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拍的回忆抗战的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 下载【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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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时间:2006-02-18 18:27:14)
--- xuxiaocong

【楼主】 (1):1995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台湾华视首播。此后两次修改，分别更名为《卢沟烽火60年》和《山河岁月》重播。定于今年8月完工的第4个版本，新名字是《大决战》，其中包括新增的一集《战时延安》。
　　　　
　　很长时间，蒋纬国都能听到蒋介石在浴室中的长啸。那声音把蒋纬国吓了一跳，因为实在不像是正常人的声音。
　　1995年，蒋纬国接受台湾著名电视制片人陈君天的访问。他坐在椅子上模仿蒋介石长啸的声音。那时候蒋纬国刚刚从美国陆军航空兵战术学校受训归回，服役于陆军第一师步兵第三团，他去看望父亲，蒋介石的叫声把他吓了一跳。
　　2005年6月25日，正在做《一寸山河一寸血》第四次改版的陈君天向记者模仿蒋纬国当时发出的声音，“他喊的比我跟你喊的KB多了。”陈君天说。
　　对此，陈君天的解读是：“一个人在那样高的位置，是很寂寞的。虽然老蒋跟宋美龄相知很深，夫妻间固然会互相帮助，但他还是有不能纾解的压力。这个人脾气非常倔。那是在重庆，时间大概在1941年珍珠港事变以后。老蒋在浴室洗澡，夫人不在的时候，他就大声狂叫，声音凄厉。有时叫妈，有时叫爹，这样的情景让人实在没有办法想象。他的压力实在太大，正是抗战的危急时刻，身边可信的人又少。他也没有办法相信别人。”
　　这个细节后来出现在陈君天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中。
　　这套节目的第4版将在8月完成，增加了战时延安红色根据地的生活，加进了Mao.ZD领导的抗日游击战牵制了日军的事实。陈君天确立的新版原则是，以中国人的立场，全景纪录中国军队的抗战历史，把历史还给历史，使真相归于真相。
　　
　　800位见证人
　　陈君天为《一寸山河一寸血》工作了10年，采访的见证人由最初的400人增加到后来的800人。纪录片由最初的30集扩展到后来的45集。
　　即便如此，采用的内容也是素材的“九牛一毛”。
　　陈君天接受蒋纬国邀请担任《一寸山河一寸血》总编的时候有约在先。
　　“我说我不是歌功颂德的歌德派。我说你必须同意这一点，是事实就照事实讲。包括蒋介石，他做了什么事情，也要照实讲。你一定不能规定我怎么做怎么做，我不能失去创作的自主性。蒋纬国同意，但是要求播出的时候看一下。他说只看有没有错误，并不是整个想法的错误，而是时间、数据的错误。”蒋纬国放手让陈君天照自己的想法做：“谁做得不好，你都可以批评，包括我家老头子(蒋介石)。”
　　蒋纬国担任《一寸山河一寸血》的监制人。他还联络了一些高级将领组成委员会。蒋纬国给了陈君天很大的帮助。除了在工作上的支持，还为陈君天介绍了很多重要人物。陈君天去访问一些老将军时可以直接打蒋纬国的招牌。那些将军，有的超过100岁，要是不愿意接受访问，谁也没办法，但有了蒋纬国的人情，采访就很顺利。
　　陈君天在台南宜兰的乡下访问淞沪会战时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抗战时，薛岳是九战区司令，也是长沙三次大捷的指挥者。薛岳个子很小，但脾气很倔。当时，按照国民party军事委员会的战略部署，就是守着阵地打，守不住就走，避免决战，保存实力。薛岳接到命令，在长沙死守两个星期，一旦压力太大守不住就往衡山退。薛岳不服气：“什么挺不住？我老薛一定挺得住。”陈诚和白崇禧急了，坐飞机从重庆到长沙来做他的工作：“拜托你不要打了，留着青山在，以后还可以打。”薛岳拒绝接受调停，骂那两个人是懦夫。他说：“我今天在这里打定了！”陈诚和白崇禧没办法，只好回去。他们还没有回到重庆，薛岳就把电话打到了重庆，找蒋介石。蒋介石已经睡觉，宋美龄接的电话。薛岳跟宋美龄说：“让我守半个月就撤离长沙，我不准备这样做，我就要在长沙打，打败了我自杀，以谢国人；打赢了算我抗命，你们枪毙我！”宋美龄说：“不要这样讲。我跟委员长讲。”第二天宋美龄就给薛岳打电话：“伯龄兄啊，委员长讲过了，你要有这个信心你就在这里打，这个时候我们难得有这样的信心，有这个信心我们为什么不要呢？你这不是抗命，现在委员会重新再下个命令，配合你。”
　　陈君天访问薛岳的时候，薛岳已经101岁了，说话已不是很清楚，但记忆力很好。他在摄像机前讲淞沪会战，讲他的天炉战法，就是让士兵后撤，让敌人进来，士兵往两边退，等敌人进来包围了再打。摄制组要走时，老先生到他的书房，提笔为摄制组写了四个字：精忠报国。“100岁的退役将军，还在念着精忠报国，看了让人动心。”陈君天说。
　　除了将军，很多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也是陈君天访问的对象。当年参加抗战的年轻军人到台湾，慢慢地年华老去。这些人一生戎马，没有文化学识，没有别的技艺。陈君天说：“在蒋经国时代还很照顾他们，给他们工做，替这些士兵找些修公路之类的事情干，赚一点钱。也有聪明的士兵，可以卖馒头，开牛肉面摊。在台湾有‘荣民之家’，‘荣民’就是那些当年曾经为国家流汗流血的人，现在老了，没有结婚，没有后代，都是光杆一个人，任何能力都没有。这些人就被安顿在‘荣民之家’里。”那些“荣民之家”分散在各个城市的边缘，地方很大，每人一间房子，有游乐的地方，老兵住到这里，供吃供住，还会给零用钱。
　　陈君天十年前在“荣民之家”见到这些老兵，他们年纪都很大了，小则70多岁，老的都过百岁了。陈君天找到这些老兵，让他们在摄像机的镜头前接受访问。访问工作有个程序，就是对那些老人进行诱导式的追问，首先要问他们当年部队的番号，问他们的排长、连长、营长的名字。由此就可以确定他经历过哪一个战场，参加过什么样的战役。
　　“那些老兵比较好玩，这些人做过很多事情，他们会讲自己的故事，很单纯，也没必要吹牛，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小兵。他们对战场的记忆很清楚，你要问他今天早上吃什么东西，他可能不记得了，但是你要问他打仗时候的事可清楚了。他们能活到现在很不容易。因为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一个连队的人上去，不到两个小时下来就剩下三五个人。那个时候部队里很多当兵的就是同一个村或者同一个乡的，不是叔叔就是伯伯，要是死掉的话就是一个家族的死掉。所以他们对很多事情记得非常清楚，这些残酷的战争对他们来说永生难忘。”陈君天说。
　　
　　22场会战、1117场战役、9800场战斗
　　葛先才是当年参加衡阳会战的第十师师长，陈君天找到葛先才的时候，他浑身插满管子躺在医院里不能说话。
　　葛先才是第十军的师长。他指挥衡阳保卫战，这是抗战末期一场重要战役。战役结束，为避免尸横遍野的情况，葛先才让士兵把阵亡的人的尸骨捡到一起。士兵们捡了3100多具尸骨，已经分不清哪个是中国兵，哪个是日本兵。葛先才命令士兵们把尸骨洗得干干净净地排起来，头归头、脚归脚、肋骨归肋骨，排列整齐，然后埋葬。当年埋葬那些尸骨的地方现在叫张家山。在那里有一个大操场，大操场底下就埋着那些阵亡者的遗骨。
　　摄制组知道了葛先才的故事就去找他。最后找到了台北“荣民总医院”。陈君天找到了他的床号，看见他的时候，他的身上吊的全是管子，已经不能讲话了。其他将士替葛先才讲述了衡阳保卫战的惨烈：第十师几乎全军覆没，漫山遍野都是阵亡的军人，后续部队赶来，向山顶绝壁的阵地冲锋的时候都不需要搭梯子，因为尸体都已经垒成一座又一座的山。
　　1937年8月的淞沪会战是中国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一场殊死战役。
　　“大战的血幕拉开，蒋介石决定全军主力向华东集中。13日晚接到最高指挥部命令：‘火速开赴上海参战！’同时命令沿途一切车辆，通通为我师让路。”时为36师师长的宋希濂回忆淞沪之战。其时宋希濂正驻防西安，接令后立即命部队准备好干粮、饮水等，然后风驰电掣地沿陇海铁路东行。
　　“我们吃饭都晚上吃，夜晚才能送饭，白天根本送不上来。”36师的方振东回忆。另一位参战的老兵谢世明说：“日本人凶得很。抗战初，他们吃得好穿得好，精神好，武器也比我们好。那时，我们一个连只有轻机关枪三挺，子弹开一发打一发，机关枪打着还会卡弹。”
　　参加第一轮进攻的88师士兵蒋堂华回忆道：“战争一开始就极为残酷。88师旅长黄梅兴在持志大学指挥作战时中炮阵亡，一天中，仅527团就有7名连长阵亡。我们是8月15日到的，把上海所有被日本人占领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头。”
　　“空军、海军是打光，全军覆没。我们只有100架飞机，全打光了。我们打的是他们的轰炸机，轰炸机的战斗力不强，飞起来的时候要有护航机，他们根本瞧不起你中国人，护航机都没有的时候就起飞。那个时候我们是跟苏联买的飞机，苏联也有飞行员来，我们跟他合作。中苏合作的一个机队在武汉打，照理我们是应该赢的，但是人家掉10架不算掉，我们掉两架就没了。那之后就再没有空军了。在这个过程中，有空军中队长、有大队长，阵亡人平均年龄23岁半。”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们，我们的空军有250架飞机，对方是3000多架。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
