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雪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悲剧　 　
　　　　　　　　　　——１９１７年俄国革命再认识 　　　　　　　　·苏　文·

　　十九世纪以前的俄国是个“公社世界”。俄国的传统公社（米尔）组织是专制国家在集权化过程中强化对农民的管束後形成的。到十六世纪，俄国农奴化、农户公社化、专制国家中央集权化三位一体的进程趋於完成。农民属於公社，公社属於国家，而国家把农民公社赐予贵族，并从而实现专制国家对包括贵族与公社社员——农奴在内的全部臣民的严格控制。这种农村公社、农奴制与专制集权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俄国近代化进程起步前的传统体制。
　　进入十九世纪後，西学东渐，个性解放之潮冲击着传统的公社世界，以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变革在俄国开始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俄国自由主义逐渐形成。一八六一年，俄国出现社会改革。
　　那场改革以“解放农奴”为口号，但在权贵利益本位的条件下“解放”的方式却很特别；它只是把公社土地中的一部分（往往是最好的部分）划为贵族私有（即所谓“割地”），建立贵族农庄。贵族因此由公社社员的束缚者兼保护人变成了化公为私的有产者。而农民虽不再是贵族之奴，却仍然是公社社员或曰“公社之奴”。然而他们从公社领用的份地因“割地”而大为减少，对公社的负担却因赎金而加重了。当时规定不是由农户而是由公社向贵族支付赎金。公社则把这笔负担按团结原则以富帮穷的形式分派下去，维持所谓“勤劳者为懒汉负责”的平均主义制度。总之，经过这场改革，公社的束缚依旧，而公社的保护作用却因份地减少而下降。这就好像一个面临“分家”危机的大家庭，家长盗走了家产的一半席卷而逃，却把子弟们仍然束缚在大家庭中。於是，冲破大家庭的呼声与索回家产、重建大家庭的呼声在改革後都高涨起来，从前一呼声中产生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而从後一呼声中产生了民粹主义反对派。

◆　斯托雷平的“黄金时期”
　　一九零五——一九零七年间，俄国社会的改革要求与当局的守旧立场发生了冲突。苏联时期称之为“第一次俄国革命”，并极力宣扬社会民主党（尤其是其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城市工人在这次革命中的作用。然而实际上用英国学者Ｔ·沙宁的话说，城市罢工和起义在这两年只是“起初一瞬间的革命”，实际影响很小。真正充斥这动荡的两年的，一是杜马中以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为主体的反对派运动，一是乡村中的“农民骚乱”。
　　一九零五年革命后，俄国政府的开明总理维特由於过分温和而被沙皇解职，主张警察统治的戈列梅金与斯托雷平相继登台。他们对反对派使出了致命的铁腕。一年之内，第一、二届杜马相继被强令解散。後来产生的第三、四届杜马完全成了御用的傀儡。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的席位从第一届的一百七十九席猛降到第三届的五十四席，基本丧失了对杜马的关键影响，整个党组织也处在瘫痪状态，自由主义反对派尚且无立足之地，比他们更激进的民粹派与社会民主派自更不待言。於是从一九零七年六月的“六三政变”，第二届杜马被解散起，俄国进入“斯托雷平反动时代”。立宪民主党人洛吉夫所发明的悲惨的幽默：“斯托雷平领带” （指绞索）成了那个时代的特征。斯托雷平在全国建立军事审判网点，专门审判参加了“土地恐怖”的群众，几个月内就以“斯托雷平领带”处死数千人，遍布全俄的绞架，终於把要求收回“家产”的“子弟们”暂时镇压下去。
　　一九零七年起，俄国开始了摧毁传统公社、实行土地私有化并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斯托雷平改革”。政治上的“反动时代”与经济上的“激进”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使人们不知所措。反对派起先还力图攻击斯托雷平“改革不彻底”，但不久就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就连最“激进”者列宁也宣称斯托雷平“最无情地摧毁了旧制度”，他的改革不仅“很彻底”，而且“勇敢”、“纯粹”、“丝毫不妥协”，甚至於列宁们原先的土地纲领也“已经通过斯托雷平法案实现了！”
