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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知情人谈追缉最大外逃贪官高严内情:五台山和尚曾被查了个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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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谈追缉最大外逃贪官高严内情:五台山和尚曾被查了个遍

1997年,高严从云南省委书记任上调到北京,到电力工业部任副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应该是属于没被重用,他的思想就退步了,就有点颓废了,消沉了。高严管着全国的电力局,他就到处溜达到处玩。而且他信佛了,到处拜佛——信佛,也是中国贪官的一个普遍现象——特别是山西五台山,高严经常去。山西电力招待他。山西电力在北京有办事处,他经常去吃喝玩乐。

是怎么发现高严不见了的呢?是这样的:当时高严已经是国家电力公司的一把手了。“一把手”问题也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现象。我也当过“一把手”,当时我下面有10多个副局长。我是怎么来领导呢?我有党委秘书,有什么事了,比如今天要干什么了,我就让党委秘书一个一个去告诉那些副局长。高严当国家电力公司的一把手,也是用的这个领导办法。在他那个部,很多人都没有见过他,他也经常不在办公室。都是由秘书给他下面的人打电话,说:高书记说了,让你去参加个什么会,让你到哪里去干个什么事。都是这么来传话,高严本人不露面。这样,他的行踪别人也就掌握不到。

而且,在高严任国家电力公司一把手的那个时期,召集几个部委开会,很多时候都是由副总-理来主持。开这种由副总-理主持的会,有的部的正部长,资历浅,正部长本人就去参加了,有些正部长资格老,一看是副总-理主持的会,他就不亲自参加,而是派分管业务的副部长去参加。高严一直用的也是这种领导办法。

有一天,突然通知,中-央领导要主持召开一个会。这是中-央领导出面了,高严作为一把手,必须得参加。高严的秘书就给他打电话。之前高严已经给他的秘书做了安排,只要不是中-央领导亲自主持的会,他都是要派副手去参加。这一次,他的秘书给他打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后来,他的秘书就向最高层说了实话,说他的老板——一把手高严——已经有多少天联系不上了。到了这时,最高层才如梦方醒:高严“失踪”了。

……

6月中旬的一天,一位不方便公开身份和姓名的“老朋友”联系我,决定向我讲述他所掌握的关于中国最高级别外逃贪官高严的一些情况——涉及高严其人其事、高严外逃如何被发现、高严外逃之初国内如何对他进行追缉,等等——前述内容,也正是这当中的一个部分。

这位“老朋友”是看了我所回忆的与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老先生的一个对话(链接:我举报了褚时健:“副省级反腐斗士”杨维骏生前臧否云南政界人物 ),其中涉及到了曾在云南当过两年省委书记的高严,这也让他想起了他所掌握的一些关于高严的情况,这才决定找我聊聊他所知道的高严。

高严,1942年生,吉林榆树人。曾任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1997年8月起到国家电力公司任职,1998年4月起任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2002年突然“失踪”,据信是潜逃国外,至今下落不明。在中国外逃贪官中,高严是级别最高的一个,因此更引人关注。

我一直都关注着高严其人的消息。

2014年7月,中国公安机关开始部署代号为“猎狐2014”的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的专项行动,当年即有数百外逃经济犯罪人员被抓获。因为这个“专项行动”,在那一年,“外逃贪官”也成为公众热议的一个名词。也是在这个背景下,2014年11月,我从北京去了高严的老家吉林榆树、高严早年开始发迹的城市吉林市与长春市、高严官拜省委书记的云南,寻访关于他的故事,并在那年的12月刊发了相关深度报道。

当前述“老朋友”在前段时间联系我时,我把当年所写的这个报道拿给他,他看后,说:内容很详细,但也看得出来,有些情况你没有掌握——如果没有体制内的人给你提供,更核心的内情你也不可能掌握。

这位“老朋友”正是掌握一部分这种内情的人。我听了他讲述的关于高严的情况,认为这些信息非常宝贵。而当年到吉林与云南的采访,给我留下的印象也非常深刻,有着很多值得记录的故事和细节。“老朋友”所提供的信息都是新鲜的,是之前没有被披露过的。这也正好是一个机会——把我之前掌握的关于高严的信息与“老朋友”提供的新信息结合起来,在这里公开、分享。



我是在2014年11月18日从北京坐动车到的吉林长春,次日,从长春坐车到了榆树市。

榆树市是高严的老家。

在去吉林省之前,我在网上检索高严的信息,在他的官方简历中看到,他是吉林榆树人,1959年8月到长春电力学校热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学习,毕业后曾长期在吉林热电厂工作,1974年任吉林热电厂副厂长,1957年调到长春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其仕途由此开始真正起步。也就是说,在高严的仕途开始步步高升之前,其行迹主要留在了两个地方:一是榆树老家,一是吉林热电厂。

