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尼黑奥运会。１９７２年９月。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被巴勒斯坦“黑九月”恐怖组织劫持后杀害。以色列情报局派出一支五人小组，赴欧洲追杀“黑九月”骨干分子。他们获得了数次成功，但行动中小组成员也对这一使命的正义性产生了怀疑。一年后，幸存的两名成员放弃任务，返回以色列。两人中的组长艾夫纳（Avner）， 在情报局再次找他时，干脆移民美国。

　　这就是斯比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导演的圣诞新电影《慕尼黑》（Munich）的简要情节。

　　电影以恐怖分子翻越奥运村的围墙开始，但斯比尔伯格把慕尼黑惨剧切成一段段的，作为艾夫纳的回忆，在电影里间断插入。最后一段的劫持结局，是艾夫纳放弃任务回家后，与妻子行房的回想。在恐怖分子枪杀人质的惨剧高潮中，他达到了高潮。大概斯比尔伯格想暗示暗杀任务对执行者性格的负面影响。对不熟悉慕尼黑惨剧的观众，完整回顾一下当时过程，不但有助于理解电影；结合当今情势，还能获得新教益。

　　尽管同年２月，也是在慕尼黑，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已经袭击了一所养老院，杀死七名犹太老人，当时的西德政府，仍然对恐怖活动毫无准备。他们没能保卫好奥运会；事件发生后，由于严防军国主义的宪法对军队调动有严格限制，西德只能以普通警察来对付这些训练有素的恐怖分子。西德同意让恐怖分子飞往埃及，并在机场设了埋伏。西德向以色列保证，他们的计划万无一失。但是恐怖分子并没有一窝蜂地从客车涌向直升飞机，为警察狙击手提供射杀机会。他们先派两人去察看飞机，发现飞机空空没有驾驶员，这两人立即奔回客车警告同伙。西德警察没有能够一举制服全部恐怖分子，狙击手射杀了那两个人，同时高音喇叭非常愚蠢地要求客车上的恐怖分子投降——恐怖分子立即向人质开枪。没有死在奥运村的人质全部死在客车上。八名恐怖分子也有五名被西德警察当场击毙。

　　甚至在慕尼黑惨剧过去三十年后，今天的西欧诸国，仍然不能说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应付类似性质的问题。今年１０月，法国青少年移民后裔暴乱，希拉克政府犹豫不决，反应迟缓。一家欧洲报纸就此评论：长期生活在和平与安逸之中，我们欧洲人已经不知道怎么对付（内部）暴力了。

　　如果没记错，本人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在奥运村与恐怖分子搏斗而当场被杀的两名以色列运动员，是移民不久的苏联犹太人。红色革命教育有种种弊病，但有一处强项不能否认：我辈在心理上远比西欧白人刚猛，常会不顾一切与坏人拼命。

　　其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年也是红色分子。那时阿拉法特还没有一天祈祷五次，装出非常虔诚的模样；那时他们还是西欧左派的世俗革命意识形态。七十年代初期，受我国文化大革命的鼓舞，杀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的欧洲左派恐怖活动正处于高峰。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与欧洲左派关系密切，艾夫纳他们就伪装成一个意大利红色旅式的左派恐怖小组。电影里有这样一场。艾夫纳他们通过内线安排，藏在雅典一个隐蔽住处；而暗杀对象的巴勒斯坦警卫，也住到了这里。艾夫纳与一个叫阿里的警卫有一段革命同志式的对话，也是影片的关键对话之一。这是艾夫纳第一次面对面地听到巴勒斯坦人的观点。阿里说：你们欧洲人只关心革命，而我们只想要自己的国家，哪怕要争取一百年，我们子子孙孙永远争取下去。犹太人流浪了两千年才建立自己的国家，阿里的话触动了艾夫纳。

　　但阿里讲得不全面，其实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当年也搞政治革命。电影里交代，艾夫纳小组的二号目标，当时蹲在约旦政府的监狱里，他们没法下手。而这个家伙之所以会被约旦警察抓起来，就因为他要暗杀王室要人，推翻封建王朝。

　　所以这些恐怖分子其实是我党的阶级兄弟。张承志写过一篇哀悼日本左派恐怖组织赤军的文章，他主要谈毛主义在日本的号召力。赤军也和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关系密切。慕尼黑惨剧的同一年，５月１０日，三名赤军分子在特拉维夫机场开枪杀害二十七名乘客，其中二十一人为去耶路撒冷朝圣的波多黎各天主教徒——也是第三世界苦兄弟。张承志不愧为文化大革命时虐待过老师同学的老红卫兵，他的心与恐怖分子是相通的。

　　当然，再坏的人也可能有人性的一面。让别人父母伤心欲绝的凶手，对自己的父母，可能是个大孝子。本月（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３日，美国加州处死了一个叫作斯坦利·威廉斯（Stanly Tookie Williams）的黑人。作为中国人，本人觉得他罪无可逭，死有余辜。威廉斯枪杀了一家三口华人，一个小女孩和她的父母，而且在各级法院屡次审查后，拒不认罪。但威廉斯是“受压迫”的黑人啊！美国左派教授（或许还包括张承志）奋起揭发美国政府的“残忍”和“虚伪”，一次又一次提名威廉斯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理由是他在狱中写书，警告黑人少年不要参加他创办的帮会组织。这些左派教授，最欣赏废除了死刑的西欧国家，他们能在威廉斯身上发现人性的伟大光辉；慕尼黑奥运村那个溅满鲜血的房间里，他们见到的肯定都是活菩萨。