　　不言而喻，强者用铁腕把弱者绑起来後实行的“分家”是谈不上公正的。但一时看来，这样的“分家”倒也干脆利索，产权明晰，市场导向的农场经济毕竟比种“大锅”地，纳“大锅”税的村社经济有效率，而铁腕下的安定更有助於这种效率的发挥，於是产生了“斯托雷平奇迹”：从一九零七年到一九一四年间沙俄经济持续高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数年俄国粮食产量一举超过当时西方三大粮食出口国美国、加拿大与阿根廷的总和，一九一三年的全俄粮食人均产量纪录甚至一直保持到赫鲁晓夫时代才被打破，俄国成了“欧洲谷仓”、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当时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量的一半。
　　由於农业的拉动，整个国民经济也出现繁荣，斯托雷平改革的几年间（一九零七——一九一四）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二十六亿卢布增至五十一亿卢布，其中外资由九亿增至十九亿多卢布，都翻了一番。一九一三年与一九零零年相比俄国人口增长二十二点三五，而煤产量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一，棉花加工量增长百分之六十二，出口总额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二，国民总收入增长百分之七十八点八，制造业国民收入增长百分之八十三，农业国民收入增长百分之八十八点六，这些都是沙俄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市场之潮中，俄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商热。一九零五年的政治热情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关心的只是钞票，维特在一九一三年感叹道：“这件事过去六年了，斯托雷平宣称‘安宁’也有那么久了，但他所实行的制度迄今没有改变，舆论对之也没有反应，现在舆论所感兴趣的主要是口袋里有多少钱……” 　　於是当年的反对派知识分子便陷入了空前的尴尬中。海外“政治侨民”日久无聊，内讧成习，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内的派系愈来愈多，而社会民主党内的两派更於一九一零年彻底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两党，彼此从政见直到经费之类的琐事都斗得不亦乐乎。而俄国国内的自由主义者更出现了急剧的分化，一九零九年出版的《路标》文集就是这一潮流的标志。正如书名所暗示的，它体现了俄国知识分子的“路标”转向。
　　《路标》文集的七位作者都曾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反传统的“西化”论者，一九零五——一九零七年间大多以立宪民主党人或同情者身份参与政治。但现在他们要从思想和哲学上总结俄国解放运动和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清算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俄国知识分子中的激进主义传统。他们认为，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过於认同，其结果是使激进思想发展为激进的社会运动，这已不仅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道义上的错误”。甚至宣称：“我们是什么人？我们不仅不应幻想与人民结合，反而应该害怕他们甚於害怕政府的刑罚。应该感谢这个政府用刺刀和监狱使我们免受人民的疯狂之害。”
　　《路标》的作者以总结和忏悔的口吻作出结论：俄国激进的知识分子走错了路，应该回到正确的方向上来，这就要求回归传统，回归东正教、回归斯拉夫文化之“土壤”并放弃对“西方化”的追求。於是，《路标》的反思便由政治保守主义走向文化保守主义。以译介西学而成名的这七个作者，此时又成了宏扬“国粹”的一代宗师。

　◆　俄国知识分子的缺席
　　於是在斯托雷平时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化出了三种趋势：
　　一是“寻神派”或东正教文化运动。它主张回归传统，整理国故，脱离（或曰超越）现实社会的变革，从事“心灵”的“拯救”，进行文化寻根活动，以求实现俄罗斯文化、斯拉夫文化、东正教文化的复兴。
　　二是政治保守主义。许多人虽不愿钻入象牙塔去整理国故，仍然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他们的姿态比起一九零五年来也大为改变了。其中，以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Ｂ.Ａ.马克拉科夫为代表的一派实际上已成为秩序主义者，马克拉科夫十分强调“法制”的必要，认为法制建立在宪政之上，为维护法制，就应当在任何情况下杜绝革命。更甚一步，他还认为仅仅置身革命之外还不够，还应当站在革命的对立面，与政府合作来制止它。
