治者就是靠这种无处不在的、千奇百怪的秘密，靠掩耳盗铃来维持自己统治的魔力。
　　后来，这些工人回国时，也往国内捎了很多东西，竟然是......中国产的白面。因为当时山西省的细粮供应实在是太少了，甚至比世界上最穷的坦桑尼亚还糟糕，而且还必须要凭票才能买到。坦桑尼亚是不用凭票供应的，于是很多工人把出国当成了买细粮的绝佳机会，把全部收入都买了大袋小袋的白面。以至于连很多非洲朋友都很奇怪地问："你们不是还援助我们吗？怎么还往回捎这些东西？你们应该不缺粮呀！"鉴于这种现象严重地抹黑了当时中国的"胖子"形象，所以到后来政工人员专门向工人下达了命令：严禁捎白面回国，违者一律没收白面，并给行政处分。等"革命"闹到了这个地步，无论你再唱什么高调、再玩什么把戏，再自欺欺人地谈论"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的人民"，再自暴自弃地提什么"宁要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没几个人会真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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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偷听敌台--------------
到了一九七五年，由于父母辛苦的劳作和省吃俭用，渐渐地家里稍微宽松了一点，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还买了一台"春蕾"牌收音机，用来偷听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此前，家里只有一个有线广播，外表是个木头四方盒子，中间画着个五角星，父母叫它"话匣子"。话匣子是每家每户必须安装的，每天到了中午和晚饭的广播时间，"话匣子"都会广播统治者灌输的各种谎言。后来我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里面提到了一种叫"电幕"的东西。幸亏当时中国技术和财力达不到，否则家里所装的，就不是只能叽哩哇啦造谣的"话匣子"，而是无所不能的"电幕"了。
　　由于"收听敌台"在当时是能够吓死人的弥天大罪，因此我父亲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抱着个收音机搜索；还要躲在被窝里严严实实地捂起来，以防隔墙有耳；听完之后，赶紧把收音机调到别的频段，防止万一不慎被人发觉。当时的统治者虽然用尽一切办法把老百姓与世界孤立开来，但还是百密一疏，给老百姓留下了这个了解世界的小小缝隙。现在，朝鲜的"老大哥"金氏父子显然吸取了经验教训，干脆把所有的收音机都弄成只能接收一个频段。
　　有一次莫斯科电台播放了常香玉的豫剧《花木兰》，播音员说："亲爱的中国同志们，我们知道，你们被剥夺了享受艺术的权利......"除了莫斯科台，当时我父亲还在无意之中搜索到了一个叫做"火花"的广播电台，每次广播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开头，然后就对伟大领袖和"四人帮"进行讨伐。这个"火花"电台究竟是何方神圣，我父亲一直也没能弄个明白，"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任何材料对这个神秘电台做介绍。我父亲猜测，这个神秘的"火花"大概是一个有解放军背景的秘密电台，地点肯定在国内，因为它每次广播时间都很短，几分钟念完一篇文章马上静默，播出时间也不确定。
　　那么，我们的"喉舌"究竟在干什么呢？当时我国正在"批林批孔"，于是国内的广播内容全部都是"批林批孔"的："文艺栏目"广播文艺战线批林批孔，"农村节目"广播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军事节目"广播解放军指战员批林批孔，甚至连"少儿节目"也居然是"红小兵批林批孔"，正可谓"无所不至，无‘孔'不入"。一位"红小兵"在广播中煞有介事地念叨："听到林彪宣扬克己复礼，我们红小兵的肺都气炸了！"我父亲一听，心中暗自嘲讽：妈的，造谣也不分个年纪，那还穿着开裆裤的红小兵们，明白什么叫"克己复礼"吗？
　　当时的各种报纸，也是"满纸荒唐言"，成天除了什么"儒家""法家"以外，就是诸如"拉美一位农民说：毛泽东思想鼓舞着我们进行斗争"、"非洲一位工人在得到记者赠予的毛主席像章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由于当时没有穿上衣，这位工人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自己的肉里。记者问他疼不疼，这位工人流着眼泪说：只想到毛主席的温暖"这一类的"新闻"。下面，我随手摘录两则当时报纸上的"新闻"，以飨读者：
　　"新闻"一：〖国际消息〗英国人民对《毛主席语录》十分喜爱，有一次，牛津到了四千册《毛主席语录》立即抢购一空。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感慨地说："我教了四十年的哲学，现在才知道，自己受骗了，而且又骗别人。现在我要学习毛主席的红本本，改过来。"
