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的聚会

　　先搁下牛人陈。我最近又研究了一些牛人的行径，颇有心得。先看当年的"证券王国"国王——万国证券公司的总裁管金生吧。管金生因在1995年的"3.27国债期货事件"中不负责任地砸盘，被捕入狱。他做空3.27国债，而多头是财政部关联企业"中经开"。结果"中经开"近水楼台先得月，获得有关利率上扬的消息，逼空管金生。管金生愤愤不平，铤而走险。

　　明明知道"中经开"能上达天庭，还要与他们对着干，可见当年的管金生是何等的牛气。但一旦惨败，便将屎盆子往整个市场上扣，并成为金融衍生品市场拖延多年的原因之一，管金生由牛气而撒野了。

　　更重要的是，管金生的发家也与内幕交易有关。

　　杨怀定（百万）在2002年写了本《做个百万富翁》的自述，其中有几段关于管金生的故事。杨怀定早年与管金生合作一起在上海和外地之间套利国库券，这是很多人知道的事情。可是，下面的事情知道的人就少了，1989年元旦刚过，管金生告诉杨怀定，他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串门，看到处长张宁桌子上压着一份文件，内容是1988年国库券准备在一个星期以后上市。如果谁知道这个消息，黑市价75元买进，一上市就是100元，暴利25元，这是个发大财的机会。于是，杨百万成了万国证券的授权代表，拿了一台万国的点钞机，在海宁路1028号自己的办公室内大张旗鼓地收购，竟买走了上海市面上一半88年国库券。而海通证券和申银证券见万国证券在大肆收购88年国库券，他们也积极跟进。

　　这么张扬，能不让处长张宁警觉。她突然决定推迟上市时间，并且突击检查各大证券公司。于是，各家证券公司的金库闻风大转移。万国证券的金库在地下室，转移到哪去呢？管金生想出了个绝招，把所有的国库券放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金管处的人员来检查，总不至于直闯总经理办公室，更何况，管金生可以借故外出，谁也不会砸门。这样，万国证券躲过一劫。

　　1989年下半年，88年国库券上市，上市后价格为104元，包括万国证券在内的券商完成了重要的原始积累。

　　以今天的眼光看，万国证券等券商的巧取豪夺与6年后的"中经开"的仗势欺人没什么区别，只是害人者变成了受害人。

　　还有一件事，证明了管金生与陈久霖一样，都有牛人不为人所知的"阴柔"。杨怀定有次收到管金生的一封信，里面竟然是他写给当时某位市领导的信，涉及金额达几十万元。很明显，管金生把信塞错了信封。

　　至于管金生与领导的关系，我们也略有耳闻。为此，我特地致电杨怀定，证实那位领导是何许人。管金生出事后，"据说这位领导怕连累到自己，就将这笔钱以万国证券公司的名义捐给了希望工程，总算了结了这桩事"。

　　有了这层尴尬，上交所成立前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打击场外交易，不允许私下成交过户，而杨怀定及圈内人所遗留的未过户的股票都在万国证券公司顺利地过了户。这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上交所成立后，管金生作为上交所理事，进进出出所里很方便，难以想象他会不占点先机。

　　管金生当时被判了15年，而且很长时间内都不得假释，这与他的牛气和为人有关。

　　杨怀定还回忆了同时代的几个牛人大户的遭遇。杨良玉，自有资金曾过千万元，是当年股市中的超级大户。他是上海最早运用技术分析买卖股票的人，也是上海第一个异地购买深圳股票的人，在风头最健的时候，他握有上海股市八分之一的股票。

　　但他以1:4和1:5透支，最后输光了所有的钱。
另一个叫杨卫国的牛人结局最惨。杨卫国早年在马路拐角倒卖粮票、香烟票、鸡蛋票、国库券、外币和邮票，
慢慢地发了财。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人却很聪明，天天在当年上海惟一一家在西康路的申银证券公司中看别人如何操作，几个月下来，一股都不买。等杨卫国自认为完全看明白后，全情投入炒股票，到了1994年，资金达到了3000万元。

　　然后杨卫国转战国债期货，他也遭遇到了煞星"中经开"。当时杨卫国做多319国债，"中经开"做空。杨卫国与管金生相比，只不过是个大户。杨卫国148元买多，"中经开"一路往下打压，杨卫国则不断买多，一个月后，价格到了140元，差价8元，多头杨卫国自然完蛋。