　　“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一样，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泣不成声。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回忆，他们一个师1.5万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三分之一。“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仅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为19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第8师参战近三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战争中先后有数十位将军阵亡，甚至有中国高级将领因为失去阵地而毅然自杀成仁。战后何应钦在回忆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
　　在《一寸山河一寸血》中记录了多少场战役？陈君天做了一个统计。上百万人的大会战是22次，像淞沪、衡阳、长沙、武汉、徐州都是百万人的大会战。
　　十万人以下、一万人以上的战役是1117次。上千人的战斗是9800次。阵亡的中国军人是200多万。在战争中最无辜的是平民。每座城市，只要有日军到过的地方就等于是剃了头，多少人都没了。
　　当年日本军人实行的是“三光”政策。8年抗战中，中国的死难者超过了3500万人，这个数字是整个二战死难者的40％。但在西方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中，中国部分却被忽略简化。
　　“3500万人，惨绝人寰！台湾现在人口才2500万人。”陈君天很长时间就陷于这些残酷的死亡的讯息中。
　　
　　600美元一分钟
　　在《一寸山河一寸血》中，有很多史实涉及到日本，为了调查、取证和甄别日军在中国领土犯下的罪行，陈君天去日本采访。
　　1993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陈君天在日本奔走，到过京都、到过东京、到过名古屋、到过奈良，事先有人联系好大约三十几个，去了以后那些被访问的人又找别的人，前前后后访问了80多名日本军人。那些老兵通常都很谦卑。那些人都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参加过731部队的。在日本宣布投降的那一年，日本军人撤退，把所有研究细菌战的厂房炸掉。“当时这些日本军人还年轻，30年以后，他们多已人到老年，他们对生命的看法不一样了，他们对自己做过的事情，对自己犯下的罪行感觉难过，他要说出来，不说出来会难过，”陈君天说，“那些当年侵华的日军，有一些人真正感觉到罪恶，为罪恶忏悔，他们觉得对不起中国人。几年前，有当时在731部队服役的日本老兵，到哈尔滨、长春、吉林，他们记得自己当年在什么地方抓过人，所以后来他们就去找那些人的后代，那些被杀害者的后代或家人还在，那些日本老兵找到被害者的家人，二话不说就下跪。这样的事情有很多。”
　　除了日本，陈君天为了片子还到过美国、俄罗斯。他到俄罗斯没有访任何人，是去买资料影片。抗战时期因为打仗，国家很穷，影像底片是稀有物质，再重要的事情也没有影像记录。“1945年8月15日老蒋宣布抗战胜利的谈话都没有影像资料，只有一张照片。太穷了。”陈君天说。抗战早期，因为中国跟苏联的关系不错，有苏联的记者到中国采访，拍了一些抗战的影像资料。在有限的抗战历史影像记录中，有一些是英美的记者拍的，最多的是日本人拍的。
　　陈君天到俄罗斯买影像资料。这些影片收藏在莫斯科国家军事档案馆里，他们保存得很好，都是35毫米的原带。那些影像资料很贵，一分钟要卖600美金，但画质的确很好，陈君天咬着牙买下了。
　　“在美国拿到的资料一般。但是在美国访问到了很重要的人。比如历史学家黎东方、历史学者吴相湘，他们都是对抗战历史和日本战后赔偿很熟悉的专家。还有一个吴天威，专门研究731细菌战对中国人的戗害。这些人都在美国。我在节目里边基本上是不要专家讲话的，什么叫专家？多看几本书而已嘛。
　　但这几个专家不同，他们就是战争的亲历者，像吴相湘在长沙会战时就做军政治部战史编辑，他不是看书看来的。我坚持不要二手传播。他看到了，他真正看到了，我就会去采访他。在美国还拍到一个东西，是非到那里才拍得到的。美国西部加州圣地亚哥那个地方有一个航空纪念馆，就是飞虎队纪念馆，陈纳德的那个飞虎队。那里边有原型的飞机一架。飞虎队成员穿的衣服、阵亡的人留下的照片和遗物。在美国的收获是没有想到过的收获。”陈君天说。
　　
　　10年时间，4个版本
　　陈君天对他的工作充满敬意，第一年工作比较复杂一点，寻访、记录、甄别史料。他带领5个人，在艰难中工作了一年半，开始计划30集，后来做成40集。投资第一次预算是新台币3000万，但是资金没有全部到位，也没有任何官方赞助。开始有一个编辑委员会，里边都是参加过抗战的人，包括做过总司令的将领们，在那时候还没有退休。这些老将军希望这个片子能够做成功，他们对这段历史很熟悉，也很有感情。但后来这些已届高龄的将领陆续退休，就很难再找到资金。
　　陈君天为了明志，把自己的工作理念印在名片上：把历史还给历史，使真相归于真相。
　　1995年9月9日晚9点，《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台湾华视第一次播出。50年前———1945年9月9日上午9点，何应钦代表中国go-vern-ment接受日本投降。陈君天选择这种方式表达他对历史的铭记与祭奠。
　　第三天，陈君天收到了华视总裁送来的一大盆花和一笔新台币2000万的奖金。
　　1997年，卢沟桥事变60周年，陈君天将片子扩充到42集，并更名为《卢沟烽火60年》，在华视再次播出。1999年，这套节目进行了部分修改，制作成第三个版本，更名为《山河岁月》，在台湾公共电视台播出。
　　今年，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陈君天正在制作这套节目的第4个版本，预计将于8月份播出，取名为《大决战》。这个版本增加了3集，其中包括取名《战时延安》的一集。《战时延安》主要记录了当年延安的生产建设情况，包括Mao.ZD与军民一起在田里劳动、抗大和鲁艺的抗日宣传活动等影像资料。“我们还记录了抗战时期的文化，报纸是怎么办的，话剧是怎么演的，电影是怎么拍的，还有一些街头剧。这些素材和大陆通常见到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战时的文化宣传工作，C.P做得很好，片子里表现的历史是大家所共知的历史。”陈君天说。
　　对中国Communistparty领导下的百团大战、平型关大捷等内容，陈君天在1995年播出的第一个版本中就已经有所表现。“在1937年，中国人能够赢得平型关战役的胜利，对军民的影响是很巨大的，它传达出的信息就是：我们可以打得过日本人。这对当时的中国很重要。”当时，他甚至在节目中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而且“后来没有任何人找我们麻烦”。
　　“我们没办法直接拿到大陆制作的素材。”制作第一版时，两岸在影像资料方面的交流合作还很少，如何得到内地保存的大量素材成为让陈君天头疼的事情。当时，香港有人制作了一套不足60分钟的抗战影像素材，“他们开价100万港币，不让还价，不让看片。”但缺少了来自内地的资料，这段历史就不完整，陈君天一咬牙，也买下了。买来一看，陈君天傻了眼：“三分之二的素材我们都有，能用的最多也就四分之一，这代价也太大了点。”
　　1995年，《一寸山河一寸血》播出后，陈君天与内地的合作交流多了，尤其是与一些地方电视台交换了不少素材。这些新的素材，让陈君天能够制作更多的内容来反映中国Communistparty领导下的抗日活动。
　　“片子里有国民party的抗战，也有Communistparty的抗战。那时候都中国人，都是中国人的胜利。”陈君天说。
　　本专题图片由《一寸山河一寸血》节目组提供
历史总是由当政者编写的。无论是Communistpartygo-vern-ment还是国民party，更不消说对历史最虚伪无耻的小日本，一定社会中的人们总是只能够认识到历史的某一面。但我们不能因而漠视、忘记历史。一寸山河一寸血——在民族大义下，无论是国民party军队还是Communistparty八路军、新四军，先辈们既然为祖国河山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他们理应受到全民族的尊敬和永久缅怀！
“一寸山河一寸血”是曾率军参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国民party军师长黄维的感叹。1995年，《一寸山河一寸血》在台湾华视首播。此后两次修改，分别更名为《卢沟烽火60年》和《山河岁月》重播。定于今年8月完工的第4个版本，新名字是《大决战》，其中包括新增的一集《战时延安》。这套节目的第4版将在2005年8月完成，增加了战时延安红色根据地的生活，加进了Mao.ZD领导的抗日游击战牵制了日军的事实。陈君天确立的新版原则是，以中国人的立场，全景纪录中国军队的抗战历史，把历史还给历史，使真相归于真相。文件大小约为1.75G，共42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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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2):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9周年，受KEEN之邀。我将以前的贴子重新整理一下发出，以餐网友

