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615厂，位于辽宁省沈阳市，它还有一个当地人熟悉的名字，叫沈阳造币厂。

这家单位诞生于清朝末年，最早叫奉天机器局，它在当时引入德国设备，批量生产“大清光绪奉天机器局造”银元。在历经清朝、民国、日伪后，它成为一家成熟的造币工厂。

解放后，改名为沈阳造币厂，也叫国营615厂，1955年，新中国第一枚1分钱的硬币，就是这家单位研发生产的。

1961年，这里发生了建国后，最大的一次金库黄金失窃案，这个案子惊动北京，罪犯逍遥法外19年，直到1980年才被破获。

案子发生在1961年3月18日。

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中断了对我国156项目的援助。当时我国外汇储备不足，只能用矿石、农产品去偿还债务，或者进口粮食，还有一部分，就是用贵金属，比如黄金、白银。黄金白银在这个时期，就成为了举足轻重的战略物资，当时国家储备的高纯度金银，甚至还有战略物资编号，黄金叫“100号产品”，白银叫“200号产品”。

国家调集了大量的金银制品用于提纯熔炼，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经验丰富的沈阳615厂。沈阳615厂作为造币单位，对外守备森严，但是内部管理却不是很严格。

当时615厂的管理混乱到什么程度，存放成品的金库，是临时搭建的平房，没有人24小时看守，职工进出库房，不需要登记，甚至有时候门都不锁。

终于，在1961年的3月20日，周一的一大早，出事了。

当天第一个发现金库被盗的人是谁，有两个说法。

一种说法，第一个发现的是职工高兴贵，他早上去仓库取材料，打开门，发现地上有散落的，用于包金砖的绿色包装纸，还有缓冲用的稻壳，就感觉情况不对，赶紧过去一看，发现装金砖的木箱被撬开了。

还有一种说法，第一个发现的是保卫科干事贾清吉，他在早上的例行巡查中，发现仓库墙壁被凿开，就赶紧喊人打开了库房，然后发现了金砖木箱被撬开。

无论是谁先发现的，结果都一样，就是金库被偷了。

大家经过清点，发现少了两块金砖，合计重量达到800两零3钱，当时的兑换单位，是16两1斤，所以就是现在50斤。

因为这笔黄金意义重大，消息汇报到北京，中央震怒，要求沈阳警方限期破案。就在当天，不仅沈阳的警方，就连北京的刑侦专家都赶到了615厂，成立了100号产品失窃专案组。

专案组勘察完现场后发现，这个案子看上去做得很粗糙，但其实滴水不漏，留下的痕迹都没什么价值。

犯罪过程很简单：罪犯用工具凿开了简陋的仓库外墙，钻进仓库内，用工具强行拧断了缠绕在木箱外的铁丝，然后将木箱撬开了一个10公分左右的口子。

木箱内装有四块金砖，但罪犯仅偷走了两块，然后原路离开了仓库。现场唯一留下的痕迹，只有几个脚印，根据专家勘测，是39-40码，而且从鞋底花纹来看，是当时很常见的，自制的棉鞋。另外，根据木箱铁丝被拧开的痕迹，断定使用的是羊角锤。但是这些线索都没啥用。手工纳底的棉鞋，在60年代的东北随处可见，家家户户都有，羊角锤更是厂里每个车间都有的工具。

专案组审讯了最后离开仓库的职工，金银产品包装组的组长郭家惠。

顺便说一句，他后来也被定性为重大嫌疑人。

郭家惠在3月18日周六下班前，最后一次盘点了仓库，特别是那箱黄金，他还特地看过一眼。那是当天刚刚完成包装，准备周一就送走的，只在仓库过一个周末。

5点20分，天色渐黑了，郭家惠锁好仓库大门，回家了。

专案组综合信息，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这是监守自盗，排除了外人，甚至境外特务的可能性（特殊年代，出了事儿第一反应就是特务）。