行前我就已经做好了采访规划,在这个规划中,高严在榆树的老家以及他早年工作过的吉林热电厂都会是我务必到达的采访点——对于采写高官故事,假如没有掌握内情的“线人”提供信息,而是要一步步“硬挖”材料的话,到他早年生活或工作过的地方,往往能比较容易找到了解其人其事的采访对象,这些采访对象提供的关于这些高官的故事,也往往会有非常生动的情节,而且,通过这些采访,还有可能得到为随后的更深入采访带来帮助的关键线索。

榆树市原前进乡政府所在地(刘向南摄)

就是带着这样的想法,我到了榆树市。

榆树市是长春市代管的县级市,地处松辽平原腹地,在长春东北方向,距长春100多公里。榆树对于我来说,并不算陌生,2005年我曾到这里写过一个当地“黑社会”的故事,2009年因为要写吉林省一些农民种植大麻的故事,我也曾到过榆树。这次又到这里,我的采访日程很短,只有两天时间。我在当年的日记里详细记述了那两日在榆树的采访经过。

2014年11月19日 周三

12:30左右到榆树。入住汽车站旁边的XXXX大酒店。把包放下,立即出门,找了一辆出租车。我要到榆树的原前进乡去。这里下午天短,而且晚些时候天气会更冷,若磨叽来磨叽去,下午的时间就会全浪费了……

我此前在网上查有关高严的信息,只看到“榆树吧”里有人说他是五棵树前进人。前进原是榆树的一个乡,后来这个乡撤掉了,被合并到五棵树镇去了。至于高严是哪个村的,我并不知道。我想到原乡政府所在地去看一下,到那里也许能打听出高严具体是哪个村的人。

原前进乡是榆树最西北角的一个乡,毗邻黑龙江省了。距离榆树市区约50公里。我到达前进乡原政府所在地时,发现这里已全无原政府的影子,据说连政府的办公用房也已被人占用去了。现在这里是一个叫“致富”的村子,不过在这个原乡政府所在地,仍有一所“前进中学”、一所“前进小学”、一个“前进加油站”,还有一个“前进粮库”。

今天榆树天气很好,冬日的太阳和煦地照耀着东北大地。我到前进时应是在15时左右。几个中年妇女站在十字路口处聊天。我下车后,见十字路口的一角一个老农正在那里闲坐着,便过去问他是否知道高严,他居然知道,又问他知不知道他是前进哪个村的人,那老人略一思忖,说是广隆村人。我问了下这位老年人的年纪,是66岁。他比高严还要小10岁。高严今年大概是76岁。

广隆村在原前进乡政府所在地西南约五里路处。进村便和两个60岁左右的村民聊上了。高严果然是这个村里的人,但他并不是出生于此,据其中一位村民讲,他应是出生于属五棵树的铁北村的靠山屯,后搬到这里来的。这两位村民绘声绘色地讲述了他们小时候目击到的高严的父亲在政治运动中被批斗的惨烈场面,正因为此,高严在吉林省里做了大官,对此村并无什么好感,也很少回来。村里已没有他们家的任何人与任何东西了。

聊了一会儿,我便坐车走了。我决定明天上午就到靠山屯。今天算是初探,也是很有收获了。

2014年11月20日 周四

今天榆树的气温最高是7°,最低是-4°。

上午坐车先到五棵树镇,然后到了属于铁北村的靠山屯。我到五棵树时已约11时。靠山屯距离五棵树镇四五里路,分为前靠山与后靠山两个地方。我先到前靠山,一进村,就下车到一在田里做农活的农民那里打听高严,他说前靠山无此人,应是在后靠山。我便又到后靠山。

前后靠山之间只约一里路的距离。我到后靠山后,见两个老农正在一个院落里筛苞谷,便过去跟他们聊。一聊,他们果然知道高严就是在这个村出生的。这两个老农讲了一些有关高严的事,并说村里与他同族的还有两三家,其中一个年龄较老的叫高艳甫,是与高严的父亲高艳英同族平辈兄弟。我便去找到高艳甫的家。