公允的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共同的胜利。国共两party都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为中华民族的兴亡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对在那场战争中牺牲的先辈，无论他属于何party何派，我们都不可作出任何不敬的言词。因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奠定了今日中国复兴的基础。

我开此栏只想纠正《一寸山河一寸血》中无视、扭曲、甚至篡改的历史。

这些集子的开篇语说：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要真诚面对历史。

此话说得很好，但却没有做到。

片中凡是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的地方，我将一一指正。

请给我一定时间来完成它。

第一集《卢沟桥的故事》

开篇语：历史,是人类集团生命的活动行程。没有人能够自外于这一条来自太古的滚滚长河。但对当下而言，历史毕竟是属于过去的。所以，我们尽可以去开创未来、缔造未来，却不能无视、扭曲、甚至篡改过去。因为历史不论是对的、错的；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都已成为定局。 真诚面对历史，当有助我们敞开心胸，以更宽阔的视野去面对未来。

第二集《中日战争的源头》

此集主要讲述：1868年起，日本励精图治，而中国在腐朽的清go-vern-ment统治下，日益衰落。巨大的差异，引起日本窥视中国的狼子野心。

第三集《民初乱局》

此集中指 苏俄指使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阴谋诱押蒋介石赴俄。

然而，陈公博在《苦笑录》中记录下此事的蹊跷之处。

此事件的两位涉案人物：邓芝龙、欧阳格都未经审讯，而被放出。

陈公博问邓芝龙怎么回事，邓说：是接到蒋介石秘书电话，将中山舰调进广州，二天后又调出。他也不知怎么回事。

陈公博问欧阳格怎么回事，欧阳格说：是20日凌晨，接到蒋介石副官的传令，要立即逮捕邓芝龙的

反而蒋介石在此事变中，从Communistparty手中夺回海军军权，又从汪精卫那里夺得广州的政权。

中山舰事件的两位涉案人物因未经审讯而被放出。因此没有任何可以确证的文件资料。

然而在《民初乱局》中采纳没有任何实证的蒋系一说，显然不是严肃地真诚面对历史，而有篡改历史之嫌。

在此，我只想问一句：蒋介石既已将此案涉及的两位人物抓获，为何不作个审讯笔录，判定邓芝龙、欧阳格两人之中谁真正有罪？还是都无罪，有罪的另有其人？（欧阳格在抗战期间，任海军江阴防区司令）

此集还有隐瞒历史之弊！

只说：蒋介石下令清party并逮捕Communistparty人。

然而，仅仅是逮捕而已吗？为何不讲出真实的历史：数千Communistparty人的人头落地？！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

片中谈到北伐军大破吴佩孚于汀泗桥，没有提到此役是由叶挺率领的Communistparty人组成的北伐先遣团所打。倒是在第四集提到叶挺的南昌暴乱。显然没有公正的展示历史。

片中谈到蒋介石率军北上，出兵济南。遭日军袭击，国民go-vern-ment派蔡公时交涉，却被杀害的五三惨案。蒋介石含痛忍辱绕道北上。

然而，1949年，共军渡江进入南京时，同样发生了帝国主义列强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幕。

当时英舰“紫石英”号炮击渡江共军，共军当时同样开炮还击，击伤英舰，迫使英舰停靠南京码头。英舰挟持一艘客轮才逃出长江。

两party两军在同样遇到帝国主义列强武力干涉时，所采取的作法真有天壤之别。

谁是中国新生的希望所在不是很清楚吗？
作者: 博弈发布日期: 2004-9-15 11:31:43
第四集《危机与生机》

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日本侵华，吞并东北的野心逐渐膨胀。

第二部分：中国内战不已，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由来。

三部分：918事变，日本占领东北的过程及中国依赖国际公理的困窘。

“中国Communistparty诿窆瓿闪⒂谏虾！５背跤捎诘吃碧伲匦虢柚竦车淖橹肓α坎拍芊⒄埂Ｋ韵癯露佬恪⒗畲箢鹊热吮阆蛑猩较壬肭螅愿鋈松矸菁尤牍竦场９竦吃约忧扛锩α课睿?921年正式通过容共。没想到从此便埋下了内忧不断的祸根，而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C.P从头便是以[靠行]的方式起家的。所以他们对借力使劲，制造矛盾，从中渔利的本事非常内行。”

这段话足以证实国民party不敢正视历史，进而歪曲历史。Communistparty是由于party员太少，必须借助国民party的组织与力量才能发展吗？

显然，历史不能证实这句话。1927年，C.P由于国民party的大屠杀，损失了大量的干部，特别是那些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崭露头角的干部。又经历了从1927年起的多次围剿，然而C.P却仍然发展起来了，原因是什么？简单一句[靠行]起家就能掩盖吗？

C.P不是[靠行]，[靠行]者一旦失去依靠便要完蛋。C.P是因为所提出的纲领、政策符合广大劳苦民众的需要，获得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得以发展壮大的。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party，意味着仍然是Communistparty人，Communistparty保留是一个独立的政party。孙中山先生为什么会同意这个特殊的条件呢？