　　"新闻"二：〖国际消息〗在一次抗击美国空中强盗轰炸中，一位青年老挝解放军战士不幸被美国飞贼的枪弹击中了。当生命垂危之际，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行了，便用尽全力，从怀中掏出他那本已经被鲜血染得通红的《毛泽东选集》，递给身旁的一位战友，他一字一句恳切地嘱咐战友说："一定要好好地读。"说完便英勇地牺牲了。
　　天天如此，不是"非洲的一位工人"，"拉美的一位农民"，就是"英国的一位教授"，"老挝的一位战士"。莫斯科电台对此揶揄道："这种只敢说‘拉美一位农民'之类的‘新闻'，无名无姓，地址只能精确到一个大洲，让人们连最起码的核实都不可能做到，这样的‘新闻'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可以断定，这样的‘新闻'本身就是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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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强弩之末--------------
尽管林彪事件后当局传达了据说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写给江青的那封信，以证明伟大领袖高瞻远瞩、一贯正确，早就识破了林彪等人的狼子野心。然而，在这个统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阉割、篡改甚至公然伪造事实的时代里，无论怎样为自己涂脂抹粉，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自己身体状况所发生的急剧变化，却给人们以最诚实的回答。从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底这短短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就两度中风。本来文革初期毛泽东还能畅游长江，给人一种至少可以再活好几十年的印象；但到了一九七二年以后，毛泽东就成为一个整日流着涎水、只能依靠别人搀扶着走路的耋耄老人了。这本身就是对那封尽显"事后诸葛亮"本色的信的嘲弄。可以说，这封欲盖弥彰的信除了糊弄那些最傻和最不懂事的人以外，没有几个听到传达者，真的相信伟大领袖有未卜先知的本事，只是碍于政治高压，不敢直截了当地说出来罢了。
　　"林彪事件"也使得人们对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发生了怀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是"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于是刘邓被打倒了。可是，刘邓被打倒以后，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举得最高"，毛泽东最为信任并被当作接班人写进党章的副统帅、亲密战友林彪却准备从肉体上消灭毛泽东，这就不能不使人对文革的意义产生怀疑，对统治集团的信任和崇拜发生动摇：好歹刘邓做事还是光明磊落，而林彪则"当面称万岁，背后下毒手"，为毛泽东准备了很多种难看的死法；毛泽东打倒刘邓却宠幸林彪，这不是忠奸不分吗？因此，在林彪事件以后，工人们中间对毛泽东私下的一致看法是"年老昏聩"、"早死一些年就好了"，甚至有些人在听了上级传达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后觉得：林彪说得一点不错，要是林彪得手了可能会更好一些。当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人们不可能公开说这些话，而是埋藏在心里，直到几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才讲出来。人们所用来反抗的手段是：消极对待伟大领袖的每一个号召，积极抵触每一个新来的运动。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七十年代，特别是"林彪事件"以后，已不象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充斥混乱局面。文革最乱的时期，是从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这些年，因此民间也有"三年文革"一说，或者叫"前文革"。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文革"主要表现在上层人物的权力斗争，广大老百姓已经闹够了、乱够了，因此再也不怎么积极参与，而是忙于解决更为窘迫和直观的生活问题。当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的时候，尽管上面的人摇唇鼓舌、不亦乐乎，但剃头担子一头热，工人阶级已经实在没有兴趣再折腾了。