　　杨卫国是个极节俭的人，从不坐出租车，一辆自行车已骑了十几年，衬衫补了又补，中午只吃一碗咸菜面。他有句名言："吃好的有什么意思，拉出来不还都是屎。"节俭如此的杨卫国一个月输掉了3000万元后，入住精神病医院。后来有一年春节，有人在上海的复兴公园里看到他穿了一件极破的老棉袄，脏得一塌糊涂，自言自语："我曾经是很有钱的"。

　　另一个牛人孙鼎要比杨卫国扛得住。孙鼎是杨怀定入市的启蒙者，1986年5月他便在上海静安区工商银行的第一个证券交易网点（面积仅18平方米）买卖股票。上交所成立时，他是上海靠做股票致富的人中最早购买私家车的，还买了四套房子。

　　1994年上证指数先是从1500点跌到700点，然后又跌到500点，这时孙鼎还是空仓，他将自有资金3000万全部买了股票。但股票还在下跌，他又向申银证券透支了6000万，一共9000万。

　　从500点跌到350点时，孙鼎的3000万元已全没了，证券公司为了让他平仓，动用了国家安全局的力量，将他软禁在宾馆里一个月。

　　输光之后，孙鼎一个人在床上躺了两个月，茶饭不思，最后还是爬了起来。但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了他。有一位朋友又借给他十万元，让他重新进入股市。杨怀定对他最新的描述是"如今的孙鼎已经变得小心翼翼了，操作上已经没有一点当年的豪气了"。

　　中国早期股市中还有一牛人叫马晓，他在2001年出了一本书叫《股海十年沉浮录》。我曾在《基金黑幕》中提到过早年的界龙庄股，在1994年1月的上证指数800点一直下滑到7月29日的333点的情势下，界龙却逆势而为，连拉32根阳线，确实轰动一时。而背后的庄家便是马晓。

　　马晓与前面提到的个人大户不同，他开始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机构进行资金合作，且用股票抵押融资坐庄，已与后来的新庄家十分相似了。

　　界龙庄股的炒作手法很多方面为后人所仿效，比如聘用极有煽动力的博士股评家到福建、江苏等各地吹捧界龙，当时有一句名言是"你要买画王吗？请买界龙"。因为界龙每天收红，尽管涨幅不大，但一周总有1元多，所以只要买1万股界龙，一周下来就可赚回1万多元的1台29英寸进口画王彩电。另外，大量收集筹码，最后外面流通的界龙股票越来越少，每天的k线走势图就像一根介乎于30度至45度之间的"斜线"一路上扬，这些都是后来庄家经常采用的手段。

　　马晓炒作界龙很幸运。由于1994年7月底国务院宣布当年暂停扩容，股指从333点反弹，很快收复了千点大关，马晓正感到手中持有那么多界龙股票不知如何收场呢，他赶紧将货出给另一个大券商。而后者套了3年后才割肉出局。

　　不久后通化东宝上市，开盘18元，几天后跌至13元，马晓开始吸货，同时也感到有人与他同步吸纳，因自我感觉太好，并不太在意。在坐庄时，庄家会请人帮他一起吸纳锁仓，但绝不能容忍和他将来离心离德的"老鼠仓"。否则，庄家拉高时，却被老鼠仓抢先出货，这是很容易翻船的。

　　市场转暖后，政策市开始变脸，继续扩容，上证指数在千点徘徊后，又迅速滑落。此时，通化东宝已在马晓的持续买入下上升至16－18元。马晓手中大约还有1亿元资金可用，他认为再度逆势而为、把通化东宝打到20元乃至22元以上没问题。

　　马晓试了试盘子，20元以上的抛压很轻，便一鼓作气，从20元以上强行冲至22元，终于遭到了埋伏，四面八方抛盘铺天盖地而来。马晓此时牛气发作，发疯似地一路狂扫，结果弹尽粮绝，股价很快跌至18元一线，马晓连减磅的机会也没有了。