国民party在组建之初，就是由多个团体组合而成，内部帮派林立。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各色人等涌入国民party，大多数人并非是真正的革命者，国民party有右倾化的趋势。而Communistparty则是组织严密的左翼政party。孙中山先生将Communistparty人引入国民party，就是希望平衡国民party内左、中、右的力量，同时也减轻中国两个革命政party可能的冲突。然而，1927年的屠共，使这两个政party彻底地丧失了互信，走向对立。也使孙中山先生的希望化为泡影。国民party之所以有今天，全拜1927年的屠共所赐。

“中央从1930年底开始到31年7月，对C.P进行了3次围剿。。。。1932年3月，蒋委员长复职，6月15日召开庐山会议，会中重申‘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并制定了剿共的方针。”

1931年918事变，日本已占据了中国的东北三省。1932年6月不敢收复失地，执意要打剿共的内战。当时C.P在瑞金已提出放弃前嫌共同抗日的主张，蒋先生充耳不闻，真有“宁予倭寇不失家奴”的精神啊！

“这个时候，来到延安的C.P军队还不到一万人，但是他们和张学良来自关外的东北军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此一变化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

仅仅轻飘飘的一句“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就能掩盖这个“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重大事件的根本原因吗？
作者: 博弈发布日期: 2004-9-15 11:37:32
第五集《乾坤一变》

1927——1937年，国家建设的黄金十年。

“后来因为西安事变，而造成了整个局面[拖不下去]的窘境，于是一场不能打的仗，也就不得不打了。”

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专门有关于这一时期成就的一章：国民party政权的成就。现将若干段落抄录如下：

到1936年末，蒋介石已经巩固对全国较大地区的政治控制——中国本土18个省中，仅有7个保持基本自治——从而为一个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然而，他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他坚决依靠武装力量，不仅使国家受到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且把这个政权的注意力从迫切需要社会、经济及政治的改革转移开去。
1934年稻米收获量低于1931年收获量的34%；大豆几乎下降36%，小麦下降7%。棉花是当年唯一超过1931年水平的主要农作物。国民生产总值中，农业产值从1931年的244.3亿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亿元（时价）。这些数据在细节上不完全可靠，但是，当时目击者的报道证实了农村严重贫困，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

田弘茂在《国民party中国的go-vern-ment与政治，1927—1937年》的第168页写到：

蒋介石在1935年的评估却能反映一般状况：

“go-vern-ment开支日见增高。每当计划出笼，新税又起。附加税常随需要加于正税之上，又创各项杂税。有时，[地方当局]随意逐户征集不明之税。税目繁多。民众税负沉重大受其苦。”

“首先让我们看看当时国内的舆情。话说日军自从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又企图染指华北。先是拢络殷汝耕，成立冀东伪自治go-vern-ment。1935年12月11日，中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加以制衡，并受命与日方斡旋。但这件事被人误解，以为华北真的要步东北的后尘[特殊化]了。于是便引发了12.9和12.26两次大学潮。...学潮带动了全国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这股浪潮，显然已非pol.ice所能应付得了的了。这只是1935年底的事，我们已经有[很难拖下去]的深刻感受了。事实上，这种状况还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12.9，又爆发了一次学潮周年的街头运动。那回相去西安事变只有三天。”

这种拖不下去的感受，是来源于日寇的步步蚕食呢？还是来源于民众的抗日情绪？

“再看C.P，....但和共军正面对峙的正是他所率领的子弟兵东北军。然而此刻的东北军，已经被那种长时间背井离乡的愁绪，磨光了他们的作战意志。”

东北军并没有磨光了作战意志，而是只想战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与红军死拼，当然不愿死在他们认为不值得拼命的地方而已。东北军瓦解以后，有相当多的士兵加入了八路军。

1945年8月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对以下部队发出进军东北的命令：

　　“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的投降，我命令：
　　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以上这四支部队都是东北军的底子，他们在敌后与日军整整拼杀了八年，终于打到了回家的日子。东北军的作战意志磨光了吗？

单看1935年11月紫罗镇（应为直罗镇）之役，（东北军57军两个师与红15军团发生遭遇战）论战力红军远不如国军，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团结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两句口号，却彻底击溃了东北军。这种情景，和张子房当年在九里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辙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C.P政治攻势的威力，也看到了人心所向、军心所向。顺其所向而立，逆其所向必败。

从画面上看，明明写的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一寸》篡改为[自己人不打自己人]。

须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治打击力度要比[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高得多，

“紫罗镇一役，师长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他的参谋长裴焕彩自杀，两个师有八个团长，其中六个也自杀了，只逃回来一个，另一个名叫高福元的，被共军俘虏。连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余人，则受到了共军的[礼遇]和洗脑。洗脑的内容既无马列思想，也没有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人后来被释放回来的时候，便成了东北军中，C.P统战的尖兵。”

说得真好哇！！！东北军人心中最挂念的是自己年迈的父母，年幼的儿女，日夜期盼的是打回老家去！这是军心所向，民心所向。凡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政策，做法都是统战的利器，想人民所想，做人民所愿，就是被共party所“统战”。凡逆人民所想，拂人民所愿，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即为反 共尖兵！

只可惜了那些军官们，服从命令的准则与复国仇家恨的愿望发生了极大的冲突，在这沉重的精神压力下，他们只好选择自杀来解脱。

关于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的原因，蒋永敬的分析是对的。

当时C.P、张学良等人均无能号令全国团结抗战的政治能量，而蒋先生的地位决定了他有这样的政治能量。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C.P必须放弃与蒋介石算清血账的想法，而力主和平解决。这有点像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时，缺乏将领，起义士兵用枪逼着黎元洪当统领一样。黎元洪当时并无反清的想法，却当上了义军统领。

在西安事变之前，C.P已认识到当前最大的危机是“亡国”，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抗日救亡。因而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以下见《国共两party谈判通史》92页。

1936年4月9日，Mao.ZD、彭德怀在山西“东征”前线致电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张闻天．指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

1936年8月10日，C.P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两party关系、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放弃抗日必反蒋的口号，实行逼蒋抗口的方针．以推动蒋介石联共抗日．使国民partygo-vern-ment走向抗日道路。

9月11日，中央书记处向party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

“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party中央军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1935年底，蒋介石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判后，便积极着手与C.P取得联系。就在这时，他的亲信、南京go-vern-ment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提交了一份有关C.P驻Communist国际代表王明在Communist国际“七大”的发言摘要，使他了解到了C.P关于建立反日统一战线的政策。因此，他立即指令邓文仪迅速返回莫斯科与王明进行接触。...邓文仪对王明说：蒋先生看到你在Communist国际“七大”的发言及有关文章后，于是决定同C.P谈判。接着，邓文仪按照蒋介石提的旨意提出了国共再次合作的三项条件.

1936年1月，国民party派出特使董健吾密赴延安，在西安受阻。张学良电询南京，核实他的使命后，派骑兵护送到C.P所在地瓦窑堡。

根据周恩来的建议、Mao.ZD、张闻天、彭德怀等经过研究后、于3月4日至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C.P“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并提出谈判条件如下：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
(二)组织国防go-vern-ment与抗日联军；
(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
(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
(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

这是C.P中央向南京go-vern-ment当局第一次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

尽管董健吾的陕北之行极为机密，但仍为阎锡山所知晓。他致电责问宋子文．并认为这是南京联合共军打晋军。

受蒋之命．陈果夫、陈立夫也指派其亲信曾养甫等寻找与C.P联系的渠道。1935年11月，曾养甫找到他早年在天津北洋大学的同学湛小岑，简单明了地嘱托他“打通Communistparty关系”。

1936年8月27日，张子华携带曾养甫的信及同国民party武汉电台联系的密码到达陕北。

31日、周思来给曾养甫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同时商议：“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9月1日，又给陈果夫、陈立夫写信，对他们联共抗日之举给予了赞许，信中写道：“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指陈果夫、陈立夫)所主持。……敝party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party重趋合作．困难转机，实在此一举”，希望他们向蒋介石“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