　　当时单位也安排政治学习，但都安排在上班时间。大家嘻嘻哈哈地凑在一堆，互相之间开着玩笑，谁也没真正学习一下文件精神。有时，领导也觉得太不成体统了，就干咳两声，说："安静啦，安静啦，来，念段报纸。"于是乎就找个人念一段报纸，有时文章太长，念报纸的人嫌麻烦，就"跳跃性"地念，一大篇文章不一会儿就念完了，也没见谁起来纠正。随后领导就宣布："好啦，散会！下去深刻体会！"于是"政治学习"就算结束了。当时单位也有个 "工人理论小组"，经常在《铁路工程报》或者《工人日报》之类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的文章。其实，这些文章多半是秀才们的捉刀代笔之作；忙于自己小生活的工人阶级，是没有什么人对此感兴趣的。
　　文革期间，铁Z局机械厂的每个车间都有一个"红宝台"，毛泽东的标准像悬挂在墙上，下面是漆成红色的木桌，桌上摆着几本毛泽东著作。每天早晨上班，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下午下班要"晚汇报"。有一位工友租住的房子在离县城六七里之外的水秀公社，住的远而天天迟到。于是，他每天都在毛泽东像下低头认罪，口中还念念有词："毛主席，我今天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二天又是他迟到了，于是又低头认罪："毛主席，我今天又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三天还是他......到了一九七五年，"红宝台"还在，只是已经没有人再去"汇报"和"请示"了。
　　正如家长在孩子不听话时用"不听话鬼就会来把你抓走"之类的话来吓唬孩子、孩子因为恐惧而顺从一样，为了使得群众更加俯首帖耳，统治者必须寻找一个敌人，煞费苦心地把这个敌人描绘成张牙舞爪的吃人魔鬼。因此，那时还常常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请贫下中农上台控诉，要大家牢记阶级恨、不忘血泪仇。可铁Z局机械厂工人大多数是东北人，解放前一般都是家底殷实的自耕农，贫雇农并不多。政工人员费了好大周折，才找来了一个五十多岁、解放前当过长工的老工人周××来忆苦思甜。会前，政工人员事先已经为他编好了台词，还规定只许回忆解放前的苦、不许回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等等。但这位老周同志太实在是老实了，性子又特倔，偏要实话实说。因此，当组织者问："地主给你吃啥？"他照实回答说："苞米面大茬子，有时吃粘豆包。"下面顿时有些窃窃私语，因为即便是七十年代，工人也只有苞米面大茬子吃，粘豆包只是过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主持人又启发他："地主是不是总不让你吃饱？"老周回答："哪里的话！从来都是管饱吃，不吃饱咋干活呀。"主持人一看，连忙又问："那地主吃啥？"老周回答说："地主也吃苞米面大茬子、粘豆包，我吃啥他吃啥。"主持人觉得味儿不对了，又问："那——地主婆吃啥？地主儿子吃啥？"问到这里老周来了精神："他们吃得不行，总是吃苞米粥加点咸菜，吃不上粘豆包。"这时下面已经是一片喧哗了，主持人也觉得口里发干，于是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你过年吃啥？"老周回答道："过年能吃猪肉炖粉条，还有粘豆包。"接着老周不等政工人员开口就主动发挥说，东家不但一直对他好，而且还给他做媒娶了个媳妇。这哪里是"忆苦思甜"，分明是"忆甜思苦"。政工人员一看，连忙训他："行了，行了！没问你这个！"老周一脸疑惑，说："不是你让我来说的吗？"此时，听众笑得前仰后合，连眼泪都要流出来了。主持人只好请老周回到座位上，尴尬地总结说："虽然......地主给老周吃粘豆包，还给他找媳妇，但是......这也是地主阶级的阴谋诡计，是为了麻痹老周以便更好地剥削他，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现在，大会结束！"在一片笑声中，"忆苦思甜"大会草草收场。而三句话不离"黏豆包"的老周，则从此有了个绰号叫"黏豆包"，名扬全厂。
　　除了老周以外，铁Z局还有一位叫王宝成的炊事员，解放前给地主喂过猪，解放后则给公家喂猪。山西的冬天很冷，王宝成看到那些刚出生的小猪娃在猪圈里冻得瑟瑟发抖，就生了怜悯之心，把那些猪娃抱进自己的被窝里。这事被《铁路工程报》的记者知道了，赶紧来采访他。问了一些细节以后，记者还要引导他的阶级情感，就问："那以前你给地主喂猪时会不会这样做？"王宝成说："那当然了，地主的猪娃也怕冷。"那个记者一听，也就不报导他了。