　　三是立宪民主党原方针的支持者。他们认为，一个自由派可以成为一个革命者，因为人们不能要求自由主义的政治行为不但符合法制，而且符合任何统治者给定的任何一道法律。这里的问题也许在於能否坚持“公正的自由”的立场。即使他们可以仍然坚持“自由”，却很难坚持“公正”立场了。因为这时被不公正的改革所激怒的社会下层已经涌起了反改革运动，而这与自由派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这一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的无所作为，与其说是出於苏联官方史学所称的“软弱性”，勿宁说更多地出於斯托雷平式改革中自由主义者所处的尴尬境地。 　　而另一个情况又使得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更加模糊。这就是当时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传统时代，沙皇以“抑强扶弱”的“俄罗斯独特的公社精神”，作为凝聚国民的精神支柱。“宁可一切土地归沙皇，只要不归地主”是俄国人忠君思想的现实基础，斯托雷平改革摧毁了“公社精神”，使这一支柱不复存在。为了填补这一空缺，斯托雷平政府的办法是极力强化民族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斯托雷平一手扶植、建立了鼓吹大国沙文主义的“民族主义党”，以“你们需要大动乱，我们需要大俄罗斯”为号召，攻击反对派企图涣散俄罗斯民族。他还在其任内多次出征芬兰等地，亲自主持强化俄国的殖民统治。而俄国的自由知识分子颇有些人很吃这一套，随着俄国在民族主义的膨胀中一步步迈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在向右转。
　　於是，俄国自由主义作为一股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在斯托雷平时代逐渐从历史舞台上“缺席”了。这倒不是说俄国不再有“自由派”。相反，由於斯托雷平式的“分家”对传统体制起着强烈的腐蚀作用，到一九一七年前夕这部貌似庞大的统治机器已经“自由”得松松垮垮，所谓文官要钱不要命，武官怕死更爱钱，个个都“自由化”得可以，仍然具有忠君报国传统信念者已如凤毛鳞角。但是，那种作为社会公正象征的自由主义反对派，那种在变局来临时的理性力量，却已然消失。这是一九一七年的俄国与一九零五年最大的不同之处。或许可以说，俄国那时就已差不多注定与自由宪政无缘了。

◆　“保守化”的精英与“激进化”的大众
　　无论当局还是反对派，人们都往往把知识分子的情绪等於社会情绪，而把社会情绪的激进化归结为某种精英的意识形态引导。这往往会引起一种幼稚的主张，即只要知识分子放弃了革命崇拜，革命就不会发生。然而，俄国的情况却是：当十九世纪七十——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中激进情绪高涨时，社会却十分保守，尤其是农民，那时都还指望着沙皇的“抑强扶弱”。而当一九一三年前後知识分子作为整体而日趋於保守化的时候，社会却积累了越来越强烈的激进情绪。当年的民粹派曾经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从“到民间去”到舍身行刺，使出浑身的解数要发动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到一九一七年的二月，革命却在所有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未曾去发动，甚至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然降临了！ 　　十九世纪的俄国盛行精英革命家，从贵族身份的十二月党人到知识分子的民粹派，但到世纪之交便起了变化，最明显的是沙皇俄国司法部门统计的“反国家罪”案犯中，工农比例迅速增长，而知识分子的比例日益缩小。
　　从一八八四——一九零三年十年间知识阶层的“反国家罪”案犯的比重下降了一半，而体力劳动者的比例上升了一倍半。这样的趋势到了一九零五年以後更加明显，据一份统计，在政治性“罪案”中知识阶层所占比例已由百分之四十九点一下降为百分之十六点四，而下层市民（包括工人在内）则从百分之二十七点五增至百分之四十三点九，农民也从百分之十九点一增到百分之三十七。
　　斯托雷平改革大大加速了这一变化。从“公社世界”到私有产权，从传统村社经济到近代农场经济，这在经济学上无疑是一大进步。然而这种“分家”的方式是极不公平的，因此斯托雷平改革一方面创造了“经济奇迹”，一方面却又在社会下层积聚了危机因素，而与改革前相比，这时下层的不满有几个明显变化：
　　第一，随着沙皇的形象从“公社之父”变成“公社破坏者”，传统皇权主义的民众心理基础被破坏。因此，随着改革的进展，精英层对沙皇的敌意在淡化，而大众对沙皇的敬意却消逝得更快。
