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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的命运：一出生就差点死去
原创 群学君 群学书院 今天



朋友寄给我一册41年前的旧杂志，发黄的纸页背后，有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

如果当年《译林》就那样死去，恐怕也不会有今天这个有名的出版社，更不会有三十多年来它出版的那些令人爱不释手的好书。

永远要记住，无论一份杂志，一个出版社还是一个文化品牌，培育长大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有时甚至要几代人的心血呵护，可是摧毁它却易如反掌，有时甚至就在眨眼之间。



《译林》的命运：

一出生就差点死亡

文 | 群学君




01



1979年初，江苏省委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指示江苏省出版局创办一本介绍外国文化现状的翻译刊物，这个任务被交到刚进入出版界不久的李景端手里。



经过深思熟虑，李景端决定将外国文学作为这本刊物的主要翻译出版方向，一方面，相对来说，文学作品远离意识形态，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代，相对比较安全，另一方面，绝大部分外国文学作品在过去三十年里成为“禁区”，长期禁锢积聚了多少阅读的渴望，成为潜在的巨大市场。



1949年以后，除了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作品、少数外国古典作家和近现代进步作家作品外，中国读者几乎是与整个西方文学界隔绝的。1963年开始，作家出版社等以“内部供参考批判资料”的名义出版过一批外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爱伦堡的《人 · 岁月 · 生活》、《解冻》，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加缪的《局外人》，凯鲁亚克（当时翻译为克茹亚克）的《在路上》，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乃至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都曾得译为中文出版。但是这批作品数量非常有限，传播渠道更是及其狭窄，除了极少数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其他人很少能够接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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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代表作也在当时的内部读物之列


此前，社科院外国文学所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相继恢复了《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的出版，为了有别于这两份重量级的外国文学译介刊物，江苏出版的这本外国文学杂志确定以“打开窗口、了解世界”为宗旨，重点介绍外国当代文学。在戈宝权先生的启发和鼓励下，李景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为刊物组建了一个极其“显赫”的编委会：
钱锺书、杨绛、戈宝权、卞之琳、王佐良、周煦良、杨周翰、吴富恒、杨岂深、冯亦代、毕朔望、范存忠、陈嘉、戴镏龄、李芒、萧乾……

后来，李景端在邀请周煦良先生担任编委时说过这样一句话：
外国人只读《红楼梦》是不可能了解今天的中国，中国读者如果只能读狄更斯和巴尔扎克，同样不能了解当下的外国社会。

一切预示着这株即将破土而出的幼芽无比光明的前景，只是谁也没有听到，远处乌云里，似乎隐隐有雷声传来。




02


1979年11月，这份名为《译林》（顺便说一句，这个典雅的名字，来自古籍编辑孙猛的灵机一动）的刊物在南京面世，毫不夸张的说，它震动了整个读者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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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创刊号目录第一页


这本16开240页厚厚的杂志火到什么程度呢？今天看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初版印刷了20万册，一周之内就脱销；加印了20万册，又很快售罄。新华书店要求再加印40万册，最终出版社只印了20万册，原因是：纸张紧缺。这是名副其实的“洛阳纸贵”了。



最鼎盛的时候，邮局每天用麻袋往《译林》编辑部送汇款单——都是全国读者发来订购杂志的。当时的《译林》定价是1.2元，可黑市上炒到2元，外加两张香烟票。李景端有一次去医院看病，医生看到他的工作单位填的是“《译林》编辑部”，立刻把病历抽出来请他先看。



今天再回过头去读一读这本泛黄的杂志，你仿佛会有一种“穿越感”，而这种“穿越感”也正是它如此畅销的原因所在——这哪里是一份四十一年前“文革”刚刚结束时的杂志？即使放到21世纪的今天，选题的眼光，也毫不“落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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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十二公民》（2015）剧照
下：《十二怒汉》（1957）剧照