这是一个有点荒凉的小院落,院子里堆着收获的苞米。因为时正冬天,北方的严寒即将到来,他的土砖结构的小矮屋的门用棉被封堵着,窗子玻璃的里面,还严严实实封着白色塑料布。屋子里并不冷。我到里面,发现老人家不在家。出门后,到院外的小路上,却正好遇到他的儿子推一辆小推车,正准备去干活的样子。我便与他攀谈起来。他把我让进他父亲的房子里,先是聊了一会,又出去把他父亲找了来。

高艳甫与高严是同龄人,只比高严大一两岁。他们与高严的来往并不多,但在聊天中,他说了一点,即高严的弟弟应该也是在吉林热电厂工作的。这给我一个启示,就是到吉林热电厂去找高严的弟弟。

过12:30我从高艳甫家走出来。天气阴沉。一点都不像昨天那样有阳光。我走路到前靠山临村外处,遇到一辆送客的三轮车送人进村,于是坐上这辆三轮车返五棵树……

在去靠山屯的路上,送我去的司机曾说在他们村曾有一个老太太,据说是高严的同学,在高严在吉林省任高官时,曾去找高严送礼办事。我在五棵树镇上吃了午饭,打电话给这司机,让他拉我去他们村里找这老太太。谁知到了他们村,老太太院子的门却紧锁着,空走了一趟。

回五棵树后,我即坐车回榆树。到市里时约是15:30许了。路过客运站,我去问了下去长春的车票,发现16:00、16:30 17:00都有去长春的车。便去退了房(房费照付),坐16:00去长春的车,于18:30许到了长春北站。入住车站旁边万达广场的XX酒店。吉林热电厂在吉林市。我打算明天坐车去吉林市。

下午从五棵树回榆树时开始落毛毛雨。



后来,在报道中,我是这样来写在榆树老家寻访高严往事的:

靠山屯在吉林榆树市西约四十公里处,从榆树市区出发,汽车沿着平坦的公路行驶,只需几十分钟时间即可到达。现在的靠山屯分为前靠山与后靠山两个部分,约有100户人家,前后两个靠山中间约一里路距离,是一大片农田。在高严于1942年在这里出生的时候,靠山屯还没有前靠山,整个屯子也不过稀稀拉拉二三十户人家。

从出生直至青少年时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高严还没有使用后来这个闻名于海内外的名字,乡邻们还都在称呼他的原名:高庆林。62岁的靠山屯人李在阳“因为年龄小,从没有看到过高严,只是听说过他,他后来到省里当官,在电视上看到过他,那时他看上去还很年轻。”在村里,李在阳见到过高严的父亲高艳英,高艳英早年曾在村里教过书,“那时候大家还都在生产队呢,在村里碰见高艳英,说会儿话,高艳英个子不高,说话慢声细语,不急不忙的。”在高严到吉林省里工作后,高艳英也跟着儿子到了省城长春,“就再也见不着他了。”

高严的老家靠山屯(刘向南摄)

靠山屯的高家在早年曾经是有名的“大户”,“有好几十垧地呢,后来土改划分土地,就分给其他人了。”因为地多,“老高家有钱,能供儿女读书,老高家一般都有文化,都念过书,八九十岁那一辈的人很多都当过老师。”陈在阳曾听村里老人说,“高艳英曾经要把高严的牙给掰下来,因为他不好好念书,后来高严到底还是把书念好了。”

在靠山屯教了一段时间书以后,高严的父亲高艳英就到村北三里路外的广隆村教书去了,高严一家也随之搬到了广隆。自搬离靠山屯,几十年时间过去,靠山屯已没有留下高严一家的任何东西,只有记忆与传说。目前靠山屯有三户人家姓高,与高严算是同一家族。76岁的高艳甫是这三户人家中最年长的一位,与高艳英同一辈分。高艳英告诉前去探访的本报记者,“高艳英的爷爷与我的爷爷是亲叔兄弟,再往上一辈是亲兄弟。”高艳甫生于1939年,比高严大三岁,虽然依辈分被高严称为“叔叔”,也算是高严的同龄人,“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后来高严念书走了,就不怎么见了。”

在高艳甫的记忆里,“高严不大的时候总念书,一直念到省里。”高艳甫自己没有念过什么书,“念了没几天就下来了,因为买铅笔都买不起,连三分钱都没有。”同样在土改后,曾经的“大户”已是家道中落,高严家也没什么钱,但“他父亲教书,多少每月都能挣一些,高严学习也好,后来他念完书,就分到热电厂去了,之后怎么提拔的,就不知道了。”高艳甫还能记起的一件事是,当年他结婚,高严正在外地念书,“他家那时搬到了广隆,他下车路过,就到了我这里。”