　　斯比尔伯格在心理上大概也是这类西欧白人。艾夫纳的第一次行动，目标是一位刚翻译完意大利文《一千零一夜》的诗人。当目标说“ＮＯ，ＮＯ”，以手压下艾夫纳的枪口时，艾夫纳的手抖了。艾夫纳的第二次行动，炸药在电话里，差点误炸接电话的目标的女儿。艾夫纳的第三次行动，炸药在旅馆床下，药性猛了一点，伤到了其他房间的人，艾夫纳帮着把床单裹到一位受惊的姑娘身上。雅典的那次行动中，艾夫纳试图挽救持枪冲上来的阿里，但其他人击毙了阿里。他们同时还打死了苏联克格勃派来的保镖——当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左派意识形态的同路人，恐怖分子是各国共产党的阶级兄弟。

　　成功行动里的种种问题使艾夫纳小组开始怀疑他们的使命。目标看上去都是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他们是否真的有罪？线人的情报是否可靠，会不会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某个派别利用以色列人清除内部对手？即使目标手上有血，为什么要暗杀，而不是把他们送上法庭？暗杀能解决问题吗？艾夫纳他们报复“黑九月”的同时，“黑九月”也在报复，搞了一次又一次的恐怖活动。艾夫纳他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电视里报导以色列平民的死伤。

　　人生让人很不爽的一点是，当你追求某件好事时，比如爱情，或写一本书，或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你往往觉得迷茫，不知如何着手。但是，如果你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前景却变得很清晰，每一步都有范围，生活也似乎因此有意义。一个不肯读书的小男孩要让批评他的老师在厕所滑一跤时，那几天他会特别兴奋，平时的不振一扫而空。艾夫纳小组只是集中注意于自己的目标时，他们连连成功。他们一思考，麻烦就来了。艾夫纳小组失去了第一个成员，一个神秘的国际女杀手干掉了卡尔，背后大概是克格勃出钱雇用。然后炸弹能手罗伯特在家中被炸，不知是事故还是他杀。接着是汉斯，离奇地死在公园池塘边。

　　剩下的两名成员，艾夫纳和史蒂夫在西班牙潜入一处花园，刺杀他们的一号目标萨拉米，却只是杀死了一名发现他们行踪的阿拉伯少年。这时，赎罪日战争（１９７３年１０月）爆发了。初期以色列失利，埃及和叙利亚军队大举进攻，犹太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艾夫纳和史蒂夫放弃暗杀活动，回归以色列正规军，堂堂正正上战场。

　　如果《慕尼黑》是暑假里抢票房的电影，至此可以结束了。但斯比尔伯格要抢的是奥斯卡，他在后面继续拖了一大段：以色列政府如何“迫害”决心退出情报工作的艾夫纳，甚至企图在纽约绑架他的女儿。这非常符合西方左派的政治正确：天下所有坏事，民主政府都有份，实质上并不比恐怖分子好到哪里去。只是那些桥段不但无聊，而且可笑不可信。

　　告诉我们暴力不能消解民族间的仇恨，虽然恐怖分子应该受到惩罚，这其实是老生常谈，对思想并不极端的人，毫无新意。要有新意——思想的火花往往来自不同文化的碰撞——斯比尔伯格倒是可以从中华古籍里学一招。任何文化中，道德规则其实都是很清楚的，困难在于两条道德铁律冲突时如何选择。战国时代的中国古人，做那些按第一条道德铁律必须做的事；如果因此违背了另一条道德铁律，他以剑刎颈一死谢天下。

　　战国时有个“窃符救赵”的故事。秦国攻赵，赵王的弟媳平原君夫人是魏国公子信陵君（魏王异母弟）的姐姐，如姐姐被秦兵俘虏，必然受尽侮辱。魏王不肯出兵救赵。那时没有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说法，血缘关系才是最重要的。信陵君从魏王身边盗出兵符，赶往魏军大营，击杀怀疑他的魏军大将晋鄙，率军败秦存赵。为信陵君想出这个“窃符”主意的人，是开封（当时的魏国都城大梁）东门守门人侯嬴。这主意全了信陵君的家族之仁，却破了他的君国之义。算好信陵君到达晋鄙大营之日，“罪行”即将发生时，侯嬴慷慨自刎——他承担责任，信陵君不必过于自责。

　　如果艾夫纳为犹太民族做他必须做的事，同时自己付那些理所当付的代价，而不是跟政府为了钱吵吵闹闹，愚意以为，《慕尼黑》会好看得多。

　　不过，斯比尔伯格或许会说：那还是犹太人吗，上帝没召唤就自杀，灵魂没救了。

　　注意，上面说“从中国古籍里”。本人不是说现在中国文化里还有这样的气质，更不是说当今中国还有《史记·魏公子列传》里侯嬴先生这样的人。

　　最后说几句电影里未交代（斯比尔伯格的主要兴趣不在处置恐怖分子）的话。艾夫纳小组未能解决的头号目标、“黑九月”创建者萨拉米，后来被以色列特工炸死在贝鲁特。葬礼上阿拉法特亲自为萨拉米抬棺材，并致词说：今天，巴勒斯坦的一头雄师倒下了。二号目标达乌德从约旦出狱，躲到伊拉克。因为他组织过杀害美国人的恐怖活动，萨达姆倒台后被美军逮捕，死在美军监狱里，美国医生说是自然原因。

　　“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老子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