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研究之一：那一夜山海关机场发生了什么
热门 9月13日 1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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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9月13日凌晨发生的九一三事件，到现在过去已经整整半个世纪了。由于相关档案并未解密，所以目前公开的官方文件还仍然是事后发布的1971第75号中央文件，以及1980年特别法庭审判时的相关庭审文件。不过，好在八十年代末以后，很多当事人陆续出版过回忆录或会议文章，为研究这一历史事件提供了更多的史料，能够让我们从不同视角来回顾这一历史事件。作为历史爱好者，笔者对九一三事件很感兴趣，阅读了能找到的很多相关的文章。但发现很多是作为纪实文学甚至故事来讲述这一事件，其中内容抄来抄去大同小异，或者过于突出故事性而忽略了真实性。因此，笔者试图找到事件当事人的回忆文章，通过不同当事人对于同一事实讲述的对比分析，来尽可能地找出真相。

一、山海关机场

山海关作为长城关隘之一被称作“天下第一关”，坐落于长城最东端的渤海之滨。现在属于河北省秦皇岛市下面的一个区。山海关机场位于山海关城楼的西南海滨，靠近秦皇岛海港区和北戴河的一侧。这个机场最早是日本占领期间修建的，解放后由海军海空兵学校使用。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后，由于中苏关系紧张学校迁走，机场归属于海航五师建制。因山海关机场距离北戴河距离较近（40多公里）成为专机起降的机场，1970年为了三叉戟专机起降，山海关机场加长加固了跑道。九一三事件爆发时，时任山海关机场场站站长潘浩，参谋长佟玉春。

二、256号飞机

三叉戟客机是英国德·哈维兰公司制造的喷气式客机，因为飞机具有三套独立的飞行控制系统和三台发动机而得名三叉戟（Trident）。1970年，中国从巴基斯坦引进四架三叉戟客机，这四架客机为60年代生产，之前由巴基斯坦民航使用。引进后，按改装时间分别编号为250、252、254、256号，驻扎在北京西郊机场。其中，256号被用作时任中央副主席林彪的专机。而252号，则作为运输机使用，是普通飞机。

三、机组

256号专机机组来自于空军专机师。1971年9月12日，256号专机由专机师副政委潘景寅担任机长（驾驶员），副驾驶2人，领航员1人，通信员1人，机械师3人，服务员1人，共计9人，载着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等人前往北戴河。飞机于9月12日19:40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20:15降落在山海关机场。

根据256号第二副驾驶康庭梓回忆，抵达山海关机场后，机组成员按程序完成飞机检查维护工作后，于22点多召开机组例会。会上潘交代第二天6点起床，6:30早餐，早点准备专机起飞工作。22:40,机组成员散会后去机场宿舍休息。

康再度被叫醒，已经是9月13日，0:20专机准备强行起飞时了。而机长兼驾驶员潘景寅则基本没睡，0:05左右接到一个电话后，开始做起飞准备工作，叫醒3位机械师（据康回忆，这是起飞前准备必须的），但故意未叫醒机组中康等其他5人。是谁通知潘要准备起飞？这个在各种史料中均未提及。康庭梓对于被叫醒后，跑到机场的经过回忆到：

