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第三条道路”--关于“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对话

许纪霖、刘擎、罗岗、薛毅


　　许：在世纪末的今天，中国思想界发生了本世纪最后一场引人瞩目的思想论战，我们将其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论战。这一冲突潜伏已久，而其导火索是1997年年底《天涯》杂志上发表的汪晖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这一年来，围绕着中国现代性以及现代化发展模式问题，许多分歧又重新浮上水面。终于明显地形成了两大思想阵营：一方高举“自由主义”的大旗，而另一方则被称为“新左派”。这里比较有意思的是，“自由主义”在九十年代末已经成为一个神圣词汇，很多人都愿意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但在另一边，在中国语境下，“左”一直很不幸地具有某种特定的贬义，几乎没有人乐意接受“新左派”的称号。为了避免上述尴尬，我建议是否可以用一个比较欧洲化的、中性的“新左翼”来替代“新左派”？自然，当我们用“自由主义”与“新左翼”这样的二分法讨论问题时，仅仅希望通过类型化的知性分析方法，将双方的分歧和争论看得更清楚一些。而说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实际的情形肯定要更复杂，是无法用知性的分析一言而蔽之的。如果说“自由主义”与“新左翼”之间存在着一个思想光谱的话，那么有些人如刘军宁、崔之元、韩毓海等比较单纯，处于思潮的两极；而另一些人如汪丁丁、秦晖、汪晖等就相当复杂，很难简单归类。但并不影响我们撇开个人的复杂性，从整体的宏观角度疏理和讨论分歧的焦点所在。今天，我们几个上海同仁聚在一起，不仅是一次与他们的外部对话，而且也是自身的内部对话。据我所知，即使是我们四个人，看法也远远不是一致的。不一致要比一致好，只要通过真诚的、理性的讨论和对话，就能疏理出问题的分歧所在，有助于各自的自我反思。

　　一、“资本主义”是否是一个有效的分析性概念？

　　许：在这场论战中，双方的分歧首先在于：在90年代全球化的语境下，在传统社会主义解体、资本主义“大获全胜”的情况下，是否“历史已经终结”？

　　刘：在很大程度上，这场争论仍然是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回应。中国旧有的社会主义模式，也就是包括计划经济、权力集中等要素的那套社会体系，作为一种现代化模式在二十世纪后期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于是各种改革、改良，或者革命性的发展战略纷纷出台。在“新左翼”看来，中国目前的改革转型越来越倾向于自由主义所倡导的模式，正全面地进入资本主义的全球体系，这在中国已经产生了诸多问题，尤其是社会不公等等。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很有意义的，但我认为首先有必要澄清两点：第一，自由主义模式是不是中国目前的现实？第二，自由主义模式本身有哪些问题？西方的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又是怎样回应这些问题的？

　　薛：资本主义不仅仅发生在北美与西欧这些国家内部，这些国家内部也不仅仅可以用资本主义这个词可以概括的，其实说到资本主义，更值得考虑的是它的国际方面。《共产党宣言》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了一个世界，这就是当今的所谓“全球化”，这个全球化进程不是从冷战以后开始的，而是从三百年前就开始的。80年代以来，思想界不仅用玫瑰色描绘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对资本主义的国际进程作了重新阐释。在传统社会主义时代，这个国际进程被解释为充满血腥的，是掠夺，摧残和屠杀，而80年代的思想界则把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理解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是现代化与落后势力的较量。90年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强调什么人类三百年的共同文明，这是80年代思想的延续。但，这个阐释模式却完全抹杀了第三世界在这个所谓共同文明中的真实位置。我想,所谓社会主义应该包含着两个方面，第一，作为反资本主义、 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这是远在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前就存在的，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长而生长的；第二，作为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现代国家建构，很明显，在过去发生过古拉格群岛，产生过众所周知的极权。这是人人都必须正视的历史，由此而反思社会主义运动的各个方面，也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现在，这种反思正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利用，一些“自由主义”人士借此攻击和清扫所有与社会主义相关的价值与理想，把它们直接等同于古拉格群岛，他们的学术与思想的努力只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好的，或者，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别无选择。否则，就会走老路，就会发生文化大革命。

　　罗：这问题还是要回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上来，“自由主义者”往往会把中国以前面临所有的问题统统归咎到社会主义，以此来论证当前发展道路的合法性。无论是“现代化”、“全球化”，还是“与国际接轨”，不管用的是怎样的名词，背后想表达的是：这是一条所谓的"世界三百年发展的共同道路"。这种说法其实是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重复福山的结论："历史已经终结"！崔之元曾经批评过这种说法。他根据" 新进化论"和“批判法学”的观点，指出不能简单地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完全分开，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也内在地包含社会主义运动。所以他认为所谓" 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是将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下面解放出来， 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当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成为中国现实时，又浮现出诸多新的问题，这就需要进行"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即重新观察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中有哪些因素可以有机地转化为今天中国发展的资源。而汪晖的观点与崔之元有一点不同。他在一个宏大背景下质疑资本主义。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主义对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追求不仅不是一种福音，而且可能还是一个灾祸。他是从布罗代尔、华勒斯坦的思想中汲取了养料。汪晖经常引用许宝强的一篇文章《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许宝强指出资本主义其实是一种垄断性的力量，是破坏市场的，是破坏人们共同参与的公共领域。而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造成对这个社会的巨大破坏，没有充分表露出其巨大的破坏性一面，恰恰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妇女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其他社会保护运动。这些保护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脱离良性的范围，形成今天在我们看来还是有希望、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许宝强的文章肯定了社会主义，提醒我们要从东西方复杂的关系模式中重新考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