　　第二，一八六一年，农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束缚，而一九零七年後，农民更多地感受到公社的保护。由於改革以权贵利益为本位，代价、风险与成果、机会的分布极不公正，因而大众中积聚了强大的反改革心理。在皇权崇拜消失的同时“公社崇拜”却日益强化。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对抗改革的公社复兴运动在斯托雷平年代里形成了社会下层日渐汹涌的暗潮，在平时它成功地抵制了改革的深化，而一有机会，它就有可能泛及於社会表层，形成以“人民专制”重建“公社世界”的民粹主义狂潮。
　　第三，斯托雷平的铁腕固然使社会一时趋於安定，然而它毕竟与以“公社世界”为基础的传统权威不同，在压制反抗的同时也在消解权威。一九零五年以前 俄国的农村公社内部存在着较多的贫富差别，难於一致行动，而沙皇却可以以凌驾於贫富人等之上的仲裁者身份利用公社。斯托雷平改革後富裕者大都退出公社建立独立农庄。他们是改革的受益者，但处於一盘散沙状态，不可能成为斯托雷平所设想的政府社会支柱。而公社本身却因富人的退出而变成了贫弱户的均一化团体，成为绝望者采取集体行动的最佳组织方式。到一九一七年，这种内部认同大为提高并且一致对外仇视富人的公社组织终於成了“农村大雪崩”的巨大动力，而改革受益者完全不能对其形成制约。
　　斯托雷平改革对城市反对派运动的作用也十分微妙。如前所述，这一改革成功地消解了自由主义反对派运动，但另一方面它却使民粹主义反对派运动死灰复燃。後者举起了自由主义放弃了的社会公正旗帜，以反改革为号召，与下层的公社复兴运动迅速结合。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因而从一九零五年时微不足道的小团体一举成了一九一七年有百万之众的全俄第一大党。“二月雪崩”之後，它不仅在农村苏维埃中一统天下，在城市苏维埃中也曾有大半壁江山。与苏联官方史学的描述相反，当时沙俄流放地与苦役地中充斥的主要是这些民粹主义者，而布尔什维克（它的成员主要是政治侨民）并不多。
　　总之，在斯托雷平年代，俄国的反对派运动逐渐由自由主义运动变成了民粹主义运动，由知识分子运动变成了工农运动。在工农心目中，知识分子的形象也由公道与正义的化身逐渐变成了与贪官污吏类似的人，他们的道德感召力极度下降，引导与影响公众的能力也大为削弱，以至於运动一起便无人能加以约束，出现了不哗众便不能取宠的态势，“激进比赛”也就势不可免了。
　　革命意识形态低落，精英思潮的保守化与社会上革命（动荡）因素的增加与躁动形成了强烈反差。斯托雷平改革不仅造成了社会不公，还削弱了社会忍受不公的精神耐力；斯托雷平的强者哲学与“官方个人主义”打碎了传统道德秩序，也冲毁了公社精神、都会集体主义所烘托起来的沙皇作为共同体化身的形象，消除了公众对皇权的敬畏和期待它作出公正仲裁的心理。人们不仅感到不公，而且失去道德规范的耐力资源，酗酒率上升，理想主义失落的同时，乱世心态却在滋长，形成了某种一哄而起，趁乱发泄的心理土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并不是什么激进主义的宣传造成秩序的解体，而是秩序的解体造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激进比赛，而这种比赛的终点线便是“公社世界”复兴加上“人民专制”的确立。

◆　自由主义知识界的末日
　　一九一七年初的俄国虽然处於世界大战的艰难岁月，但从精英层面上看并没有什么“革命”先兆。虽然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极力描述布尔什维克如何精心组织了“二月革命”，但实际上该党当时不仅人很少，而且主要活动於海外政治侨民中。就在这年的一月，身居瑞士的列宁还不无悲凉地写道：“我们这些老年人也许看不到未来的革命了。”看来此时年才四十多岁的列宁已在作终老他乡的打算了。然而只过了四十天，意外的惊喜便从天而降：革命爆发了！而且转眼便胜利了！胜利之快使他甚至来不及回国，只好在瑞士连呼：“料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
　　的确，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显得那么“突然”，从沙皇到列宁，从极左派到极右派，无不感到大出意外。它起因於一件“小事”：二月二十三日（俄历）彼得格勒“由於运输设备不足”使得商店里面包脱销，导致不满的居民上街，很快便演变成自发性罢工。沙皇怀疑杜马参加骚乱的组织，於二十六日下令解散杜马，不料杜马抗命不遵。次日便局势突变：派去镇压骚乱的首都卫戌部队有几个团率先哗变，迅即引起全面倒戈。杜马要求沙皇退位，沙皇调兵遣将却无人理睬，终於被迫在三月二日服输，临时政府同日成立。历经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仅仅在几天之内便几乎未经流血就土崩瓦解了！
