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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构件和习惯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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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07 00:16:55

语言构件和习惯思维

William S.-Y. W.

选自《语言学译林（第二辑）》

转自：世图语言学

当我向科恩博士提出“语言构件和习惯思维”这个题目的同时，我也坦诚地表明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长期以来我研究的重点都是在语言历史，特别是在语音变化上。但是，过去的几年别人经常请我就语言和文化行为的关系发表见解，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我在柏克莱校园委员会的工作。

对于这些问题讲不出什么实际感受的尴尬，迫使我对此花了一些功夫。现在我仍然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新颖的观点，但是我希望大家会明白我提出的问题是很有趣也是很重要的，并且会愿意与我一起去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

为了让大家了解题目中“构件”（prefab）这个词，我从西蒙⑵讲过的一个寓言说起。

从前有两个手表匠，一个叫霍拉（Hora），一个叫坦帕斯（Tempus），两人都能制造质量上乘的手表，名声远扬，两个人工厂中的电话经常响个不停，新的客户一直不断。但后来霍拉发家了，而坦帕斯却越来越穷，最后竟然丢掉了工厂。

他们制造的每一块手表都约有一千个零件组成。坦帕斯是这样操作的，如果他正在组装手表的工作不得不停下来，比如说去接一个电话，那么已经组装一半的手表就会散架，一切就要再从头开始进行。

霍拉做的手表并不比坦帕斯的简单。然而他的设计过程是把每十个零件组装在一起，成为一个组件，然后十个组件再组装成为更大的组件，最后的那十个组件组成了一块手表。这样当霍拉停下手表的组装工作去接电话的时候，只是损失了整个工作中的一小部分，并且他组装手表所用的工时也比坦帕斯少得多。

西蒙在他的“论复杂结构的组成”的讲演中讲了这个寓言。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造的任何东西可能都没有我们所说的语言复杂。当然我们说话的时候，通常会有无数的干扰——一些来自外部，比如响个不停的电话；一些来自我们本身，比如相互交错的情感和思维。

勃林格⑶在一篇重要的论文中预示了这个故事中坦帕斯和霍拉的不同方式在语言中的表现。他提出了如下问题：

语法是使说话人“产生” （换言之“创造”）语言结构的，还是使说话人在适当时机从一个预先建立的清单中“提取”这些结构的？如果是后者，那……语言结构就不是产生于另外的语言结构或一组抽象的成分，而是并列地储存在一起的，并且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不是推导的问题而是记忆的问题。

西蒙的论文发表于1962年，勃林格的论文则要早一年，即1961年发表在《语言》（Language）上。但是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的大气候不利于对勃林格所提出的问题进行思考，那是一个激进的形式主义的时代，人们认为语言更像一个代数学中的问题，可以用单箭头的短语结构规则和双箭头的转换规则来分析。我们这一代的语言学家在那个时候很少有人关注语言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无论在一种语言内部还是跨越多种语言之间。

我记得勃林格的论文一发表我就读了，并且对这篇论文进行了思考。语言是一个储藏室——多么奇怪的想法啊！人人都知道有无限多的句子，因为句子的长度没有上限。那这个储藏室得多大啊！

几年后，我有幸和勃林格一起度过了整整一个学年。那是在1969年，我们两人都是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那时我仍然沉浸在转换语法带来的快乐中。即便如此，我们之间还是有很多次的交谈。我怀疑他那时已经看出我已沉迷在泡影中，只是不忍心捅破罢了。

实际上，不需要太多常识就能明白：“几乎所有的交谈都是……由固定的组块堆砌起来的——把预制的单词、词组和其他的单位组合在一起。”⑷

这句话出自弗里德里克的近期著作《语言视差》。“视差”这个词很有意思，它指的是由于观察者位置的变化而导致的物体位置或移动方向的“明显”变化。这种观点与萨丕尔（Sapir）最初在1924年提出的隐喻类似：

从一种语言转换到另一种语言，在心理上来说就如同从一个描述的几何系统转化到另一个几何系统。两种语言所指的周围世界是一样的：世界上的点在两种描述框架下也是一样的。但对于一个特定空间中的点，进行经验性表达的形式化方法却很不相同，以致无论是在两种语言或两个描述框架之间，感觉均是不同的。完全不同，或至少是有显著的不同，就必须有形式上的调整，这些差异有其心理上的相关性。⑸