　　统治者的政治衰败还表现在工人之间相互称呼上。在五、六十年代，同事们总是互相称呼"同志"，表现出一种为了某项远大理想共同奋斗的愿望。到了七十年代，人们间私下的称呼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了毫无任何政治意味的"师傅"。铁Z局的工人中，再也找不出一个人，互相之间私下以"同志"相称了。假如有谁私下称呼别人"同志"，那么被称呼为"同志"的那个人不是觉得这人有毛病，就是觉得这个人准备找自己的碴。因为，那时候假如要对谁进行批评或者组织处理时，领导总是郑重其事地把这个人称呼为"同志"，说"×××同志的行为是错误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文革后期，"四人帮"大搞形式主义，号召各级干部"白天一把锁，晚上一盏灯"。所谓"白天一把锁"，就是指干部白天下基层、蹲点；所谓"晚上一盏灯"，就是干部晚上回到办公室，班加点地办公。这种貌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实际上根本就不把人当成人来看待，能做到这样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会被真正执行。当时我父亲见到的干部们，白天办公室确实是"一把锁"，但都在家里呼呼睡觉；晚上也确实是"一盏灯"，但都是几个人凑在一堆打扑克。一九七五、七六年我父亲他们出去汇演，到过附近的榆社、左权等几个县的革委会、还有好几个公社，每到晚上，无一例外地看到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干部们都无一例外地在里面打扑克，还声称在学习"五十四号文件"。当时也不兴赌钱，输了的要么钻桌子，要么脸上贴纸条，要么头顶洗脸盆。我父亲他们还在一些平原地区看到一些土堆起来的"人造梯田"，是"农业学大寨"时搞的，好好的平地，硬是劳民伤财地弄成了凸凹不平的"梯田"，这也算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个特色。
　　一九七六年，一刻也不让人消停的统治者们又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天，父亲所在的机械厂开会，要评选一个"工人阶级与邓小平右倾路线对着干"的典型人物来。当时工人们早就对当权者那一套厌恶透了，开会时都是嘻嘻哈哈的，无论评谁当这个"代表"，谁都不愿意干。机械厂有一个女工人是处里一个头头的家属，长的人高马大，被"走后门"安排到厂里，平时啥也不会干。于是，有几个爱搞恶作剧的工人就开玩笑提议说，让她当"与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一有人带头起哄，工人们马上纷纷选她当这个"典型"。她当时还不明就里，也就稀里糊涂地当了。结果，那次开完会以后，工人们见了她总是一脸的坏笑，有些还挤眉弄眼地揶揄道："听说你‘跟邓小平对着干'来着？咋‘对着干'的？"问来问去问得多了，她这才回过神原来自己上了那帮人的当。此后，凡有人在她面前提到"跟邓小平对着干"几个字，她就跟人家急眼；有些年轻工人则故意逗她，专门跑到她面前说一声"跟邓小平对着干！"说完撒腿就跑，身高马大的她就在后面追着打。而母亲所在的单位，则选出了一个生理有缺陷的工人当"与邓小平对着干"的代表。此人眼睛有毛病，总是得不断地用力挤眼睛。开大会时他在台上一边挤眼一边结结巴巴地念别人捉刀写成的批判稿，台下则是一片哄笑声。可以说，来势汹汹、席卷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时，的的确确成了强弩之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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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七五　·　八"洪灾---------
　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一九七五年八月发生的"七五·八"水库垮坝事件，可以说是一次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从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开始，形成于太平洋上的第三号台风移至河南西南部淮河上游一带。台风带来了超强降雨，从八月五日～八月七日的短短三天时间里，降雨量竟然达一千六百毫米，超过了该地区年均降雨量的两倍。
　　这次暴雨发生之前的几个月，恰逢当地持续干旱，因此当八月四日下雨时，各大小水库都开始蓄水。由于雨量太大，水库又只蓄水不放水，导致水位转眼就超过了警戒线。当水库的人们惊慌失措地去开启泄洪闸时，却发现铁闸早已锈死，无法泄洪。结果，到了八月八日凌晨，当下游的人们还处于睡梦之中时，板桥水库等几十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发生漫顶、溃堤。霎时间，滔天洪水如万马奔腾般倾泻而下，几十米高的水墙将沿途的村庄、房屋、人畜一扫而光，漯河、西平、遂平、临泉、新蔡、汝南、平兴等七个市县被水淹达数米深，共有二十九个县市受灾，涉及一千二百万人，造成了惨重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垮坝后，在炸开下游蓄洪区堤坝分洪时，也因时间仓促没有通知蓄洪区内的群众转移，再次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