这就是片中周思来给陈立夫一信的来历。

9月20日，张子华带着周恩来的两封亲笔信，风尘仆仆赶到广州，一并交予曾养甫。

27日，曾养甫约张子华商谈，说南京方面代表北上恐惹人注意，希望周恩来飞往香港或广州与之会谈。第二天，张子华将这一情况电告C.P中央。10月8日，C.P中央复电表示：周恩来可以飞住广州谈判，但国民partygo-vern-ment必须做到以下两点；(1)必须坚持民族立场，立即准备抗战、万不可再作丧失领土主权之让步；(2)立即暂行停止进攻红军。

曾养甫获悉来电后，立即办好了周恩来南来的护照，请张子华速送陕北、同时要他向C.P转达国民party的四点承诺：“(1)苏维埃区域可以存在，(2)红军名义不要改联军，待遇与国军同；(3)Communistparty代表公开参加国民大会；(4)即派人具体谈判。”10月14日，张子华急速赶到西安，向叶剑英作了汇报。第二天．叶剑英将这些情况电告C.P中央。C.P中央从这四点承诺中认为国民party有些谈判诚意，又获悉蒋介石10月16日到西安的消息。于是要张子华与国民party交涉，请蒋介石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到西安与蒋直接谈判。实际上．蒋介石此时不仅缺乏谈判诚意．而且还想重走军事”剿共”的老路，因而周蒋谈判未能实现。

9月底，C.P中央开始起草《国共两party抗日救国协定草案》。10月初、该草案正式形成。《草案》阐述了两party合作的必要性和合作的步骤、方法及组织形式等问题。实际上是C.P中央初步确定的国共谈判方案。10月14日，潘汉年携带此文件及上述信件到达上海，就任“C.P上海办事处”主任。10月22日、Mao.ZD致电潘汉年，告知南京已同意他会见陈立夫。11月7日，Mao.ZD致电潘汉年，通知他以C.P正式代表资格与陈立夫谈判。

1936年11月10日，潘汉年与陈立夫、张冲在上海沧州饭店正式举行会谈。国民party方面的条件明显的是“收编”，潘汉年指出C.P的立场是合作，决不是“收编”。谈判僵持。

同时，C.P中央对蒋介石国民party并不抱任何幻想，一方面作出适度让步，努力促成国共谈判；另一方面则决定以军事粉碎蒋军的进攻，迫使蒋介石真正回到谈判桌上来。1936年11月18日，红军一、二、四3个方面军领导人发布《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会》。21日，在彭德怀的指挥下，即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歼灭胡宗南部一个整旅又两个整团。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西北地区的狂妄计划，对促成国共继续谈判和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1936年11月16日，陈立夫邀请潘汉年到南京谈判，谈判仍无结果。11月22日，Mao.ZD、张闻天复电潘汉年通报了中央的策略：“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事变当日．张、杨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抗日救国八项政治主张：

(1)改组南京go-vern-ment，容纳各party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2)停止一切内战；
(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充分表明张、杨完全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前途，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才不得不发动此事变，“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为了进一步研究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C.P中央于12月19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Mao.ZD在会上强调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是要消洱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张闻天在会上提出：“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根据会议精神，C.P中央在当天向party内发出的指示中，表明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即“坚决停正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12月22日，宋子文、宋美龄等飞抵西安。在宋氏兄妹的开导下、蒋介石权衡利害关系，开始采取合作态度。他委托宋氏兄妹作为他的全权代表与西安方面谈判，并暗示愿改组go-vern-ment，三个月后召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party，同意联俄联共。同时他提出，对于商定的条件，以“领袖人格”保证执行而不作书面签字。

12月23日上午，南京方面与张学良、杨虎城、中国Communistparty三方面举行正式谈判。南京蒋方代表是宋子文。在基本8条谈妥后，周恩来于24日晚与蒋介石直接面谈。在《周恩来选集》73页中有以下记述：

蒋介石向周恩来作了三点表示：
(1)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
(2)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C.P解决一切；
(3)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1936年12月28日，Mao.ZD代表C.P中央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针对蒋介石在12月26日发表的《对张杨的训词》，公布了蒋介石所允诺的条件。要求蒋介石不打折扣地实践诺言，真正做到“言必信，行必果”。

1937年1月8日，C.P中央和苏维埃中央go-vern-ment发出《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坚决要求南京当局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召开全国救国会议，使国内和平立即实现。通电指出：

“蒋先生应挺身而出，制止祸国殃民之内战重新爆发。……因为蒋先生曾经担保中国内战不再发生，这次事变对于蒋先生之政治人格与其‘言必信，行必果’之格言，实为重大之试验。”

“1936年12月26日，当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的时候，举国欢腾的热忱是令人感动的。自从1926年北伐以来，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但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却因此而改变。”

这个举国欢腾的热忱是因为蒋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呢？还是因为蒋接受了C.P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呢？

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这个震撼所表达的意愿是什么？

显然不是[先安内后攘外]，而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作者: 博弈发布日期: 2004-9-15 11:41:56
第六集《最后关头》

“1935年11月12日，他在国民party五全大会中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同时提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篇演说相比于23年，在[敌乎？友乎？]一文中，苦劝日本悬崖勒马的用心，虽然是一致的，但在态度上，则强硬多了。他强烈暗示日本，中国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这篇讲话，使C.P认识到蒋介石还是要抗日的。从此从政治口号中去掉了‘反蒋抗日’，变成了‘拥蒋抗日’。"

“田中内阁在他主持的[东方会议]中...所谓[田中奏折]，.....从历史角度看，基本上就不存在其真伪的问题。重点是自从民国18年，南京的[时事月报]首先披露了这份文件，把日本千万言难尽的侵华阴谋，浓缩于[田中奏折]四个字之中，而成为激发当时国人同仇敌忾的传播利器。这一点，蔡智堪还是功不可没的。”

“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州国]。第二年，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日本便退出了国联。1936年底，再退出与英美签定的[海军限备条约]。”

7.7芦沟桥事变

“219团全体将士，凭着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和敌人在小小的宛平城苦战了23天，他们以鲜血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一吐九一八以来，积压在胸口的一团闷气。”

“1937年7月17日，蒋委员长在庐山宣布：芦沟桥事变是我最后关头，我国坚持最低限度立场，但仍希望日本悬崖勒马，不要酿成大错。但日本不予理会战斗持续进行。”

“1937年8月22日，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正式收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后来改为第18集团军。...历经十年围剿的C.P红军，从此换上了国军的制服，领取国军的粮饷和给养。”

这3万人的粮饷在40年即停止发放。

“如果说这是自1924年，中山先生容共以来，国共之间的第二度合作，是共赴国难的大势所趋。却也可以视之为国民party另一次灾难的开始。”

话确实可以这么说。在国难面前，Communistparty摆脱了国民party的公开打压，由此获得了与国民party平等竞争的机会。在共赴国难的过程中，虽然国民party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资源，Communistparty几乎要白手起家。但谁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得更好，谁就能获得人民更多的支持。

若当时国民party能在国家危急关头，放弃一party之私。切实落实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国策；扶持民族资本，而不是摧残民族资本；实行民主政治，将所有爱国政治团体拉在自己周围。战后的竞争，谁胜谁负，实难预料。

“南口一役，国军伤亡人数达一万五千余人。”

平型关战斗

“9月25日，我军分五路出击，其中第五路是林彪的115师。林部袭击了日军的一个辎重队，摧毁汽车80余辆，最后和友军共同攻占蔡家峪和小寨。28日，日军后援部队赶到，我军被迫后撤，放弃了平型关。”

当时，郭宗汾的71师并未按作战计划准时出击，给日军留下了反扑的机会。气得督军续范亭将军要阎锡山查办，后来不了了之。

郭宗汾部六个团于半夜出发，两纵队经涧头、迷回分进合击，不意遭到团城口、鹞子涧日军攻击。团城口、鹞子涧本为高桂滋师防守的一部，但高桂滋谎报军情，暗将团城口、鹞子涧弃守，而大本营并不知情。致使郭部仓促受敌，部队混乱，且被分割压缩于不利地形。