“嘭、嘭、嘭！嘭、嘭、嘭！”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门外急呼：“首长到机场了！快起床！”接着又听到敲击隔壁房门的声音，此时，我才听出是调度室主任老李在叫门。同屋的领航员和我几乎同时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黑暗中我摸到了开灯的拉绳，电灯打开，彼此顾不上说话，想的和做的只有一个字：“快！”我们都拿出了平时紧急任务时练就的过硬功夫，以最快捷的速度、最简单的办法穿上衣服。过去虽然碰到许多紧急情况，但从未遇到过首长已经到达机场而机组人员还在睡觉的先例，况且，这次又不是一般的专机任务。
当我穿第二只皮鞋的时候，突然听到从停机坪传来飞机发动机起动的声音：“轰……”
“怎么会？……”我脑子里迅速闪过机组还没到场，飞机怎么会开车的疑问，但思考马上就被这真切的、非常熟悉的三叉戟发动机的轰鸣声打断了。没错，这肯定是256号专机发动机的开车声。我顾不得系好鞋带，也没有扣好衣扣，提上提包冲出房间。黑暗中，借着招待所外面微弱的灯光，我看到副驾驶和通信员2人已经跑在了我们的前面。当我出门向左转跑步经过机械师、程洪珍、调度室3个房间门口时，也没有顾得上向他们的房间看上一眼，但眼睛的余光中，隐隐约约觉得程洪珍的房门口站着一个人。我继续向东跑，当看到停机坪白炽灯下银白色的256号专机时发动机的轰鸣声突然增大，飞机快速向前弹了出去。此刻，摆在我我面前的是个无法让人理解的局面、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事实，这就是机组中起码还有4个人没有上飞机，飞机竟然要走。此时此刻，无数个问号缠绕着我的思维，我顾不得细想，只知道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停机坪，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四、加油

据康庭梓回忆，9月12日晚256号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时已经加过油，但是由于一辆油车已经空了，只加了15吨。考虑到仅飞山海关油足够，就没有再叫一辆油车来加1吨而加到16吨。而降落山海关机场后，原计划加17吨油。但因为山海关机场的油车与飞机接口不匹配，无法压力加油，最后机长潘放弃了加油，打算第二天早上再说。关于未加油的原因和经过，康庭梓回忆到：

此刻，我看到机长潘景寅走到李平跟前，对李平说：“将飞机的油量加到17吨！”
......
当李平把油车叫到机场，并按照规定对车内的燃油进行留样封存后，准备加油时，才发现山海关油车加油导管与三叉戟飞机的压力加油接头不配套，使用压力加油的方法不能进行。所谓“留样封存”，就是机械师将油车里的油放在一个小瓶子里封存起来，以备因油料问题发生意外时有调查的根据，这是专机在外场加油时必须履行的责任。因为，三叉戟飞机与当时的其他飞机相比，有着许多先进的地方，就加油方式而言，除了同其他飞机一样的重力加油外，还有一种独特的压力加油方法，即在地面用一个特制的管子接在油车的加油导管上，从机翼的下方直接插入加油孔，靠油车的压力将油加入飞机油箱。这种方法既快又省力，在北京加16吨油时就是使用的这种方法。当李平向机长报告说，山海关机场油车设备不配套，不能使用压力加油时，潘景寅沉思片刻后说：“那就不要加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
机长的这个决定说明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其一，在他的心里有一个按专机任务要求的时间表，按照这个时间要求，最起码是在第二天起飞；其二，潘景寅不知道当天晚上有紧急起飞的可能，也就是说，潘景寅不知道林彪等人的行动计划，否则，如果潘景寅能意识到半夜有紧急出动的可能性的话，他无论如何也要把油加进飞机中去，而且，不是17吨，而是将油加满到21吨。虽然，压力加油的方法不行，使用重力加油的方法也很简单，只要爬到机翼的上边，打开油箱上盖，用油车导管直接加入即可。不过，使用这种方法加油，需要的时间会长一些。因为三叉戟飞机不能用重力加油的方法将油直接加到中央油箱，只能通过内组油箱流进中央油箱，而且流动的速度很慢，即使如此，还要将位于机翼下面的一个带拉手的开关拉出才能实现，否则，使用重力加油的方法对当天晚上的256号专机来说，是不能奏效的。
而0:05潘接到准备起飞电话后，才去调度室打电话叫了油车准备加油，这2辆油车也在后来机场现场处置时准备开上跑道堵住飞机。