原因如下：

1、工厂外围有部队站岗，外人进不来；

2、这批金砖完成浇筑包装，在仓库过夜，下周就会被运走的事情，只有厂里人才知道；

3、仓库里当时堆放了几十个木箱，但是被破坏的，只有装金砖的那一个箱子，其余装银砖的箱子没有任何破坏痕迹，甚至连翻找痕迹都没有。

这说明罪犯很清楚，仓库只有那一箱是金砖，直奔它去的。

综上所述，这个罪犯肯定是厂里人，而且肯定是男性。

因为凿开墙壁，拧断铁丝，将重达100斤的木箱撬开，掏走两块合计50斤的金砖，还要要迅速运走，女性作案的可能性较低。

除此以外，专案组就找不到任何线索了，案件就此陷入困局。

中央三天两头的来询问办案进度，专案组被逼的没办法了，只能用了当时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发动群众，鼓励群众举报。当时的专案组干的更绝，他们要求全厂职工，每个人都必须实名举报，而且都要在检举书上按手印。

一时间，沈阳615厂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事后证明，这个方法毫无用处，当时被检举甚至处罚的嫌疑人，都是清白的，被诬陷的。很多人只是把自己关系不好的人给举报了上去，或者只是随便写一个名字交差。专案组在厂里驻扎了将近三年，负责人换了好几个，但是没有任何结果。

最后，这就成为了一起悬案。

没想到19年后，盗窃案的真正罪犯，居然被一个银行职员给发现了。

时间一晃，就到了1980年4月5日。

这天，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来了一个女顾客，她神色紧张，小声的询问银行职员，是否可以兑换黄金。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短暂的放开了黄金兑换管制。很多大城市，都允许个人去指定的人民银行网点，进行黄金兑换业务。

特别是1980年3月份，国家上调了黄金收购价，所以不少市民来银行，将个人私藏的黄金兑换成现金。

银行职员热情的回答可以。

让她意外的是，这个不起眼的中年妇女，随即从身上的布包里，掏出来一块重达三斤的大金块。

银行职员赶紧找兑换员，过来检验成色，兑换员一检验，脸色就变了。

1、这块金子的含金量极高，已经达到工业标准。

而银行职员询问要兑换的妇女，这块金块来源的时候，她回答是祖传的。

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民间收藏的金块，大多来自解放前，根本没有纯度如此之高的金块。

2、这块金子有明显的切割痕迹，不像是民间收藏，倒像是从一大块金砖上切割下来的。

警觉的银行职员一边想办法稳住中年妇女，一边使眼色让兑换员告知了领导。

银行领导是本地人，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就想起了，当年沈阳615厂的失窃案，立马拿起电话，打到了市公安局局长的办公室。

听闻此事，市局的副局长，和区公安局的局长亲自出马，带了骨干，很快就来到了银行，成立临时专案组，坐镇指挥。

为了稳住这个中年妇女，专案组打算放长线钓大鱼。

接到指示的银行职员，爽快的给中年妇女办理了兑换的业务，并且引导她开了一个新的银行户头，将兑换出来的23000多元钱存了进去。

用这个方法，很快就确认了这个中年妇女的名字，叫黄素珍，专案组一个电话打回公安局户籍处协查，很快就传来好消息。

这个黄素珍，就是沈阳615厂的老职工，而且1961年案发的时候，她就在沈阳615厂电解车间上班。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就是她的丈夫关庆昌，也是沈阳615厂的老职工，1961年案发时，就担任厂里生产管理科的副科长。

而且至今，他还在厂里上班。

得到这个消息后，专案组立刻开始抓捕。

一组人下楼，将在营业部休息室的黄素珍直接给拷住，带回了公安局。同时，市局副局长亲自打电话，给沈阳615厂的厂长，要求厂委连同厂保卫科，立刻监控关庆昌，不能让他跑了。

厂长听闻和当年的黄金失窃案相关，很激动，找党委书记商量了一下，很快就想了个好主意。

他们立刻广播，以党委的名义，召开了一个临时党员大会。身为党员的关庆昌进入会议室后，就被得知内情的保卫科长偷偷盯住。等公安局的人赶来后，厂长就以商谈党委改组的名义，从会议室叫走了关庆昌，带着他去了厂长办公室。