　　结局是马晓的通化东宝股票被万国证券冻结，除了他受托理财的资金外，自己的钱也全部输在里面。

　　马晓后来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东山再起了，但已不复当年的牛气了。《股海十年沉浮录》中透露的一个细节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马晓炒作通化东宝失败后，到处筹钱，竟然发现在证券公司里自己还有一笔以前用过的帐户中没有抛掉的股票。原来坐庄出货时大笔大笔往上挂，全部挂出去后，不等于全部成交了，由于资金量大，往往将总资金汇拢，差不多就算了，根本不去查一张张的股票交割单。事后一个个帐户清点，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存底货。

　　马晓对此感叹："天不亡我。"不过，做投资如此毛糙，不仔细复盘清算，赢利也只能靠碰运气了。这里，我也要借用马晓的经验来澄清一下不少人的错觉，那就是总认为某股从几元（最低价）涨到几十元（最高价），庄家就有10倍利润。事实上，即使庄家顺利出局，付掉资金成本后，尽管绝对利润数不小，但利润率肯定不如跟庄的高。因为你只要看一下最低价与最高价的成交量，再算算庄家的持仓量，就会发现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马晓说界龙做庄利润近5000万元，我是相信的。

　　1998年，我和马晓同时在做上海电视台的一档谈话节目，他已平实了很多。最近，朋友告诉我，马晓已成为京剧票友了，有趣。

　　我上面所举的包括陈久霖在内的牛人例子，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还来不及把事件做绝，就已经被打回原形了。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垄断市场，几乎成为惟一的卖家。马晓做庄界龙，曾经达到这一"境界"，但极幸运地逃脱了惩罚。

　　也许是侥幸心理在作祟，吕梁、德隆等庄家前赴后继，他们炒作一只股票基本上是垄断了该股票流通的筹码，把价格任意玩于股掌之中，可就是无法把股票卖给别人。我与一位模仿德隆长庄的操盘手聊过，他就感叹自己运作的长庄股只要能卖给别人，几乎什么价格都能赚钱（经过几年的高送配，复权后的股价已高得离谱）。但最后，他也只能弃之不顾。
吕梁、德隆等牛人故事，
我已在其他文章分析过，这里要谈谈一个阚治东的小故事。阚治东原是上海申银证券公司的CEO，与管金生是上海早年股市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位券商领导人。在我的印象中，当时的阚治东不能算是个牛人，或者说是介于牛人与不牛人之间。1996年，深沪股市之争演变成了两个金融中心之争，各自的市政府都介入其中。后来，中央政府勒令停止，阚治东等券商领导人成为"替罪羊"，他被解职后去了深圳，担任当地创投公司的负责人。2002年，南方证券败象已露，阚治东竟自告奋勇做公司总经理。

　　我很是诧异他为什么要跳入火坑。也许如远走他乡的上海足球教练朱广沪碰到打上海队就来劲，阚治东也想排遣胸中块垒。可在此之前，我看过阚治东的访谈录，如果不是记者渲染，那么阚治东一脱过去的低调，将自己的光辉业绩大肆宣扬，让同时期的人不敢相信他原来还是这么个牛人啊。阚治东到了南方证券后，至少做了一件又让我迷惑的事情，在股市如此低迷的情况下，公司的庄股"哈医药"又暴涨了50％以上。我至今不明白阚治东在里面起过什么作用，如果有的话，那简直就太疯狂了。最后，南方证券申请破产，人们才发现公司控股了哈医药的流通盘93％！这件事只有超级牛人才做得出。

　　牛人的癫狂状态，常人难以琢磨，马晓回忆他力图将通化东宝打上22元时，还是交易员告诉他钱用完了。

　　上面说过陈久霖亏了5亿美元还不过瘾，认为再有5亿美元一定能翻本，是极典型的走火入魔。牛人不断地逆势而为，逆所有的人而为，最后只有通吃筹码，但他一定是输家。上世纪80年代初，两位以石油大豆等成功交易而出名的美国德克萨斯州的百万富翁亨特兄弟突发奇想，要买下全世界的白银储备，哄抬银价，再以天文数字般的高价向消费者提供白银。开始的时候，这场巨大的赌博很轰动，银价飞涨，白银工厂前排起了队，人们纷纷将家里的银子卖出个好价钱。遗憾的是，政府和交易所不想让全世界出现白银荒，出面干涉，亨特兄弟惨败。