五、命令

根据多个史料显示，促使九一三事件爆发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周恩来总理打给叶群，查询256号专机下落的电话。9月12日晚，林彪女儿林立衡通过8341部队向周总理报告叶群林立果可能要带着林彪乘飞机外逃，周总理当日晚10:00多向吴法宪查问256号专机下落，吴不知道此事，即在晚10:30给空军副参谋长兼三十四师政委胡萍打电话问256号去山海关怎么回事，胡答复说专机训练。吴向周总理汇报后，总理做出两点指示：

1、256号飞机没有命令任何人不许动；

2、256号飞机当晚要飞回北京。
这就是九一三事件中周总理关于256号的第一个指示。待吴向胡传达总理指示后，胡怕吴直接向潘查问，就给潘打电话，告诉如吴让256号飞回来，就答复引擎故障。

与此同时，周总理也给李作鹏打电话查问是否有飞机到了山海关机场，李随即致电山海关机场值班室。据后来庭审文件中，1980年11月28日下午审问李的笔录中显示，9.12日23:05至9.13日0：06，李共给山海关机场共打过4次电话，接电话人为值班主任李万香。

四次电话时间及内容如下：

第一次，23:05，查问是否有飞机到达机场及到达时间；

第二次，23:35，传达总理指示，但是机场方面记录的是要有周黄吴李四人中一人命令才可起飞。

第三次，23:44，查问飞机编号，机场答为256，但机场致电专机调度主任李海滨，答说不能说256，要说252。23:50值班主任电话汇报给李作鹏是252号。

第四次，0:06，李再次打电话指示要周黄吴李四人中一人命令才可起飞，其他人指示不可以。
但是，总理的命令是四人联合命令才可以起飞。

关于李作鹏给山海关机场打电话的情况，当事人佟玉春这样回忆：

“23点30分左右，住在我隔壁的政委史岳龙敲我的门，叫我赶快到他家。史政委讲李万香电话报告潘站长，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先后来了两次电话，第一次是了解当天下午是否有飞机到山海关机场，什么时候到的。潘站长没有把这件事当回事，告诉了他。过了10多分钟，李作鹏第二次来电话问飞机型号。潘站长沉不住气了，打电话告诉了政委史岳龙。
这时潘站长也到了史政委家，我们三人认为这是大事。

我心里始终不安，觉得应该把这个情况立即向我们的上级海航某师报告，他们也同意我的意见。潘浩在电话里对师长张兆发讲，有紧急情况，叫师里马上来人。师部驻在辽宁锦西，要坐两个多小时的火车才能赶到，当时我们还是要自己想办法。

我们三人连夜去了机场，路上把副站长赵雅辉也叫了起来，和他讲了情况。我们四人直奔场站调度室。李万香报告： 0点6分李作鹏政委又来了第三次电话，仍是要求飞机起飞要听北京周总理、黄 （永胜） 总长、吴（法宪）副总长和他的指示，其他人批准了也不能起飞。李作鹏还说谁来指示，要报告他。我更吃惊了，看来真要发生大事了。
李作鹏对向山海关机场传达总理命令的经过这样回忆：