后八路军携平型关之战的余威，攻击东泡池之敌。东泡池日军粟饭大佐只有两个大队，一千余人，大部分兵力正在团城口、鹞子涧向郭部攻击，在八路军的压迫下，日军经团城口突围而出。

围歼战就在蔡家峪和小寨旁边打的，战前这两地并无日军，战中，从包围圈中突出的日军在这两处被八路军再次围歼。国军的当面之敌是东跑池的1000多日军，郭宗汾的71师没有向东跑池出击。

“有关平型关之役，曾经服役守军杨爱源部队的周国煌说：‘这个18集团军，共军跟他接触的，就是在蔡家峪这个地方来周旋过。他是袭击他。因为有人说平型关大捷，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不说它真的假的，大捷不大捷。因为红军的作战啊，这个Mao.ZD有所谓战略的思想，他说：宁打运动战，绝不打阵地战。所以真正说是平型关的防守作战啊，共军并没有出力。运动战在外面周旋周旋，是在那一带，是有的。但是，那构不成什么大捷。’”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平型关之役确实是一次成功的突击战，与C.P大肆宣扬的[大捷]，有一段蛮大的距离。但是，我们必须肯定，在那么艰苦的日子里，能有这么点好消息，对民心士气的影响。”

25日晨，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第3大队及辎重部队1000余人，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被115师围于平型关地区。日军第5师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得知所属部队将被围后，急令其在蔚县、涞源的第42旅团速向平型关增援，均被第115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阻击于灵丘以北和以东地区。被围于小寨至老爷庙之间的日军，在6架飞机的掩护下，以密集队形再次猛攻老爷庙及其附近地区，企图杀出一条生路。由于敌我短兵相接，日军飞机也无能为力，其反扑复被第686团击退。随后，第686团集中全力，在第685团和第687团各一部配合下，全歼了被围日军。13时，战斗结束。当日黄昏，第343旅向东跑池一带日军出击，由于国民party军未按预定计划出击，致使歼灭东跑池日军的计划落空。

此战，击毙日军精锐板垣师团第21旅团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辆，缴获轻重机枪20余挺，长短枪1000多支，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全歼日军，也是全国抗战以来所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粉碎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在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此战还粉碎了“八路军不打阵地战”的鬼话。115师以3个团的兵力打围歼战，以师独立团和骑兵营在灵丘打阵地战阻击日军。运动战中的围歼战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完成，必需靠外围的阵地战来获得必须的时间。没有必要的阵地战，则不可能实现围歼战。
正确的说，八路军是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为辅。阵地战是为运动战创造战机，赢得必要的时间才会使用，而且必须不惜代价的守得住才行。

Mao.ZD的《论持久战》，被白崇禧浓缩为“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然而，以空间换时间，在两party的理解上却有很大的差距。在国民party这边，理解为节节抵抗的消极防御。而在Communistparty这边，则为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以大范围的机动，寻求有利的战机，积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从作战指导思想上来看，中国军队在装备上处与劣势，节节抵抗式的作战，必然带来巨大的伤亡，而巨大的伤亡必然对士气产生消极影响。处与劣势的军队要保持士气不缒，必须要有胜利。而这胜利不是靠硬碰硬的死拼来获得，因为弱势军队是做不到的。胜利必须靠正确的战略战术来获取，也就是以地形，时间上的突然性等弥补装备上的劣势。在总体上，我方处于劣势，但我军则应依靠积极的机动，以局部的绝对优势来获得胜利。

这两种战略战术的指导思想，谁更符合中国军队的实际状况，谁优谁劣，难道不是一目了然吗？

平型关之围歼战进行中，担任阵地阻击战的杨成武独立团在灵丘以东腰站顽强阻敌援兵，毙伤300余人。在阻击任务完成后撤离。

此战，八路军以3个团（4000余人）的兵力全歼日军1个步兵大队、一个辎重大队（1000余人）。日军极为顽强，全部拼死。另以1团加1营的兵力阻击日援军，毙伤300余人。

反观国军，以6个团（约9000人）的兵力出击日军2个大队（1000多人），竟被反制
作者: 博弈发布日期: 2004-9-15 11:42:47
第七集《淞沪会战》上
第八集《淞沪会战》下
第九集《喋血长空》)
第十集《失去海岸线的勇士们》
第十一集《南京保卫战》
第十二集《南京大屠杀》
第十三集《徐州会战》
第十四集《徐州会战》

在以上各集中，我看到了国军将士拼死杀敌，为国捐躯的战斗记述。我的外祖父（黄埔军校毕业）时任上尉连长，就是在淞沪会战中阵亡的。在那些身影中自然就有我外祖父的身影。

然而，虽然将士忠勇、军心可用，却难掩指挥失当（徐州会战除外，那却是杂牌军的主功）。

我不禁要问：从1931年918事变起到淞沪会战的7年间，日本亡我之心全国皆知，国府为这注定要发生的战争作了军事准备了吗？

满片都在强调国军装备与日军相差悬殊，只好用士兵的血肉之躯与日军的战车火炮死拼。然而，国军的那些苏械师、德械师与日军的战力相差不远，它们都到那里去了？为何不见这些师的踪影？

《一寸河山一寸血》是真实地讲述了历史？还是有所隐瞒？
作者: 博弈发布日期: 2004-9-15 11:43:37
第十五集《大迁徙》

从1931年918日军炮击沈阳北大营开始，一直到1945年8月抗日胜利为止。这十四年间，中国人历经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迁徙。此一行列之庞大，路程之遥远，地区之辽阔，时间之漫长，在人类史上都属罕见！这次大迁徙当在一千万人以上。

然而，其中国军的黄河决堤，水淹三省制造的难民；以及河南由水旱蝗汤所制造的难民至少要占一半以上。

小常识性错误：孙运璿谈到用骡子拉拖车运机器，而画面上出现的却是小毛驴。（通常拉车用马骡、不用驴骡。驴骡体形小，不耐长途重荷，主要用于乘骑）

台北外双溪的故宫博物院存有一万六千箱古物，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片中词：“青年永远都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在大迁徙的行列中，他们是最耀眼亮丽的一群，也是最克苦耐劳简朴可爱的一群。年轻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心头存有无尽的希望，只要有希望，什么环境都难不倒他们。在战火中他们相伴成长，完成学业。”
作者: 博弈发布日期: 2004-9-15 11:45:08
第十六集《武汉会战》

这里侨报记者马树礼所提到的“范长江”，当时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后来任C.P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而马树礼后来任国民party中央party部秘书长，也是本片的制作者之一。

此集指出日军兵分三路进攻武汉，中路由徐州沿淮河东逼武汉，东路出南京沿长江南岸，由南向北进攻武汉，北路从郑州沿平汉线由北向南攻击武汉。

在谈到武汉附近的战略地形时，地图上将大别山脉画小了，将武汉以北画成了平原。实际上，大别山脉向西延伸至桐柏山区，大别山位于豫、鄂、皖三省交界地带，近东西延伸。西段主脊高度不大，多在800～1000m之间，东段主脊狭窄高峻，有一系列超1000m的陡峭山峰，就是地图上所画部分。平汉线在大别山脉的西段穿过，鄂豫交界的武胜关车站就在山区之中。武胜关附近山势险峻，为下鄂入豫的必经之处，咽喉要道。

片中在解释黄河决堤的决策时说：“在当时对国军而言，这三个月可是要命的九十天。因为华北这一路日军，假如顺利的沿着平汉路南下，先驰得点攻陷武汉。那么从皖南强行军西奔的国军精锐部队，势将被安庆西上和武汉东下的两路敌人歼灭于大别山下与长江之滨”

