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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吃不到新药？（3）
2014-06-10 09:51 作者：袁越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2014年第23期
新药
中国人
改革开放后，全世界绝大部分创新产品，只要不违反中国法律，均可以在第一时间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造福国人，只是在部分领域有配额和关税等方面的限制而已，但药品是个例外。



临床试验的延迟

国内负责新药注册的是食药监局下属的药品审评中心（CDE），这个机构的正规编制是120人，很多年都没有变过。这120人包括管理层的官员，负责审药的其实只有70多人，还要分中药、西药，以及毒理病理和临床等等，真正负责审国外一类新药的人就没几个了，所以很多人都在超负荷工作，甚至跨行业审药，边审边学，速度自然快不起来。

“中国药品评审中心的有些评审员每年要审几十个药，虽然大多数是仿制药，但仅从工作量看，人均工作效率比FDA高多了。”北京凯悦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吴洪流对本刊记者说，“我认识的评审人员工作量都超大，他们的压力也很大，因为每份批准书里都有他们的签字，负有连带责任，出了事他们要负责。”

吴洪流是留美博士生，毕业后在美国的药企工作过一段时间，带着自己的专利回国创业，是典型的“海归”企业家，对中美两国的新药研发环境都比较熟悉。“美国的评审员压力没这么大，一来他们人多，二来他们是按照程序走的，如果程序没有问题，即使这个药后来出了事也不是评审员的责任。”吴洪流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药品评审中心完全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一方面扩大编制，增加人手，另一方面把一部分功能外包出去，减少工作量，可惜因为各种原因他们一直没能这么做。”

资料显示，美国FDA光是负责新药评审的人员就高达4000多人，欧盟负责审药的核心机构也有500多名雇员，此外各个成员国也可以提供技术支持，整个欧洲加起来一共有3000多名新药评审专家。日本过去仅有100多名评审员，近年来迅速扩张到了600多人，就连我国台湾地区也有200多人专门负责审药！换句话说，大陆在审药方面竟连一个小小的台湾岛都比不过。

“其实中国的药品食品监管队伍相当庞大，2013年食品药品管理职能合并后，全国与药品食品管理相关的公务和事业人员加起来总数高达20万人，比全球食品药品监管机构的总人数加起来还要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资深人士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管体系虽然很庞大，但是中央核心机构人员少，缺乏顶层设计能力。”

具体说，这20多万人，中央一级的监管人员只有3000多人，其余的都来自地方省甚至县级监管机构，这些人的主要职责就是打假。

人数只是一方面，人员素质是更大的问题。为了防止营私舞弊，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CFDA）从2007年起采用轮岗制，每3年轮换，专业性得不到保证。反观美国FDA，虽然总负责人是由美国总统任命的，但负责审药的都是富有经验的长期稳定的老员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去都是临床医生，或者是药学药理等专业的一线研究人员，这就保证了药审的专业性和一致性。

“中国食药监局人手短缺的问题很严重，尤其是药审中心。我们一直很愿意提供资金或者技术上的支持，帮助药审中心培训药物评审员。”司徒睿告诉本刊记者，“要知道，美国的药审中心是收费的，这些费用用来支付中心的部分支出。”

别看中国药审中心人少，每年批准的“新药”有数千个之多，相比之下美国去年才批准了27种新药，两者差别就在于新药的定义。美国的新药也可称为“原研药”（Innovative Drug），从分子式到作用机理全都是崭新的。中国的“新药”则绝大多数都是不同剂型或者不同规格的仿制药。还有一种行业内称之为“Me-too”的药物，即在人家的新药基础上进行修改，找出不受专利保护的相似的化学结构。这类药看似有自己的专利，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变相的仿制。

虽然审批麻烦，但生意还是要做的。为了加快进中国的速度，跨国药企采用新的策略，从新药研发阶段开始就让中国参与，加入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顾名思义，这是把临床试验的范围扩大到全球，在多个国家招募合适的病人一起参与，同步研发，这样做既增加了试验结果的可信度，又降低了寻找合适病例的难度，还便于在各个国家申请上市许可，前文提到的阿比特龙就是这么做的。