23点35分,我要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电话，随即将总理指示的前三条（因为第四条与机场无关）向调度室值班员做了传达。同时，我在此次与机场调度室值班员的通话中，对总理的第三条指示，又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这是我当时对总理电话指示精神的理解：其一，除周、黄、吴、李的指示外，其他人的指示不可放飞；其二，难道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人决定放飞也不行吗？
我要求值班员复述了一遍总理的指示。
23点45分左右，周总理又打电话问我三叉戟飞机号码，我又立即打电话询问机场调度室，机场值班员开始报告为256号，我将飞机号码报告了总理，几分钟后，机场调度室又来电话更正为252号，我又将更正后的情况再次报告了总理。此时大约是23点55分左右。
在9月12日23点之后的约一小时中，周总理（包括总理办公室）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我回总理四次电话。同时，我给山海关机场场站航行调度室值班员打了三次电话，机场调度室值班员给我回了一次电话。
通完电话后，我对照总理的电话指示，又仔细地想了想与机场通话的情况。我感到，在传达总理的第三条指示时，我曾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的话不够准确。当时我考虑，虽然周总理一人，或黄总长一人完全可以决定是否放飞，但又想到总理电话指示的第四点，吴法宪已受命到达西郊机场，空军直接领导的中央首长专机师和指挥系统都在西郊机场，而且山海关机场那架飞机是属于空军专机师的，机组人员也是空军的，如果吴法宪不知道总理“夜航很不安全，不宜飞夜航”的指示，他可以随时直接调动飞机。这样就不能保证总理指示的落实。
因此，我觉得应向机场再强调、再明确一下总理的指示。
9月13日0时06分左右，我又接通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电话，还是值班主任李万香接听的。
我说：“空军那架三叉戟飞机要经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你们要切实负责。”
在这次通话中，我特别强调和明确了两点：第一、强调“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第二、强调“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是谁的指示要报告我”。
当时我认为，这样是更准确、更完整地传达和落实总理的指示。但我有一点疏忽，就是没有让接听电话的对方复述一遍。
9.14李作鹏调来机场值班记录，说记得不对修改了记录（之前曾打电话让机场改，机场不同意）。后来法庭调查时，李说当时他传达的命令是四人联合指示才可放飞，机场方面记错了，但是他承认当时未让值班主任复述一遍。而李万香坚持当时没有听错，并且23:35那次他复述了并得到李的确认。多年后，李作鹏在回忆录中坚持了自己当时传达总理指示时没说错，但也表示由于自己口音重加之通信效果不好，有可能机场方面没听清误记。李作鹏在回忆录中对这件事这样回忆：

大约17时左右，刘继祥秘书拿着一份报告进到办公室，这份报告是海航5师整理的《山海关机场九月十二、十三日情况报告》，是海航5师用电话报告，刘继祥秘书电话记录的。
我正在回顾清理昨晚的情况，正好听听山海关机场的报告。我就让刘秘书念他记录的报告。
当他念到报告中记录着：23点35分，我向机场调度室值班员传达总理指示，并补充说“四个首长中，其中任何一个首长指示均可放飞”时，我点头说：“对！”
当他又念到报告中记录着：0时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我立即打断刘秘书的话，说：“不对！这次电话记录不对。”
我告诉刘秘书：“这次我打电话，强调的是要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起飞。”
念完报告后，我对刘秘书说：“你与他们再核实一下我的讲话，不要记录错了。”
此时已快18点了，下午政治局会议上，总理指示我们都“回家”办公，我通知刘继祥秘书，准备随我下山回海军。
晚饭后，我在海军407楼办公室中看文件，刘继祥秘书拿着海航5师的那份报告进了办公室，对我说：“我已打电话与机场核实了，你0点06分的那次电话指示，机场值班员根本没有听清楚。他们说没有听清楚首长指示的原因，一是当时调度值班室人很多，电话也很多，很嘈杂；二是首长的口音重，听不太清楚。他们就把你23点35分的电话指示又重复的追记了一遍。”刘秘书又说：“这个报告，是航5师张师长今天上午从锦西师部赶到山海关机场，听完汇报后整理的，张师长对昨晚的情况也不是很了解。”
刘继祥说完，我才知道，原来机场值班员没有听清楚我的话。如果是这种情况，也不能责怪机场值班员。我让刘秘书把报告放在办公桌上，准备再看一遍。
我看到报告中记录的原文是：“0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放飞，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要负责任。”
我看了这段报告原文以后，觉得完全不符合我在通话时讲话的意思。我没有必要在短短半小时内，重复两遍完全一样的话，实际上，我这次的电话指示，就是对23点35分电话指示内容的进一步明确和补充。
因此，我将报告中我讲的话进行了修改。修改后全文是：“0点06分，李政委来电话，再次强调中央首长指示，四个首长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如果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你们要负责任。”
这样才基本上符合我的指示精神。
最后，法庭参考机场值班日志、场站站长潘浩、参谋长佟万春证言等其他证据，采信了机场的说法。认定李传达时篡改了总理的命令，导致256号能够起飞。