广隆现在也已是拥有100多户人家的大屯。在从靠山屯搬来广隆后,高家一直住到高严进省城工作,才从这里搬到长春,此后高严就再也没有回到过这个村庄。广隆留下的关于高严的记忆较之靠山屯还要少,能够被村民更深刻记忆的是关于高严的教书的父亲高艳英在政治运动中被批斗的事,“打得很惨,”村民们认为“高严后来当官了,他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屯也就“什么光也没沾着。”

高家从广隆搬到长春是在“文革”之后,那时“还是在生产队里呢”。靠山屯的高艳甫最后一次见到高严是他在当吉林省长期间,“我到长春他们家里去串门,他们都挺和气的,以后再也没见过。”又是二十年过去,即便是跟高严一家相对亲近的高艳甫也没有了高严一家的确切消息,就连“高严的父母现在还在不在世,也不知道了”。



吉林市——吉林省辖下的一个地级市,因为省、市同名,往往把一些不熟悉吉林情况的外省人搞得晕头转向——位于长春市正东方,2014年11月21日上午,我从长春坐火车到吉林市,只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到了。

我在车站对面一个宾馆住下,放下行李,即打车到位于穿越市区的松花江的江北的吉林热电厂去。我找到吉林热电厂的家属区,在家属区里遇到年龄较大的老职工,就跟他们聊高严。下午我又到这个家属区,遇到更多的正聚在一起闲聊的老职工,又与他们聊高严。

在高严在热电厂工作期间,这些老职工也多在这里工作,他们比较了解这一时期的高严的情况,因此,这个采访很顺利。我也仅仅是在吉林市住了一晚,2014年11月22日上午,即坐车回到长春。

在吉林热电厂,我没有找到高严的弟弟。我在热电厂了解到的情况是,高严有两个弟弟,他的三弟高庆坤曾在热电厂工作过一段时间。高庆坤早年当过兵,后在吉林市的毛纺厂工作,1970年代调到吉林热电厂劳资科做调配员,在高严到吉林省电力工业局任职后,高庆坤也到了长春。到长春后,高庆坤先被调到长春热电二厂任劳资科长,没干多久,到省局搞了一个开发公司,任经理,在高严出事后,他也出国,现下落不详。

关于高严在吉林热电厂的这段经历,以及他在仕途上的“发迹”伊始,我在报道中是这么叙述的:

在长春电力学校热力系统自动化专业学习了三年之后,1962年,高严进入吉林热电厂工作。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吉林热电厂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兴建的重点工程之一,当时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供热电厂,也是吉林省最大的火力发电厂。就是从这里开始,高严在电力系统迅速崛起。

到吉林热电厂之初,高严是锅炉分厂的工人。一位1958年进厂工作的女性职工回忆:“高严原来在锅炉分厂和我一起倒班,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可深刻了,个子不高,笑嘻嘻的,是个铁嘴,能说会道,看人行事,可会来事了,谁都不得罪。”

在热电厂,高严留给人们的另一个印象是“机遇好,升迁特别快”。按照其官方简历,1965年,高严任厂团委书记,1969年任化学分厂党支部书记,1974年任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后期提倡培养年轻干部,1975年8月,高严被调到吉林省电力工业局任副局长。

在一些职工的记忆里,“文革”期间,像当时很多人都把自己的名字改得更“革命化”一样,正在热电厂工作的高严也把他的名字从“高庆林”改为“高严”。一位职工告诉本报记者,当时的高严应该也是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但由于热电厂属生产单位,是“必保”单位,相对平静,“高严没有做过什么违反政策的事。”

33岁的高严被调到吉林省电力工业局任副局长,据吉林省电力系统职工介绍,“当时在省局排第六位,是最末一把的副局长,负责基建,但他在我们当时的局长退休以后,就顶上去了,当了一把手。”而他的这种迅速升迁,跟他在任副局长期间抓的几项基建工程相关,“干得不错。”

其中一项工程是1985年吉林热电厂六期扩建工程,安装了2台20万千瓦机组和2台670吨/时锅炉,时为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的高严兼任该工程总指挥,“工期抢得很快,提前干完发电。”而在这个项目之前,通辽发电总厂的建设,在高严在电力系统的迅速升迁之路上,起了更为重要的作用。从1983年起,高严兼任通辽发电总厂工程项目的总指挥,用了三年时间,提前完成工程建设。

吉林省吉林市(刘向南摄)

“在通辽发电总厂一期基建项目完工之后,当年的《中国电力报》登的全是高严事迹,说这个项目是‘东北高寒地区一盏明灯’。在这么高寒的地区,当年安装,当年发电,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 吉林热电厂一位职工回忆,“高严虽然后来腐败了,但他有魄力,有能力,还真干过一些实际的事。一个中专毕业生,当副局长、局长,后来又当省长、省委书记,没有能力能升得这么快吗?”

