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云翔最近写了两篇文章谈中国大陆的“成功驱动”问题。中国人过去最大的焦虑是“无后”，现在则是“失败焦虑”——成功驱动的另外一面，成功标准靠一系列物质指标来划定，“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觉得如果没有一套房子，他就不是一个男人。房子成了中国男人的成年礼，非常痛苦，也遥不可及，也给女人造成困扰。在这种标准下，能找到的对象越来越少，只好抢40多岁的人。”看似好笑又有些苦涩的分析，阎云翔看出了背后深层的价值取向：不成功的代价太大，意味着你得不到作为一个人的尊重。



阎云翔在哈佛大学一次研讨会上看过艾未未等人制作的纪录片《老妈蹄花》。阎云翔对他们在片中激怒公安并记录下来的方式印象深刻，“（在哈佛）很多人看完了有好多疑问，说他能对中国警察这样，那中国警察很不错啊，他还能对警察拍桌子骂人，在美国，谁能够对警察这样啊？”阎云翔有些感慨地说，“看完以后，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恶化显示双方都不拿对方做思想层面的对手，而是直接的利益上的冲突。现在维权和压制维权的斗争激化到这个方向，值得大家都反思一下，当然我相信最初的起因肯定不在弱者这方，可是弱者能不能自始至终占据道德上的高地？”



阎云翔从心理层面分析一些“成功”的中国新富的行为方式，“你要先声夺人，摆出一副高高高在上，甚至欺压别人的姿态，别人才不可能欺压你，伤害别人就成为一种自卫”，长远来看，“对方如果当时没有权力反击，那他下次有机会也会对别人毫不犹豫地施加。每一个人都会对比自己地位、财力处在劣势的人施加这些方式，整体上就会是一种傲慢无礼的行为方式，是内心缺乏自信，缺乏安全感和不受尊重的恐惧造成的。”
——这个现象，不光是反映在普通的社会关系上。连最讲客观的IT讨论上，也是有这样的迹象：要摆出专家的姿态，“先声夺人，摆出一副高高高在上，甚至欺压别人的姿态”。。。。

　　社会伦理价值观出现种种变化，阎云翔将其归因于传统的被摧毁、政治制度、社会组织的弱化、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这四个因素形成的合力。他觉得在中国，渐变是唯一的选择，四种因素中，社会组织是最有希望、也最应有较大变化的一个方面，应该让公民社会得到发展。中国社会将来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开放程度、社会自组织方式的发展和公民社会成长的规模、速度和方式。“政治制度如果一点变化都没有的话，就不会实现公民社会的发展，最需要的是从政治的角度，认识到公民社会的发展的重要意义；即使你不知道它是好的，也需要知道它是重要的，准备接受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