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装了,先生们!
作者
石勇
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尚可以通过贩卖奴隶、榨吸殖民地等进行“原始积累”,那么中国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则只能通过对内抢劫。这种区别决定了所谓的“改革”是一次露骨的利益的重新分配。“洗牌”的过程就是抢劫的过程。改革逐渐给中国带来了富裕。但在“改革”的名义下,权力与资本不断地结盟,疯狂地侵吞国有资产,肆无忌惮地鲸吞工农的血泪。改革的花样百出,抢劫的手段也与时俱进。
在中国,“名义”通吃一切。漂亮的话谁都会说,但漂亮话若有权力支撑或能笼络人心,便形成“真理”。在一个美好的名义下,任何罪恶都畅通无阻。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便成为无耻者崇高的惯伎。结果,反对在改革的名义下进行抢劫成了“反对改革”,看着自己被抢劫而本能地有所抵触的人,倒成了“保守”的“既得利益者”。随着抢劫的不断深入,对抢劫的合法性的“论证”也渐成体系。强盗一旦使自己的抢劫合法化,抢劫的速度便一日千里。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有企业纷纷破产,工人纷纷下岗,衣食无着,贫病交加。被利用了大半个世纪后,他们终于被极权政府一脚扫地出门。而农村则日趋破败,广大农民只能流入城市,成为劣等“贱民”。中国20%的人拥有了80%的财富,基因系数可喜地排在了世界的前行。就在广大工农其生活水平、生存状态尚停留在奴隶社会时,20%的人的生活水平终于达到了“共产主义”的标准。
在“改革”的名义下,工农的这种地狱般的悲惨状态被极权政府和他们的走狗视为理所当然的牺牲。无耻的“代价论”将抢劫看成了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是“阵痛”,是“必然的代价”,似乎权力与资本联合起来抢劫是完全合理合法的。而无数贪官污吏对国有企业的蛀空,都是“平均主义”,都是工人不好好劳动的结果。一切的账都算在了工人的头上,而从不追究“领导责任”。在工人被抛弃、被剥夺掉生存的手段时,官僚们却以制度保证了他们的利益,并且可以继续参与对国有资产的瓜分。“私产入宪”不是工人的主意,不是农民的主意,不是所有弱势群体的主意,恰恰相反,是极权政府的官僚与资产阶级新贵及其走狗为了洗白他们抢劫的黑钱而运作的结果。这种担心自己的罪恶行径有一天被秋天算账的恐惧心理使他们不惜使用世界上最美好的名义以求一逞。他们成功了。抢劫将继续推进。
“国退民进”终于成为抢劫的历史性进程。换言之,用来维持极权政府的统治合法性的欺世盗名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仅仅是一种惯性,即使它还未公开抛弃,也已在计划被抛弃之列。工人阶级的被彻底抛弃必须用另一种借口来加以遮蔽。这就是“经济发展”。它从当初在意识形态羽翼下的手段之一,变成现在论证现行统治合法性的最强大的支持依据。这种表面上看已经消解了意识形态指令的支持依据由此使私有化重新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指令,从一种技术手段一跃而为一种理念本身,并且这种抢劫的手段不容任何怀疑。所谓的“国退民进”,抢劫更为彻底。它轻而易举地将本属于大家的东西变成了某个人的东西,而不问工人,不问广大老百姓是否同意!
当工人纷纷下岗,被榨干了剩余价值而流落街头,而无数阶级姐妹被逼为*时,我们眼中有火,心中有泪!当许多农民纷纷破产,或惨死在血汗工厂的流水线上,或惨死在黑无天日的小煤窑里时,我们的眼中只有绝望!我们感到巨大的屈辱,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可能在这个悲惨世界与官僚、资产阶级老爷们的纸醉金迷的世界的对比中不受到深深的震撼!在任何一个社会里,权力与资本永远是结为同盟的,他们共同构成了那个无耻的“上流社会”,而那些冠冕堂皇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全是愚民的惯伎!即使权力与资本发生争斗,也只是一种争夺政权、争夺利益的狗咬狗的斗争。但在共同对付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上,他们永远是一伙的。因此我们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主流媒体上没有底层的声音,为什么安徽的两个作家在告诉大家一个苦难的“农民中国”时,会被官僚告上法庭,为什么血汗工厂的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为什么有人要大力鼓吹私有化,要在城市重新制造包身工,在农村重新制造杨白劳和黄世仁!被抢劫者的苦难的来源不是别的,正是权力和资本。
在主子的抢劫活动中,总会活跃着走狗的身影。而为极权政府和资产阶级新贵的抢劫摇唇鼓舌的人不是“新左派”,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更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些鼓吹“自由市场”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或“新自由主义者”们。所谓的张维迎,厉以宁,代表着原教旨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登峰造极!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知识精英、权力精英、资本精英已经结为利益共同体,既垄断暴力、资本,也垄断了话语权力。三掐一,无权无势更无话语权力的广大工人,岂能不被置于死地!而就是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却打扮得自己似乎总是与极权主义政府敌对的似的。按照市面上的“自由主义”的喧嚣,人们怎么会想到,对自由,对弱者的权利有天然的敏感的自由主义,怎么会与极权主义政府混在一起,鼓吹对弱者的抢劫?然而看一下他们的身份,除了在学院里混以外,他们在官府里也有席位,更是资本集团中的董事什么的。许多所谓的经济政策,或由他们制定,或他们对这些政策的制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主导中国改革20多年的经济理论,就是这个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被抛弃,“新左派”的主张也处于完全边缘化的“非主流”地位。