　　刘：我觉得崔之元与汪晖的另一个区别在于崔更强调现代化是一个多元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的模式，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现代性，不同模式之间也是相互渗透的。而汪晖一面在谈现代性并非一个整体概念，批评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将其误认为是一个同质整体概念，进而全面拥抱资本主义；另一面他又强调全世界似乎正在进入一个垄断的、跨国资本的世界性体系。在理论上学理上他强调现代性的复杂性，特别警惕把现代性看成是一个同质的东西；但同时在对世界现实的描述中又承认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跨国资本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体系。在他内部这两方面有一点紧张。

　　罗：我觉得汪晖是一个批评性的立场，他对中国进入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体系持非常警惕的态度。他指出中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提供了某些经验，这些经验有助于反省中国进入这个世界体系的过程。所以他非常推崇章太炎、鲁迅，甚至他发现梁启超也不是如过去所想象的是一个简单的现代性思想家，相反他看到梁启超更复杂的一面。汪晖本人的书写得特别慢，这与他不断根据当下情况来修正对中国现代思想的看法有关。他认为中国现代传统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并不是顺应经典现代性，而是对经典现代性始终持怀疑和反思的态度。他指出中国现代性内部有一种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是有助于激发中国思想界内部活力的。而当今的其他思想派别，比如“自由主义者”则希望把这种内部矛盾和紧张给消除掉。

　　许：“新左翼”一个最基本的分析策略，就是受布罗代尔和华勒斯坦的启发，将市场与资本主义看作是两个东西。这是最关键的一个思想预设。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性质就是垄断，不仅不必然包含市场这一要素，而且通常是反市场的。刘擎你这些年一直在美国留学，我很希望了解西方主流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刘：其实，西方倒不大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作为分析概念，因为这个概念实在太庞大。这是冷战时期媒体的一个常用词，今天在学术界几乎只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学者仍然在使用。谈到市场，我想没有一个严肃的自由主义者会认为市场可以解决一切。不少人确实强调市场是必须的，但几乎没有人认为只要市场就够了，或者光靠市场就能够保证社会的公正性。大家都明白，市场本身并不能提供它所许诺的那种理想化的开放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这在西方学界早已是一个常识。几乎所有当代自由主义者都在思考、回应和试图解决市场的局限性。我也不相信今天的中国学术界真的还有那样幼稚的“自由主义者”，会持有市场可以解决一切的天真想法。

　　罗：这结论可能下得为时过早了。中国的确有相信“市场万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将亚当·斯密和哈耶克做简单化的解释，认为“不用去管，一切都会好”、“ 管得越少越好”、“越是管，越是不自然”等等。我们可以理解这样的说法最初有其现实针对性，但一旦庸俗化，则变成了对另一种现实的“辩护”。就连较早关注“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的汪丁丁，曾经写了很长一篇解释哈耶克思想的文章，尽管其中解释得相当复杂，但最后核心的意思落实到“扩展秩序”上，强调资本主义的无法设计以及自发合作的性质。

　　许：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能简单化或化约化，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内部，不仅有垄断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反垄断的一面。这两面一直在冲突，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复杂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懂得保护市场，通过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保持合理的资源配制和创新机制。因此许多国家都采用了强硬的反垄断措施。美国司法部与微软总裁比尔·盖茨的反垄断较量就是一个最近的例子。

　　刘：我认为这其实就是对权力的一个限制，因为权力不可能是总体主义的，不然我们谈反抗就是没有意义了。八十年代末的世界政治变迁给了西方学术界一个重要启示：一个全权主义的国家体系、一个似乎不可能滋生任何有效的反抗因素的体制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崩溃，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要相信全球资本主义这样一个体系是全权的、总体性的呢？实际上，权力关系不是被结构所决定的，而是在实践中建构。反抗、抵制以及权力关系的转换一直在这种实践中生生不息地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使用“资本主义”这个分析概念有其危险的一面，因为它是从资本和生产方式来描述整个社会结构，并由此来确定权力关系。这种分析存在着许多盲点，它忽视了诸如公共空间、政治话语的独立维度等等方面。这些方面同经济领域问题有相关性，也有相对独立性。以经济性的因素来把握一个社会的全部面貌会遮盖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它很难解释美国的种族问题在这三十年内会有这么巨大的变化，很难解释黑人这个在资本上、经济上非常无权的阶层会引发出如此活跃有力的民权运动。另外一个危险是“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可能给人一个感觉，那就是三百多年来西方社会的性质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应该正视，这个被我们所称作为“资本主义”的体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的。目前国内的一些学者用同质性的“资本主义模式”来命名当下中国正在陷入的所谓全球化体系，这为强调批判的鲜明立场有一定的便利之处，可以突出由资本造成的权力不平等，但这很可能遮盖了资本主义变迁的历史性和复杂性。

　　罗：中国的“新左翼”当前面临的问题可能与西方的问题有所不同，特别是语境上面有相当大的差异。记得1993年杰姆逊来上海社科院演讲时，当被问及马克思主义是否正处于全面溃败时，杰氏回答说，他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批判系统，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一定有生命力。众所周知，杰姆逊目前是美国最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楚。他在资本主义系统内部进行批判，只要资本主义处于强势，马克思主义就能够保持充分的活力。然而中国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与杰姆逊不同的是，在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是环绕自身的现实。当时充当杰姆逊翻译的是刘康，他本人是非常认同新马克思主义的，但当他试图据此对中国问题发言时，情况就变得非常有趣，他的论调变成无条件地为中国现实权力系统的辩护。这是一个典型的南辕北辙的例子。虽然我敢肯定现在的“新左翼”不会象刘康那样，但是他们仍会面临刘康式的歧途：当你在强调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合理性或合法性时，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立场与中国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刘：这一点很重要，这就是一个背景置换的问题。中国“新左翼”在批判中国自由主义所支持的发展模式时，没有论及市场对政治机制的要求。目前的讨论过多地局限于从经济、资本和市场角度去研究社会公正，而忽视了政治结构的作用，包括公民对政治事务的介入，特别是对社会财富分配体系的把握和参与。如果我们要批评自由主义模式，至少要意识到政治自由主义是这一模式不可或缺的。然而中国目前国家对市场的垄断很突出，形成了一个特别的状态。这里面所暴露出的问题，部分和自由主义制度的弊端相关，而相当大的部分可能就不是自由主义的问题。所以如果要对中国的现状进行批评，我们要特别警觉到中国目前体制上的特殊性。

