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何时能诞生万人规模的软件企业
(2005.04.08) 来自：CSDN

邹震
表面看来，在中国诞生一个万人的软件企业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但在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习惯了拿中国软件的发展和邻国印度相比较。而实际情况却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缺少必要的交流，使得通过这种比较而得出的结论与真实情况也相去甚远。在印度人看来，中国经济发展很快，照这样的发展速度，上海再过几年就赶上孟买了。而去过孟买和上海的人不难发现，这其中存在着多么大的误差。不幸的是，这种误差也存在于中国对印度的软件认识上。
北航软件学院孙伟院长对这种观点深信不疑，这种态度来源于他刚刚结束的印度之行。在印度Infosys科技公司内，孙伟院长惊悉Infosys这家【拥有２.７万名员工的大型企业，上个财年的利润增长率竟然高达48/%】－－这的确比较难以做到－－，而接下来在印度第三大软件公司——Wipro内，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更为可怕的是，Infosys和Wipro并没有止步不前，接下来，它们要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
面对此情此景，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何时能够诞生一个万人的软件企业？中国和印度在软件业上的差距究竟有多大？

真正的印度软件企业
在孙伟院长看来，缺乏对印度软件企业的全面认识，才是我国软件产业发展中最让人担忧的事情。这个问题表现在方方面面。
【在国人的印象里，印度软件企业都是一些外包型企业】－－我的印象也是如此－－。发达国家下达需求以后，印度软件企业要么派人员过去，要么开始 “来料加工”，而事实上，这完全错了。孙伟院长介绍说：“以Infosys公司为例，Infosys公司已不再是一家外包公司了。【它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有自己的全套解决方案】－－这好像与外包不矛盾？反正是替别人干－－，在美国它已和IBM进行面对面地竞标了。甚至可以说，它就是另一家正在崛起中的IBM。”
　　孙伟院长进一步认为：“正是因为这些错觉，使得中印软件业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由于印度实行的是全民学软件的策略，已经形成了印度理工学院居于最顶端、各大学居中间、NIIT居于低层的金字塔式的人才培养模式，所以Infosys公司扩招5000名软件工程师，不是什么难事。而现在北京所有的软件学院在校生也没达到5000人，国内的软件企业要扩招，软件人才从哪里来呢？于是，托普软件扩招5000名软件工程师从一开始就让人认识到是一场骗局。再看国内软件公司的人才构成，【还存在项目经理大量短缺的问题，却在刚刚招募到一些技术人员之后，就大喊软件人才过剩】。事实上，印度软件公司已经跨过了这个阶段，【他们接下一个银行项目时，会有一个原来曾是银行信息部门的高层和你来谈这个项目，而国内的软件公司还停留在一个业务人员带一个技术人员谈项目的方式上】。”
如果我们留意一下2000年以来软件产业的发展，我们就会发现，从“十八号文”到“四十七号文”，政府给予软件产业的政策支持不可谓不丰厚；从软件园的建立到政府对国产软件公司的扶植，软件公司得到的优惠条件也不可谓不实惠，但拥有着巨大国内需求市场的国内软件企业还是被印度软件企业越落越远。孙伟院长表示：“现在谈超越印度软件业，已不是一件很现实的事情。重要的是要马上认清我们的不足之处，能跟上印度软件业的发展速度。要明白软件公司需要的不是豪华的办公室，而首先是掌握了软件技能的人才。”

