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这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个案，然而却是一个令人心酸的个案。

北美来鸿
谁能想得到，一个有过正经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最后竟会沦为街头无家人，在49岁的时候惨死在小青年的拳打脚踢之下。

故事的主角叫玛丽娅(Maria King)，是一个身材矮小瘦弱的女人，死前为美国加州伯克莱市无业无家游民。玛丽娅1955年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和政治活动人士家庭。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苏格兰人。父亲少年时是苏联西伯利亚死亡营地中的幸存者，二战期间在伦敦做翻译。在苏格兰上大学时，他结识了格拉斯哥大学第一个获得全额奖学金的女学生并于1951年与她在芝加哥结婚。婚后， 他们生有二女和二子。玛丽娅是第二个女儿。

玛丽娅年轻时热爱体育，学业优秀。 1977年，她毕业于伊利诺斯州立大学，获历史学士学位。毕业后在老人院和残疾越南老兵服务机构工作过。后来她得到一家出版公司的工作，负责法律文件的写作。

几年以后，她转到这家公司在旧金山湾区的分部工作。湾区的活跃的政治氛围使她如鱼得水。她很快成为当地一名活跃的政治人士，参加咖啡馆和书店里的讨论，为同性恋团体编辑小报，参加争取民权和妇女权利的游行。

下坡路

1980年，在办公室搬动办公桌的时候，玛丽娅伤了腰，从此她的生活开始走下坡路。经过多次治疗无效以后，1990年她不得不辞去工作，靠每月820元的残疾人福利金生活。这点钱在湾区充其量是一个房间的月租。交了租金以后就所剩无几。她一边选修做教师必修的课程，一边在奥克兰做半工，给法律公司当助手。由于腰病越来越严重，最后她不得不完全放弃工作。硅谷的电脑公司把当地的房租带高了以后，玛丽娅连房子都租不起了。 她先是住在立交桥下，后来搬到旧金山的一个储藏间里。

生活的艰难更加重了她身体健康的进一步恶化。她治疗子宫发炎后丧失了生育能力，而她却一直想当母亲。希望的破灭导致她曾经企图自杀。1995年，她被送进精神病院后， 又企图自杀。医生诊断她有轻微人格失常，对她采取了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却又使得她产生了药物依赖性。

同时，她的家人提出给她在芝加哥买房子，她拒绝了，说那里太冷。他们帮助她找过一些优惠残疾人的公寓，但每个她都没有住长。后来她过去的同事给她找到一个长住旅馆。

她在那里住了两年，义务为房客担任法律顾问并且定期探望这个同事90岁的叔叔。但是后来在2001年10月，她因为旅馆的安全条件太差而跟房东打官司，被下了逐客令。从此以后，她便流落街头。社会工作者给她弄来一家汽车旅馆的减价住宿券，但却是在犯罪率很高的地区。她当然不敢去。她住过女子收容所，可是看望过她的哥哥承认说，那里头的女人与其说是正在改过自新，不如说是继续狼狈为奸。他说，在玛丽娅看来，街头更为安全一些。

后来玛丽娅渐渐固定在伯克莱大学南门外大学路一家二手货商店附近出没。有的时候在朋友家客厅的沙发上借宿。在此期间，她开始看心理医生。

但是在她心里，她一定还有着一个家的梦想，因为她开始捡拾自己以后的“家当”，包括家具。朋友们因此再也不敢招她上门，因为过不了几天她就在别人的客厅里堆满了东西。她收集的物品后来发展到三个储藏间。最为登峰造极的例子是她的那个老同事为了帮助她，帮她找了公寓并且付了押金和两个月的租钱，还把汽车借给她搬家。

