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暮美人”张五常（之一）
刘正山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强调一点，我不是全盘否定张五常先生。相反，我比较欣赏张五常，只不过我所欣赏的1983年以前的张五常。我曾经两次撰文讨论五常先生之“是”——在《何必为难张五常》中，我说“凭他在报纸上发表的学术散文，就评论他的学术，是不负责任的，也是思维方式的错误。”我还说，“贡献最大的要算经济思想，其次是技术方面的东西。而张五常是极少数的对经济学思想很有贡献的人，而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中，有很多却是仅在技术方面有贡献的，当然，没法同张比。”我甚至还说，“为人狂放或偶尔胡说八道，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凡是做学问到一定程度，都未免行为不合乎俗套，不懂得谦虚。”我做的《世界知名的6位华裔经济学家》排名，五常先生位列其中。
　　 但是，1983年以后的张五常，特别是给报刊撰文（随笔）的张五常，和在内地高校做演讲的张五常，日益偏离学术轨道，不再“偶尔”胡说八道，而是经常的不知所云，误导内地学子，其受害者如薛兆丰、王玉霞等，只知道拾其牙慧，不知道精华与糟粕，一并承继，甚至采用诡辩的手段，玩弄概念，让更多的学子甚至学者受到误导。
　　 我实在看不惯五常先生的自我吹嘘，看不惯一大批学者的盲目崇拜，所以，我不怕自己学识浅陋，在这里捉刀讨论五常先生之“非”。不足之处，请方家指正。
　　
　　第一，五常先生，你为何不忏悔？
　　
　　 《北京晨报》2002年4月25日《点评中外经济学人士，张五常在北京说什么了？》的文章称，张五常在演讲中说，他可以和听讲者下注赌一把，“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1986年我发表文章《日本大势已去》；1988年，加拿大的人问我，他们的经济何时复苏，我说最早要到下个世纪初；1996年我说香港要有10年的经济不景气。我不是看风水的，但我能看到局限条件的转变”。
　　 五常先生所说的“1981年我就预测过中国的发展，白纸黑字”，白纸黑字固然不错，但这个推测的结论并不新鲜。其实，市场化的改革，大陆的经济学者早就提出来了。如1950年代孙冶方、顾准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1979年刘国光、赵人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商品经济。不同之处在于，五常先生运用的是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而且论证更有说服力。当然，我没有否认，在五常先生的那本书中（《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在经济学理论及其运用上，五常先生很有创新，一些观点而今读来仍不觉过时，我只是说，其结论不新。
　　 至于五常先生所说的“我搞了四十年学问了，我从来没有看错过”，非常值得怀疑。作为有良知的人，不应该忘记，当年五常先生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给我们带来的危害甚至灾难。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1年4月27日《张五常中山大学讲演(全文)》，五常先生说——“弗里德曼一向主张放开价格管制，1988年我们向中国的领导人极力推荐这一点，结果一团糟。”到底是怎样的一团糟呢？五常先生没有交代。这里不妨简短介绍——当时3000亿元（人民币）的居民存款，数量级远远低于1992年的10000万亿元，更低于目前的10万多亿元，竟然造成全国性的抢购风，在贵州那样的穷地方，居民竟然抢购毛线！这次改革，导致1978年改革以来最大一次经济失控，社会动荡，甚至引发了后来的政治风波。
　　 但五常先生不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不进行任何的反省，反而且变本加厉，把一切问题都归结为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归结为市场经济不彻底而否认其已经在许多方面被滥用，继续鼓吹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实现“制度变迁，产权革命，与国际接轨”。五常先生于1990年甚至“大胆”预测，中国经济九十年代必将大幅度下滑，少说也要饿死二亿人！现在已是2004年，时间已过去14年，我们反而人丁兴旺！
　　　 遗憾的是，五常教授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2003年6月27日的《苹果日报》上，他发表的《佛老用不着耿耿于怀 》的文章说，“两件事使佛老表示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了信心！”其一，弗里德曼（即五常所说的“佛老”）的货币理论运用于实践中，以失败告终；其二，弗里德曼对欧元的预测错了。五常先生辩解说，“我认为佛老的思维没有错，失灵非战之罪，而是世界的局限转变他看不准。大师就是大师，理论没有错，只是一时大意，摸不准世界大变，也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是的，你可以将问题和责任推到“一时大意”、“摸不准世界大变”、“低估了政治的复杂性”等上面，但是，五常先生，你或者“佛老”做的决策建议等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谁来承担？台湾的高希均先生曾经说，决策失误比腐败带来的损失更大。依我看，五常先生对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乃至经济学的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超过了官僚的腐败，可以说是无法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