关庆昌一推门，就看到了一屋子全副武装的警察等着他。

两口子落案后，几乎没费什么劲，就全交代了。或者说，他们迫不及待的，主动的，将当年的事情一股脑的都说了出来。因为，他们已经憋了19年，他们这19年的人生，被这两块50斤出头的金砖，压得喘不过气来。

关庆昌这个人很不简单。在东北沦陷时期，他曾经在伪满洲国抚顺市警察局里，担任过文书的职务。日本战败后，他想办法隐瞒了身份，逃到了沈阳。解放后，他混进了国营615厂，并且积极的表现，因为有点文化，又会来事儿，5年的时间，就爬到了生产管理科副科长的位置。

他老婆黄素珍，目不识丁，但却十分贪财，在厂电解车间上班。

当时国内形势动荡，中苏关系破裂，东北地区已经进入战备状态，而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也叫嚣着要反攻大陆。

夫妻俩琢磨着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思前想后觉得，就是手里要有钱，所以，他们就把目光盯向了厂里的黄金。

关庆昌作为生产管理科的干部，对于厂里生产进度了如指掌，轻松的就获得了金砖入库的具体时间。

并提前开始侦查路线，观察职工们的生活规律，制定盗窃计划。

他老婆黄素珍利用闲聊的机会，和仓库包装车间的女工套近乎，很快获得了金砖的具存放位置。

1961年3月18日周六晚下班后，关庆昌动手了。

关庆昌在日伪警察局干过很多年，反侦查意识很强。他相当的专业和熟练，一点也不像是第一次干这事儿。

他做了以下准备：

1、买了一双新的皮手套，犯罪过程中一直戴着，所以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

2、他很清楚，事后公安肯定会勘测脚印，通过鞋印确定样式和品牌，然后去商店调查销售记录。

所以他选择穿了一双最常见的，手工纳底的棉鞋，并且还特地买大了一号，来混淆调查。

3、他使用的工具羊角锤，是从厂车间报废箱里捡来的。

这些如今看来很常规的犯罪手段，在1961年，堪称专业，毕竟在那个时代，除非受过训练，普通老百姓哪懂这些。

这些准备，让事后公安的现场勘察都失去了作用。

然后他还制造了完整的不在场证明。

关庆昌的整个犯罪过程，是这样的：

1、1961年3月18日晚下班后，他先回家吃饭，然后带着作案工具离开家。

他先去了一趟职工浴室，洗了个澡，还特地和每一个遇见的熟人热情的聊天，所以公安在后来问询的时候，很多职工都证明在浴室见到了他；

2、关庆昌快速的洗完澡后，偷偷通过事先侦查好的路线，走小路，避开了所有人的视线，偷偷来到了仓库。

3、为了不被人第一时间发现仓库被盗，关庆昌并没有破坏大门，而是选择一个僻静的地方，凿开了墙面，钻了进去。

4、进去以后，根据老婆黄素珍事先侦查好的信息，他直奔装金砖的箱子，用羊角钳拧断铁丝，把箱子撬开一个十公分的口子，掏出了两块金砖。

之所以只拿走两块，是因为他知道，一块金砖重达25斤，以他的体力，根本无法运走四块。

5、他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两头各捆住一块金砖，然后挂在脖子上，垂在肚子前面，外面罩上棉大衣，挡住金砖，然后原路钻出了仓库。

6、离开厂区后，他走小路避开人群，回到家里，整个盗窃过程不到20分钟。

7、在将金砖交给老婆黄素珍藏匿后，关庆昌立刻前往厂职工活动中心。

因为是周日当天，这里在举办职工舞会。

进入场内，他不但热情的和每一个人打招呼，还在舞池里奔放的舞蹈，成为当晚的主角，让每一个人都记住了他。

当天晚上回到家，关庆昌就偷偷丢掉了棉鞋，手套和羊角锤，并且将两块金砖，藏到了厨房烟道。

案发后，关庆昌和其他职工一起接受了调查。

因为有充分的准备，有足够的不在场证明，专案组调查了很久，都没怀疑到关庆昌头上。

其实，最早发现事情不对劲儿的，是关庆昌的父亲。

有次无意中，老爷子发现了儿子的秘密，一方面不敢举报，另一方面又天天提心吊胆，不久以后就抑郁成疾，去世了。

除此以外，没有任何人发现这个秘密，包括他们的儿子。

在之后的日子里，关庆昌两口子一直低调生活，在单位里，他们对谁都客客气气，被欺负了也忍气吞声，甚至儿子在学校和同学发生冲突，他也不由分说的，先打儿子一顿，然后给对方道歉。