　　罗：我认为对中国目前市场的分析和评判，“自由主义”与“新左翼”是很不相同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的确也会承认目前中国的市场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同时他往往会有一个预设──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市场，或者说要把市场的各种规范建立起来，在起点上要保持竞争的公正性。即制度上要有一个完善的机制。而“新左翼”认为这样的起点公平，是抽象而非历史的态度。所谓历史的态度就必须讨论78年后整个中国经济的变迁状况，特别是资源的配置情况。“新左翼”认为这种历史状况已经现实地造成了极大的不公正。而这种不公正是无法用所谓的“市场规范”来解决的。从这个意义看，“新左翼”认为即使现在为中国提供一个完善的市场模式，也不可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所有问题。在对市场的争论上面，“新左翼”是持一种历史化的态度，即不能以先验的规则去框定历史的问题；“自由主义者”则尽可能地回避历史的角度，强调先验的市场规则和理想的市场模式。这是当前“自由主义”与“新左翼”交锋中的一个焦点症结。

　　许：将西方左派对资本主义的描述与批判，不加限定地横向移植到中国，这等于是对对象的双重化约，首先是将复杂的西方资本主义化约化，然后再将中国现状简单地化约为西方资本主义，这种简晰明快的分析预设作为一种社会批判，自然有其强大的杀伤力，但作为一种思想分析，却有化约主义的问题。类似这样的化约主义倾向，不仅批评资本主义的“新左翼”有，而且欢呼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也有。虽然双方在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评判上立场对立，但在化约资本主义上却是惊人的相似。化约主义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一个顽固的弊症，将复杂的问题化约为某种简单的取向，固然有意识形态的社会动员效果，但是否也因此掩盖了问题深处的复杂性质？

　　二、如何落实社会公正？

　　刘：“自由主义”与“新左翼”另外一个争论的焦点，是公正问题。对公正的追求目前往往在三种层面上展开，即所谓起点的公正、终点的公正以及程序的公正。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市场都是历史地形成的，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起点平等。起点的公正其实只是一个反思角度。同时，市场也根本无法保证终点的平等。至于程序的公正，就是保证一种游戏规则对每个参与者平等。这听上去不错但实际上也比较复杂，涉及政治哲学的一些基本纷争。但大约有一点共识：要谋求程序的公正我们不能不使用市场以外的力量。公共舆论的监督、公民制度化的和非制度化的参与等等，这样一些手段来保证市场的运作趋于公正。也就是说离开了政治民主，市场公正是不可能的。争取所谓起点平等的最大实践应该算是共产主义革命，共产主义者试图创造一个人类的新世界，然后把财富重新分配。社会主义计划体制里面也有一套公平的原则，由国家来掌握，也就是所谓的人民公意。财产重新分配了、起点也是平等的、规则也是平等的、终点似乎也是平等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了这样一套模式的历史结局。所以我们应该疏理一下现在那些批评者本身的视角，相信总有更完善体制的可能，这种信念对于批评是必要的，但现在不少“新左翼”似乎有点乌托邦主义的味道。

　　罗：公正问题实际上总是与效率问题相伴生的。中国是一个后发展中国家，一直存在着发展的焦虑。这种焦虑必须用效率来疏解。只有尽可能地提高效率，才可能缩短发展的距离。因此中国自1949年以来，贯穿现代化发展道路最主要的始终还是一个效率优先原则，而不是公正优先原则。当然后来产生的全无效率的现象不是政府的初衷。1978年以后也是如此，只不过觉得原来那套体系已经失去了激励效率的机制，所以需要改革，用另外一套新的体制来重新提高效率。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正"模式在“新左翼”看来，是非常危险的，落实到现实常常是为了效率来牺牲公正。从历史过程来看，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来就已经多次暴露了这个问题。比如说中国的农民，由于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数十年处于半饥饿的状态。这就是一种不公正的发展。

　　许：但秦晖的看法与你相反，认为效率与公正完全是一个虚幻的冲突。他从诺齐克的理论出发，指出只要财产来路是清白的，交易过程是清白的，最后就是一个公正的社会。起点和过程的公正不但不影响效率，而且是最大地促进了效率，并强调这是被西方的历史所证明的。而在中国并没有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资本主义化的公正，即起点和过程的公正，所以非但效率没有得到改进，反而大大被阻碍了。

　　罗：秦晖的意思其实很简单，用他的话来说，中国的现实即“抢来本钱做买卖”。他说现在只要批判“抢来本钱”，只要你的本钱不是抢来的，你就可以“做买卖”。秦晖这里其实有一个省略，他对做买卖过程中的不平等关系省略了。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公正，因此在市场进行交易的过程中，参与者无法保证能够避免不公正的待遇，无法完全跳出这个不平等的关系。秦晖式的只对“抢来本钱”进行批判，而不对“做买卖”保持足够的审视，是有其批评的局限性的。效率与公正之间很难完全不产生冲突，在实际过程中也很难将公正真正贯穿始终。首先，历史的过程无法保持起点的公正；其次过程的公正也难以保障，究竟谁来制定游戏规则，谁是游戏规则的执行者？如果公民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参与，也即社会的“公共性”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所有游戏规则的制定都可能只对某些利益集团有利。哈贝马斯就曾指出必须经过多种利益的共同协商和协调，最后讨论出的程序才可能对大家都同样的公正。而且对此程序还必须不断地保持足够的压力，因为一旦压力消失的话，这套程序又可能在应用的过程被占据最有利位置的社会阶层，比如权力的所有者所利用和篡改。我觉得秦晖的最大问题就在这里，即对公正与效率问题作简单化处理。“新左翼”就一直抓住这点，不允许“抢来本钱”是不言而喻的，而对“做买卖”──市场的过程也需要重新加以审视。