人称关系中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可以说明语言的这种视差效应。过去的几年当中，在伯克莱校区我有好几个来自中国的学生。我们说汉语的时候，学生们会称呼我为“王教授”，我则会用学生的全名来称呼他们。除了其他细微的差别之外，汉语中的这些不对称的称呼语也建立了一种相互感知的类型。

另一方面，我们说英语的时候，会彼此称呼对方的名字。很显然，随着语言的改变，人际关系也改变了。这种人际关系必须和语言匹配。在汉语中保持“亲密”会很不舒服；在英语中保持“正式”会很不自然。我确信你们已经意识到了许多语言都可以举出这样的例子，而且“视差”这个词可以很好地表示这种转换的本质。

回到勃林格所作的区分，我们可以依照它想象着排列出一个话语的连续统。在命题性这一端的话语大部分是那些由单词和词组组成的新的组合。这些话语的表层信息量通常很大，相对来说很难从组成部分中预料出来。而另外一端则是高度机械性的话语，例如歌曲、童谣、笑话、戏剧对白和诗行等等。

这个连续统的中间部分是各种不同的构件，盘旋在大脑储藏室中，等待我们来提取。它们包括问候语如“你好吗？”（How’re you doing today？）；停顿填充语如“你知道，”（you know），“说什么呢？”（What can I say？）；惯用语如“我不敢相信。”（I can’t believe it.）“我毫不关心。”（I could careless.）“唉，没人十全十美。”（Well， nobody’s perfect.）；广告词如“你是百事可乐的一代。”（You’re in the Pepsi generation.）“带好它才出门”（Don’t leave home without it.）；感叹语如“啊，上帝！”（Oh， my God！）。

这些构件还包括一系列其他的表达方式，如所谓的陈词套话、模棱两可的话、俗语、成语、隐喻、明喻、暗指、诅咒、誓词、座右铭和警句、格言、标语口号、引用的名句等等。如同词汇表中的单词一样，这些表达方式的储存清单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一个社区中，比如旧金山的湾区，一些来源不同的表达方式，如说唱歌曲的歌词和流行电影的对白，还有写在汽车保险杠贴纸上的话⑹等，不断地加入成为构件。

修辞课上老师可能会提出明确的定义来区分不同修辞，但是对一般的语言使用者来说，这些种类之间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尽管如此，我相信这些构件大体上还是以非常明显的方式对我们的习惯思维和惯常所言施加强有力的影响。采用已故的布洛克⑺（Bernard Bloch）的一句栩栩如生的话来说，它们就好比唱片上的纹道，讲某种语言的人只能说预存在这里的话。

几年前，洛杉矶校区的凡朗克（Diana Van Lancker）的博士论文开始了一个很有趣的研究，题目为《语言与言语的异质性——神经语言学研究》。⑻通过使用延缓听觉反馈和两耳分听的方法，她提出，人们可以根据话语是倾向于命题性还是倾向于机械性来有区分地使用我们的大脑。

尤其是，她发现命题性的话语主要限于大脑的左半球，而机械性的话语主要限于大脑的右半球。这种发现与此种观念相一致：左半球主要与连续性的决策有关，而与机械性话语相比，命题性话语由更长的决策序列组成。

不管怎样，重要的是得注意我们所讨论的构件的处理过程是不同的，并且从右半球提取的构件要比在左半球提取的多。从其他语言和文化中寻找更多语料继续凡朗克所做的研究，这一点是很有用的。

在语言病理学有关的文献中，关于“不是所有的话语都是相等的”这一话题，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论述。一个世纪以前，神经学家杰克逊（Hughlings Jackson）对命题性言语和机械性言语进行了区分，而且他注意到一个大脑左半球损坏的病人，他的机械性言语通常保存得很好。⑼

一个患失语症的病人可能无法产出任意性的言语，但是对日常的问候语和感叹语的使用却一点儿都不觉得困难。一些病人不由自主地重复说一些词和短语，这种病症叫做语言重复症。观察表明他们可能丢失了一部分机械性言语。