在当了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之后,高严留给吉林热电厂80岁老职工邵有伦的一个深刻印象仍是“能说会道”,邵有伦回忆,有一年他是省劳动模范,年终总结,去省城听局长高严作报告,“高严把手表一撸,放在桌子上,说:‘我讲两个小时,讲4个问题,’一、二、三、四……哇哇哇,真是厉害,不服不行!”当时高严见了邵有伦,仍是 “师傅长、师傅短”地打招呼,“对老人很尊敬,我对他印象不错。”

在吉林省电力系统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是,高严之所以能够迅速升迁,是因为他在兼任通辽发电总厂项目总指挥期间,因为能力突出,得以结识了当时视察该项目的一位最高层领导,被该领导所赏识重用,但此一说法本报记者未能得到证实。

曾在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工会任职的一位人士告诉本报记者:“当时我们局有一位姓侯的老局长,是个老八路,非常喜欢高严,认为高严是他培养出来的,在高严的升迁过程中,这位老局长应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长春市通化路与树勋路交叉口一带,十几栋五六层的楼房组成了被称为“电力小区”的原吉林省电力工业局的职工住宿区,其中一栋高29层的高层家属楼,成了从榆树老家搬迁到长春后的高严的父亲高艳英的最后栖居之地。

这栋高层住宅楼是在2000年建成的,由吉林省电力公司出资修建,职工以内部价格购买,住宅楼甫一建成,高艳英便跟他老伴一起住进了其中的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彼时,高严正在国家电力公司任总经理、党组书记,而电力系统经过一番改革,吉林省电力工业局也已由省直机关改为企业,更名为吉林省电力公司。

我到长春后了解到,高艳英夫妇已去世。一位同住在这栋高层住宅楼里的人士告诉我:“他们去世已经五六年了,先是老太太去世,不久老头也去世了。”这位人士70多岁,早年也做过教师,他经常见到高艳英老两口下楼来,知道高艳英也曾是教师,平时跟他唠唠嗑,两人也有共同话题。在他的印象里,高艳英“说话慢声细语,人很好”。

住在这栋楼上的很多住户都看到过,在高艳英夫妇还活着的时候,坐落在人民大街上的吉林省电力公司隔邻的名门饭店会经常给他们送饭来。名门饭店是吉林省第一家五星级酒店,由吉林名门电力实业集团公司和美国一家公司合资经营,于1996年开业。前述七旬人士向我讲述:“不是高艳英他家订的饭菜,是酒店专门安排给他们送,因为这个酒店是吉林省电力公司的。在高严出逃后,就没人给他们送了。”

“消失”多年的高严未能为高艳英夫妇送终。在高艳英夫妇的几个孩子中,未能为这对老人送终的还不止高严一个。我了解到,高严有一个姐姐,就嫁在榆树隔邻的扶余县,已因病去世多年。高严的两个弟弟——二弟高庆华与三弟高庆坤——都曾在长春通化路电力小区居住过。2014年11月23日,我在小区内分别找到了高庆华与高庆坤的家,其中高庆华才于一年前搬离该小区,把自家房子出租,搬到净月开发区去住了,而高庆坤的家门紧锁,高庆坤像他的哥哥高严一样,也已“消失”多年,下落不详,一种说法是,高庆坤现在美国。

“高严的很多亲属都在电力系统工作”,这在电力小区几乎是人尽皆知的事。我了解到,除三弟高庆坤之外,高严的二弟高庆华也一直在吉林省电力系统基层任职,现已退休。一位住在电力小区的女士曾跟高庆华的爱人一起打过麻将,她向我描述:“高庆华的爱人就是一般工人,也退休了。我感觉她家情况很一般,穿的也一般,就是个普通家庭妇女。”

高严还有两个妹妹,他的最小的妹妹高庆霞也是通化路电力小区里的“名人”。我了解到,高庆霞早年先是考上了吉林省电力托儿所,做保育员,但考上没多久,就去吉林省电力职工大学读了三年,后到吉林省电力设计院做财务工作,之后被提干,后来,已是吉林省电力集团副处级干部的高庆霞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罪名被判刑,但此案并未公开,也未见媒体报道。