　　刘：西方的自由主义者与左派，或者说与那些主张所谓“激进民主”的学者也有分歧，但他们争论的问题不是对市场过程有无干预的必要，而是在于如何干预。激进民主论者更强调非制度化的公民参与，而自由主义者强调体制内解决，认为靠宪政、靠选举制度、靠舆论监督等体制力量是最可取的抑制市场不公正的方式。他们之间也并非势不两立。如著名的左派学者Chantal Mouffe也强调，如果抛弃多元性、个人权利、政教分离等等这些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我们就可能有陷入“前现代”政治观的危险。西方的左翼学者对自由主义的否定似乎远没有中国那么激烈。

　　许：关于起点的公正，如果早十年谈，这一问题还有意义，如今在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如果还要重新落实起点公正，落实诺齐克所说的矫正的“追溯原则”，在中国现实下只能引发一场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所谓的起点公正，即使在西方，也非历史的真实状态，而只是思想家提出的社会规范。我认为更值得重视、且具有现实操作性的是罗尔斯提出的“差异原则”。罗尔斯作为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代表（这一新自由主义已经是包容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最精彩之处在于发现了即使是起点的公正与过程的公正仍然无法保证平等的实现，仅有第一条“自由的原则”（虽然它永远是优先的）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第二条“差异原则”来保护因各种原因而产生的弱者。诺齐克虽然在西方比罗尔斯保守，但在中国真要实行起来，他比罗尔斯更激进。所以在当前中国语境下，谈落实公正，交易过程中公正规则的落实当然是最重要的，但无法再像诺齐克所说的去追溯起点的公正，只能诉求罗尔斯“差异原则”，通过财产累进税、社会公共福利和政策上倾向弱者等安排，来尽可能地实现社会的平等，缓冲资本原始积累中严重的不公正而造成的社会两极分化。

三、自由与民主，难道真是一个悖论？

　　许：我对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翼”，感情是复杂的，对双方都有充满敬意、也有不赞同的地方。“自由主义”论证人权的普遍性，呼吁宪法规定的最基本的公民自由，这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但他们离开中国的语境谈论私有化，落实个人的财产权，对社会公正问题缺乏最起码的关注，至少客观上在为垄断精英瓜分国有资产作理论上的“洗钱”。有人指责他们是“没有良心的”经济学家，并非完全冤枉之词。“新左翼”尖锐地批判了社会不公正的现实，这同样令人肃然起敬，却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简单地诉诸于“直接民主”或“全面民主”，这里面就需要作很复杂和谨慎的论证和限定。刚才刘擎谈到的这点很关键：参与虽然很重要，但参与是在建制外还是在建制内，不仅是一个参与的形式问题，而且还直接决定了参与的激进或温和性质。近几年来萧功秦所说的全局性糜烂性腐败，激起了一批知识分子道德上的义愤，他们主张以一种建制外的“直接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公正问题。但在我看来，离开了法治和宪政的合法轨道（即便这法治和宪政所提供的现实基础如何地不完善）来谈“直接民主”，落实卢梭的所谓“公意”，其中潜伏的民粹主义倾向是相当可怕的。法国革命、俄国革命和中国“文革”中所呈现的民粹主义悲剧，人们至今记忆犹新。

　　刘：西方新左派与自由主义并不是直接对立的，而是在认同自由主义的个人权利、宪政等要素基础上提出诸多更为激进、更为广泛也更为彻底的民主要求。新左派一方面认为体制化公民参与是必要的，但是远远不够的。但我们现在还急需完善制度化的民主架构，这时候过于强调体制外参与不仅没有实践的可能，还会引起一定的危险。

　　罗：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同样面临困境，他们坚持体制内参与，所有的设计都必须在制度内部容许的范围内进行，在修宪、制宪之前必须先护宪。然而东亚不少所谓“民主”国家的情况表明：作为掌握社会绝大部分资源的政权，可能会容许在某种程度上进行民主的选举，甚至在具体程序上也可以做到同西方相差无几，但是因为国家掌握军队、传媒等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因此这些国家徒有民主之名，实际上行专制之实。汪晖在《文化与公共性》一书的导论里对此有过精彩描述。记得他在北京和我们聊天时着重强调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很可能不是由统治者提出来的。实际上是指当今中国面临一系列巨大的变化和调整，而“自由主义者”提出的改革道路实际上已经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带给中国更加民主和开放的社会，而是既得利益集团操纵下的悲哀格局。所以当前“新左翼”强调如何使各个集团，包括性别、种族、阶层对现行体制保持足够的压力。这种压力的产生既包括制度化参与，也包括非制度化参与，特别是在没有制度化参与可能的情况下，更要采取非制度化的参与。因为非制度化的参与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使既得利益集团在一定层面上妥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压力的话，“新左翼”担心改革到最后，最大的获利者仍是目前既得利益集团。前车之鉴就是俄罗斯，改革的获利者是大的财团、体制内原先的巨型企业，在改革后它们就直接转化为“第三势力”。现在俄罗斯的"第三势力"强大到可以把“激进民主派”的总理基里延科赶下台去。所以我个人对“新左翼”的这一立场表示同情和认同。

　　薛：有一个被称为垄断精英的阶层正在走上政治舞台。垄断精英与原来的体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利益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只有他们尚具力量与体制讨价还价，这种交换已经开始了。但是，唯独还没有民众力量的参与。那些“自由主义者”不愿意考虑如何让底层的民众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来。在他们的想象中，民众的参与只能导致文革，导致社会动荡。他们却遗忘了，撇开民众参与政治的后果在今天就已经很可怕地显示出来了。现在，民众所能采用的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通过上告，但力量微乎其微；还有就是通过非秩序的力量。目前知识分子是否有能力寻找到一种恰当的途径使民众作为一种有序的政治力量走到前台？就象刚才谈到的，至少能对体制保持一种压力？