　　只要还没结束就不算完

　　回到开头，当我看着陈久霖那张脸那个脑袋，忍俊不禁，叹道：幸运的傻瓜不再幸运了。

　　我变得如此深刻，是因为这几天看了本书《成事在天--机遇在市场及人生中的隐蔽角色》，作者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波是美国一家专门针对金融危机的对冲基金经理。

　　塔勒波在书中讲了一个关于希腊哲人梭伦的故事，尽管我对故事本身很熟悉，可很惊讶他阐释的行为金融学寓意。

　　古代吕底亚的国王克罗伊斯是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有一天，希腊哲人梭伦前去拜访他，竟然对国王的财富不屑一顾。克罗伊斯想套出点恭维话，便问梭伦有没有比他更幸福的人。梭伦举了一个一生崇高、最后死于战场的人为例。国王再问，梭伦又举了不少这类英年早逝的人。最后，国王忍无可忍，问："难道他，克罗伊斯就不能算是一个最幸福的人吗？"

　　梭伦答道：

　　"任何境遇都跟随着数不胜数的不幸，这种认识就禁止我们因眼前的享乐而滋长出轻慢，或去赞美一个人的幸福。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幸福可能还会遭遇变故，因为捉摸不定的未来还没有来临，它有多种多样的　　可能，故只有被上苍注定终生幸福的人，才能被说成是幸福的。"

　　这段对话之所以流传下来，是因为后来克罗伊斯被波斯国王居鲁士击败，他在即将被活活烧死时，喊出了"梭伦，你说得对。"居鲁士很诧异，赶紧问克罗伊斯，梭伦是谁？克罗伊斯讲完了上面的故事后，居鲁士沉思良久，放了克罗伊斯一条生路。

　　只要还没结束就不算完。不管是何种牛人，在你没有彻底退出人生舞台之前，难说你多么成功和幸福，借助运气带来的东西也会被运气带走。

　　而认识到这点的人是一回事，能做到它的人又是另一回事。

　　克林顿在自传《我的生活》中提到了他任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长鲁宾，评论不多，有一点是鲁宾一直很担心在有生之年会犯铸成大错的行为。鲁宾曾是高盛的CEO，也做过交易员，能做到一生谨慎，不容易。

　　我已提到过许多投资圈的牛人"泡灭"的事迹。事实上，在中国实业家中也有不少牛人，风光时简直如有神助，但落败时也让人莫名惊诧。

　　四川长虹的倪润峰，我初次见他时，觉得真英雄也，市场营销做得神出鬼没，横扫彩电业同行。但1998年我就感到倪总力不从心，至于他再度复出，只是不服气而已，所以谢幕不仅无人喝彩，而且要承担巨额亏损的责任。

　　联想柳传志，我初次见识，觉得他铜墙铁壁，无懈可击，如曹操是一奸雄也，我最好和他保持距离，万一惹着他没什么好下场。可是，自从联想花重金打造的网络FM365落得被人抢注网址，彻底落败，我发现柳传志幕后听政效果有毛病。如今，联想购并IBM的电脑业务，更让我匪夷所思。尽管柳传志从幕后跑到前台，大谈联想此次收购是如何如何的了不起，有战略性，可是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认为这不过是管理层无事生非而已，与其他股东利益根本无关。运气早已离开柳传志和联想，如果是空头，我们都懒得做空联想了。

　　伊利股份的CEO郑俊怀，我1997年初识他，觉得此人十分低调，企业却搞得相当不错。我曾花了些时间，在大江南北调研伊利奶制品的销路。直至2004年7月出现独董告他的事件前，我还对伊利股票很有兴趣。没想到，如此豁达的老郑竟然连内部都搞不定，赶快将股票给抛了。尽管有位老友劝我，伊利公司的基本面不变，应该继续看好。可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坚决不再持有伊利股票。果然，2004年末，郑俊怀等高管被当地政府一锅端。在中国，要将优秀企业MBO，不相处好内外关系，公司领导人鲁莽行事，就是找死。