克里奇利（Critchley）描述了一个很有趣的个案。一位有修养的科学家经过一次大脑手术之后，三天不能说话。当他重新能够说话的时候，他说出复杂的莎士比亚式的句子，如“Methinks the lady doth protest too much”（我认为这个女人确实是申辩得太多了），或是非常华丽的表达，如 “There but for the grace of God go I”（若非天助，区区岂能幸免），然而所有的言语都是用很单调的语音说出来的。克里奇利记述称，他的这种说话方式竟持续了几个月。

在语言病理学的有关文献中，机械性言语极引人注目地表现在一种疾病中，该疾病是由图雷特（Gilles de la Tourette）1885年发现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得了这种严重疾病的人虽然具有语言能力，但他们当中的大部分都患有一种叫做“秽语症”的疾病，也就是情不自禁、不由自主地骂脏话。当病人感到疾病来袭时，为了延缓发作，他可能会跑到浴室呆上几分钟，然后是骂一连串的污言秽语让自己放松下来。

对于正常人，无论这个术语今天指的是什么，他们所掌握的构件储备是不同的，而且他们选择提取这些构件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大量地使用少数几个构件叫做言语的独特风格，比如一个喜剧演员滑稽地说,“我跟你明说了吧”,任何人都知道他在模仿理查德·尼克松。有效地运用这些构件，也是决定讲话流利度和表现力的一个主要因素，这就好比丰富的词汇量是说话人流利程度的标志之一一样。在每一种语言和每一种文化中，语言技能都会存在各式各样的个体差异。

这里说的差异好像不一定与一般智力和正规教育水平有关。现在我仍清楚地记得，几年前，我陪同伊维奇（Pavle Ivic）一起去做田野调查工作，他与一个塞尔维亚郊区的老农进行了面谈。这个老农，吸着他的烟斗，说话语速非常慢。我几乎听不懂他说的话，但是老农说起他的庄稼时，就好像着了魔法似的，一个接一个漂亮的言语表述脱口而出。很显然，他让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很吃惊。伊维奇后来告诉我，这个人雄辩的口才也让他感到惊叹。

每一种语言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储存的构件数量到底有多大，语言彼此之间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再次拿咒骂语为例。我所观察的汉语方言当中，每种方言都有非常丰富的咒骂语。我曾经看见过两个敌手彼此之间隔开一定的安全距离，比如十或十二英尺远，摆好架势，然后开始尽情地用具有高度创造性和丰富多彩的言语对骂，足足有半个小时，骂的范围从人体的私密器官到几辈老祖宗的罪恶。仇视和敌意的情绪经过语言上的释放之后，他们各自干各自的事儿去了。这样的习俗是释放人与人之间的紧张情绪、当众消散怨恨的一个非常有用的方法，甚至可能会获得来自社区的支持。

无论是语言还是文化，日本人与中国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共用一个独特的书写系统已经超过了一千多年。但是，据我所知，日语的咒骂语却非常少，能够在词汇中发现的最不好的言语就是说某人是一个傻瓜，这是很温和的，以致在一些文化中几乎可以用作友好的表示。

另一方面，与汉语相似，日语也不缺乏谚语和成语。最近，我有机会浏览了由嘉勒浮⑽编译的包含一百个成语和谚语的合集，这个集子本身就是用一个谚语来命名的——SARU MO KI KARA OCHIRU（即使是猴子也会从树上掉下来）。它大体上与英语的惯用语“没有人十全十美”一致。但无可否认的是：同一个意思，用日语构件表达却更加生动逼真，充满智慧。

日语与汉语有共同的文化继承，这在这些谚语中有直接体现。日语KUNI HOROBITE SANGA ARI，字面上的意思是“国家灭亡了，但是山河还在”，被翻译成“国土比国王存在的时间长”。实际上这是被誉为中国最伟大诗人杜甫（712—770）的一首名诗的首句“国破山河在”。