　　刘：底层压力集团一定是一个斗争的结果。西方的许多情况也是这样，性别、种族问题等，宪法所许诺的东西也是斗争出来的，而斗争的结果又会反过来促进更多的社会的实践。

　　许：在中国目前这场论战中，“新左翼”质问自由主义的问题是：“谁之自由”？而“自由主义”质问新左派的问题是：“何种民主”？但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一定要把自由与民主两极化，将之对立起来？实际上，自由与民主无论在理论规范上，还是在历史实践中，都不是那么势不两立。刘：这的确很有意思，读韩毓海的文章，我怎么也不理解“自由主义”为什么要反对民主。民主制度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由主义的理念，说“自由主义”反民主或者不要民主，有点象是天方夜潭。

　　罗：但中国似乎就有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强调“自由”的优先性，“自由”是最高价值，然后再对其它价值排序。他们其实忘记自由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化的产物。自由必然会与其周边概念发生关系。民主、公正、平等、秩序，都是自由的周边概念。没有这些概念就没有自由。他们拒绝从历史化的角度去探讨自由与其周边概念的关系，当然很容易完成他的“排序”，不过我以为这种“排序”恐怕只能是纸面上的。

　　许：我有点不同的看法。按照弥赛亚·柏林的看法，自由、平等、公正、善良等人类最美好的价值，它们之间不一定是内洽的，往往是相互冲突，只有乌托邦主义者才会想象在一个“美丽新世界”中一切价值都能得以和谐地实现。正因为价值之间有冲突，所以需要排序，需要象罗尔斯那样确定自由的优先性，并以此为前提，兼及其他价值。规范意义上的排序是绝对必须的，这是人类自我立法、建构合法性秩序的逻辑基石。至于在经验层面如何落实，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语境，作语境化的细致讨论。

　　薛：自由与平等、民主之间确实有不能兼容的地方，这种价值的冲突带来的痛苦的思考，我以为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包括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最动人的地方，但如今的所谓“自由主义者”没有耐心承担这种价值冲突，相反，他们从自由的理念出发，却肯定了不平等与非民主的合理性。当今垄断精英们获得的也就是这种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民主、平等这些概念上竟然大泼脏水，把它们等同于文化大革命，等同于民众暴力，进而为不平等和剥削作辩护，我看，他们的逻辑无非是：“革命有罪，剥削有理”。

　　许：对自由与民主的真实关系，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语境化理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更关心的是作为知识精英自身的自由，而“新左翼”更关心的是底层民众的民主的权利。这两者都有各自的问题。自由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任何一种自由，哪怕是作为精英的自由，最终也是同整个社会的民主无法分离。我们很难想象，个人的自由可以在整个社会不民主的状态下真实地获得。倒过来，我们也很难想象，一种真正的民主可以不通过自由的宪政框架而加以直接地实现。“新左翼”设想要通过所谓的“制度创新”来解决这一难题。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理论规范，还是历史实践，都无法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传统社会主义的失败就与此有关。即使要落实直接民主，还有一个“动员式参与”与“自愿性参与”的区别。在当今社会，要求公民有参与热情，不对政治冷漠，首先要使得他对生活其间的社会/文化共同体拥有价值上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社群主义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但在一个价值已经高度多元的现代社会，这样的共同体只能是底层的、小规模的，而且是分化的和多元的。离开了共同体谈直接民主，无疑是空想。在西方，自由主义注重政治法律上层体制的建构，社群主义注重社团、社区等底层共同体的的建构。但在中国，当上层法治秩序尚未完全落实、而下层的自治性共同体也基本缺乏的背景下，泛泛而谈直接民主，最后的结局往往不是“自愿性参与”，而只是个别民间精英动员下的非秩序化的大众被动参与。

　　刘：在西方，特别左翼的人总是提不出一种建设性的东西，只是提供一种批判的声音，能够使知识界、使社会保持警醒。另外，在中国“新左翼”站在普通民众立场上考虑问题，而“自由主义”则是站在一个国家的、政府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发展问题，这里面似乎是有一个阶级烙印。但无论如何，制度性的框架是必须的。罗尔斯也好，哈贝马斯也好，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普适性的程序。如果连公共的程序都是不可能的话，那么人们除了无休止的斗争之外还能怎样交往呢？“新左翼”完全有理由只认同非秩序状态，但这不能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建议来提供给社会。这种激情在美学上可能很有意思，但这本身并不能提供革命的正当性。我现在看不出“新左翼”任何有效的体制化建议，这也许是所有激进派共通的问题。

　　许：秦晖对我谈过一个看法我很赞成，他说自由主义的真正论敌应该是权威主义，而社会民主主义的真正论敌应该是民粹主义。然而，目前在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翼”却将对方视作最大的、至少是理论上的对手，反而放过了真正的敌人，这太令人遗憾了！

四、市民社会：如何作为一种目标而存在？

　　刘：在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论战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歧关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问题。自由主义在谈论市民社会时特别强调社会的自主性。市民社会不完全是跟国家对抗，并有其自主和稳定的一面。哈贝马斯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这两个概念。对他来说市民社会主要是一个经济活动空间，而公共领域主要是政治活动领域。自由主义者倾向于讨论市民社会的问题，而激进民主派则侧重政治的公共领域。中国谈市民社会与中产阶级的语境与西方有很多不同。西方，最典型的是美国，它是一个没有劳工党的国家。在美国要么是无家可归者，要么就是中产阶级，而没有很多的工人阶级（美国的工人阶级在第三世界）。因此美国实际上是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格局，庞大的中间层就象是一个缓冲器，两极冲突总是在公共领域中被缓解掉了，这样的社会稳定程度较高，政治操作比较容易用程序化的方式进行。而两头大的格局更可能出现不可预测的局面，不容易妥协，两极共享的利益、思想、视角等就比较少。

