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应重视合编历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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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中日韩民间学者联合编撰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中文版，前天在北京首发。日韩文版叫《开创未来的历史》，已于5月26日在日本和韩国出版。

　　据报道，这是三国数十学者，为批驳日本扶桑社出版的右翼历史教科书，经3年多努力，6次易稿，10次会议，进行激烈辩论，最终在一些有争议的历史阐述上达成共识、编撰出来的历史读本，堪称弥足珍贵。

　　尽管三方对某些问题看法分歧，但是，所持史观基本一致。例如，虽然对南京大屠杀究竟是杀了20万还是30万人看法各异，但都认为日本进行了残酷的屠杀。

　　编写小组中方召集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步平说：“历史观是最重要的。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不仅有如媒体所指的出现了七处、八处或十处错误，而是因为其历史观是错误的，它站在所谓的神国历史的角度上把日本的侵略行径描写成正常的、优秀的。如果历史观错误了，什么都是错误的。”这话真是掷地有声。日本政要和右翼之所以在历史问题上遭到世界舆论谴责，正是由于他们的历史观同人类文明与良知背道而驰。

　　例如，厚生劳动部政务官森冈正宏等自民党政要竟然说，“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

　　话说得轻松，却令人齿冷。如果战犯不是罪人，难道那历时2年零7个月、开庭818次，包括日本在内的12个国家共419名证人出庭、779人书面作证，证据资料4万8000页，判决书1231页、用7天时间才宣读完毕的大审判是制造冤案的罪人？

　　正是由于日本执政者至今仍然不肯诚实面对历史，更使日本首相偶尔作出的“道歉”显得虚伪与口惠而实不至。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就普遍认识到，须对犯有违反国际法罪行的人而不只是抽象的国家施加惩罚，才能使国际法的规则得到遵守。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依据的正是一系列国际公约、条约或议定书对反和平罪、普通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认定，按国际法程序进行。当年123名甲级战犯嫌疑人中，最终被作为甲级战犯起诉的只有28人，判处死刑的只是其中7人。以今日观之，恐怕是失之于轻而不是失之于重。

　　战犯“过期无罪”吗？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早有规定，战争罪犯不适用“法定时效”。至今，纳粹战犯仍在追捕之列，正是这个道理。

　　日本政府可以举出一百个事例来证明日本对当今国际社会的贡献，人们可以欣然承认，但是，如果德国矗立的是占地1万9000平方公尺的被害犹太人纪念碑而日本却立着“七士之碑”、供奉着战犯“英灵”，也就不能责怪世人有“日本能在国际社会扮演一个负责任的角色吗”的疑问了。

　　事实上，战犯成了“英灵”，恰恰是世人过去不该有的疏失。乙、丙级战犯是1959年才进入靖国神社，甲级战犯更是迟至1966年才悄悄一并供奉起来。人们如今要严肃看待历史，当然更有道理。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政府有很多事该做，也并不难做，例如，重视三国学者合作编撰的历史书，列为教科书，并且采取主动促使三国一起把合作提升至官方层次，乃至推动与东南亚国家在这方面进一步合作。

　　遗憾的是，如此值得赞扬的一套历史书，在日本国内，不仅不是教科书，甚至想找一家大出版社来出版都被以各种理由拒之门外。最后，是一家仅有6名员工的“高文研”出版社印刷了区区两万册。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历史问题上没有多少人要站在日本政府那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