高庆霞的丈夫原是同在吉林省电力系统任职的高某,已离婚多年。高某的父亲也曾在吉林省电力系统任职,退休在家。我找到了高庆霞这位前公公家的电话,打过去,电话通了,她的这位前公公对我说:“我都80岁了,什么都糊里糊涂的,你别找我了。”之后就挂断了电话。当天,我又找到他的家,老人打开了门,只说了一句:“我跟他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就把门关上了。我被拒之门外。后来我跟几个吉林电力系统的老人聊高严,他们说高庆霞生活作风很乱,她的这位前公公不愿意谈他的前儿媳的事,也可以理解。

高严的父母在这栋楼里度过了晚年(刘向南摄)

在高严的家属中,被判刑且被媒体公开报道了的是高严的儿子高新元一案。我了解到,高严与他的曾在吉林省能源交通总公司任要职的妻子育有一儿一女,其子高新元40多岁,曾任上海国电投资公司总经理,2004年被武汉市中级法院以行贿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5年,现已出狱。

而在我写这篇回顾文章时,在网上检索到一份《高庆霞减刑假释裁定书》,是由新疆喀什中级法院于2015年3月26日作出的。这份《刑事裁定书》显示,罪犯高庆霞,女,汉族,文化程度研究生,户籍所在地吉林市扶余市,现在新疆喀什监狱服刑。

吉林省长春中院于2006年6月13日作出(2006)长刑初字第17号刑事判决,认定高庆霞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万元;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年,并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

2013年4月24日,喀什中院以(2013)喀刑执字第568号刑事裁定对高庆霞减去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2015年3月喀什中院做出的新的减刑假释裁定显示,高庆霞再被减刑一年,其减刑后应执行的刑期自2003年11月24日起至2021年7月23日止。



我在长春采访共四天时间。

2014年11月22日上午我从吉林市回到长春,11月26日离开,飞到昆明。

在长春的那几天,我用了很多时间,在“电力小区”寻访知情人。在那一带,有一个电力文化宫,是吉林电力系统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在那几天里,我也多次到这个活动中心,与玩乒乓球、棋盘或是在阅览室阅读报刊的老人聊天,他们都是吉林电力系统的退休职工,对高严其人以及其兄弟姐妹的情况所知颇多。当地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则告诉我,在高严“失踪”后,他们还曾到高家这些亲属处蹲守过。

在离开长春去昆明之前,2014年11月26日,我即打电话给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杨维骏老先生,约好了次日上午9时到他家中聊。次日,也就是2014年11月27日上午,我如时到了杨老先生的位于昆明滇池路上的金牛小区的家。在杨家,我与杨老先生畅聊了两个多小时,其中一部分内容涉及高严。(关于这次与杨老先生聊天的内容,详见我的两篇回忆文章:1、我举报了褚时健:“副省级反腐斗士”杨维骏生前臧否云南政界人物 2、“反腐斗士”杨维骏生前口述历史:一个从苦难年代挺过来的人(音频) )

我在昆明采访5天,在2019年12月2日回到北京。在昆明期间,除了采访杨维骏老先生之外,我还采访了新华社云南分社前社长何懋X、云南省电力工业局原办公室主任刘国华等人,还见了云南政法界、文化界一些人士。

关于高严的“云南遗事”,在后来的报道中,我是这么写的:

1995年6月,做了三年吉林省长的高严远赴云南,出任省委书记。在云南省委书记的位子上,高严只做了两年,1997年8月离开,出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党组书记兼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党组书记。

高严留给曾于1994-2002年任新华社云南分社社长的何懋X的印象并不深刻。“他在云南时间短,基本上没有做什么事就走了,”(2014年)12月1日,何懋X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何懋X记得,在一次常委会上,高严曾对大家讲,他的母亲非常担心他在云南没有钱花,就托人把老人家积攒下来的几千块钱给高严带来了,有的还是一块钱、一毛钱的零钞,拿过来后,高严点了半天,大概有6000块钱。“当时他还没有暴露,他讲这个事情,我听了非常感动。现在回头看,他这样讲,究竟是真情流露,还是做戏,就不好说了。”