同样，为人熟知的谚语，即千里之行，开始于一小步，在日语中是SENRI NO MICHI MO IPPO KARA，汉语则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它规劝人们不能被巨大的挑战所吓倒。日语中另一个与此主题相关的谚语是KOKETSU NI IRAZUMBA KOJI O EZU（不进入老虎的洞，就不会逮住老虎的幼仔），翻译成英语就是“nothing venture， nothing gain”（没有冒险，没有收获）。汉语中与之相对的谚语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两者完全对等。

汉语和日语之间存在的这种密切的对应关系，很可能是表达从一种语言借用到另一种语言中的。虽然那些研究文化历史的学者会对借用的环境感兴趣，但是事实上借用的环境与语言使用者大体上是不相关的，因为他只是在大脑文件中提取表达。

这里所要说的重点是，由于两种语言提供的这些构件是相同的并且也是现成的，所以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往往会说同样的东西，这是合情合理的。更进一步说，使用这些构件会使语言的使用者往往以相同的方式做事。据此至少可以形成这样的事件链，从提取语言的构件开始，到习惯性思维的形成，再到保持一致的行为。很显然，复杂的情景不都是这样单向进行而且时间上也不总是离散的。在我看来，三种事件以这样的方式相互作用是完全有可能的。

构件的题材内容存在不同程度的普遍性，这是跨语言研究的一个富有成果的领域。例如，不断被阐述的道德规则，有时候也叫做“黄金规则”。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几个世纪后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己所欲，施于人”（We should behave to our friends as we would wish our friends to behave to us.）。又几个世纪后在另一个地方，《圣经·新约》写道：“将你欲我施于你者，施于人。”（therefore all things whatsoever ye would that men should do to you， do ye even so to them.）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人们希望彼此相处，我想这个构件都会被广泛地使用。

得到广泛接受的还包括对生命本质及其梦幻般特性的描述。中国哲学家庄子的沉思现在为人所熟知——不管是庄子梦想他是蝴蝶，还是蝴蝶梦想它是庄子。这种描述采用的形式，或是人们喜欢吟诵的精美诗词，或是悦耳易记的短歌歌词。

苏轼优美的《念奴娇》中的词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是一个例证。另一个例子是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代表诗《乐土》（Das leben）的首句：“世上人生如梦，我们像影子一样，在波涛巨浪中忽隐忽现。”（Ein Traum, ein Traum ist unser Leben Auf Erden hier. Wie Schatten auf den Wogen schweben Und schwinden wir.）

在一首非常流行的歌中，rowing your boat down the stream（划着你的小船， 顺流而下）与life is but a dream（生命只不过是一场梦）押韵。这首歌也把生命、梦与流动的水联系起来。对不同文化的语言构件的研究会得出大量与此相类似的联系。

另外，对生命本质的论述更具文化的特性。例如，在日语中有这样一个语言构件，“生命就像风前的蜡烛”（JINSEI WA FUZEN NO TOMOSHIBI）。这与汉语中表示生命短暂的一个谚语“风前烛，瓦上霜”的前半部分相一致。

同样，在大多数语言中可能都会有讥讽观众水平低的谚语，但是所涉及的事物却不同。这里有三个有趣的谚语，都与动物有关。英语是“猪前投珠”（casting pearls before swines），汉语是“对牛弹琴”，日语是“对马读经”（UMA NO MIMI NI MEMBUTSU）。不论把观众叫做猪、牛还是马，所传达的信息是相同的。

另一方面，语言构件也有可能传达相反的信息，从而反映不同社区的道德观念。有一句美国谚语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一位笔名叫毕令斯（Josh Billings）的幽默作家。“The squeaking wheel gets the grease”（吱吱作响的轮子有油上）,它鼓励人们敢于刨根问底而不是人云亦云。这跟日本的“出头的钉子先被锤”（DERU KUGI WA UTARERU）的意思明显不同。

汉语中有两句常用的谚语跟上述日语有相同的意思。一个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另一个是“枪打出头鸟”。

处理这类语料，从问题的两个方面来看总是很有必要的。有时候会找到意义完全相反的表述，比如“距离产生美”（absence makes the heart fonder）和“眼不见心不烦”（out of sight out of mind）是一对相反的谚语。还有一对是“厨子太多煮坏汤”（too many cooks spoil the broth）和“人多好办事”（many hands make light work）。这种完全相反的表述毫不奇怪，只是说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倾向，而且民间智慧包含许多不同的观点。

