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的真相》

（1）经济学的话语权

人们使用语词以作为沟通工具，却很少意识到，同一个词语背后，可能覆盖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比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词语，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修正了的毛主义，或者北韩的金主义，更接近的，可以被称为邓主义。词语修辞差异，远没有显示出现实的巨大差异。这同样，适用于“权力”这个词语。

和真实世界的整体相比较而言，“权力”这个词语在社会学，政治学，法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定义，均指向各自所强调的残缺的世界。甚至，在单一学科下，不同的语境或者地理环境，都可能掩盖着深刻的差异，也存在不同的阐释意义。可以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是，社会制度处于不断演化之中，而权力，同样也处于不断演化之中。权力，作为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之一，与社会制度的整体共生演化，而被观察到的，则是社会现实。从而，观察社会现实的演变，作为一个途径，可以理解社会制度和权力的变迁。这适用于作为权力之一的话语权。

但与权力不同的是，话语权具有更弱的强制力，如果说，权力可以无视于受众的愤怒而继续，那么，话语权更强调听众的接受和理解。列宁时代的原马克思主义者，真诚的实践着马克思所发明的话语，到了勃烈日捏夫的时代，仍然使用着原先那套话语，但是，使用者已经蜕变成为遵守语言规则的游戏者，而话语，则变成人尽皆知的皇帝的新衣。听众自动的过滤掉他们不想听到的，而听到不在话语之中的言外之意。可以这么说，你怎样相信，你便怎样听到。话语的权力，源自话语的听众。听众就是话语权力的来源。无论这话语，是集中的还是分散的，压迫的还是说服的。这意味着，要追溯话语权力的变化，必须追溯以下这个问题：谁在听？

（2）经济学的听众

传统乡土社会的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以治国平天下为终极目标。话语的内容，主要是治国的理论。而天子和同僚则是话语的主要听众。作为培养未来官僚精英的启蒙教育，仅局限于极小的范围内，广大的民众，只是被奴役者而已。这一面貌，转变于1840年前后，现代化力量的入侵。当代人应该感谢1840年以来的诸次失败。如果很不幸胜利的话，恐怕今日，女孩们仍然缠着脚，而男人们，则继续跪拜着爱新觉罗的子孙。

与西洋的物品一起输入的是西学。西学东渐的结果，是民众的基础知识获得启蒙，扩大了潜在的听众市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以后的国门近乎封闭的狭窄，和文革对知识的摧残。1840-1940这100年间，经济学不是显学。政治动员术，战争术才是显学。甚至武术，也要远比知识来得更实用。

曾经的美好广告，迷惑了天真的士大夫，以为“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时代再次到来。但他们错了。这30年中，真正拥有话语权的，只有一个声音。其他声音，都是噪音。先反左，后反右，再反中间派，天下的知识分子，尽玩弄于翻云覆雨的政治家股掌中。后知后觉的士大夫，继续沿用对付前代皇帝的策略，猜测天意，以期龙颜大喜，白卷成状元。殊不知，伴君如伴虎，太聪明，未必是好事，与流氓博弈，最好的策略是犬儒。士大夫们用了30年才明白这个道理，这30年，知识分子几近消亡殆尽。而开启1990年代的事件则是这种策略的后续变种对星星之火的道德理想国的最后覆灭。期间，相对于历史学科，经济学者还算幸运，他们因为没有机会出声而得以幸存。

真正更大的运气是邓主义的到来。邓作为改革的倡导者，垂暮之年，和保守主义作战的结果，便是使“只管抓鼠赚钱，不论黑白的猫鼠理论”成为超越意识形态之争的先验标准。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看，正是这一结果，直接赋予了经济学家话语权。

如培根Francis Bacon所言，Knowledge is power，后来福柯将其演绎成知识-权力关系论。知识分子的权力，本质上来源于知识。正是听众的需求和无知，赋予了经济学家话语权。邓主义的倡导，使抓老鼠一下子成为所有阶层的目标。而自负包抓老鼠的预言家，便也一时新贵了。所有自负三招二式者，无论是西方回来的“Economist”，还是自封的本土“经济学家”。都出来跑江湖卖艺。放眼过去，市场尽是经济学家，鱼龙混杂。

和武侠小说一样，即有宝藏，便须以武定胜负，从1900年代开始的十余年间，这个群体分出“Economist”和“经济学家”两宗。“Economist”倚赖同行评议，以论文发表数目为判据。本土的经济学家，则以毛化马克思主义为准绳。很快，便分出胜负，“Economist”独领风骚，究其原因，本土毛化马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而西方经济学（事实上，这个名词本身很可疑，因为没有什么东方经济学）的核心则是效率。在以抓老鼠为核心的时代，西方经济学可谓得天独厚，胜利也不足为奇。所以，市场中，便可以看见不少本土化“Economist”，以为国师再生，喝西洋咖啡，大谈中国问题。失败的“本土经济学家”则以各种新左的面目出现，徒然悻悻不已。

