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应该是多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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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屏蔽广告]● 陈冰（伦敦）

中国目前正在掀起反思改革的辩论，民间有“改革是既得利益团体的改革”之抱怨，评论界有“改革再次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之忧思，地方官员有“行政十弊”的反省，中央高层有“决不能犯下历史性错误的警报”。虽然各方角度不同，但共同聚焦在一个点上：如何实现社会和谐。

　　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多元化社会。在任何利益团体都不可能一枝独秀、一权独大的制衡机制下，“共识也就是常识”便成为国家政治的轴心，社会便能实现和谐。

　　中国现时代的不和谐因素，很大程度上可能归结于社会的二元性质，即崇权与拜金。体制内的人全力争权，体制外的人极力挣钱，衍生出的是浮躁情绪、极端主义、贫富分化和富人穷人皆缺乏安全感。

　　社会多元化的“元”，更多地是指人生价值观的多样性，是说人们对成功、幸福的含义有不同的理解和彼此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有多种途径，有各奔前程的余地。社会分工细微、职业种类繁多但价值观单一的社会，并不是多元社会。没有人会把1911年以前的中国和文革时期的中国说成是多元社会，原因在此。

　　把大众从追求权与钱的小道上疏散开来，滋育更丰富的人生价值观，也许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换句话说，就是要实现从二元社会到多元社会的转变。

不和谐出自二元价值

　　从1978年以前“政治挂帅”的一元社会，到“向权靠”和“向钱看”并列的二元社会的转变，是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成果之一，不仅促使全社会接受了市场经济理念，消除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反智现象，也把中国的经济推向“超英赶美”的崛起航道上，人间烟火复归中华大地。

　　不过，二元价值观现在似乎已走到极限，开始成为社会不和谐的诱因。当权和钱成为检验“成功”的唯一标准后，人们便你推我挤地奔波于“仕途”和“钱途”两条小径上。

　　这两条小道的容纳量相当有限，能够如愿的人更是少数，大部分人似乎都有“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焦虑感。有种说法很普遍，如果40岁左右还没升到党政处级、没达到管理中层、仍在从事专业工作的话，往往被视为“没什么前途了”。如此单调且苛刻的价值取向，挤压出的自然是浮躁的汗水闪闪。一个浮躁气温高的社会，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晕头现象。

　　体制内的晕头现象，表现在“媚上”和“霸权”上。无论在行政系统，还是在教育、医疗、国有企业等“公家”领域，升官是多数人的第一志愿。上级领导决定升迁的制度，带出的是“媚上”风气：让领导满意，替领导擦鞋，为琢磨领导意图而提前秃顶早生白发在所不辞，甚至提着钱买官过把瘾。

道德风气被毒化

　　与此同时，面对虎视眈眈的后进者，当权者又以“霸权”方式维护既得利益，比如上级拿下级的权，正职揽副职的权，行政机关取事业单位和企业的权，其结果是人脉的重要性高于政令法律，私利的秤砣重过公益，从政为官的冲动超过执政为民，法律式微、政令变形、腐败串联就在所难免。用温家宝总理的话说是，“毒化政风、行风和社会风气”。

　　体制外的晕头现象，则表现为“为钱而敢于裸体”。为富者不仁也罢，可怕的是赤裸裸地不顾人命“挖钱”，如挖煤开矿而无安全保障，不顾国法“抢钱”，例如给劳工欠薪实质上是抢劫，不顾人道“诈钱”，如收保护费、管理费而不提供相应的服务；为穷者无礼可以谅解，但从笑贫不笑娼发展到笑贫不笑偷就很难让人同情。

　　当然，最隐蔽的晕头现象是权和钱交汇时的“霸道”。权钱交易而生腐败不易被察觉，以法律授权或职业特权来为集体谋利更难识别。比如教育上的乱收费、医疗上的高收费、土地买卖中的高收低支，都是为了“集体”但不是为了“大众”着想的霸道行径，把公共职责变相成部门谋利渠道，把执法之途演变成生财之道。只有高费学校、天价医院成为弱势群体望而生畏的“鬼门关”时，人们才意识到其对社会和谐的杀伤力有多大。

　　很多人都已意识到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安全感下滑、腐败现象蔓延、教育医疗昂贵、精英和大众关系紧张等是中国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但似乎没有完全诊断清楚病因，开出的药方仍是比较老套的，比如要富人投资慈善，要官员关切百姓疾苦，要城市发善心反哺乡村。

　　以“正义的冲动”和“道德的感召”来解决新问题，愿望固然善良，却是极不可靠的。从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唯有多元利益制衡，才能最大限度地聚合社会共识，形成活跃而稳定的和谐，常识因此进入到执政领域。

多元制衡才是可靠的和谐

　　政治上的宽容，是滋育多元化社会的氧气；让不同利益者自由表达各自的立场，是多元价值形成的土壤；给予不同行业张扬专业特性的自由，则是多元利益制衡的阳光。

　　企业家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环保者以维护人与自然的和善为己任，传媒人以告诉真相为理想，法官以实现社会公正为追求……不同人群和组织都有其特殊的使命和专业特质，只有让这些不同道者在充分施展拳脚的基础上共谋，才能交锋出共识，形成活跃的制衡，由此妥协出的解决方案一般不会出偏差。

　　英国高校和中国高校一样存在经费不足问题，不过英国政府在决定把学费提高之前，进行了三年多时间的公开辩论。低收入家庭认为这将迫使自己的孩子放弃上大学；中高收入家庭认为这不公平，因为他们已缴纳了很多税，再缴纳学费是对自己的盘剥；左派政治家认为教育是实现人人平等的前提，应该由国家负担；企业家认为交学费是对个人前途的投资，终身有回报；大学校长抱怨经费不足招徕不到世界一流学者，教学质量不高会影响国家的竞争力。

　　各种意见都得到表达，都很有道理，但高校经费不足问题总得解决，最后妥协出了高校收费法案，规定每个学生每年学费1000英镑提高到3000英镑，按英国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不算陡峭。其中有很细致的计算方法，比如按照家庭收入确定贷款政策，低收入家庭比中高收入家庭得到的优惠要多一些，贷款20年不能偿还可以赦免等等。

　　劳资间的纠纷任何国家都存在，多元社会却能通过一定程序同时保障劳工的罢工权和雇主的解聘权。在英国，如果雇主不能满足工人的加薪要求，可以罢工。但是，不能说罢就罢，那会让雇主措手不及，损害经济利益。

　　首先，工会必须投票，多数人同意才有罢工的合法性；接着，工会把罢工时间和期限通知雇主，给雇主至少两周时间准备。如果雇主和工会仍不能妥协出解决方案，之后便提交政府来调解。政府无权决定罢工与否，充其量是和事佬。如果政府调解无效，罢工方能进行。罢工期间雇主不发工资，之后雇主才可实施解雇计划或者满足工人要求。一般来说，工人和雇主在政府调解下都能达成妥协。

（二之一）

·作者是旅英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