所以，与“吱吱作响的轮子”的表述相反，英语中也有“don’t make waves”（不要兴风作浪）和“don’t rock the boat”（不要制造麻烦）这样的谚语。然而，汉语或日语中没有与“锤子”和“钉子”的谚语意义相反的表述，这体现了说英语的人与说汉语、说日语的人的不同态度。

刚才我提到这个隐喻，即“语言是一个唱片，使用语言的人只能说这个唱片纹道中的话，或是卡在它的凹槽中”。“我们受到语言的限制”这种观点已有很长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那个时期，正如布朗（Roger Brown）在专著⑾中讨论的。毫无疑问我们可以找到更早的论述。

英国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也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反复地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在1940年的著作中写道：

词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影响着使用者的思维。我们不屑一顾地说“仅仅是词的问题”的时候，忽略了词有这种力量，即塑造人类的思维，疏通他们的感情，指导他们的意愿和行为。行为和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现在使用的，表达我们自己和周围世界的词的性质决定的。⑿

后来到了1954年，赫胥黎在《感知的大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一书中讨论我们的意识和行为的关系时，再次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我们可以找到书中这些有说服力的表述：

每个人是他出生时所在的语言传统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受益者是因为语言使他可以利用累积起来的他人经验的记载，受害者是因为语言使他坚信归纳的意识是唯一的意识并且迷惑他对现实的感知，所以他很可能用自己的概念理解现实的语料，以自己的词理解现实的事物。⒀

近些年来，在所谓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背景下，这些观点在学术圈内得到了最为广泛和公开的讨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已经成为了大规模跨学科对话的论坛，尤其是在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心理学家之间的对话方面，产出了相当数量的著作。

沃尔夫曾写过一篇纪念他的学术导师萨丕尔的论文，题目为《习惯性思维和行为与语言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在他大量的相关著作之中，引用最为广泛的可能就是下面这段论述：

我们找不到孤立于现象世界之外的范畴和类型，因为在每个观察者面前的就是现象；反之，世界是在万花筒似的表象中得以呈现的，这些表象必须经过我们的思维进行组织。这意味着表象主要通过我们思维中的语言系统进行组织。⒁

人们有时候过多地关注上文最后一句中的“系统”这个词了。通常所做的假设是，如果语法明确了一些特定的范畴，那么这些系统性的范畴一定已经深深地植根于认知过程中。如果一个语法系统形态上倾向于使用动词的时态，而另一个语法系统形态上倾向于使用体态，那么这种假设会让我们以为这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对时间的感知方式和组织方式是不同的。

举一个例子，布罗姆（Alfred Bloom）本着这一假设进行了一系列关于英语和汉语中与事实相反的结构的实验。英语中有这样的句子“If John had gone yesterday， he would have been seen”（如果昨天约翰去了的话，别人就会看见他），清楚地蕴涵着这种事实：约翰没有去。英语中的语法手段是第一分句使用过去完成时，而第二分句使用“would”。

然而汉语中却没有现成的语法手段来表达这种与事实相反的结构。因此，布罗姆假设使用汉语的人不能有效地分析那些与事实相反的文本。布罗姆实验的方法和他对实验的解释都遭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因此其实验结果是不可信的。其实，最基本的问题源自这个假设本身以及把“系统”错误解读成了各种强制性的范畴。

在语法范畴和认知的联系方面，我们可以回顾朗斯伯莱（Floyd Lounsbury）早期的评论。在1953年举行的一次讨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会议上，朗斯伯莱问道：“一个人的语言如果语法上没有‘数’，那么算术或数学发展会受到制约吗？”接着他回答说：

不会。事实是数学并不依赖于强制的语法范畴，而依赖于一些表达某些特定概念的可以自由使用的词语。如果它依赖于那些强制的各类语法范畴的话，那么英属新几内亚的基瓦巴布人（Kiwai Papuans）应该是最优秀的数学家，因为他们语言中的动词的屈折变化必须要通过语法词缀、动词的主语和宾语的数来标明。另外，他们不像我们只区分单数和复数，也不像易洛魁人（Iroquois）和希腊人区分单数、 双数和复数，他们要区分单数、双数、 三数和复数，而且主语和宾语都要区分这些数。这些人恰恰不是最优秀的数学家，他们与数相关的词只有五个。⒂