在云南省电力工业局原办公室主任刘国华的印象里,在云南工作期间的高严则“很精干,办事很利落”。刘国华回忆,当年昆明市公安局一位副局长“为人傲慢”,云南省电力工业局一位职工的子女驾车违反了交通规则,只是很普通的一桩事故,因其态度不好,被这位公安副局长勒令劳教,其父母便给高严写了一封信,高严收到很快就批示了,之后经过调查,劳教决定被撤除。“事后这个公安局长还问这个娃娃有什么背景,他不知道他的父母只是给高严写了一封上访信,”刘国华回忆,“当时的高严还是比较果断、公正的,至于他到国家电力部门后出了什么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作为在云南工作期间的“遗产”,多位当地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都曾提到高严给云南公务员及事业单位职工发放“高原补贴”的事,“在他任上给大家涨了几百块钱工资,因此云南的公务员对他还比较有好感。”而因其谐音,这个“高原补贴”还被一些人称为“高严补贴”。

高严留给云南的另一个“遗产”是一则流传甚广的传闻:云南电视台一位名叫杨珊的女主持人被指为高严的情妇,较具体的情节更是被描述为高严到国家电力部门任职后仍对杨珊念念不忘,专门在上海购置别墅“金屋藏娇”。但据本报记者了解,云南电视台并无杨珊此人。昆明文化界人士李洪涛曾于1984-2007年在昆明电视台任职,他告诉本报记者:“云南电视台没有名叫杨珊的主持人,网上这个消息可能是谣言。”

此事也让新华社云南分社前社长何懋X感到蹊跷,“我问过云南电视台的一些人,他们都不清楚此事,不知有杨珊这个人,而一般情况是,对于一些领导的类似传闻,无论是真是假,都能指名道姓指出具体是哪个人。”

何懋X回忆,高严到云南之初,一度住在老省委边上的新联宾馆,这是个独立小院,原为接待缅共领导人的联络站,高严到云南来没有带家属,就先是一个人住在那里,“当时就传出来他调戏女服务员的事。”后来还传出高严和北京电视台某女主持人的一些传闻,并传出高严为该女主持人在上海购置了房产。因此,对于所谓女主持人杨珊一事,在何懋X看来,“也许是张冠李戴了。”

就在高严任职云南省委书记期间,发生了著名的褚时健公案。至今仍流传的一种说法是,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是因为“得罪”了高严才导致后来的被查。而据本报记者了解,此种说法亦不实。当年曾为褚时健辩护律师的马军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1994年前后,中纪委接到贵州省一些离退休老干部举报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及其夫人阎建宏贪腐问题,赴贵州调查,查出了阎建宏从云南批进几万件红塔山香烟倒卖获利数千万元的线索,办案人员上报中央,中央领导批示关键是查处省部级领导干部及其子女以烟谋私的问题,中纪委由此进驻云南。

高严到云南工作时,对褚时健及其家属的调查正在紧锣密鼓进行当中。一位曾参与办理褚时健案件的云南政法界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1996年元旦期间,闷闷不乐的褚时健决定到中越边境的河口去转转,在办理出境手续时被边防武警拦下,当时褚时健的夫人等亲属已被隔离审查,其女也已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身亡,褚时健本人虽能自由活动,但属重点审查对象,已被“内部控制”,不能出境。

褚时健被拦下后,电话一级级汇报上去,最后汇报到云南省政法委书记姜兴长处。如何处置此事,姜也做不了主,他要向省委书记高严报告。“但是,高严有一个特点,只要是星期天,无论是谁都别想找到高严,那天正是星期天,姜兴长再着急,也找不到他。姜兴长只能让边防人员先把褚时健‘内部控制’起来,不给他办理出境手续,他上哪去都要跟着。”

直到这件事发生的次日,也就是星期一,姜兴长才找到了高严,高严决定对褚时健采取监视居住,“后来把他限制在玉溪卷烟厂盖的一栋小别墅里,褚时健虽然从来不打台球,还是给他弄了个台球桌,省检察院的一个处长陪他一起打台球。”

这位政法界人士记得,“对褚时健的限制升级是高严决定的,后来的逮捕也是高严决定的,而就在深入查案的时候,高严离开云南,走了。”



高严于1997年8月离开云南,回归电力系统,到原国家电力工业部任职,但他并没有切断与云南省之间的联系。

担任云南省委书记时期的高严(左一)

原云南省电力工业局职工韩盛(化名)回忆,高严刚调到部里,即打电话给当时的云南省电力工业局领导,“说他到电力部,我们又成了同事了,”局领导得知高严在京还没有分配住房,便邀请高严住进了省局驻京办招待所四楼,为此,该驻京办招待所重新进行装修,还专门购置一辆轿车接待高严,局里还派了行政处一位副处长去照顾高严。韩盛回忆,有一年,高严还带了他的办公室主任来,在会上亲自介绍,由这位办公室主任任云南电力系统高管。