然而,就是在这些“经济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为官府的“军师”,“经济自由主义”已经成为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们仍然把自己打扮成受难的耶酥,打扮成反极权的义士,打扮成真理、自由的化身。经济先行,政治诉求马上跟进。资产阶级新贵和官府中的既得利益者不仅要借助极权主义政府的权力进行掠夺,而且想彻底夺取政权,最终使他们的利益得到完全合法,以及属于他们的国家暴力机器的保证。如果“自由主义者”们在把自己打扮成反极权的义士时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所作所为提出质疑也就罢了,因为在中国的特定语境中,“经济自由主义”已经与“政治自由主义”日益分裂并对它的内在逻辑进行了否定,但是许多人的话语基点却完全是在经济自由主义的逻辑上的,否认剥削,鼓吹私有化,为抢劫进行辩护,一副精英嘴脸,诸种表演比在鼓吹抢劫方面还算真诚的经济自由主义者都更为恶心。如果说经济自由主义者背后同时站着权力和资本,那么一般所谓的“自由主义者”背后永远是资本的利益。从这点早已透露出这样的信息:即使他们推翻了极权政府,所谓的“自由民主”也根本就没有广大被抢劫、被凌辱的工农的份。这种所谓“反极权”不过是想夺取政权的游戏语言。而恰恰是这些人,他们一边垄断了自由,卖劲地为资本、为抢劫进行鼓吹时,一边还发明了一个“新左派”甚至“左棍”的帽子给对手或观点的质疑者扔将过去。他们开口闭口别人是极权专制的走狗,而殊不知经济自由主义恰恰已经是一种走狗理论,极权政府的政策早就右得离谱,而“马克思主义”在现在早就是一条死狗,一张破布!
尽管我在文化上持左翼立场,但在政治上则对宪政民主的理念没有异议。但看到这些所谓的“自由主义者”的表演,我却感到难以压抑的恶心!残酷的现实告诉我,在中国哪有什么“自由主义者”?所有的不过是些从文革出发,或深得文革精粹,善于根据时势变换不同的话语的聪明人和头脑简单的人罢了!因此根本不难理解,何以崇尚自由、提倡宽容、追求内在独立的西方自由主义,其在中国的所谓“主义者”却多是些既不懂得什么叫宽容,也不懂得什么叫对自由的尊重,毫无起码的自由主义精神素养的东西!这些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单向度思维,活脱脱就一变换了话语的红卫兵。“自由主义”在他们眼中完全是一种工具---政治斗争的工具、谋取利益的工具、哗众取宠的工具,甚至---骂人的工具。这些人实际上除了他的利益,什么也不相信。而什么东西得势,他就号称是什么东西。因此,一个曾经或现在的“党员”说他是“自由主义者”根本不能让我吃惊。而被别人撕下面具后,恼羞成怒地说别人是“反对自由主义”,似乎他就垄断了自由或自由主义,则几乎是所有伪自由主义者的惯伎。
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对“哈耶克主义”提出批评,指出当下中国的“自由市场”是一个陷阱,结果引来某位党校教授的批评。党校教授在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进行辩护,我们的“党”到底主张什么,利用什么,意欲何为,昭然若揭!似乎与“马克思主义”有点关系,似乎很“左”,而且好像背后是一个什么极权主义政府的党校教授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辩护,这种戏剧性的场面不知道会不会让口口声声反对极权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大跌眼镜?在“俄罗斯道路”的前夜,利用意识形态来不断地给自己脸上抹金只能自取其辱,除非斗争所获得的利益早已将自己的一贯逻辑肢解得支离破碎。当我们看到苏联国旗落下后的俄罗斯的既得利益者,无论是政府官僚,还是金融寡头,都几无例外地是原来的“党员”,原来的政府高官,以及西方培植的经济自由主义者和一些所谓的原来的“政治反对派”,而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却被扫地出门时,我们就会明白,什么意识形态不是某些人用来为他们的利益而对广大弱者进行愚弄的东西?!而“极权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表面上看起来多么水火不容,但只要利益一致,他们完全可以称兄道弟!
抢劫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权力资本的走狗正在为其主子卖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站起来以“党代表”和“政府代表”的身份对郎咸平进行攻击,至于某些白痴级别的不入流的走狗给郎咸平扣的帽子,更是无所不用其极。就在权力资本疯狂地抢劫时,部分在网上叫嚣的家伙也在狠劲地鼓吹,希望抢劫也有自己的一份。他们馋涎欲滴地盯着所剩不多的国有资产,惟恐也失去了参与抢劫的机会。也就在这时候,重庆3403厂的工人面对资本家的打手和极权政府的暴力机器,在死死地守护工厂几天后,到现在已经没有了消息!孤立无援的他们,可能已陷入绝境。但谁播下罪恶,就不可能不最终收到仇恨!
无论是“改革”的名义还是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名义,都让你们的嘴脸在事实中暴露无遗。别装了,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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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 !
--Thomas Jefferson
DISSEN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PATRIOTISM !
--Thomas Jeffer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