下了班，两口子就闭门不出，甚至不允许自己的儿子把同学带回家玩，导致儿子一直没有什么朋友。

儿子成年后结婚，他都不在家里请客吃饭，生怕被人看出端倪。

至于那两块金砖，在深夜里，两口子用钢锯把它们锯成了四块，然后用木板包裹粘住，垫在衣柜下面，掩人耳目。

后来关庆昌多次企图把金砖炼化成其他形状，化整为零，但是因为技术不过关，一直没成功，反而是因为大半夜在家里动静太大，还被邻居举报到厂里，但是厂里以为这是正常的邻里矛盾，简单调解就完事了。

这时候关庆昌也觉得住在职工楼里，人来人往的不安全，索性向厂里申请，搬去了厂区的老旧平房居住，名义上是为了发扬党员精神，把楼房让给刚结婚的年轻职工。

到了平房以后，独门独户，两口子闭门不出，更加隐蔽，甚至为了不让路过的人看到家里，关庆昌还在本不大的院子里种了一棵树，挡住视线，搞得家里采光很差，大白天都要开灯。

到了1980年，两口子提心吊胆了19年，日子过的不人不鬼。

这时候，有消息传来，说个人可以去银行兑换黄金，价格还涨了不少。最重要的是，取消了必须单位开具介绍信的要求，只要身份证户口本就可以。两口子商量了一下，觉得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了，应该没人再记得这事儿了，况且自己都一把年纪了，再不去兑换，这辈子就享受不到这笔财富了。于是，在春节后，银行没啥人的时候，关庆昌从金砖上切割下一大块，让黄素珍去银行兑换。

结果黄金一露面，就被发现了。

两口子被一举抓获，当天晚上，公安就在他们那间平房里，搜出了剩余的所有黄金。

整整19年，被盗窃的50斤黄金，其实一直就没有离开615厂，一直就静静的躺在厂生活区的平房里。

整整19年，关庆昌两口子最终一分钱也没有花出去，白白担惊受怕了半辈子。

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当1961年黄金失窃案破案的消息，传遍沈阳615厂的时候，全厂都轰动了。因为这19年来，受到影响的不止是关庆昌两口子，全厂职工都渡过了相互猜忌，惴惴不安的19年。

全厂职工集体狂欢，用东北人最习惯的方式来庆祝，就是彻夜豪饮，当天晚上，沈阳615厂附近所有商店的酒，都被厂职工买完了。

当年的失窃案，恰好遇上了60年代的特殊历史时期，沈阳615厂的很多职工，都被蒙上了不白之冤，有的人因此致残，有的人远走他乡，有的人全家一辈子抬不起头来。

当年专案组因为找不到线索，于是要求全厂职工，每个人都必须实名举报，而且都要在检举书上按手印。于是，完全没有刑侦常识的厂职工们，就开始胡乱猜疑，而专案组，就开始胡乱抓人。首先被定为嫌疑人的，就是最早发现失窃案的保卫处职工贾清吉，和车间职工高兴贵。高兴贵被安上一个“里应外合”的罪名，被关押了半年。因为他出身不错，又是普通职工，也找不到任何证据，最后还是释放了。但是他当了一辈子普通工人，背负19年的骂名，全家人都跟着抬不起头来。

保卫处的贾清吉更惨，因为他在很早前，就对厂里安保制度混乱的情况很不满，在厂大会上多次提意见，但是没人搭理他。
私下的场合里，他多次气愤的表示，再这样疏于管理，厂里迟早要要被贼给盯上。这本是尽职尽责的言论，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举报信上，就成了罪证。

他们的理论是，你怎么事先就知道厂里要被偷？你肯定有预谋，而且贾清吉身强体壮，搬两块50斤的金砖肯定不在话下。专案组因此审查了贾清吉整整三个月，毫无线索，最后在他的人事档案上写下一条“100号产品案件重大嫌疑分子”，然后把他释放了。