　　然而，当时全国在一片"莺歌燕舞"的形势下，对这次特大洪灾的详细情况却没有给予公开报导。查找当年的报纸，也只能发现几段关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慰问河南省军民》和《河南省军民奋力抵抗洪水灾害》之类的报导，给人的感觉是似乎那里有水灾，但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死亡人数，现场惨状，则一律绝口不提。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惯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可以对别的国家发生的灾难或幸灾乐祸，或慷慨解囊，独独见不到自己国度里的灾难。
　　我的大姑父作为《解放军报》的工作人员，乘坐河南省军区派遣的直升飞机飞到了灾区上空。当时洪水已渐渐退去，飞机飞行的几个小时之内的范围之内，大地上所见满目疮痍，村庄荡然无存；水面上漂浮着人畜的尸体，以及箱子、木板等家什；在一洼一洼如同湖泊大的水边上，则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白花花的、淹殁者的尸体，浸泡在水里；那些露出水面的大树上，全都爬满了绿头苍蝇，黑压压的，把树枝都压弯了。
　　如今，"七五·八"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了，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滔天的洪水，至今却还是一个迷。民间对死亡人数的争论从未停息，从一万人、十万人到三十万人的说法都有，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官方机构，去认真地调查一下当时究竟死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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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物还家-----------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伴随着长期的贫困和对政权的厌恶失望，铁Z局的工人阶级虽然嘴里还喊着"大公无私"，但那只是做做样子，实际上早就没人真的"奉献"什么东西了。特别是一九七六年，一开年就是周恩来逝世，接着就"批邓"，然后就是"四五"事件、唐山大地震、批"唯生产力论"，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生产再次受到很大影响。那时，车间里偶尔也有人忙碌，但大家都不是在忙公家的活，而是在忙着给自己添置家当。好在车间里木料、钢铁这些东西应有尽有，于是大家每天打柜子的打柜子，磨菜刀的磨菜刀，做沙发的做沙发。连那些做沙发用的弹簧，都是心灵手巧的工人们自制的。
　　当时我到小朋友们家去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堆的齿轮、仪表、钢材、木料等东西。当时也没多想，长大了才明白，那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把"属于自己"的国家财产往回偷，或者自己留用，或者卖破烂挣点钱。这种现象在当时居然还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公物还家"。铁Z局内普遍的枕木、铁轨、各类工具就不必说了，几乎家家都有；有几家东西特别出奇的：有一家竟然放了好几百个上海产的"电磁继电器"，只是为了把它拆开拿出铜丝去卖；另一家和煤炭用的铲子，竟然是用半厘米厚的不锈钢板做的，我们小孩子根本就拎不动；还有一家，则用无缝钢管当柱子盖棚子。这些偷来的东西就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可是根本就没人管，因为领导们自己也并不干净。
　　尽管在文革时期，毛泽东一直号召"斗私批修"，"狠批私字一闪念"，但这种过于浪漫的理想曲高和寡。人们嘴皮子上大公无私，实际上该怎么挖社会主义墙角还是怎么挖。特别是到了文革后期，大公无私完全沦为一句不疼不痒的空话，没有一个人真把它当成回事。每当工人们在遇到"公"和"私"发生冲突，都是理直气壮地说"总不能让个人吃亏呀"，这句话在假、大、空盛行文革后期，竟然成了人们约定俗成的信条。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东西，正如钟摆一样，强制性地把它按在"左"的极端，一旦统治者的号召力减弱，它就会顽强地跑到另一个极端。