　　薛：美国可以有那样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那是由于周边的第三世界国家来为它打工，而中国假如要培养那样一个中产阶级，谁来为他打工？而且在中国这片土地环境上，能否培养出足够数量的中产阶级？美国在全球体系中已经有这样一个位置，中国到那里去找这么多第三世界国家为其打工？自我殖民吗？可这仍然产生不了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

　　许：薛毅你这个看法我不是很赞成。在你的假设中，中产阶级只能在一个殖民化体系里面才能构成。但我们知道台湾和香港就有庞大的中产阶级。当然这也可以认为大陆是港台的劳务市场，但港台地区中产阶级的形成在历史上要早于大陆的对外开放。所以美国的这种经验不是很普遍。

　　薛：但是，如果没有冷战的政治格局，就很难想象有所谓四小龙腾飞的奇迹。德里克有《华人资本主义》一文，挑明了一个事实，海外的被作为有崭新意义的华人资本主义并没有独立性，它无法离开全球资本主义而存在。四小龙的经验对于庞大的中国的启示意义是一种幻觉，它也许可以让中国的几个城市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所谓中产阶级，但这样下去，中国走的将是南美国家的道路。

　　罗：我认为，对公共空间不能作一个实体化的理解。公共领域是一个政治参与的空间，而不是实体化的构成。他使用的Oeffentlichkeit一词就象曹卫东所说的那样， 可以分疏为“社会”和“思想”两个层面，分别译为“公共领域”和“公共性”，基于“公共领域”是一个理想范型，那么争论中国过去或现在是否存在这样一个领域，意思不大。问题在于，规范的“公共领域”在当代语境下已经转化为更迫切的“公共性”问题，能否在传统的公共领域已经被“再封建化“的情况下，寻找到新的公共参与方式，形成新的“公共性”呢？

　　刘：哈贝马斯自己也在两个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其一是将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历史上出现的东西，当时只有新兴的资本家才可参与，普通的民众是没法进入公共领域的。哈氏认为这个历史的公共领域已被瓦解掉了；其二是将公共领域作为他的理想化的追求，这个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些批评者用哈贝马斯理想化了的公共领域概念来批评中国的现状，我觉得用这么一个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东西作为标准来讨论中国有没有公共领域是十分滑稽的。

　　许：我们只能把这理想化的公共领域作为一个有效的分析性概念，至于它的有效性如何，则需要视语境的转换而定。即使中国从来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一定的意义转换，用它来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罗：假使我们认定在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中，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是必须具备的因素，那么中国同样要走这条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催生中国的市民社会，催生中国的中产阶级。一旦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被理解为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预设，其对于中国现实发展的意义才凸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正来呼吁要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他认定，这个市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必须从市民社会出发，才可能促使中国的发展符合现代化方向。这是一种从现代化的理论出发对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必要性的理解。对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还有另外一个理解。朱学勤在他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中论述，如果国家和个人之间没有一个公共领域存在的话，那么民众就只能去广场闹革命。让市民与国家在广场上直接碰头，必将导致社会的动乱。这背后隐含着对中国49年以后政治运作方式的批评，特别是对“文革”的反省。市民社会在他那里对中国是具有双重涵义：一是对传统专制体制的批判；二是中国必须走的现代化道路的设计。对于中国的市民社会，我认为就必须从这双重意义上去讨论它。

　　刘：在哈贝马斯看来，17、18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因为有了市场才有了经济性的市民社会，对公共事务有了要求，才催生出一个政治性的公共领域。我认为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第一，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市民社会，继而生成公共空间；第二，如果这样一个市民社会不是在完全市场条件下形成的，那么由此派生的公共空间是否会被权力及资本的不公正所笼罩。也许，我们可以不需要市民社会而直接拥抱公共空间，或者寻求一种与经济型的市民社会保持一定距离的公共空间，就是提供底层民众进行政治参与、政治议论和政治表达的领域。西方一些对社会运动的研究指出，有一些政治表达的空间不一定要有经济型的市民社会作为基础。即没有市民社会的中产阶级前提，公共空间也是可能的。正是由于市民社会当中很多东西被垄断精英所操纵，那我们更需要一个不是由这个市民社会派生出来的公共空间。这种公共空间的创造可能是半体制化的和非体制化的参与。如果一个国家的政体不能为社会运动提供空间，诉诸公民参与就会变得比较空洞。

　　许：按照美国哲学家柯亨和阿拉托合著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理论》的分析，市民社会是由私人领域（尤其是家庭）、志愿性结社和社会运动三部分构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新左翼”更多地诉诸于社会运动，而“自由主义”更注重的是志愿性的结社。

　　罗：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翼”都不能绕过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问题，他们在这里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分歧，那就是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积累究竟给中国创造这样一种公共领域提供了什么条件。比较乐观的观点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里面，包括经济的改革、体制的变化，已经催生出了一个国家体制外的社会结构。而且这个社会结构可以在将来中国的发展过程中面成为一个重要的力量，我们甚至可以将此社会结构想象成市民社会或公共领域的雏形。另外一种观点就是，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并没有催生出一个可以为将来公共领域提供有效动力的社会结构，相反，这很可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一个虚构、提供了这样一个神话，让人们相信这就是最好的道路，中国别无选择的道路。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观点对待中国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所表现出的态度存在着很大区别。而正是这个区别使得双方对市民社会、对公共领域持截然相反的态度。如果是持乐观的态度的话，那么就会赞成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即比较会强调体制内转变，通过制度化参与的方法来完成。如果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年确实造成了一个中间阶层，但是这个中间阶层是代表既得利益者的，而不是人们所向往的公共自由表达的空间，就很可能去认同体制外的非制度化参与方式。