比如，早几年我们都看过何冰、韩童生主演的电影《十二公民》，一时引发热议，却少有人知这部电影是翻拍1957年米高梅公司的电影《十二怒汉》（12 Angry Men）。而《译林》创刊号上就全文刊登了《十二怒汉》的剧本——要知道，那个时候连“四人帮”还没有被公审，绝大部分中国人对西方的陪审员制度及其背后的司法精神，一无所知，这部剧本的发表，堪称“石破天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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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创刊号刊登的《十二怒汉》剧本


再比如，冯汉津对加缪（当时译作“卡缪”）及其“荒诞文学”的介绍，袁可嘉对“意识流”的介绍，董衡巽对“迷惘的一代”的介绍，刘象愚对“表现主义”的介绍，张子清对“黑色幽默”的介绍，奇青对“愤怒的青年”的介绍，还有对当年的《纽约客》，当年纽约林肯中心的音乐、舞蹈、戏剧大会演，当年日本直木奖等等的介绍，毫不夸张的说，《译林》创刊号，基本和当时的世界文学实现了“同频共振”。



更重要的是，《译林》创刊号的以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全文刊登了阿加莎 · 克里斯蒂的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不久前，全国影院上映了约翰 · 古勒米执导、彼德 · 乌斯蒂诺夫主演的《尼罗河上的惨案》，这大概是“文革”后第一部全国公映的通俗题材的译制片，引起轰动。《译林》顺应时势，及时推出“阿婆”小说全译本，它的畅销，也正在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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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创刊号刊登的《尼罗河上的惨案》


沉浸在首战告捷中喜悦中的李景端和《译林》同仁不会想到，几个月后，一场风暴即将扑面而来。



03



1980年4月，北京方面传来令人大吃一惊的消息，据说胡乔木同志在一次讲话中，点名批评了《译林》。很快，“据说”有了实锤，江苏省委和浙江省委同时接到胡乔木批转来的一封信，信是时任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写给胡乔木的，主旨思想是，对江苏出版《尼罗河上的惨案》和浙江出版《飘》提出极严厉的批评。冯至先生在信中写道：
目前有关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的某些情况，觉得与左联革命传统距离太远了。近年来有个别出版社有片面追求利润的倾向，当前我国印刷和纸张都很紧张，他们却翻译出版了些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作品。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学丛刊”《译林》1979年第一期，用将及全刊一半的篇幅登载了英国侦探小说女作家克里斯蒂的《尼罗诃上的惨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同一作家的《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这些书刊被一部分读者争相购阅，广为“流传”，印数达到数十万册以上。

侦探小说中也有优秀的、启人深思的作品。但是大多数都没有什么教育意义、有时还能造成坏的影响，根本谈不上对于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有任何好处。克里斯蒂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开始写作，三十年代已大量生产，我见闻有限，过去却很少听人提到过她，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时兴”？从这点看来，我们读书界的思想境界和趣味，真使人有“倒退”之感。

我国自从“五四”以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建设和革命事业是起过积极作用的。回想三十年代，我国进步的出版界，出了许多进步书刊，为革命事业做出不能磨灭的贡献。现在为什么有的出版社置自己的责任于不顾，出那些“惨案”、“谋杀案”之类的书籍而沾沾自喜？自“五四”以来，我国的出版界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堕落过。



……



还听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把解放前傅东华翻译的《飘》印了几十万册，大为倾销。既不问《飘》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也不问翻译的质量如何，这种行动，除去为了赚钱以外，我得不到任何别的解释，可是“社会主义”不知随风“飘”到哪里去了。


……


当前出版界和读书界之所以有这种混乱现象，可以说是对于十多年极“左”路线广设禁区的一种惩罚。希望出版界多出些好书，不要趋“时”媚“世”，多想一想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版者应负的责任，把不良的风气扭转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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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冯至先生


由中央负责同志批转文件给省委研究处理，即便在改革开放以后，也是相当重大的政治事件。


《译林》创刊号开头刊登了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嘉教授的短文《读点外国文学很有好处》，陈嘉先生是美国威士康辛大学学士、哈佛大学硕士、耶鲁大学博士，是中国英美文学界的泰斗，可他在文章的开头却写道：
我搞了几十年外国文学，到了1966年，忽然间这几十年的光阴，等于是虚度了，这方面的缴学与研究都白费了。不但白费，而且还说是放了大量的“毒”。