在那个年代，档案中有这么一笔，就等于断送了他的前程。

于是为了躲避麻烦，也是迫不得已，贾清吉报名参与三线建设，被发配去了西南某个山区小厂，渡过了余生。

郭家惠作为金银包装组的组长，是最后一个接触到金砖的人，成为最大的嫌疑对象，很快就被扣上了一个监守自盗的罪名，被关押了起来。

经过几个月的审查，始终找不到证据，家里被搜了几遍，也没有金砖的影子。

最后专案组只能放人，但是厂里还是以“不老实交代问题”的理由，撤销了他车间组长的职务，并且取消了他预备党员的资格。

并且在此之后，他也背负“100号产品案件重大嫌疑分子”的身份，一辈子都只能当普通工人，受尽了欺负。

而最莫须有，最惨的，却是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的厂长李榆。1961年案发时，李榆是沈阳615厂时任的厂长。他是老革命，红军时代的金融干部，在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时，经常乔装打扮，带着黄金、银元，冒死前往敌占区，购买党组织急需的物资。刚解放的时候，他担任成都造币厂的第一任厂长，当时西南地区局势动荡，全副武装的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时常会袭击党政机关，残杀我党干部，李榆作为厂长，每天都睡在造币厂里，手边永远放着一把上膛的手枪。所以他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

沈阳615厂失窃案发生后，他作为厂长，肯定要承担责任，于是就被降职处理，去了沈阳附近的郊县工作。60年代末，社会进入了“大快乐”时期，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开始作妖，在615厂的厂代会上，突然旧事重提，说：“外地的工厂破了一起盗窃案，作案人员是主要的领导干部，我们要学习一下别人的经验，搞清楚615厂存在已久的流毒。”

当时李榆的老婆还在615厂上班，得知消息后，回家告诉了丈夫，已经经历过几次运动洗礼的李榆知道难逃一劫，干脆自己先去剃了个光头。果然不久后，他就被抓回了615厂，进行了莫须有的批判大会，他被人用皮带抽，拳打脚踢，关在小黑屋里。

最悲惨的是，不知道那个家伙提议，说黄金肯定被李榆藏到祖坟里去了，于是一群人直接来到墓园，刨开了李榆母亲的坟墓，挖出了棺材，打开后没有发现黄金，这才作罢。

在大快乐时期，不只是老厂长李榆，很多人都被莫名其妙的，以黄金被盗案罪犯的名义被批判。一群别有用心的人组成了一个“案件调查组”，开了一场又一场的批斗会，他们说谁是嫌疑犯，谁就是嫌疑犯。

直到有一次，厂里一位根正苗红，作风正派，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获得过中央表彰的老职工，愤怒的冲上批斗会的舞台，歇斯底里地喊道：“黄金是我偷的，你们把我带走枪毙吧，别搞这些幺蛾子了。”

调查组的这群家伙见实在惹不起，这才作罢。

但是整个风波中，因为关庆昌两口子多年来的唯唯诺诺，深居简出，从来没有成为被怀疑的对象。

尘埃落定后，最应该给交代的，就是这些被冤枉了的职工们。

1986年6月4日，沈阳615厂召开了平反大会，几十名因为当年的失窃案而被冤枉、迫害的职工，从全国各地赶回厂里，终于恢复了名誉。

因为这件事社会影响很大，所以关庆昌、黄素珍两口子被捕后，法院的一审，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量刑的，判处关庆昌死刑，立即执行，黄素珍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但是当时国家法制化日益完善，这一判决在当时存在争议，因为关庆昌和黄素珍在案发时候的职务，并不直接管理黄金，说不上是贪污。所以二审的时候，最终按盗窃罪判刑。80年代，国家法律调整，盗窃罪取消了死刑，所以关庆昌和黄素珍两口子，最终都被判处无期徒刑。

据说关庆昌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后来减刑了，出狱后已经是个老头，靠卖牛奶为生，最后还是靠儿子的接济才渡过余生。
而他的老婆黄素珍，在网上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