对于此句，我有不同意见。武胜关附近山势险峻，铁路、公路有几处穿山洞而过。以人力凿穿山洞之处，皆因为山势险峻，道路无法左右迂回之故。日军的坦克、装甲车在这种地形下使不上劲，若在山洞处的山顶及洞后布置重兵，极难正面突破。

从东绕行，就要绕过大别山东段，从合肥再向南至长江北岸，与从徐州出发的日军走同一路线。

从西绕行，则必须先向东北，走唐河，下枣阳，过随州，经孝感，西逼武汉。这一路，日军的最大困难就是补给。

所以，北线进攻之敌的主要任务是牵制性作战，意图吃掉河南的国军部队。因为在河南平原上的国军部队被东、南、西三面高山阻隔，很难逃逸。其中邱清泉的战车部队在当年只有经武胜关的一条铁路，若被日机炸毁山洞，就无路可逃了。)

事实上，进攻武汉的主攻日军就是沿长江进攻的日军部队。绕过黄泛区的日军仍然是向西攻击到信阳为止，并未向南攻击退入山区的国军部队。

武汉会战双方兵力为：国军117个师，总兵力达110余万人。日军九个师团，一个旅团，一个支队，35万余人左右，实际一线作战部队20余万人，战略预备队15万人。

这一次吸取了南京的教训，先行要无关人员撤离。

冈村宁次的106师团和波田支队从安庆到湖口打了一个月，应该说国军打得不错。然而老兵的回忆却是败笔。在德安，薛岳的倒八字阵，2个半月，歼敌101、106两个师团3万多人（在大陆的记载中是1万多人，按说伤亡达60%以上的部队，已经失去进攻能力，如何能在1个月后重占德安？）

《武汉会战》歼敌10万7余人，国军伤亡达22.5万余人。比淞沪的3.6：1已大有进步了。

这次战役，在大陆的记载稍有不同，但歼敌人数与伤亡人数是相符的。

在这里，日军挖坦克履带上的泥浆稻草的画面在《长沙会战》中又出现一次。
作者: 博弈发布日期: 2004-9-15 11:47:40
第十七集《战时文化》

《热血歌》
热血滔滔
热血滔滔
像江里的浪
像海里的涛
常在我心头翻搅
只因为耻辱未雪
愤恨难消
四万万同胞啊
洒着你的热血
去除Q B

《抗敌歌》
中华锦绣江山,
谁是主人翁?
我们四万万同胞
强虏入寇逞凶暴
快一致永久抗敌将仇报
家可破
国须保
身可杀
志不挠
一心一力团结牢
拼将头颅为国抛

此歌让人热血沸腾。但是却很难上口。

我试着唱了几次，感觉“强虏入寇逞凶暴，快一致永久抗敌将仇报”这两句很难将词句唱清晰。

《义勇军进行曲》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後的吼声！
起来！
起来！
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前进！
前进！进！

《保卫黄河》
风在吼。
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
黄河在咆哮。
河西山冈万丈高。
河东河北!
高梁熟了
万山丛中，
抗日英雄真不少！
青纱帐里，
游击靳逞英豪！
端起了土枪洋枪，
挥动着大刀长矛，
保卫家乡！
保卫黄河！
保卫华北！
保卫全中国！

《空军进行曲》
尽瘁为空军
抱国把志伸
遨游昆仑上空
俯看太平洋
看五岳三江雄关要塞
美丽的锦绣河山
辉映着无敌的机群
缅怀先烈
莫辜负创业艰辛
发扬光大有赖我空军之人
同志们努力、努力
矢勇矢勤
国祚皇皇万世荣

左看右看，不管怎么看。这首《空军进行曲》不像抗日战争歌曲，倒有点像日本皇军的空军歌曲。特别是“国祚皇皇万世荣”这句，若不加解释，恐怕多数人会认为出自日本。

王珏回忆说：“我记得周恩来对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国民party不了解文艺的重要，也不晓得如何运用文艺，看我们的。这句话，老实讲的话，今天还在我的耳根子里头绕。”

刨去那些攻击Communistparty的语言。我们可以看到，本片是如何用画面证实周恩来这句话的正确性。

有一幅画面中，两个士兵在墙上写标语，写的是：...队是老百姓的队伍。

各位，猜猜看，写标语的士兵属于谁的部队？

在当时谁的部队是刻意要把自己宣扬成是老百姓的队伍？

陶涤亚回忆道：当时一个最有名的街头剧叫：[放下你的鞭子]

王珏回忆说：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放下你的鞭子]，演员演得都不是演员了，那都是真情毕露了，演得让老百姓居然拿起扁担来，要去打那个演员。

姜瑢也说：...[放下你的鞭子]，这个我都演过。

这个街头剧就是Communistparty文宣部门的杰作，该片在谈到抗战文艺时，着重谈到了[放下你的鞭子]这个街头剧。可见影响其深远。

[放下你的鞭子]最早出现在山西，后来扩散到华北、山东、江浙。遍及沦陷区及周边战区，在重庆和西南地区禁演。

王珏的回忆说老百姓居然拿起扁担来，要去打那个演员。其实还发生过台下的士兵开枪打死台上演地主的演员之事。

该剧从剧情上看，持鞭打人者为地主，被打者为贫苦农民，剧中的政治诉求为：放下你的鞭子，不要打自己人，让我们一起打日本鬼子。

其实，该剧还含有更深的政治隐寓。Communistparty一直以贫苦农民的代表自居，在苏区开展过打土豪分田地。而国民party是反对分田地的，被视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因此，该剧造成的政治影响是使国民party军中那些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不愿将枪口对着Communistparty。

从本片将[放下你的鞭子]作为抗战时期的典型剧目提及来看。你不得不承认“国民party不了解文艺的重要”，Communistparty文宣工作的厉害。

姜瑢：“那时候情绪非常的高啦，就是抗日的情绪是第一，所以因此大家对于物质方面一点都不在乎的啊。”

片后，一群老太太看着歌稿，唱[大刀进行曲]。我不否认她们听过这首歌，但若说在当时，她们经常唱这首歌，我是决不相信的。因为，这首歌极易上口，我五音不全，会唱的歌没几个，但可以不用歌稿，将[大刀进行曲]完整的唱出来。

补遗：
[放下你的鞭子]作者
吕　骥
1909年4月生，2002年1月逝世。湖南湘潭人。C.Pparty员。
1937年到延安，参加筹建鲁迅艺术学院。1945年到东北开展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音乐学院工作。创作了《放下你的鞭子》、《自由神》、《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开荒》、《大丹河》、《凤凰涅槃》、《祖国颂》等大量声乐作品。著有《民间音乐论文集》
历任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
最后以《五月的鲜花》歌词作为本节的结尾。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
鲜花掩盖了志士的鲜血，
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
他们曾顽强的抗战不歇。
如今的东北已沦亡了四年，
我们天天在痛苦中熬煎，
失掉自由更失掉了饭碗，
屈辱地忍受那无情的皮鞭。
敌人的铁蹄越过了长城，
中原大地依然歌舞升平，
“亲善睦邻”啊卑污的投降，
忘掉了国家更忘掉了我们。
再也忍不住这满腔的愤怒，
我们期待着这一声怒吼，
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
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吼声惊起这不幸的一群，
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拳头
作者: 博弈发布日期: 2004-9-15 11:51:35
第十九集《中期抗战》

1938年11月25日，军委会蒋委员长在南岳招开军事会议，他从战略与政略的观点，把对日战争划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始自卢沟桥、松沪、徐州、武汉会战到岳阳沦陷为止。而把将要面对的战事划为第二阶段。

蒋中正充满信心的说：“第二期抗战，就是我们转守为攻，转败为胜的时期......”。他在会中指出：日军攻下武汉未能即刻发动对长沙与南昌攻势的原因的时候说：“这不是他们的战略上没有算到这一着，事实上是力量已用尽......由于这一事实可以证明敌人决不能消灭我们，而反证我们可以击溃敌人的侵略。”