这些评论很是切中要点。曾有许多研究都是基于对强制性语法范畴的错误假设。而正如朗斯伯莱所指出的：恰恰是“自由使用的词语”才与认知有强有力的联系。我相信这些自由使用的词语主要是指我们正在讨论的语言的构件。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得到发展的另一方面是在词表各部分的词汇密度上。这个问题引起了人们相当大的研究兴趣。普勒姆（Geoffrey Pullum）最近写了一篇关于雪的高雅的故事，叫做《伟大的爱斯基摩词汇的骗局》（The great Eskimo vocabulary hoax）⒃

很明显，故事始于鲍阿斯（Franz Boas）的保守看法。在他的《北美洲印第安手册》（The Handbook of North American Indians）的序中，他列举了爱斯基摩人用来形容“雪”的四个词根，分别用来指“地上的雪”、“正飘下的雪”、“吹积的雪”及“雪堆”。正如普勒姆追踪的那样，随着这个故事一再被复述，与“雪”有关的词语数量不断地增加，这种情形跟谣言越传越大非常相似。

在《科学与语言学》（Science and Linguistics）中，沃尔夫提出至少有7个关于“雪”的词。在威尔逊（Lanford Wilson） 所写的一部戏剧中，有关“雪”的词增加到50个。当然，大众媒体也不甘心落后，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一篇评论中（1984年2月9日），这样的词增加到了100个。克里夫兰（Cleveland）电视台的天气预报员曾创下了纪录，宣称爱斯基摩人有200个词来描述“雪”。

普勒姆的一个更重要的观点就是，词汇密度的这些变体完全是不足为奇的，而且是预料中的事。我赞同他的观点。这正如水手有丰富的词汇来形容他的船，地理学家有丰富的词汇来形容地貌，或者一个计算机科学家有丰富的词汇来形容他的机器所使用的硬件和软件一样。需要更多的术语，那么更多的术语就被创造出来了。这些观察几乎不会产生额外的认知内容。

有成效的词汇研究不在于一种语言中单词的数量，而在于不同语言中特定单词的多义模式。比如，英语形容词“高”（high）可以用来形容各种不同的品质。“高山”中的“高”与“高空飞机”中的“高”意思有点儿不同。另外“钢琴上的高调”、“管理中的高层”和“高尚的精神”中的“高”的意义也有差别。这些意思中有一些好像彼此差别还很大。

一种意思到底是语义扩展、是隐喻还是完全属于另外的一个词，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总是分明的。在汉语中，形容词“高”同样具有上述例子中的每一种意义，这不可能是纯粹的巧合。

当然，在任何两种语言之间都可以举出许多相类似的例子。由同一个词表示的一组意义隐含着认知基础，这样就会使孩子和外国学生掌握语言的巨大任务变得相对简单。只有当这些语义扩展产生了错误的表达时，也就是导致所谓“伪同系词”（faux amis）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注意到一种类推的心智过程在工作。但是在它工作的时候，并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习焉不察。

但是，不同语言之间相类似的一词多义模式，能告诉我们关于习惯思维的哪些方面呢？前几天，我与一个朋友菲尔墨（Chuck Fillmore）讨论了这些问题，我提到法语中的“良心”（conscience）这个词， 在“问心无愧”（conscience nette）中表示“良心”。同时它也用来表示“知觉”，如在“觉察到”（avoir la conscience de）中。菲尔墨随意地讲到，这就是说法国人清醒的时候总是比较有道德的。

当然，我们不应该把这些多义词理解得太过字面化。很明显“早餐”（breakfast）这个词不再会唤起人们这样的意象：切面包或是磕鸡蛋或者是切任何东西，尤其是它的语音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尽管如此，不同的语言经常使用同一个词把看起来不同的经验归为一类，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几乎还没有人对此现象进行过探讨。

现在我们再回到“自由使用的词语”的较大组块，也就是构件。很明显它们对我们的意识会施加更大的影响，因为它们比较大、比较新，并且自身就包含着完整的信息。相对来说，由于人们几乎不重视语言构件的研究，因此对于它们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各式各样的差异，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可靠的知识。现在我要描述一类特别的语言构件。