六、遽变

9月13日0:20左右，山海关机场。

停机坪上的人忽然惊诧的看见一辆大红旗快速从机场大门开进，径直开到256号专机下，从车上先后跳下几个人。其中一个女人没带头巾，下车即高喊誓死保卫林副主席的口号，并嚷着有人要害林副主席，飞机赶紧起飞。而下车另外一位谢顶没带帽子的老头，最后下车的是一个挥着手枪的年轻人。事发突然，也没有准备登机的楼梯，一行人直接从驾驶室上垂下的软梯爬进飞机。现场的很多人都亲眼看见，那个谢顶的老头是在女人和其他人帮助下自己爬上飞机的。

邰等3位机械师之前并不知道潘没有通知机组其他人，看到林的车都来了，机组其他5人还没到，赶紧用停机坪上电话通知值班室。值班室这才知道首长来了但机组人没到齐，赶紧去叫康等5人。康等5人被叫醒后即快速赶到机场，但只来得及看到飞机强行起飞的一幕。从北戴河追来的8341部队车辆也刚刚赶到，情急之下还让康拦下飞机。但是已经来不及了。256号副驾驶员康庭梓回忆到：

那么，机组是否接到了周总理要有四人联合命令才能起飞的命令吗？从史料来看，并没有。据机场参谋长佟万春讲，0:06李第四次电话中重复命令时，机场值班室不仅有李万香，还有场站站长潘浩和自己在场。因为涉及专机，场站方面很小心。三人商量后认为事情重大，李传达的命令落实起来有问题，就请示李要不要将命令通知机组，李同意。关于请示李作鹏的经过，佟万春回忆到：

值班员李万香还报告：李海彬已经要了两辆油车加油。 我觉得情况紧急，保证专机安全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提醒潘站长：是不是与李作鹏政委直接通个话？我们到指挥所后，我用保密机要通海军总机，然后把电话交给潘浩，由他直接和李作鹏通话。李作鹏重复了他先前在电话里讲的内容。我在一边提醒潘浩：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可能也没想到这种情况，他迟疑一下，说强行起飞，就直接报告周总理。潘浩又请示：是不是要告诉林彪专机飞行员潘（景寅） 副政委？李作鹏表示同意。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也讲述了这个经过：

通话结束后不久，山海关机场场站航行调度室又接连来了两次电话。
第一次大约是0时20分左右。电话接通后，值班员先报告我说：“李政委，场站领导要同你通话。”
我答：“好，请讲。”
顷刻对方说：“我是场站站长潘浩，李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
前几次电话都是机场调度室值班人员接的，现在场站领导来了，我再次向他传达总理电话指示的前三条。其中，总理指示的第三条，我是按照0时06分给李万香的指示，即“联合指示才能起飞”向潘浩传达的。
通话中，潘站长请示我：“你传达的总理指示，可不可以告诉空军机组的负责人？”我回答：“可以告诉。
李作鹏在回忆录中，并没有否认他对山海关机场请示如果飞机强行起飞如何处置时答复直接请示总理。

潘站长突然在电话中又请示：“如果飞机要强行起飞怎么办？”我拿着电话思索片刻：潘浩的请示出人意外。即使总理不同意林彪专机飞夜航，也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呀？况且，总理并没有指示飞机强行起飞该怎么办，是阻止？还是不阻止？我不敢决定。
我答：“可直接报告周总理。”当时，在总理没有明确指示，也没有授权他人处理的特殊情况下，我只能先答复机场紧急处置的办法，因为总理在亲自了解和处理林彪专机的问题，只有总理有决定权。
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当时，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第5师所管辖的战备值班机场。机场作战值班电话与海军通信总站有专用线路，而通信总站与军委一号台也有直通线路，因此山海关机场作战值班电话具备和军委一号台、和总理直接通话的条件。当晚，总理对我的电话指示第二条（“他要飞夜航，你就告诉山海关机场，待他到达机场后，请他给我来个电话”）就说明机场与总理的通话条件是具备的。
山海关机场请示过李作鹏后，即派人出发去找机长潘，但潘住的宿舍无人，事后才知道此事潘在调度室，应该是接到准备起飞命令后去调度室调加油车。佟玉春回忆到：