《论持久战》Mao.ZD 1938年5月26日

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末，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

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party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

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go-vern-ment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

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Mao.ZD先生在1936年7月16日与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指出: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

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
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

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

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Mao.ZD先生在这里将抗日战争分为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

并指出：

第一阶段应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为主，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

这个战略无疑是正确的。在1946——1947年以得到了验证。可惜，国军以他的素质，无力实行这样的战略。

第二阶段的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Mao.ZD先生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第三阶段才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这个阶段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

从战争阶段性的划分；每个阶段的战略原则、战术指导；以及即将遇到的严重困难、问题都作出了高瞻远瞩的论断。我们现在重读一遍《论持久战》，就会发现，历史的发展在许多方面与Mao.ZD的在抗战初期的论断有惊人的相似。这就是伟人光辉的地方，相形之下，蒋先生的光辉则要暗淡得多。

在这里，我们还应看到一点。Mao.ZD所强调的战胜日本侵略的主要因素在于：“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他看到了胜利的因素在于中国自己，是能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这与国民party几乎依赖外国力量，不相信中国能独立取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两国交战，所牵涉的层面至深且广。战斗的行为、现象，甚至阶段性结果，都只能说是冰山的一角。那么在水面下，那看不见的冰山，又隐藏了什么呢？现在，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的层面，来看看国家在渡过初期抗战后的处境。”

1。经济的困境。国府失去了沿海城市区和海关，收入减少了大半。但支出却大幅度增加了，首先是军费，要维持1400万人，其次是教育。

2。再来看外交。“我们再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日战争在国际间绝非是一个单独事件。... 我们都不断的努力着争取国际友人的同情与奥援。但这些努力所得来的只是令人寒心而已。”

“英国，更不用说了。民国29年，竟听命日本，在我国海运港口尽失的状况之下，封锁了我对外交通的唯一管道——滇缅公路，达三月之久。回想抗战初期，我们为了争取一点点时间，每每要付出数以万条人命的代价。而现在，他们随随便便就把你卡死了，这种罔顾人命落井下石的绝事，只有高喊[人权]、[崇尚和平]的[先进]国家才做得出来。”

“ 由此可见，在那段时间内，go-vern-ment在外交上的处境实非孤立所能形容，因为我们还受尽了国际上的无情打击、戕害与扼杀。今天我们在此重提往事，无意去勾起什么新仇旧恨。只是希望後人能够记取这段历史的教训，体认国家积弱的悲哀。并看清现实国际社会互动的本质。我们该牢记的是∶本来，在西方的字典中就没有儒家所崇尚的[义]字的同义语。”

这段话可以说是鲜血凝成的经验。

3。政治

“在如此恶劣的状况之下，我们自己所能做的，也只有勤修内政一途了。”

4。军事
第一战区，河南部分。司令官卫立煌
第二战区，山西、陕西部分。司令官阎锡山
第三战区，苏南、皖南、浙、闽。司令官顾祝同
第四战区，两广。司令官张发奎
第五战区，皖西、豫北、鄂南。司令官李宗仁
第八战区，甘、宁、青、绥。司令官朱绍良
第九战区，鄂南、湘、赣西。司令官薛岳
第十战区，陕西部分。司令官蒋鼎文
苏鲁战区，苏北、山东部分。司令官于学忠
冀察战区，河北部分及察哈尔边区。司令官鹿钟麟

这里面隐瞒了第六战区，第七战区。

“在历史中，本来就没有独立的事件，因为它是交错接踵而来的。走入历史的森林，对一个现象而言，假如我们不能全盘的、综合的加以观察与衡量，就可能是真像残缺模糊，见树不见林了。如果你要刻意断章取义，那么整个历史便会因而被扭曲。”
作者: 博弈发布日期: 2004-9-15 11:53:45
第二十集《风云诡谲》

片中语∶因为，任何指数一旦跌落谷底，只要不崩溃则必然会有起色。置诸死地而未死，则显然还有生机。这便是当时中国的处境。

这确实是当时中国的处境，若是小国，早就亡了。正是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日本吞不下，中国才有生机。

本片主要谈了两件大事∶长沙大火及汪精卫叛国

长沙大火。使两千多市民在睡梦中被火焰吞灭。

长沙大火是国民party焦土政策的牺牲品。

焦土政策的初宗是好的，但决不可滥用。防止物资资敌应是拆毁军需物资及可资敌的战略物资，需要放火烧居民的房屋、医院么？

防止物资资敌，有两种战略∶焦土抗战和坚壁清野 ?

国民party在国统区实行焦土抗战，不能不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当时确有许多人支持。花园口决堤後，数百万民众哀嚎遍野，仍不能自省，乃至长沙大火。令人叹息。
反观Communistparty在敌後控制区实行的是存粮于民、坚壁清野。发动民众将棉花运进山，粮食埋于地。拆毁铁路的轨道及枕木都抬走埋藏。这样，使战争资源，日寇取不到，而又能安定民心，为我所用。

若当时，国民go-vern-ment能疏散民众到广大乡村，并发动民众将铜铁等器物等可能资敌财物埋藏起来，改用陶瓦之器；将粮食分散于民众保管，并教以埋藏的技术。民众为保护自己的财产必当尽心竭力，又何至于要焚城之举？

焦土抗战实乃双刃剑，能给敌产生一时的困难。但对己方而言，造成大量的难民，破坏了生产力的恢复，其伤害却是长远的。

国民party之所以要实行焦土抗战，追其根本原因，实是不能充分相信民众，不能发动民众之故。国民party虽高喊∶全民抗战，却又害怕民众。实际却是叶公好龙。

长沙大火的最高责任者，在大陆另有版本。

《长沙大火的真相》http://worldwar2.myrice.com/jiemi/dahuo.htm

蒋介石从武汉撤退後到达衡阳，于１１月７日到达长沙。此时的长沙，已成为日寇沿粤汉路南下进攻的目标。蒋介石亲自布置长沙撤退一事，对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等人说∶“敌人来了，你们长沙怎么办？”

不等张治中回答，蒋介石又明确指示∶“还有什么可思索的，都用火烧掉，我们不能住，也不能叫敌人来住。┅┅不论粮食器材，凡不能带走的东西都用火烧掉。这是大家不可忘了的事。”蒋介石离开长沙後，１１月１２日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打电话给张治中，传达蒋介石关于在长沙实行“焦土政策”的决定。

不久，张治中又接到蒋介石发出限１小时到达的密电，电文是∶“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张治中布置长沙警备司令丰悌、省保安处长徐权负责执行。张主席说得很明确∶“须在我军自汩罗撤退後再下令开始行动。”而且还详细布置说，开始行动时，必须先发空袭警报，使居民躲避，等到再放紧急警报时，再开始行动。

因此，蒋介石在长沙实行“焦土政策”虽说方式不当，但明确指出是“长沙如失陷”时行动；张治中是说在往北７０余公里外的汩罗江防线被攻破、空袭警报、紧急警报时再行动。然而国民party军队的纪律、法制观念一向十分淡薄，具体执行者根本没有认真理解蒋、张指示的具体时间要求。

酆悌之死，也另有一说。

上海大屠杀时，周恩来被酆悌部下所捕。然而酆悌及部下几位团长都是黄埔毕业生，周恩来任过他们的老师。酆悌前去看望之时，发觉部下几位团长面有惊慌，但他仍然装作不知。同意由他们解押，以至放走周恩来。此事後来被戴笠密报蒋介石，因而蒋介石不再信任酆悌，由侍从室调任长沙警备司令。

而周恩来在长沙大火後，受国府所命，调查长沙大火真像。周恩来在报告中极力为酆悌开脱，并将原稿交张治中叁酌。结果，周恩来开脱之为，适得其反，反促使蒋介石决心杀掉酆悌。而徐昆；文重孚则是冤枉为酆悌陪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