汉语中有一类特别的形式叫做歇后语，我在其他语言中没有发现与其相类似的表达。由于文献中迄今还没有确定如何把这个汉语词翻译成英语，因此我现在使用这个比较中性的术语——“两段语”（two-part-expression）。

汉语常因文雅的谚语和四字成语而为人所知，但相反的是，歇后语在意义与内容上都更为随意。它们经常包含一些粗俗的词语,并且所指的内容通常也是粗俗的、不雅的。一些有语言净化思想的人可能会认为它们是不良成分应该被剔除到语言之外。的确，在中国有些知名作家就歇后语的地位问题曾展开过公开的辩论。

不管如何，通常比较正式的文献中不会出现这些表达形式。尽管如此，它们的确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传意渠道，是一种幽默生动、丰富多彩、自然无雕饰的表达意义的方式，许多精心设计的语言表达形式都不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这种表达形式在第一部分设定背景，第二部分提出主题。在说出第二部分（点睛之句）之前，说话人通常会停顿一小会儿。如果听话人知道这个歇后语，他可以补出第二部分，或者可以根本就不用说出来。

其中有一个例子在学术界会非常有用。在一节冗长枯燥的课后，一个学生可能会抱怨：就像老太婆的裹脚布。这是一个歇后语的前半部分，表面上指的是女人裹脚的习俗。第二部分省略掉了，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是“又臭又长”。

这种表达形式的成效在于两个描述成分可以分别形容两种情况。“臭”可以指裹脚布的气味，也可以指讲演的质量。同样，“长”能形容裹脚布的实际尺寸，也可以形容讲课持续的时间。记得几年前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它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我也非常高兴地注意到这个歇后语的双重意义有了很好的英语对译。实际上，这样的语义扩展，大多都是由具体可感知的事物到抽象的事物，这在语言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下面是另一个类似的语义扩展的例子。假设一位李先生，过去常以高压的手段对待别人，现在他失去了职位权力。某个人可能说他就像“下了锅的面条——硬不起来了”。这个表达的关键在于“硬”这个词。它既可以指事物的特性，如没煮的面条；也可以指人的品质。这个形容词在英语和汉语中都同样具有双重的意义。

我们可以认为这些表达形式在两个层次运作。表层信息好像是在形容一块布和面条，但是真实信息却是在形容一次讲课或者一个人。经过一个或几个关键成分的作用，真实信息从表层信息下显现出来。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关键成分通过简单的语义扩展来运作。这些歇后语的整体结构可以表述如下：

第一部分——停顿——第二部分 （表层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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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键成分的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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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真实信息）

关键成分的语法范畴发生改变的歇后语，会稍微复杂一些。张洪年（Sam Cheung）对广东话中的歇后语作了出色的研究⒄，这里我要采用他曾经分析过的一个例子：纸糊的老虎——吓死人。这是暗指在葬礼上烧的各种纸糊的老虎，人们笃信它们会和死去的人一起到阴间世界。

这里的关键语素是“死”。在表层信息中“死”与“人”组成了一个名词词组，意思是“死人”（dead people）。但是“死”也可以与前面的动词“吓”组成一个直接成分，意思就是“吓死”，跟“饿死”、“烦死”等结构相似。传达的真实信息是说这种情形非常可怕。

注意第二部分的三个语素组成的短语结构在表层信息和真实信息这两个层次上是不同的，因为关键语素改变了语法范畴。表层信息层面上的结构是1+2，真实信息层面上的结构是2+1。这个歇后语的结构可以表述如下：

纸糊的老虎——停顿——吓 （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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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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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死）人

还有一种歇后语使用关键成分的双关，也就是利用同音异义的音节。一个例证是：外甥戴孝帽——没救了。表面意思是他的舅舅死了，但是关键音节，jiu，也可以指“救”。这是简单的同音异义现象。真实的信息实际上是指一种情形或一个人没有救了。

