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兼驳陈永苗“恐怖主义有理论”
——美国的自由与伊拉克的自由
余杰

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争论，彰显出国内知识分子基本价值立场的对立，即对人权与主权之关系的不同理解。近日陈永苗一篇《骂声恐怖主义太沉重》，让我遗憾地看到陈永苗这位三心二意的自由主义者，在经历了今年春天的反日狂潮之后，已经滑落为丧失理智的民族主义者了。由此也可以看出，是否直面伊战、直面恐怖主义、直面自由价值，乃是知识分子理智的试金石。

伊战出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伊战出于反对恐怖主义，伊战出于推广自由价值，此三个目的乃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布什在第二个任期的就职演说中，将“自由”作为核心词语，先后二十七次提及。“自由”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反恐”——布什所关注的不仅仅是美国的自由，乃是全球的自由。当所有人都自由的时候，恐怖主义方能失去其生长的根基。因为恐怖分子们都是为恐惧和仇恨所控制的奴隶，他们仇恨一切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在此意义上，自由不仅是美国自开国以来所坚信的首要价值，亦是全球和平的坚实基础；“自由外交”不仅是威尔逊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理想主义的激情，而且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息息相关。

美国的历史可看作自由的种子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的历史，亦可看作一群虔诚的基督徒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的历史。从华盛顿到杰斐逊，从爱默生到林肯，从罗斯福到从马丁•路德•金，所谓的“美国精神”不断嬗变、充实和丰富，但其自由之内核则始终如一：这个国家是一群寻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人所建立的国家，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基点，其他若干自由得以一一实现。诚如布什所说：“虽然，在历史的长河里，公正有过潮起潮落，但是历史的发展方向清晰可见，那是自由本身的轨迹，也是自由的创造者留给我们的路标。”美国的历史中亦有逆流与顿挫，有对印第安人的杀戮，有对黑人的歧视，有南北战争的血与火，有麦卡锡主义的泛滥，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自由最终成为美国的立国之本。

当自由仅仅被美国人或西方世界所享受的时候，自由就是残缺不全的。因此，先获得自由的国族对于推广自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自由是需要分享的。布什在就职演说中明确指出：“今天，美国向世界各国人民重申：那些生活在专制之下，绝望之中的人们应该知道：美利坚合众国不会漠视你们遭受的压迫，也不会姑息那些压迫者。当你们挺起胸膛争取自由时，美国将和你们站在一起。那些面临着压制、监禁和和流放的民主改革者应该知道：美国对你们的作为了然于心——你们是未来自由国家的领袖。那些践踏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明白——美国仍然坚守林肯总统的信念：‘剥夺别人的自由者不配享有自由，在公正的上帝面前，这种人的统治不可能长久。’那些习惯于控制人民的政府领导人应该明白：为了服务人民，你必须学会信任人民。当你踏上这条通往进步和正义的道路，美国将与你同行。”这些话语是对那些深陷于困厄之中的“爱自由者”的最大安慰，那些因追求自由而失去自由的人听到这样的话语之后他们将不再孤独。在过去的岁月里，美国没有忽视萨哈罗夫、金大中、哈维尔、曼德拉这些伟大的“爱自由者”的存在。正是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之下，这些伟人才得以在独裁政权的枪口下幸存下来，并最终领导他们的人民无畏地走向自由。

小布什是当代最富争议的美国总统之一。美国总统同时兼任 “世界领袖”的角色——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事实。有些杞人忧天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布什“先发制人”的战略将导致美国走向“法西斯化”，并认为美国的国内政治固然是民主制度，但其外交政策却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陈永苗甚至将布什看作“黑暗魔王”，这种疯狂的攻击只能表明攻击者本人内心的黑暗。在我看来，这些看法完全不了解美国的政治格局和清教传统。美国人选择宗教信仰虔诚的布什为总统，显然不是“一时兴起”——布什与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从《圣经》中寻求自由的源泉。学者唐逸分析说，《圣经》里反复宣讲人是自由的，自由价值是基督教教义的必要条件。基督教的救赎论认为，每个人出于自由意志认基督为救主、悔罪、因信称义。如果人不是自由的，亚当不会犯罪，人不会有原罪，也不会有认信和救赎，也就没有基督教及其文明。从一诞生起，基督教便是奴隶的宗教，是解除奴隶身上重轭的宗教，让奴隶获得自由与尊严的宗教，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便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八节）。正是藉着《圣经》的力量，美洲殖民地人民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正是藉着《圣经》的力量，黑奴们亦从南方种植园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基于这样一部鲜血与光荣并存的“自由史”，布什在今天的演说中宣告，自由作为一种普世价值，必将为更多的国族共享。自由不是“美国特色”，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类的宝贵礼物。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的内政与外交是合一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美国并不是在傲慢地向全世界强制推销自由价值，而是热忱地帮助那些热爱自由的人民更快地走向自由。美国在战后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是自由世界的中流砥柱：美国成功地在德国和日本“移植”了自由观念和民主制度，迄今为止德国和日本这两个前法西斯国家一直安享着由自由带来的繁荣和富足；美国带领西方世界对抗苏联极权主义的扩张，在全球范围内保障了近一半左右的人口享有自由民主的生活。当然，另一方面，美国也成为某些邪恶国家及其被愚弄的人民“深仇大恨”的对象——令人遗憾的是，曾经受过相当的法学训练陈永苗先生也堕落成为可怜的“愚民”之一。