这个方法在其他国家都运行得比较顺利，在中国却遇到了麻烦。一些官员指责外国药企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走捷径，逃避为了新药注册而进行的临床试验。不少媒体顺应了这一思路，指责外国药企拿中国人当小白鼠。“这种担心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CFDA不允许跨国企业在中国开展早期临床，只能从Ⅱ期开始做，而Ⅱ期和Ⅲ期临床的风险是很低的。”一位业内人士对本刊记者说，“大部分新药的Ⅰ期临床都是在欧美国家做的，这才是新药研发过程中最危险的阶段，所以说实际上是欧美人为全世界当了小白鼠。”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领导层的意见出现反复，这条路也越来越难走。据一位行业内人士透露，用于上市注册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正面临CFDA的挑战，从2013年8月至今，所有用国际多中心数据支持的上市申报均被CFDA暂停，中国创新药物的审批进入了冰河期。

“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往往会在几十个国家同时进行，得到的数据集中起来统一分析。大部分国家临床申请只需要3到6个月就可得到批准，而中国申请的时间则要长得多，常常是别的国家都已经开始了，中国还在等批文。”司徒睿对本刊记者说。

另外，中国的临床研究病例数量不够，在全球的临床试验中占比不高，不足以对全球的试验结果产生足够的影响力，但为了在中国上市，必须在中国走一遍流程，并为此多花很多钱。而所有这些花费，最终都会由消费者买单。

如果一种药足够好，或者病人数量足够多，问题倒也不大。但有一类疾病，患者人数很少，药厂如果走同样的流程，根本就收不回成本，甚至连临床试验需要的最低病例数都很难凑足，这就是所谓的罕见病。

“欧美国家对于罕见病有严格定义，总发病率低于万分之六就是罕见病。”西安杨森注册事务部总监李卫平对本刊记者说，“这是基于商业计算得出来的数字，当发病率低于这个数字时，药物研发的投入就很难得到回报，于是制药公司就不愿意在这上面花钱，这些疾病的治疗药就变成了没人愿意投资的孤儿，所以这类药也叫作孤儿药。”

欧美国家对于孤儿药有专门立法，临床试验走的是快速通道，对于最低病例数的要求也会相应放宽，但中国没有相应法规，仍然按照普通药物来管理，进口药品注册同样需要单独做临床试验，这就给中国的罕见病患者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这方面的一个著名案例就是血友病，病人血液里缺乏凝血因子，一旦流血就止不住，有生命危险，但如果止住血，他们就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全中国登记在册的血友病患者只有8000多人，但因为很多患者不愿去登记，实际数量有可能比这个高。治疗这类病人只需要往血液里补充凝血因子就可以了，按照遗传缺陷的不同分为凝血八因子和凝血九因子这两种。以前八因子、九因子都是从人血液中提取的，存在一定的感染风险。外国科学家通过基因重组方式制造出了八因子、九因子，杜绝了交叉感染的风险，保证了药品供应不受外部条件的限制。可惜因为国内在罕见病的管理上缺乏优惠政策，导致这种孤儿药一直无法进口。有一年中国发生了血浆短缺，导致八因子、九因子的供应出现了问题，患者面临无药可用的危险境地。部分患者去中南海静坐抗议，监管机构紧急开通了绿色通道，问题才得到了解决。

比孤儿药情况更糟糕的是儿童药。因为中国人不愿意在儿童身上做临床试验，因此国外的儿童药更难进中国。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大部分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太金贵了。但是仔细想想，这个说法毫无道理，难道说外国人家庭孩子多，孩子的生命就不金贵了？说到底，还是因为我们对临床试验的看法太落后了。

问题在于，国内的药滞现象仅仅是因为对临床试验有不同看法吗？答案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