　　这样的剧变令人头晕目眩，彼得格勒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Ｂ·卡万史夫後来说，“谁也没有想到可以发生的革命会如此临近”。事实表明，这次革命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任何一个左派政党有计划地组织发动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姆斯季斯拉夫基回忆说：“革命来临时，我们这些党人还像福音书中熟睡无知少女一样。”而中派社会革命党人晋季诺夫则说：“革命犹如睛天霹雳，不仅使政府惊慌失措，也使杜马与各个社会团体措手不及。对我们革命者来说，它也是一件十分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高兴的事情。”正如后来著名革命史作者Ｈ·苏汉诺夫所言：“没有一个党直接参加了革命的准备工作”，“几乎谁也没有把二月二十三日在彼得堡开始的那件事情看成是革命的开端”。反对派是如此，沙皇一方亦然。当尼古拉二世读完杜马主席关於首都开始发生革命的电报後，他说了一句被载入史册的话：“这个胖子又来对我胡说八道，我甚至无需回答他。”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剧变仍然发生了，而且一旦发生便一泻千里，不可遏制。从二月到十月，俄国社会几乎是处在一个急剧“激进化”的连续过程中，不想被大潮所淘汰的各种政治力量不管原来信奉什么“主义”，此时都卷入了一场“激进比赛”之中。正如卢森堡所说：沙皇的傀儡──最反动的第四届国家杜马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一个革命机关”。为了抢占潮头，这个右派比重很大的“黑帮杜马”不但抗旨逞强，而且竟在沙皇尚未退位时就宣布接替沙皇政府，代行其职能。从国家杜马临时执行委员会到後来的四届临时政府，俄国政坛八个月之内五易其主，一届比一届更“左”，其主导力量从温和自由派、自由民主派演变为社会民主派与革命民粹派，最後在十月的冬宫之夜，後两派中的最激进者（社会民主党（布）与左派社会革命党）又推翻了两派中较正统者（社会民主党（孟）与社会革命党）控制的末届临时政府。当时人们对这一後来被称为“十月革命”的事件并未感到过於吃惊，以为不过是八个月来的第六次政府更迭罢了。直到次年一月立宪会议被解散，六月左派社会革命党被赶出政府，人们才恍然大悟：在“人民专制”中，更严厉的铁腕诞生了。
　　在这一大潮中，斯托雷平的改革一开始就成为过街老鼠，尽管在斯托雷平改革中俄国人（包括下层在内）绝对生活水平实际都有提高，但社会上的不公正感在战时困难的触发下一下便燃起了清算的怒火，无论持何种主义的政治力量，当时都在抨击斯托雷平，并许诺要重振公社世界之雄风。临时政府的最高土地委员会首任主席在五月十九日该委员会首次会议开场便谴责斯托雷平改革，斥责斯托雷平“为私人而对公有土地发动掠夺”，并表示临时政府立即纠正这种“专横的” 不公正。在联合临时政府中任农业部长的社会革命党领袖也宣布，在废除斯托雷平法案之後，“新的改革将从这些深层生活中涌现”。对改革的清算引出了“社会”对“个人”的专政，作为个人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也厄运难逃了。
　　主要代表知识界的立宪民主党，这时的处境与一九零五年判若宵壤。这个以 “立宪”为名的党一反常态，力图推迟立宪会议，因为它预感到这一会议将是法国大革命中国民公会的再版，然而没想到这个会议刚开场，就被比它更激进的苏维埃所驱散。苏维埃政府一建立，就宣布要“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其中最主要要求就是肃清“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接着在取缔了立宪民主党後，又宣布把整个知识界都列入镇压对象。列宁为此致信高尔基，劝他不要“为腐烂了的知识分子诉苦！”
　　沙俄改革与自由知识分子的历史已经过去八十年，如今俄罗斯面临又一次变局，於是学者们又在讨论：到底是狂热的知识分子折腾了人民，还是狂热的人民折腾了知识分子？
　　这个官司也许是永远也扯不清的，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至少可以知道：
　　第一，在社会大变动时期，理智与公正常常是互为因果的，只有成功地树立起社会公正形象，才有可能成功地呼唤理智。而这个形象自由主义者不去树立，民粹主义者就会去树立，这恐怕才是自由知识界的厄运之源。
　　第二，在知识分子中否定“革命崇拜”是有学理价值的，但切不要天真地以为，只要知识分子“告别革命”，革命就不会发生。一九一七年二月可堪为证。
　　第三，改革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革命的替代物。“改革引起革命”在历史上不乏其例。不少俄国学者认为没有斯托雷平改革就没有二月“雪崩”，这不无道理。因此，要使改革真正取代革命，这场改革应当不仅是理智的，而且是公平的。
　　而这段历史更基本的启迪在於：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是社会的头脑，更应当是社会的良心，平时是如此，在大变动时期更是这样。“良心”膨胀到企图充当宗教裁判官固然是可怕的；但“良心”萎缩到无视公正时，“痞子革命”怕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