美国不是造成恐怖主义的“罪魁祸首”，与其说那些恐怖分子仇恨美国，不如说他们仇恨自由——他们就是不能看到有人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他们希望所有人都向他们那样躲在黑暗的洞穴里。对于恐怖主义没有什么值得“理解”的地方，正如对自由的热爱乃是一个具有健全的理性和情感的人的天性一样。在此意义上，美国的自由与伊拉克的自由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经过战争的考验，伊拉克人民终于在美国的帮助下获得了来之不易的自由。当年，面对萨达姆残暴的统治，手无寸铁的伊拉克民众没有力量自己来争取自由。当美军摧毁萨达姆政权、自由回到伊拉克人民手中之后，作为被解放者的伊拉克民众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他们要选举议会和政府，他们要投票通过新宪法，他们要恢复经济和工业。伊拉克新的政治制度也在酝酿和研讨之中，此次全国大选即是一重要步骤。在联邦制、多党制、议会制及政教分离的政治架构下，一个崭新的伊拉克呼之欲出，可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正如学者约瑟夫•西格勒所说，“向着政治自由化艰难迈步的国家正投身于我们时代最具有挑战性和最重要的政治进程之一。”在恐怖分子的炸弹声中，伊拉克人还远未达到能安享自由的阶段。但是，大部分民众都坚信：和平终将在自由的旗帜下得以实现，自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一个馅饼，自由需要每一个希望享受自由的人去珍惜、呵护和捍卫。在伊拉克大选日，不计其数的伊拉克民众毫不畏惧恐怖分子“杀死投票者”的威胁，勇敢地走向了投票站。占人口百分之四十的妇女们，虽然大都还是蒙着面纱，却欣欣然地走向设置在全国各地的投票点。这次的选举可不是萨达姆时代的“木偶选举”，几年前曾经“全票当选”的独裁者萨达姆已沦为人民的阶下囚，这个无比残暴又无比懦弱的独夫民贼即将接受伊拉克人民自己的审判。

我看到了这场令人感动的选举，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伊拉克人民第一次真正行使民主权利，许多人骄傲地说：“我们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我们不会放弃伊拉克的未来。”巴格达北部卡迪米亚区投票站的一名选举中心负责人说，投票站刚开门不到十五分钟，就迎来第一批选民。一些人在投票之后兴奋地将随身携带的糖果抛向空中。在北部的埃尔比勒，投票中心刚一开门，选民就已经排起了长队。伊临时政府总理伊亚德•阿拉维在选举后的首次公开讲话中说，伊拉克这次选举是反对恐怖主义的一次重大胜利，“恐怖分子们昨天被击败了，恐怖分子们知道他们无法取胜。”阿拉维还说，他和他的临时政府为大选感到骄傲，“伊拉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一天，伊拉克人高昂起头，不顾生命危险，选择自己的未来。”伊拉克独立选举委员会表示，这次选举的投票率还没有完全统计出来，估计可能接近百分之七十五，大大超过了预期目标。现在，投票统计工作正在顺利进行，最终结果可能将在十天后公布。伊拉克独立选举委员会副主席哈里斯•穆罕默德•哈桑说，在大部分省，大部分选民都参加了今天的投票。此次大选，伊拉克全国共七十五个党派、二十七名独立候选人和九个政治联盟递交的一百一十一张参选名单获得资格认证，包括临时政府总理阿拉维在内的七千四百七十一名候选人代表个人、所属党派或所属政治联盟参加竞选。

这样的投票率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也望尘莫及。伊拉克人民彻底终于告别了萨达姆时代的万人坑，走向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公民时代。没有人自愿地接受被奴役的命运，昨天他们接受被奴役的命运乃是被迫的——他们不得不屈服于枪口的淫威、屈服于万人坑的恐怖。但是，一旦自由的曙光出现，人们便会奋不顾身地去争取并捍卫自由——就好像当年冲破柏林墙的人民一样，就好像发动“玫瑰革命”的格鲁吉亚人民和发动“橙色革命” 的乌克兰人民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会集体性地拒绝自由。那些批评美国将自由“强加”给伊拉克的欧洲人，那些像陈永苗先生那样将主权看得高于人权的貌似正义凛然的文士，其骨子里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者。他们潜在的逻辑是：伊拉克人天生就不喜欢自由，或者不配享有自由，他们只能过那种被奴役、被侮辱、被伤害的劣等民族的生活。他们不愿站在渴望自由的大部分伊拉克人民一边，却愿意去拥抱恐怖分子们血腥的面具。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尊重伊拉克人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却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伊拉克人骄傲地走向投票站。

是的，伊拉克人，挺起你们的胸膛来，不要让奴隶的轭再度控制你们！是的，伊拉克人，终有一天，你们可以做到像美国人那样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呼吸！其他所有仍然在暴政的奴役下挣扎的人民也一样，终将“因真理得自由”。那时，那些暴虐的恐怖分子和那些为恐怖主义辩护的邪恶思想也将灰飞烟灭。那时，全世界不是“美国化”，而是“自由化”。我对那一天的到来充满希望。


——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