站长潘浩和副站长赵雅辉去通知潘景寅，但他不在房间里。事后他们才知道潘景寅那时正在隔壁李海彬的调度室里。如果他们到调度室看一看，就可能通知到潘景寅，当然潘景寅听不听是另一回事。
于是，佟在0:15出发步行去停机坪找人。还未走到停机坪，距离飞机100米左右，林的车已经开到飞机边开始登机，飞机准备起飞。佟只来得及在飞机下拦住在飞机下面的机械师邰起良，说没有总理指示不能起飞，邰突然听见这话非常惊讶，懵住了。但是邰随即被林立果推上飞机。飞机开始准备滑行。当事人佟玉春回忆到：

13日0点15分，我步行去停机坪。在距离林彪专机不到100米的地方时，林彪的大红旗车飞快地开进了机场，停在离专机很近的地方，时间是0点22分。 我赶紧往专机跟前跑，看见林立果、刘沛丰先下了车，然后林彪、叶群也下了车。叶群大喊： “有人要害林副主席，我们要走了。”她跑到油车跟前大喊： “快把油车开走！快把油车开走！”
林立果下车后也大叫： “快，快，快，飞机快启动！飞机快启动！”我看见林彪他们没有等梯子车开过来，就顺着驾驶舱工作人员的小梯子往上爬。第一个上去的是刘沛丰，第二个是叶群，林彪紧跟着叶群上去了。
这时，一辆吉普车开到停机坪，七八个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下了车。他们没有任何反应，只是呆呆地看着林彪他们上飞机。林立果则到专机旁边打电话 （专机旁边安装有固定电话）。林彪专机上下来一个人，事后才知道是特设师邰起良。潘景寅叫起三个机械师加油，两名机械师李平和张延奎爬到飞机右翼上加油，特设师邰起良在机舱里作飞行前的准备。他看见林彪到了，但两个副驾驶以及领航员、通信员等五名机组成员还没有到，就下飞机给李海彬打电话。
我拦住邰起良，对他说： “没有周总理批准，专机不能起飞！ ”邰起良奇怪地看了我一眼，没有说什么。林立果推着邰起良上了飞机。邰起良似乎有些犹豫，回过头还看了好几次。林立果最后一个上了飞机。”

七、垂成

0:20，256号准备强行起飞但尚未发动时，机场立即打电话给李请示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让机场直接报告请示总理，这怎么来得及。机场方面也并非单纯请示上级没做阻止措施。停机坪上，佟见飞机要强行起飞，即跑去打电话让调来的2辆加油车在跑道上堵住飞机，但是已经来不及。佟玉春回忆到：

我感到情况异常紧急。海军第一政委李 作鹏已经明确说周总理不让这架专机起飞。 我决定采取非常措施，用两辆油车去阻止专 机起飞。我叫油料科长王学高和油料排长王 敬之各带一辆油车，开到离滑行道出口50米 处，挡住专机，决不能让它起飞。
我叫机场警卫连紧急集合，但是疏忽一点，忘了带枪。我赶快跑到外场值班室 找枪，拿了枪和仅有的3发子弹。 这时，林彪专机开始发动了。跑道灯没有开，只有停机坪上的灯亮着，而警卫连还 没有来。我朝天打了三枪，意思是催促警卫 连赶快来。李万香听到枪声后，立即熄灭停 机坪上的照明灯，山海关机场漆黑一片。
事发突然，佟调动的现场两辆油车并没有堵到位。其中一辆已经开上跑道的油车司机紧张（毕竟知道是专机，但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还躲开了滑行的飞机（就是机翼刮上的那辆）。佟玉春回忆到：