　　盗窃公共财物的风气，逐渐地成为了一种人们看来非常正常的事情，在文革结束以后也没有被刹住。领导蚕食鲸吞，工人小偷小摸。无论是多大的家业，也经不起这样的蛀蚀。无数国有企业，就这样被慢慢地被偷盗一空，千疮百孔。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企业需要自己找市场，讲效益利润。于是乎这些空壳企业的问题终于大面积地暴露出来，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和工人下岗失业大潮。统治者前面搞即兴试验，成功了算人家的丰功伟绩，失败了算人家交了学费，酿成的苦酒却要老百姓来吞下。
　　假如不考虑一贫如洗、物资匮乏、吃不饱饭这几条，那么当时工人们上班倒也还是很悠闲自在的。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四岁刚记事的时候，常随父亲一起去单位上班。通常在点个名以后，就看到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躲在树阴下乘凉，把报纸撕成细条，卷进散烟叶抽。要么海阔天空、山南海北地吹牛，要么用石头子在地上画个格子，下"十八子围老虎"棋。还没到下班，工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溜回家了，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着从单位偷回家的各种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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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为希望活着-----------
　尽管我们的家庭一贫如洗，甚至连个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都没有，但看着两个孩子茁壮成长，我父亲母亲却充满了希望。那时粮食不够吃，父亲和母亲都省下自己的口粮保证两个孩子的发育。饥饿是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父母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越是离家近，越是感到饥饿，经常要扶着墙才能勉强走回家。由于父母的悉心照料和为下代的无私奉献，我和姐姐除了少数特别困难的情况外，都是又胖又壮。对，只要有希望，只要孩子在成长，一切痛苦和磨难自己都可以忍受。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思想的真实写照。
　　刚到太谷时，单位也盖了集体宿舍，但是必须要夫妻两个都是城市户口的才分房子。我母亲是农村户口，就只好租人家的房子住。那时对农民的户口歧视简直是令人发指，不但没有口粮供应，找不到工作，甚至家属是农村户口就连房子都分不上。本来家里生活就困难，还要额外负担房租。我们家最早租住的房子在东大街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对面小巷里。手工业管理局大院里住着一对大学毕业的夫妇，男的叫刘云龙，当时任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梅玉，当时任太谷县妇联主任。我们住的老式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于是我母亲天天要到手工业管理局门前的公共自来水房去挑水。时间长了，经常与王梅玉打照面。按照太谷当地的风俗，女人一般是不干挑水这样的重活的。当时我母亲年轻漂亮，但衣着破旧，王梅玉与我母亲打照面次数多了，便产生了好奇心。于是她向周围人打听，了解到我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十分困难。
　　王梅玉夫妇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刚刚，一个叫强强。由于王梅玉夫妇都有工作，孩子放在家里没人管，经常生病。于是有一天，王梅玉在我母亲挑水时叫住她，问她愿不愿意看孩子，两个孩子每个月十八块。我母亲正求之不得，马上就答应了。
　　和今天那些图自己省事而偷偷喂给孩子安眠药的小保姆们不同，我母亲诚实、心地善良，对人家的孩子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顾，无微不至。后来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形：每个星期六王梅玉来接孩子的时候，小孩就又哭又闹不愿意回家，回去了不是感冒就是发烧拉肚子，一来我们家就好了。王梅玉两口子见我母亲为他们看孩子如此尽心尽力，既惊奇，又感动。后来有一天，王梅玉找我母亲唠嗑，打听我母亲的身世，我母亲就把家里成分不好挨批斗，嫁了男人却受到婆婆虐待，自己没有工作生活困顿的情况，跟王梅玉讲了一遍。言者声泪俱下，闻者泣不成声。王梅玉在感动之余，下决心帮一帮我母亲，在一家县办生产铁丝的集体企业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当时，这个厂革命委员会有一个头头叫邬××，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的，他风光时腰里别了两把盒子炮，人称"双枪邬司令"。王梅玉跟邬××是在一起住院时认识的，王梅玉跟他一说，邬××就同意了。