　　不必全提那些见识过的牛人，免得人家说我是扫帚星。山西钢铁大王李海仓惨死在同乡枪下，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把这事作为中国企业家境遇恶劣的典型例子。我的认识却恰恰相反，李大亨的生存环境太好了，上上下下都摆平，牛得很，忘了他当年发家时的谨慎，所谓和气生财。我相信，若李海仓气量大点，那个倒霉的破产厂长不至于与他同归于尽。

　　可惜的是，行为心理学发现，我们总是把成功归于自己，把失误归于运气。例如，我们分不清楚下面的多组概念：运气/技巧；随机性/决定性；概率/确定性；信心、猜想/知识、确认；理论/实际；趣闻、巧合/因果关系、规律；预报/预言；幸运的傻瓜/老练的投资人；幸存者认识偏差/市场胜出，等等。

　　这里拈出几组概念分析一下。趣闻、巧合/因果关系、规律：陈久霖一定是有一次得到《易经》卦象的启示而获得成功，于是在《易经》和成功之间建立了因果关系，而事实上，这只是巧合而已。有趣的是，新加坡《联合早报》登载了一篇关于"坎卦"的不同解释。坎卦是《易经》中的第29卦，29与陈久霖名字的笔划正好吻合。而坎卦并不似陈久霖所说的"离坎是平川"，而表现的是一个人在深不可测的大水中学习游泳的过程，也就是说充满了风险。例如，整个坎卦中的六爻都是警告之意。"初六，习坎入坎，失盗凶也"，意思是：你要来此深渊，学投机活动，要小心因为财迷心窍，偏离正道而遇到凶险。"六三：来之坎坎，终无功也"，意思是：在这变化莫测的急流中，最后毕竟还是会徒劳无功，甚至遭到灭顶之灾的。不过，我觉得这也是作者在知道陈久霖已失败的情状后，将《易经》因果化而已。幸运的傻瓜/老练的投资人：中国的基金业真正展开没几年，就开始向国外学习推销明星基金经理，可是一看他们的资历，怎么也不像个经过历练的老投资人，说是"幸运的傻瓜"肯定又伤了和气。但仅靠一、两次成功，就包装旗下的基金经理，是不是太猴急了点。幸存者认识偏差/市场胜出：我们经常会举一些现实例子来证明规律，比如20世纪的美国股市的实践证明，长期持股能翻许多倍，可是人们从没想到过如果在世纪初买的是阿根廷或俄国的股票，那你就颗粒无收。

　　总之，我们对偶然性、随机性或运气在人生、事业和市场投资中的隐蔽角色经常估量不足。有媒体就陈久霖事件采访过他的同行，后者认为他不懂石油期权交易，失败是必然的。不过，说这些话的人即使真懂期权交易，也未必不失败。自以为内行、专家，也是危险的事，如果他们对偶然性没有充分理解的话。1998年震撼全球市场的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它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金融衍生品专家，其中的诺奖获得者本身就是市场运作原理的发现人，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可以说是99.999％以上），市场不可能击败他们。但1998年全球市场确实出现了也许只有1024年里才有一次的机会，LTCM的投资组合产品全面亏损，而且不断加剧，最后又出现LTCM几乎成为这些产品惟一买家的状况。我们上面之所以说"机会"，是因为对LTCM是霉运的事，成了《成事在天》作者塔勒波等人发达的机遇。

　　真的，我们对许多随机性影响人生和世界的后果缺乏认识。陈久霖深夜4时研读《易经》得出了坎的结论，就是"一马平川"的启示，这是极符合我们平日的常识或心理倾向的。正如我们经常会说："隧道的尽头是光明。"不过，如果你有穿越许多大山的铁路旅行经验，会发现隧道的尽头还是隧道。说句不那么有趣的话，隧道的尽头也可以是深渊啊。有时，我们的一些误解也来自于对科学规律的歪曲。例如提到进化论，就会说从猿到人，似乎一切顺理成章。事实上，在从猿到人的进化历程中，至少有许多分叉，或者说只是进化到类人猿就停止了。进化之路并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分分叉叉，许多的叉路消逝在尽头。

　　正如万有引力让我们跳跃后必然下降到地球，运气也有回归之路。陈久霖事发后，说了一句他可能自己都无法深刻理解的话："我来自乡村，大不了回去种田吧。"

　　这句话真正确，哪里来就哪里去吧，当牛人陈久霖坐完牢狱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