（3）经济学的真相

据说林肯说过∶You can‘t fool all the people all the time."你确实可以在某一个时候欺骗所有的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却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林肯的论断在演进博弈论中得到推导，博弈的参与者，尽管是有限理性的，却会通过观察对手，通过试错而学习。而彼此间的信息沟通，最终会使民众知道什么是最优策略。统治者因为一时的无知和贪婪而让渡出来的话语权，在得不到期望的收益时，便会试图收回。民众则在股市、楼市、火车票、拆迁翻来覆去的买单中，学习什么是真正对他们有用的理论。对于他们来说，经济学，正如邓主义一样，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便是好猫。同时，当以需求曲线为分析工具的经济学战胜了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工具的毛式马主义之后，“西方经济学”自身的分歧也逐步显现。

经济学本身存在很多分歧和争议，关于经济学，有大量的笑话，比如100个经济学家，可能有101个观点。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于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而言，他们知道这些观点的共同立基何在，通过学科自身的方法，也可以发现这些观点之间的歧异。但对于民众来说，民众并不关心这种歧异自身的有趣，而只关心一个问题，谁对谁错？他们希望和乡下的小孩看大戏，按脸谱分忠奸一样，简单而直接的解决这个问题。这一要求的结果便是，在中国化过程重新装扮了西方经济学。

现代的西方经济学，自马歇尔-萨谬尔森数学化以来，便一直朝着数理经济学的方向。工具以及环境的变化，引起学科研究重点的变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对真实世界进行政策指导，是经济学压倒性的目标。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宣称，“在当代，经济学的首要目标是要帮助社会问题的解决”。那也时经济学家如凤毛麟角，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后50年发生了变化。

大规模经院主义，学术机构的出现，伴随经济学自身的数理化、专业化。这种专业化转而使经济学家追求精致严密的模型，而对经济（现实世界）的观察的陈述，并没有被经济学家看成其领域的中心所在。实证只是经济学既有理论的应用，对于理论自身而言，并无很大助益，理论和现实相符，只是多了一个案例，不相符，也无关紧要。理论越精致，离现实越远。其结果便是，经济学的市场越来越远离大众，远离政策建议，转而面向受过相近训练的同行和学生，成为一种接近于艺术的智力游戏，而不是可以生产出家具的木匠。

看起来，这十余年间的中国经济学，正重演西方经济学50年前的故事。民众渴求快速的抓鼠致富，遏制硕鼠，而无心于景仰疱丁屠龙之技。于是，最远离数学的新制度经济学，科大师，张大师，一时间竟也咸鱼翻生，大行其道。甚至，本来不关心制度的，也及时包装，直言“不讲道德的经济学”，以新古典经济学正宗假设，幻化出抓鼠致富的能耐，化方为圆，机心玲珑。智慧足与岳不群相媲美。难怪郭灵童要口诛笔伐了。

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隐含杜威-佛里德曼思路，即是强调对经验数据的彻底理解，而不是想象的产物，这一思路，便是对于路边卖橘子这种真实世界行为的强调。另外，其结果必须面对波谱尔-拉卡托斯的证伪主义的质疑。俗语云，画鬼容易，画人难。经济学也是如此。卖假古董不易，卖橘子更难。和民众谈数理经济学尚可，和市场中的商人谈经商之道，则不是只呆在书斋读书者可做到。于是，那些呆在书斋画鬼怪者，便不免埋怨其顽童行径，本可好端端专心画鬼，何必赤膊上阵，揭穿底牌而累己累人。更何况改制乃是唐僧肉，奢谈制度者，难免动辄得咎。如同习惯法下的辩论一样，纷纷扰扰之间，听者便得以更清楚了解他们究竟买到了什么知识。总有一日，听众会明白经济学的真相仅仅是“计学”，而不是经世之学。和数学一样，只是一种智力游戏而已。越往深处学，便越不关世事。 到这时，便是经济学家在普通民众中话语权的彻底丧失。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听众对象的分化，中国的经济学家也随之分化，一些将继续扮演100年前策士的角色，大言不惭的指导政策建议。另一部分，将沿着美国的路子，专心在学术期刊上构建模型，面向学生写作。或许，在后人眼中，这时那些转而贩卖信仰而不谈经济学者，也算是聪明人吧。

michael chen,写于200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