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老企业怎么了?
——费戈（唐学鹏）

深圳是一个奇异的舞台。它诞生了一种城市速度，它容忍了一种市民见解，它将经济特区化，它满足了人们移民的渴望。因此，它产出了中国在体制松动时期（改革开放前期）最具先驱性的一批企业，现在的老企业。

它们依然是国有国控，它们依然带有那个历史时期的“政府驱动发展”（只不过是地方政府，不是中央政府）的痕迹。公平地说，现在，政府也时不时对它在这个时期感兴趣的企业给予“驱动”：比如给优惠政策和扶持力度），只不过新人换旧人，不是过去的老企业了。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些在体制松动时期的深资老企业在其时代表了中国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前进的血脉。股票资本市场的最先涌动，委托代理机制的抢先试探，财大气粗的低成本扩张，白纸黑字为证，当时热门的传媒词语是“深资北伐”，真个是新鲜的时代英雄啊。只不过，现在已经熟了、焉了。

深圳最具代表性的老企业应是深市股票代码排在前30位的大部分企业，它们大多疲态尽露、老气横秋、急救无措。这个逻辑甚至可以推衍到所有深圳的上市公司。数字为证，深圳的上市公司共有70多家，其中市（区）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近40家。据统计，在市（区）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中，效益好的公司仅10家左右。经营不稳定、亏损的有20多家，被ST、PT的公司快上两位家。深圳市共有ST、PT公司占全国ST、PT公司总数的18.7％，占深圳市上市公司总数的15.8％，这个数字远远超过全国上市公司5.9％的水平。深圳市的上市公司除经营效益差外，还存在资产质量不够高，负债比例大，主营业务竞争力低等问题。而深圳的上市公司的重组手术施展得也令人不感恭维。操作过程“失明”，工作困难重重，被重组公司拖重组公司下水已经惯例，新的机制根本无法取代老的机制。于是，这些主要靠特殊的优惠政策和政府供给的资源（如土地资源）发展的深圳老企业既然忽视了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自然普遍缺少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品牌，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处于不利地位。

应该声明，这只是铁铸的事实和一般的解释，但是，显然这种解释有一种随大溜的味道，我并不是说它不正确，但它的确不深刻。至少有一些重要的地方没有提到。

我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可能，这个解释并非是从主要原因上来进行解释的。

如果仔细地审视深圳这些老上市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已经变化了。

过去我们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机械式的从上往下的控制。各级资产管理公司对应着各级企业，企业的领导无疑类似于政府机构里的官员，提供着例行公事的运作和决策。不过，随着机制的放开和松动，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已经不象老实的看管人了，他们更象是“官僚经理人俱乐部”里的成员：他们的责任有所增加但还不足够让他们尽心尽力的地步（尽管少数人如张瑞敏，他们是些“异端”。），他们已经开始在意自己的任免和59岁以后的生活，于是，他们利用自己在“官僚经理人俱乐部”里的待遇也或明或暗地在体制外游走。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几乎这些老的深圳上市公司的老总们都有自己的私人公司（如假包换），而且，这些私人公司同自己经营的老国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假设有这么一个企业A，它经过正规的股份改制，它仍旧是国有股份一股独大，但它国有股权已经开始在国有系统内部移交或流动（仍不能完全变现成流动股份），它的上市业绩岌岌可危或平淡乏味，它至少有两个国资集团或者是不同的行政区划的资产管理公司来控制。

如果有两个婆婆，那么这两个婆婆很可能是相互敌视的，正如一个官僚集体敌视另一个官僚集体一样，那么在股东大会上必然有一个婆婆会发难，这个婆婆认为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同另一个婆婆走得太近了（也许这个婆婆一直同公司管理层就有矛盾，也许管理管理者一开始就抱定要选择一个可以一头扎进的婆婆，然后对另一个婆婆抛白眼。），她要表达自己的不满，甚至想赶原来的管理人马下台。这时候，我们发现残酷的斗争开始了。

我们再假设，如果这两个婆婆的股份差不多的话——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那么我将告诉你，在这种情况下常见的结果是原来的企业最高领导人将维持住自己的地位。他将以微弱的优势胜出。而值得关注的在于：那个令他微弱胜出的小小砝码来自哪儿？

问题拐了一个弯，又回来了。在前面我们谈到老总们都有自己的公司，都在体制外行走，都在私营和国有之间游刃有余。那么，答案自然很简单：在股东目录的不起眼的地方总会出现一个神秘的公司，这个公司在关键的时刻将确保老总的地位和足够的支持通过率。因为这个神秘公司是老总在国有体制外的私房货。

其实，严谨一点说，这个解释型的故事并不新鲜，从它的内容到它的表现形式，多而繁复，但主题却是不变的。简单地说，国有企业往往被经理人用自己的“公司”挟持着。一股独大的国有企业往往被“几磅的砝码式”的经理人公司挟持着。多么滑稽的对比！

我们可以直接进入主题了。深圳老企业的失败率高，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说，是深圳国有企业改革进步不大。我们也可以说，是深圳的私人企业太过成功，成功到可以更多地“劫持”国有企业的地步，深圳上市公司被PT、ST比例比其他地方多得多，反过来说，深圳“经理人企业”对国有企业“挟持”的有效成功率比其他地方也高得多。

更令人惊异的是，这种挟持式的控制竟然运用的是市场化的手段，而不是纯粹的官僚政治的方式（巴结高层的政府主管），南方的改革春风融化了北方的官僚作态，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

深圳老企业的失落是否同这些老企业对之“输血”并反过来‘挟持“老企业的神秘企业有关联？这是件很难说清楚的事情。但我相信，有关深圳老企业不行的分析如果仅仅是从市政府政策扶持、投资冲动和坏帐累积，还有国有企业自身的——他们眼中的“机制弊病”来围绕的话，也许丢失了真正的视角。

真正的视角是什么呢？是人的视角，是企业人权力斗争的视角，是企业各种花招和利益平衡术的视角。国有企业最本质的性质和分析方法，不是把企业当作一个生产单元，要素组合单元，而是把企业当作一个“权力场”单元，委托——代理“机会主义关系”单元。这样的把握要比大而化之的伪学者卷头亲切和真实得多。

200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