　　刘：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化》成书于1962年。后来历史经验，包括东欧政治变迁，表明作为政治表达空间的公共领域未必依赖于经济型的市民社会。作为“新左翼”，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我们能否绕开所谓新生的中产阶级，绕开具有垄断性的精英，来谋求一个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政治表达空间。

　　罗：我认为现在讨论的重点应该移过来，不再是要不要市民社会和要什么样的市民社会的问题，而是具体到对今天中国社会状况的判断。各自的判断不一样，所以各自提出来的理论，以及具体的解释和设计也就各不相同了。

　　薛：我认为中国曾经试图建立那种与经济型市民社会方式不同的的政治型公共领域，那不是在最近二十年内，而是在毛泽东时代提倡的“四大自由”，这是一个完全没有市民社会支持的“公共领域”。这份传统社会主义的遗产后来被当作社会动荡的根源而被抛弃了。在9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者确实则试图建立起一种市民社会，但有趣的是，无论是主流意识形态还是自由主义者，对市民社会的强调都不是为了寻找民众参与政治的途径，相反，两者都是在用市民社会的途径想象一种避免群众政治参与的“理想社会”，我记得甚至有教授在中央电视台讲授他的非民众参与的理论，什么要培养职业政治家啊，以往的非职业性的大规模的政治参与如何导致灾难啊。90年代所谓市民社会的建设导致的一大结果是全面的政治冷漠。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所谓市民社会建设得最好的地方，公共舆论的空间是最小的。90年代所谓的市民社会的结果是把人改造成一种经济动物，淡忘了作为公民的权利和责任。相反地，“新左翼”认为在传统社会主义中倒还可以找到部分值得转换和继承的遗产。韩毓海曾提到工人阶级的" 一参二改三结合"，这就是试图从传统社会主义中去挖掘资源。

　　罗：在中国讨论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问题。1978年以后所谓中国的市民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制造出来的。依靠国家的力量而维持的市民社会能否提供一种公共参与、政治表达的自由空间，这是摆在自由主义面前的一个问题。但同样的问题却也摆在“新左翼”的面前。“新左派”目前的种种努力，包括“ 一参二改三结合”等等，都是国家体制所给定的一种表达的方法。 这些努力可以给予既有体制一定的压力，但因为其本身与国家体制的关联，因此随时可能被轻松收回。

　　许：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新左翼”作为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背后所代表的社会利益是很不一样的。“自由主义”自觉地认同中产阶级，他们始终关心的是与精英有关的问题，比如社会秩序问题，秩序是自由主义的一块基石。哈耶克的政治理论就是讨论如何建构公共秩序的问题。而“新左翼”自觉认同的是底层社会民众，不是白领，而是蓝领甚至圆领（下岗人员）。他们的许多社会正义感和道德优越感是以此为基础的。在“新左翼”看来，在蓝领和圆领占城市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如果仅仅以中产阶级为基础建构的公共领域，那只是一个少数人参与其中的政治空间，甚至会对底层产生压迫性关系。这一看法有其道理，然而，问题依然是中国的“左翼”与西方的左派完全不同。西方的左派在大多数情形下只承担一个边缘的批评功能，因为其面对的是一个成熟的自由民主社会。然而中国的“新左翼”所面对的却是一个需要“制度创新”的转型社会。仅仅扮演边缘的批判功能是远远不够的，不得不考虑一套具体的操作方案。

　　罗：当自由主义不再束缚于经济领域，而成为政治自由主义者，直接对宪政呼唤时，“新左翼”该如何回应自由主义宪政的挑战？特别是自由主义宪政已经内在地包含了社会主义的要求，记得汪晖说过要从直接民主经验借鉴。但是对直接民主经验的借鉴怎样变成可操作性的方案，汪晖对此仍没有正面回答。所以问题还在于，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让蓝领和圆领都顺利地直接参与政治领域？

　　薛：我还是比较同情崔之元的一个说法，即“上下结盟”来制约“中间层”。这里" 中层"实际上是指垄断精英与地方权力官僚。50年代以来，毛泽东最头疼、 最想有效制约的也是这个"中层"。现在，倒没有了“市民与国家在广场上直接碰头”的现象，但这个中层，却天天在与老百姓碰头。它的飞扬跋扈，对权力的极度滥用，甚至不是毛泽东时代可比的了。自由主义理念中包含着权力必须受制约的思想，中国的“自由主义”寄希望于中层来制约上层，但是垄断精英却以偷盗国家资产行为嘲讽了自由主义的理论。真正有效的制约必须建立在广泛的民主政治的基础上。用传统社会主义的话来说，全靠人民自己。而上下联盟，是能够对付中层对上偷盗，对下掠夺。现在的问题是上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与底层结盟，能开放多大的空间。这个问题不解决，鲁迅所谓“真的愤怒”就会出现。而且，在崔之元的构想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国家功能的转换。在事实上已经没有共同利益可以整合各阶层，在利益已经极度分化的今天，承担起一个协调者的角色。90年代相对比较象样的媒体，比如《焦点访谈》、《南方周末》等，就与国家的支持相关；“群众喉舌”概念的出现，也是新闻历史上的一次不小的转折。但在目前，这些空间仍然非常有限。

　　许：中国目前也许要有这样一种空间，一方面在私人领域，让那些蓝领、圆领，包括白领都有自我利益申诉和保障的可能性空间，通过各种志愿性的社团实现利益的自治，在企业、社区等底层共同体内部，通过制度化的建构，使每一成员都有参与的权利，这是市民社会的建设。另一方面在社会公共领域，通过公共传媒、民间社团和社会运动，借助体制的合法性渠道，参与公共讨论，表达各种利益集团的公共诉求。除此之外，很难想象有另外一种方式，能够绕过这些公共空间来表达所谓“公意”。