高严重回电力系统,时电力部门正在推进一系列的体制改革。云南省电力工业局原办公室主任刘国华回忆,那时开会传达一些会议内容,他的印象是,“高严毕竟是从电力系统出来的,对于电力体制改革,能提出一些自己的意见。”

但是,令刘国华感到意外的是,很快就传出高严出逃的消息,此后高严“人间蒸发”,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在吉林采访时了解到,就在高严于2002年出逃前后,其曾长期任职的吉林电力系统有两位官员亦出了问题。一位是高严任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局长期间的秘书黄德臣。

黄德臣也是毕业于长春电力学校,在高严离开电力系统到吉林省政府任职后,黄曾在华能集团任职。黄在高严出逃之前就已被有关部门控制。在吉林省电力系统流传的一种说法是,高严与黄之间关系密切,正是黄德臣的被控制,促使了高严的出逃。黄德臣后被判刑,现已出狱,一种说法是,他现在深圳经商。

先于高严出逃国外的还有原吉林省电力工业局副局长陈兴铭。据吉林省电力系统人士介绍,陈兴铭与高严是“铁杆”,由高严一手提拔而起。陈原是吉林省电力系统内一实业集团公司负责人,后由高严提拔到省局任副局长,陈对省局一把手位置觊觎已久,因故未能遂愿,便由高严安置到国家电力公司任财务高管。陈兴铭先于高严出逃国外,一种说法是,他是逃到了美国。

自高严出逃之日起,关于高严的传闻便以各种版本流传。2004年,有媒体曾报道说,电力系统纪检部门进行过内部通报,对高严腐败案的定性是“背叛党和国家,生活腐化,侵吞巨额国家财产,对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负有直接责任”。但其下落究竟何在以及所涉案情具体如何,迄今未见权威消息。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高严的出逃地是澳大利亚。

2014年12月5日,一位在国家电力工业部任过信访处长的离休老干部在北京接受我的采访时,曾感慨地对我说:“高严跑了10多年了,他去了哪里,是什么问题,从来没人告诉过我们,至今都不知情,对此我们都很有意见。”



就像近期联系我的那位“老朋友”所描述的,高严“失踪”事发,是因为最高层开会,寻不见了部长高严。高严被发现“失踪”之后又发生了什么?那位“老朋友”是这么向我叙述的:

找不到高严了,最高层就着急了。在当时那个年代,也有腐败,但暴露的都是地方上的官员,中央部委这一级,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来暴露。高严不见了,最高层就把这个事情交代给了公安部,但是也没有公开找,而是让隐蔽部门找。当时南方的一些省,包括山西省,都发了高严的照片,说是要秘密查找这个人,但是,照片是高严的,名字却是张XX,就是说要找张XX这个人。用这种办法,怎么能找得见人呢?

那年夏天,在北京城外一个地方开了一个会。那里像是一个村庄似的,都是平房,没有楼,树不少。是在一个小院里。中纪委来了一个副书记,公安部来的是当时的副部长杨焕宁。

在会上,中纪委副书记讲了:高严找不见了,失踪了。然后他们讲是怎杨发现找不见的,说是据高严的秘书说找不见他了,但是,据高严的司机说,由于北京夏天热,高严经常让司机开车,把他送到西山妙峰山,因为那里比较凉快,高严经常到那里的农家小院住几天,清静清净,吃点农家饭,然后再让司机把他接回去。这就有方向了。说一定要找到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北京曾经出过一个王宝森。王宝森跑到北京郊区,荒郊野外,用自己的枪自杀了。高严也有枪,而且有两把枪。当时也是怀疑他会不会像王宝森那样开枪自杀。北京市就派了大量的公安人员,也派出了警犬,用了各种手段,在西山找。整个西山都找遍了,也找到了无名尸体,但不是高严。

后来又开会,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下了结论,他讲了三条,说:现在分析认为,高严活着的可能性比死了的可能性大,在国内的可能性比跑出去的可能性大,在山西的可能性比在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大。

为什么说高严在山西的可能性比在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大呢?因为高严迷信佛教,他多次上五台山。五台山那么大一个地方,如果藏一个假和尚高严是很容易的。所以,当时认为,高严藏在山西五台山的可能性最大。这样,山西公安就派人到五台山找高严。五台山有上百座寺庙,他们把五台山的和尚挨个查了一遍。

没多久,因为黑龙江省出了个卖官的马德案,官员倒了一大片,杨焕宁突然被从公安部空降到了黑龙江,出任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在五台山找高严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再后来,我也是在媒体上看到的,好像有人在澳大利亚看到高严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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