　　由于当时的政策不许农民自由流动，即使是当临时工，也必须要有城市户口。可我母亲是农村户口，于是我前面提到的、我的义父王凤刚就把自己妻子的户口本借给母亲冒名顶替，才得到这份工作。后来我母亲转正时，也是用了移花接木的办法，用了一个漏迁的家属的户口，为此还改了名。直到现在，我母亲身份证上的姓名都还是别人的名字——张云霞，而不是她自己的本名——张秀菊，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们家留下的一个特殊烙印。虽然用"张云霞"这个名字已经快三十年了，可我母亲总是感觉这个名字很陌生，仿佛不是自己的名字。
　　我母亲上班的厂子叫线材厂，位于太谷县城东大街，是一家生产铁丝、铁钉等线材的企业，共有职工二百多名，后来渐渐增加到三百多名，在手工业管理局系统内也算个比较大的企业了。我母亲初来乍到，自然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用猪血糊一种可以盛酒和豆瓣酱的篓子，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工钱七毛钱。编织这种篓子是线材厂的前身"织箩社"的一项业务，也是太谷本地的一种传统工艺。由于制作工艺复杂，加工过程又脏又累，现在大概已经淘汰失传了。当时，不要说年轻的妇女，就是一般的男人也不愿意干这样的脏活、苦活，因此当时全厂干这个活计的只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人员不够，才有了这个临时工作。可是，我母亲对这个工作激动不已，因为这毕竟是她一生中第一个相对固定的收入来源。
　　我母亲是吃苦长大的，勤劳肯干不说，还特别要强。她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有人说自己"不行"。因此，母亲干起活来特别塌实，有眼色，总是替老师傅把很多活都抢着干了，每天下班时还把那个干活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母亲非常好学，就连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的这种编织篓子的技术，她也要研究透彻。即使是大冬天，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多度的情况下，她也照样来上班，每天浑身上下沾满肮脏、恶臭的猪血，双手被冰冷的猪血，拔出条条血丝。因此，老师傅对我母亲赞不绝口，逢人便夸；而凡是跟我母亲打过交道、看到过她干活的人，也都无不敬佩于她的要强。直到我考上大学放假回太谷的时候，遇到几个母亲当年的老工友，没有一个不对我赞叹我母亲吃苦耐劳、诚实厚道的美德的。
　　糊猪血篓子是个特别脏的活，无论再怎么注意，每天身上也会沾一身的猪血。当时家里穷，母亲一共只有四件外衣，两件长袖、两件短袖；到了线材厂后，人家给发了一套工作服。母亲这个人爱干净，每天上班时穿着洗净的衣服去，到了单位就把工作服罩在外面，下班后又脱下肮脏不堪的工作服带回家里洗干净，再用熨铁熨平整。这样在外人看来，母亲穿的衣服什么时候都是整洁的，以至于有些工友还以为母亲有不少衣服轮换呢。
　　像我母亲这样没有背景的小人物的地位，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我母亲的吃苦和能干，日益赢得了线材厂领导和工友们普遍的尊重。于是在一九七五年的一天，我母亲得到通知：到单位食堂去当炊事员，工资也升了。当炊事员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来说，应该算一样美差：自己可以吃饱，甚至还可以往家带点粮食。但是，那时的太谷人爱面子，总是觉得当炊事员是伺候人的低贱活，没几个人愿意干炊事员。太谷县城小，一般人都中午回家吃饭，只有十几个人在线材厂食堂就餐。俗话说"众口难调"，这十几个人口味不一，反而比一般大单位的食堂更难办。食堂里原来那位老炊事员就是因为跟吃饭的人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退休不干了，厂里没一个人愿意当炊事员，于是就找到我母亲。
　　母亲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即使是对这个别人看不上眼的"火头军"的活，她也勤勤恳恳。以前家里穷，做不起什么好饭菜，为了干好本职工作，母亲就让父亲找来铁Z局单位食堂内部印制的一本《烹调知识》认真学习，很快学会了烧一手好菜，时不时给工人们换换口味。山西人吃饭多为面食，对菜的要求比较简单，但面食的名堂却很多，一个人一个样子，反而不好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