言犹在耳，没想到几个月后，一语成谶。


刚出版一期的《译林》，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04



所幸，这场风波发生在三中全会之后，拨乱反正成为时代主流，江苏省委在慎重讨论之后，做了指示：
《译林》还是应该办下去，但选稿应当坚持党的文艺方针，要办得更好，要认真做到位社会主义四化服务。

江苏省出版局局长高斯也表示，在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公映之后，把原著加以出版，有助于读者全面认识这部作品，这不是什么错误。



尽管如此，《译林》依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个月后，中国作协在北京召开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李景端代表《译林》参会，到了会场后他发现，每个人的材料袋里，都有一份冯至先生撰写的那封信！



在会上，李景端顶着压力，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特别强调对外国通俗文学的争论是学术问题，完全可以通过讨论和争鸣来达成共识，不能简单地断论“堕落”。“左联”的革命精神当然要继承，但是随着时代发展，介绍外国文学的视野也要与时俱进。



李景端的看法获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在大会闭幕式上，宣传部长王任重一锤定音：这件事就这样处理，到此结束。李景端也因此与冯至先生“不打不相识”，彼此得以开诚布公地交换了看法。



一年以后，《译林》收到钱锺书、杨绛先生联名的来信：
《译林》这一年来不断改进，在我们接触到的青年人里，有很好的“口碑”。我们听到后，觉得沾了光，同时也内心惭愧，因为我们挂了“编委”的空名，一点儿也没有实质的贡献。

译林的特色是把“通俗”的或眼前“畅销”的作品和“经典”或“高级”（elitist）的、公认较经得起时伺考验的作品、有比例地作准确的介绍。“畅销”并不保证作品的文学价值，但是也并不表明作品的毫无文学价值。“经典”或“高级”作品里有些是一度的“畅销书”而为了理解外国当前的社会，通俗流行的作品常常是较好的指南。这些事实是“文艺社会学”（literarysociology）家像R. D. Altick，R. Escarpit，R. Schenda，J. L. Sammons等著作里反复阐明的。《译林》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有显著的成功。

在另一封信里，钱锺书夫妇对李景端说：
我的用意是拥护《译林》的方针，而让那些研究外国文学的“权威”开开“洋荤”，知道有一门新学问——“文艺社会学”。这门学问特别重视通俗“畅销”作品等“次等文学”（Sub-literature）作为“社会镜子”的反映作用和现实意义，是在德、法、美三国兴盛的研究。《译林》对克里斯蒂、杜穆里埃之类不排除，正是既合世界潮流又开中国风气，顶刮刮的好事。
如果说王任重的讲话，代表了官方对《译林》的认可，那么钱锺书先生的来信，则意味着学界老人们对《译林》办刊方向的支持。至此，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终告结束，《译林》这棵幼苗，开始茁壮成长。





05



令人唏嘘的“译林风波”结束了，译林的故事却才刚刚开始。



80年代“文化热”时期，最多时全国有30多种外国文学类刊物，时移世易，其中的大部分早已消失不见，唯有《译林》不仅坚持下来，更在一本杂志的基础上，衍生出庞大的出版机构——译林出版社，乃至于形成一种“译林现象”。



二三十年来，译林在国内率先出版了《追忆似水年华》《尤利西斯》《蒙田随笔》这类经典巨著的中译本，堪称“填补空白”之功，而“人文与社会译丛”“牛津通识读本系列”等则成为连续出版的文化品牌。有时候我数一数书柜里译林的出版物，真是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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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出版社经典出版物


这一两年，译林出版社的选题眼光和视野更加开阔，除了译介作品，他们更加注意中文原创作品的，比如以下四种书，看书名和选题，感觉不应该是一个由一个专业的翻译类出版社来做，可他们偏偏做了，还做得很好，这就让人心生感慨：就像40年前《译林》初生牛犊冲破“禁区”一样，任何一个好的出版社，都不会被所谓的“专业”或者“领域”所局限，而只能受那种真正的人文精神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