　　罗：我觉得西方社会的“左右”两极有一种相互靠拢的趋势。目前比较接近传统资本主义的是自由主义，而比较接近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是社会民主党。但他们对各自传统的背景都有很大背离。记得哈贝马斯写过一篇文章《新的非了然性──福利国家的危机与乌托邦力量的衰竭》，指出无论福利国，还是自由市场国家，都面临着活力的丧失，这就是他所指的“劳动乌托邦的衰竭”。而现在世界发展的大课题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在这样的情境下，“ 第三条道路”被正式提出。布莱尔专门写了一本书《第三条道路》， 指出二十世纪政治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在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布莱尔自己出身工党，是左派，但现在有人批评他是“打左灯，向右拐”，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对保守党和工党都有所修正。布莱尔的智囊安东尼·吉登斯今年出版了一本新著《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他这里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布莱尔式的社会民主主义。所以我发现布莱尔、还有克林顿等一批国际新生代领导人，他们具有综合、修正的能力，不再简单地具有制度式倾向，而更强调对众多阶层的关注，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政策都更具有灵活性。总的来讲，“第三条道路”已经试图作出某种尝试，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就是“走出劳动乌托邦的困境”。如果劳动乌托邦已经终结，那么怎样走出这个困境？ 今天国际的政治实践， 可能会提供出一些新的发展思路。

　　许：中国过去对西方的了解太过于偏重美国的经验。如果我们要超越“左”与“右”的两极，探求兼顾自由与公正的“第三条道路”，欧洲的经验是很重要的。我们对欧洲，包括北欧、西欧和东欧的经验，了解都太少了。而这些地区恰恰是强大的社会民主党和温和自由主义传统的温床。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波兰和捷克的经验尤其值得重视。我们往往只知道俄罗斯陷入了困境，却忽视了波兰和捷克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社会转型，建立起一套比较稳定的市场秩序和民主政治制度。波兰和捷克高举的正是一面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兼顾自由、效率与平等，从经济发展速度来说，它们没有中国那样快，但比较平衡和稳定，更富有人情味。我觉得，与其像东亚那样追求令人炫耀的高增长，最后泡沫破灭，发生金融大危机，经济倒退若干年，还不如象波兰、捷克那样，不追求浮夸的速度，更注重新的市场秩序和政治体制的建构。另外，在东亚台湾的经验也同样值得重视。在整个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台湾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我今年夏天访问台湾，发现那里的人们对经济前途依然很乐观。日本和韩国的发展采取的都是“大财团”主导的模式，最后垄断导致了权力与资本交换所产生的腐败，导致了泡沫经济。而台湾是中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而且是那些基本没有权力背景的草根化中产阶级占主流。在经济上形成了“船小掉头快”的灵活机制，在社会格局上是“中间大，两头小”，经济的泡沫成分比较小，社会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如果说前几年台湾的民主政治运作中还有某种“动拳头”的笑话的话，那么如今这套体制已经逐渐趋于规范化。讨论“主义”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研究“问题"。“制度创新”不仅需要学理， 需要本土的传统，而且也需要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尤其是文化或体制上同构的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

　　许：谈到这里，现在可以感觉到，自由主义与“新左翼”各自所追求的目标，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在这两者之间，完全有可能走出一条超越其间的“第三条道路”。这也是为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在西方资本主义早期，实际上也存在着两极型的紧张。一极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强调以诉诸于暴力革命的方式来推翻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另外一极是热烈地歌颂和论证自由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后来通过相互的批判和较量，市民社会运动与劳工运动合流，资本主义逐渐地融合了社会主义。当我们今天谈到资本主义或自由主义时，已经不是原来古典意义上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实践和当代理论，在相当的意义上已经社会主义化了。与其说“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胜利了，倒不如说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同的胜利，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内部、借助于资本主义的外壳而胜利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凡是处于两极状态的社会，例如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左派激烈交锋的社会，通常是极不稳定、动荡不安的，最后不是通过权威主义，就是革命的方式来克服危机，解决问题。但在比较稳定的社会之中，通常都是温和的中间力量占主流。比如当代西方，在政治思潮上主要是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和有着马克思主义历史渊源的社会民主主义两股势力占据主流，这温和的两翼也早已在对话中相互内化、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划是一条绝对的界限。一个稳定的社会，即使在对立的思潮中，也需要有一些最基本的共识，比如对自由、民主、法治、宪政、平等、公正这些原则的共识，虽然在如何实施、相互的比重上各有不同，但对这些基本的价值和所赖以存在的体制的认同却是共同的。但在中国，整体上看，“自由主义”因为只信奉保守主义的哈耶克，而显得太“右”了，而“新左翼”又拒斥自由、宪政的所谓“资本主义”的价值，又显得太“左”了。这就产生了彼此之间的不可通约、不屑对话，无法达成罗尔斯所说的“交叉的共识”。因此，我以为在世纪末今天，在“自由主义”与“新左翼”的这两极之间，有必要发展出温和的中间力量，即兼顾自由与公正的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而且，这种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过去不是没有传统的，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不是胡适式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受到英国费边社思想家拉斯基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如张君劢、储安平、罗隆基、萧乾、朱光潜等人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虽然当时的革命形势无法提供历史的实践，但其因为回应了自由与公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两大主题，在已经告别革命、崇尚理性的今天，显然有其现实的意义。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只有当这温和的两极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而且能够彼此对话、互相内化，中国才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中，不再重蹈二十世纪偏激化、走极端的复辙，寻求一条“非左非右”的、理性与激情平衡的“第三条道路”。至于这“第三条道路”在规范和经验意义上究竟是如何论证和安排，这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主题。好在如今中国思想界，特别是那些具有某种“复杂性”的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吉登斯不久前在北京所作的《第三条道路》的演讲，以及所谓的“吉登斯时代的来临”，也许就是某种令人鼓舞的先兆？

　　（录音整理：吴冠军）原载《上海文学》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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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 !

--Thomas Jeffer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