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日本和中国的国民性及对其国家的影响 我有话要说

德、日、中“国民性”之比较

为什么二战后同是战败国的德国和日本都很快从战后的废墟中迅速崛起，而作为战胜国的我国却长期萎靡不振？为什么同是从战后废墟中站起来的两个经济强国，日本只是一个经济强国，而德国除了是个经济强国外，在综合国力上却远远超过日本？

依笔者之见，原因虽然很多，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三国在国民性上的差异。

那么，何为“国民性”？在这里，我把它定义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因文化和制度的不同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群体性特征，而且这种特征是会随着其文化、制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和相互影响的。换言之，国民性是可以改造的。

一、德国的国民性

德国在历史上出了许多对我们这个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大哲学家，但许多人可能不知道竟然有许多普通的德国老太太都爱读哲学著作，尤其是象叔本华那样的哲学著作！仅从这一点就足可证明德国人颇具理性和思辨的传统；而从歌德、海涅、尼采、西特勒和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来看呢，德意志民族又是一个极具浪漫和激情的民族……集思辨和激情于一身的这种民族特性也许是德意志民族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原因之一吧？因为我们知道：思辨和激情是创造的源泉，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发展的动力。就拿科学领域来说，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例，在当今世界上，除了美国，恐怕就数德国或德国人了吧？回顾历史，在德国，不仅出了许多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的大哲学家，如康德、尼采、胡塞儿、叔本华、海德格尔、黑格尔、马克思等等，也出了一大批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大科学家，如莱布尼茨、赫兹、伦琴、欧姆、普朗克、海森堡、爱因斯坦等等。而在文学领域，也出了许多对我们这个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大文学家，如歌德、席勒、黑塞、海泽、卡夫卡、里尔克、托马斯·曼等等。由此可见，德意志民族是一个颇具创新意识的民族，他们对世界的贡献可能要远远大于他们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对这个世界的破坏，况且这个善于思辨的民族又知道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从历史中总结教训，也许这就是尽管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却又能很快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原谅和尊重的缘故吧？也许这也是他们能够很快从战后的废墟中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吧？

由此，我把德国的国民性归结为：理性、思辨而不失激情和浪漫。其整体表现为：奔放而有活力、并具有自我反省和创新能力。

二、日本的国民性

与德国相比，日本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民族，历史上不仅出了许多文学大家（如川端康成等），也出了许多象德国一样的军事狂人（如东条英机等），但却缺乏理性和思辨，这也许是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却很少有世界级的科学家、哲学家的主要原因吧？这也许是同为二战战败国的日本从来没有象德国那样作过深刻反省并得到世界人民的原谅和尊重的内在原因吧？

缺少思辨哪来创新？正是日本的这种民族特性决定了它只能停留在模仿他国创新成果的阶段。这种国民性决定了它最多能成为一个二流强国。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在综合国力上很难超过集激情和思辨于一身、创新意识超强的德国，更别说美国——除非它在国民性上来一个彻底的改造。但这又岂是一朝一夕之事？

由此，我把日本的国民性归结为：徙有激情、浪漫而缺乏理性和思辨。其整体表现为：狂妄而偏执、缺乏自我反省和创新能力。

三、中国的国民性

反观我们中国，我不得不悲哀地说，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竟然没有出过一个对这个世界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和大科学家；而在近代，我们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也竟然没有出过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请不要再用“偏见”说来遮我们自己的丑和短、也不要再用“四大发明”来掩我们“阿Q”式的自恋和自卑了！

凭心而论，我们这个民族其实是一个既缺激情和浪漫又乏理性和思辨的民族。激情的缺失既源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哲学，也源于我们长达几千年残酷的封建专制：前者整体性地泯灭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创新激情，后者则整体性地压制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辨火花。激情的泯灭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在长达五千年的时间里除了 “四大发明”之外再也没有对这个世界做出过任何突出的贡献，而思辨的丧失则使我们这个民族从来没有深刻地反省过我们之所以“落后挨打”的真正根源，有的是虚妄的自恋和盲目的排外。这既是一个民族的悲哀，也是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耻辱！

由此，我把我国的国民性归结为：缺乏激情和浪漫、又少理性和思辨。其整体表现为：温顺而盲从、缺乏自我反省和创新能力。

以上是从民族特性方面说的。

当然，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若要做到长盛不衰，没有创造力是不行的，但只有创造力却是不够的，因为创造力再强也赶不上非理性的破坏来得快，这就需要用国家体制来做保证。德国和日本就是两个很好的例子：他们在自食其果的同时有幸在美国的帮助下完善了自己的国家体制，从制度上避免了悲剧的再次重演。可惜我们的国家和国民至今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至使历史的悲剧一再重演，致使我们的历史进程出现了一次次的倒退和中断！远的不提，“五四”以来的历史就已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断了我国刚刚开始的民主进程；“大跃进”和“文革”使我们的经济倒退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我们不从制度这个根本上来改变这一痼疾，谁又敢说历史的悲剧不会再次重演呢？谁又敢说我们的历史进程不会出现再次的倒退和中断呢？

俗话说：知耻而后勇。如果我们能放弃自大自恋、客观冷静地来审视我们的历史的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这个民族其实是一个缺少思辨且毫无创造激情的民族，不仅如此，而且还特别夜郎自大、缺乏理性的思考和深刻的反省，除了逆来顺受就知道说“不”。这样的一个民族怎么能、何时才能挤身于世界强国之林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时期的先知们提出“改造国民性”的主张就显得极为深刻和颇具远见了。

揭疮疤总是讨人嫌的，甚至是遭人恨的，我这么说是不是会惹人不高兴呢？

改造国民性和改造旧制度

综上所述，改造国民性是强国之根本，舍此都是本末倒置、虚妄之谈。

然，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改造国民性”又谈何容易？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五四”之后的历史。想当初，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周作人一样也是主张先改造中国的国民性的，因为他们都清楚地知道：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以暴制暴的历史，暴力革命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于是就与同时代的先驱们一起搞起了“新文化运动”，但后来他又觉得这个过程太漫长了，在有生之年看不到了，于是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赞成“暴力革命”来了。如果鲁迅先生能活到今天的话，该会作何感想呢？从中我们也足可窥见当时的他对“改造国民性”的绝望。

不过，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因为我们从美国改造日本、韩国、伊拉克和前苏联的自我解体事件中可以得到一种新的启示：在改造国民性和重建新制度这两者中，我们是完全可以优先重建一个新制度、然后再在这新制度的保证下改造国民性的。但这却是需要智慧、勇气、甚至是需要作出一些牺牲的。当然，我所说的牺牲并不是狭义的牺牲生命，而更重要的是指牺牲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从而使整个国家和民族受益，比如象戈尔巴乔夫以牺牲自己的政治前途换来了整个前苏联人民的利益从而受到了整个前苏联地区人民的尊敬和爱戴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仅需要智慧和勇气，更需要一种高尚的人格和超然的觉悟——一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个人前途、党派利益之上的超然觉悟。不幸的是，萨达姆却是走了一条与戈尔巴乔夫完全相反的人生之路，结果给伊拉克人民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不幸和灾难。尽管如此，浴火重生的伊拉克人民还是以悲喜交加的心情走上了一条民主自由之路、和平富强之路。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当然，这是两条付出了不同代价的道路。孰优孰劣，国人自知。

作者：天狐行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