最后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汉语中这种令人着迷的语言构件，它来自一个真实的新闻故事⒅ 。这个例子表明跨文化交流中存在着一些难题，人们很容易犯错误，即使一个经验丰富的专家也在所难免。美国作家斯诺（Edgar Snow）在1970年12月对毛泽东进行了一次独家采访。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着，毛泽东感觉可以与他的新闻记者老朋友谈谈。在随后的一期《生活杂志》（Life Magazine）上，斯诺的报道如下：

他一边礼貌地把我送到门口，一边说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他说，他仅仅是一个孤独的和尚撑着一把破旧的雨伞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杂志》，第70卷，1971年4月4日，48页）

毛泽东当时说的是一个歇后语的前一部分：和尚打伞。它的第二部分是：无发无天。表面意思是指和尚剃光了头发和看不见天空。但是这里的关键音节fɑ也可以指“法”，而“无发无天”这个短语也就成了另一个构件（无法无天），实际是说既不受法律也不受上天的限制。考虑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巨大混乱，这样的表述出自这场革命的发起者之口，确实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斯诺却完全没有理解到这个意义。这个歇后语的结构可以表述如下：

和尚打伞——停顿——无发无天

︳

同音异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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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无天

带着这些初步的想法，我将结束今天下午的演讲，但在结束前，我想对你们提出一个请求。学院的院长科恩博士告诉我，今年的TESOL（对母语为非英语人士的英语教学）学会的规模是历年之最，参加者来自20个不同的国家。我对这个领域的记忆可以追溯到30年前的1950年，那时我在密西根大学的英语语言学院，受弗莱斯（Charles Carpenter Fries）和拉多（Robert Lado）的指导，从他们两位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过去的几十年来，TESOL行业经历了巨大的增长。这是令人振奋的发展，如果考虑到英语在人类生活中所发挥的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可能这种增长也并不奇怪。增长不仅仅体现在所涉人数的增加，也体现在方法和理论复杂度的增加，同时还体现在对其他语言知识的利用也是越来越多。

当我对今天讨论的问题进行思考的时候，很多次都希望能知道这种习惯用语在这种语言中是如何表达的，或者那种隐喻在那种语言中是如何表达的，但是有关这些问题的文献非常少。尤其缺少小语种语言的语料和跨语言比较的语料。当然字典也是不足以完成这项任务的。找到一个参考资料，像坦南（Tannen） 和 厄兹泰克（Oztek）的那篇论土耳其语和希腊语习惯表达的文章，与其说是一个常规还不如说是一个例外。

尽管如此，我确信每种语言都储存了一些预制的习惯性表达。有些储存清单注定会很大，而另外的一些储存清单则相对会很小；一些储存清单主要是集中在宗教和风俗的主题上，而另一些可能主要集中在社会关系和礼仪方面。到底沿着什么维度这些表达是相同的，以及到底沿着什么维度这些表达是不同的；发现并研究这个问题能够提供更多有关不同人的习惯思维的知识。

来自20个国家的学者，我不知道会代表多少种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但这么多种语言知识一起聚集在这个学院让我惊叹。在语言的大多数基础学科方面——语音学、音位学、形态学和句法学，我们已有相当扎实的基础。使系统更加形式化或者规则更加精确的努力可以一直做下去，但这些最多只是锦上添花。

在语义学、语用学和语篇策略方面的课题越来越具有意义。但在我看来对语言构件的研究是中心所在，它也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的桥梁。语言构件是语言表达和习惯思维之间最明显的相互交织处，也是许多文化得以直接反映之处。这些构件是“塑造人的思维，疏通人的感情，指导人的行为和意愿的强有力的工具”。

今天我试图从总体上讨论这些问题，但是这的确还是初步的研究，而且只简单涉及了几种语言。可能这个房间中的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中想出其他的例子，修改和完善我对一些问题的理解。你们一定要这样做，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提取大脑中的档案，查阅储存构件的特性，我们可以一起来发展壮大语言研究的这个领域。到目前为止，很大程度上它仍是一个被忽略的领域。

最后，我想起一个最好的方式来结束对语言构件的讨论，用一个来自汉语的恰当的隐喻：抛砖引玉。如果今天下午我抛出的比较粗制的砖能够激发你们在这个重要的和非常有趣的语言研究领域产生美玉，那么我将会非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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