中国软件到底差在哪儿
面对中印两国的软件产业差距越来越大的现实，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中国到底差在哪儿”这个问题。对此，孙伟院长认为国内软件产业至少在十个方面和印度软件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首先，是语言问题。孙伟院长介绍说目前许多国内的软件公司，【在拿到订单后，往往派出的项目经理无法用英语和美国人进行无障碍地交流】，导致项目的最终失败。
其次，是人才结构问题。国内软件企业普遍缺乏系统分析师和系统架构师这类人才。【国内程序员中普遍存在着“三十岁危机”这样的问题，而印度、美国却有着大量的从事过15年技术工作的人员】，因此【人才结构问题的根本诱因是文化因素】－－价值观过于单一，人生只有一个衡量标杆－－。国内的父母几乎清一色地希望孩子将来成为白领甚至金领，但没有大量的软件蓝领做基础，中国的软件产业不可能腾飞。
再次，是信誉问题。要在美国接软件项目，对方的项目负责人更看中你做过哪些项目，项目经理对你的评价如何。美国人真的会按你提供的项目经理的联系方式，通过电话或E-mail去了解和你合作过的项目经理对你的评价。美国人的这种做事方法，使得美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善的信誉体制，这也成为了中国软件企业必须要补上的一课。
接下来，【签证也是一个问题】－－开始有点体会－－。美国给予中国的临时劳动签证成功率在20%以下，这实际上是一个无法运行的商业模式。孙伟院长在此前的商业活动中，就遇见过拿到了项目，但国内工作人员因为签证问题迟迟到不了美国工作现场，从而使得项目泡汤的情况。而同种签证，印度人的成功率却比中国高3~4倍。印度拿到了美国全额奖学金的学生更是从来就不曾被拒签过。因此，硅谷有着更多的印度人，简单地从概率角度考虑，如果印度的签证成功率与中国为4：1，那么印度与中国拿到的项目的数量比达到4：1，也是正常的。这实际上是美国人的意识使然，【在美国人心中，中国永远是竞争对手，而印度却可以成为合作伙伴】。
此外，中国实行的外汇管制政策对国内软件企业的外包扩展也是不利的。【在美国，拿到大型项目后要交纳高额的押金】，而国内软件企业却可能因为外汇管制政策拿不出这么多美元。
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听起来让人有些吃惊，因为这竟然是人才的成本问题。孙伟院长介绍说：“目前国内普通程序员的成本与印度持平，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中还略高一些，但【国内高级项目经理的成本却比印度高了整整一倍】－－？－－。人才成本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问题。”
再下边的两个问题仍然和人才有关，其中一个教育培训的系统性问题，另一个则是生源问题。在印度已经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形的培训体系，在印度，做五年技术蓝领的程序员心安理得，不会有什么不安，这在中国却是绝不可能的。中国目前的文化环境使得软件产业因为技术蓝领的缺失而形不成自己的产业链。在生源方面，印度受教育人口与中国基本持平，但印度人认为软件工程师是最好的职业，从而全民学软件，印度的软件教育培训机构由此可以把一些非软件专业的人才吸引过来；而中国在这方面，除了软件培训机构先天不足以外，还有越来越多的有才能的人不愿从事软件工作。
对印度软件企业的误解，也使得印度软件企业可以建立起自己的门槛。以Infosys公司为例，当这样的公司有了自己的知识产权和整体解决方案以后，已经把软件这样的服务性产业做得和制造业相仿。软件业的顾客往往爱提出许多个性化的需求，但印度软件企业所能提供的解决方案往往比顾客的需求还要细致，这就象是制造业中产品的型号比顾客的需求还要多，接下来顾客所要做的，只是从这些方案中选出一个最为适合他们的。这时，技术门槛转为化了一种服务的门槛，国内软件企业要迈过这道门槛，需要付出太多的努力。
最后，非技术营销人员的充裕和高额的市场费用让印度软件企业得以形成了销售门槛。印度软件企业中有大量既精通技术，又精通产业的非技术营销人才，而国内软件企业还停留在依靠裙带关系维系的营销，不懂技术的营销人员加上一名技术人员的模式，绝对要劣于既精通技术又精通行业的专业人才。此外，在美国的市场费用很高，但印度公司并不吝惜费用，相反，它们在美国的主要中等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销售办公室，这是国内软件企业绝对不可能做到的。

产生万人软件企业的条件
国内要产生万人软件企业，有许多前提条件。其中之一，就是要有能养活万人企业的市场，而这就要求国内的软件企业不满足于国内市场，走出国门，去开创一番新天地。但中印软件业的对比，让我们明白了国内软件企业的壮大之路注定是不平坦的。国内最大的软件不过两千人，而印度软件企业中，超过万人规模的已达十几家。由此我们不难想见，中印软件业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大，更可怕的是，这种差距正在被越拉越大。
孙伟院长强调：“以微软公司为例，【微软公司几万名程序员的电脑甚至有可能是租来的】－－？－－，但因为微软有一流的人才，微软还是可以成为市值最高的公司。”孙伟院长坚信：“国内产生万人软件企业的先决条件，是注重软年人才的培养。在目前来看，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软件学院这种新型教育形式的作用。”但是，当谈到软件学院的发展时，孙伟院长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无奈。他认为：“现在到了必须出台一些决断性的措施，来给软件企业及类似于软件学院这样的软件人才源头提供实质性的帮助，而且类似的政策必须是配套的。现行的许多问题，正是政策不配套所引起的。”
几年以前，国内软件界曾在“起来，抵抗微软”的呼唤中开始了开源运动的启蒙，而今天，面对着实力悬殊的印度软件企业的全面登陆，中国软件业界需要的是再一次的深刻反思和积极的行动。也许，中国真的将因此而形成自己的万人软件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