借了车以后，她却没有了踪影。后来发现车被丢弃街头，里面堆满了她捡来的东西。

惨死街头

今年二月八号的夜晚，玛丽娅遭到两个小青年的殴打，被人发现后送医院不治，于二十号死亡。有目击者通过自家的百叶窗看到两个人好像在狠命踢足球。行凶以后，其中一个人还跑回来，跳起，双脚踏在“什么东西”上。他们说整个过程不过15秒。被抓到的一个18岁的小青年说，他们在那个地方翻检东西，吵醒了玛丽娅。玛丽娅骂了他，还揪他的头发。他说他是自卫，没有想到要把玛丽娅打死。另一个，警方已经悬赏15000美元征求线索。

玛丽娅似乎是一个“不知好歹”的人，辜负了朋友们的好心帮助。然而在流浪街头的时候，她又好像是一个活雷锋，常常乐于助人。她有的时候用自己的残疾福利金给其他流浪汉买吃的东西，有的时候给他们买漫画书，有的时候倾听他们的心声。玛丽娅死了以后，认识她的人，包括社会工作者，巡警，街头的流浪汉，都向媒体记者讲述了她生前的种种善举。

五月十五日，在伯克莱的一家教堂，人们为玛丽娅举行了一个悼念会。

读完玛丽娅的故事，我不禁“掩卷自叹息”：人生真是没有定数，一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自己也完成了大学学业并且有过像样工作的人最后竟然这样一个死法。当然，我这是从中国人的惯常心理看待这件事。其实在美国，大学毕业根本算不了什么。中国还有过大学毕业生自动就是国家干部的历史阶段，美国就从来没有这么一说。大学毕业即失业在美国不算新鲜事，而找到工作以后，能否做得久，还要看经济好坏，个人健康状况等。

一个旦夕之祸， 完全有可能让一个人从峰顶跌入谷底。像玛丽娅这样在失业之际又有一定程度的精神失常， 更是一种雪上加霜的境地。

社会安全网

按说美国的社会工作是很发达的，但是社会工作者说玛丽娅的死是他们工作的失败。伯克莱的一个负责流浪人员的活动人士说，伯克莱对流浪人士还是很同情的，而玛丽娅这样死在伯克莱，“是 [这个地方的] 一种耻辱”。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里面一个流浪汉在冬天被警察强行带到收容所， 却在收容所里遭到其他流浪汉的袭击而死亡。看来美国的社会工作，如果不解决收容所的安全问题，对于流浪人员的帮助真是很有限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对玛丽娅的事有诸多不解之处：显然她的父母还在芝加哥。她的哥哥在东部工作。他们完全可以把玛丽娅接走。但是这种中国社会的思维方式，并不适合美国的社会情况。玛丽亚是典型的美国人，肯定耻于连累父母兄长，所以借口芝加哥天气太冷而挽拒了父母的好意。她的父母也是典型的美国思维，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你说不来，我们也就不强人所难了。在这件事情上，真是很难说出一个谁对谁不对。连圣经上都说：“我不是我兄弟的看顾人。”

不过，现在即使在中国，像这种成年人在穷困潦倒的时候能够投亲靠友的情况也少见了吧。

美国社会里，个人在丧失工作能力、生活能力的时候，依靠家庭少，依赖社会多。依赖社会或者用的是纳税人的钱，或者用的是自己的保险。有工作的人，能够买保险的人，自然可以在多年后绝处逢生。低收入的人，没有相应保险的人，只能依靠福利机构。这些福利机构，由于资金有限，多多少少有不能尽如人意之处，以至于有的人宁可流浪街头。

写作此文，完全是因为同情死者，并没有想要联系中国社会问题的意思，就算一种海外见闻吧。中国现在也建立了独立于单位之外的社保系统。以往的单位大包大揽虽然有一定弊病，但是也有其可取之处。单位对于自己的职工，多少还脱不了一种人情关照的义务。现在归社会了，公事公办，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呢？但愿中国在发展自己的社会安全保障系统的时候，能够在借鉴西方的同时能融入中国传统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的精神。

另一个大概可以传达给想来美国的人的信息就是，不要以为到了美国就进了天堂，可以高枕无忧。常常有的时候，需要自己操心的事远比在国内的时候多着呢！

2005-5-24寄自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