我和姜作寿一起去看那辆半到位的油 车。王学高带的油车没有按我的命令开到指 定位置。他害怕了，说下去看看，就下了 车。司机是老兵，也没有执行我的命令，停在半路。王敬之看油料科长的车掉了队，他也借故下去看看，离开了油车。油车上只剩 1970年入伍的新兵刘三儿。刘三儿倒是把油车开到了指定位置，但他没有熄火。林彪专 机过来了，上边有人喊：“油车快让开！油车快让开！”他吓得赶快把车往路边上开， 但是专机的右翼还是刮住了油车顶上的铁盖 儿，把油车铁盖儿上的棍子都撞弯了，飞机 上也被刮掉不少东西。快一个月后，豆子收割了，老百姓到地里拾草，把捡到的飞机铝 皮、灯罩等东西交给我们。
可惜我安排的两辆油车只有一辆油车半 到位。如果两辆油车全部到位，肯定把林彪 专机堵死了，它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 而庞大的三叉戟专机又不可能转身打发走两辆油车。
应该说事情发生的非常突然。从时间线上可以看到，山海关机场从接到李第二次确认的命令到飞机强行起飞，其实只有不到20分钟时间，即便从第一次传到命令到起飞也不到1个小时时间，山海关机场方面根本来不及处置。并且考虑到当时特殊时代特殊环境，机场方面也比较懵（其实从佟玉春和康庭梓的回忆中看到，接到阻击命令的8341部队也有点懵，看见林等一行人登机也没有立即做出反应），一时并没弄明白到底怎么回事，现场处置未能奏效。康庭梓回忆到：

此时的停机坪已经见不到昨天晚上做“飞行后”的平静，在飞机发动机的轰鸣中，整个停机坪呈现一片混乱。在白炽灯的强光下，我看到256号专机正沿着通往跑道东头的滑行道快速移动。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在深夜空旷的山海关机场里显得格外响亮，淹没了停机坪上的一切声音。机场海军的地面保障人员及已经跑到停机坪的机组人员，不约而同地望着正在滑行离去的飞机，惊呆在那里，紧张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混乱中，我发现一队人马突然从黑暗中杀出，迅速占据了停机坪。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陆军战士，在停机坪的中央停住，有的人已经端着步枪从车上跳下。混乱中我似乎听到有人喊：“开枪！”
又有人喊：“不准开枪！”
人们的喊声、汽车发动机声、飞机的轰鸣声混在一起。在那辆卡车到达的同时，一辆吉普车出现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吉普车“嘎”的一声刹住，只见从车上动作敏捷地跳下一位40多岁身着陆军衣服的军官，他看我上身穿飞行员工作服，与在场海军同志穿的衣服截然不同，认定我就是机组人员，他左手拉住我的右臂，右手拿着手枪，一边用手枪点着远处正在滑行的256号专机，一边操着浓重的山东口音，非常着急地对我说：“你、你……快把飞机拦住！”
面对当时异常紧张的局面，我连谁在飞机上都不知道，赤手空拳站在那里，怎么能把飞机拦住？那位军官也是急不择言。
我连问数句：“谁在飞机上？”
“这架飞机不能起飞！你把它拦住！”他答非所问，好像根本没有听懂我的问话。我综合当时的各种奇特现象，迅速得出结论：无论如何，肯定是有问题，只要飞机不起飞就会弄清楚。我看到停在那里的吉普车，急中生智，用手指着那辆吉普车反过来“命令”那位军官说：“快！快把汽车开到跑道上对正飞机，堵住它，它就不敢起飞了！”
......
当那位军官按我的意图登上吉普车的时候，飞机已经滑入跑道的东头，机头已经调转过来对正起飞方向，从停机坪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的右侧面。

0:32，256号强行起飞升空，很快消失在夜空中。

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