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之死”的财政缘由——兼评李炜光教授的《逃往瓦朗纳斯》






内容摘要：法国大革命导致了一个“怀有新精神的”善良君主被判处死刑，许多人为“路易十六之死”深感惋惜。本人以为，路易十六确实是一个难得的贤明的封建君主，但他的死有其必然性。从财政的角度看，中世纪的法国社会是：富人免税穷人交税，朝令夕改的税收文件和收税人随意征税，使税负最重的农民纷纷破产；长期陷于战争的泥潭军费支出巨大，各种“形象工程”耗资巨大，卖官鬻爵行政机构庞大，财政支出居高不下。巨额的财政赤字与经济调敝财源不足并存；特权阶级的浮华奢靡与农民的困苦无告并存。经过大革命，法国已初现民主的曙光，面对图谋复辟的国王，人们害怕再回到那个黑暗中世纪社会，惊惧使人们变得残酷，最终置其于死地。关键词：法国大革命　不公平的税制　税法朝令夕改　行政机构庞大　巴黎倾向严重


李炜光教授的《逃往瓦朗纳斯》 一文，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宕叠起伏波澜壮阔的大变革。二百多年后的今天，那场变革依然是我们汲取社会治理教训、总结人类社会变革规律的重要源泉。《逃》文以钱及人，从财政的角度探讨了法国大革命的必然性，认为专制政府庞大、赋税缺乏正义、征收随意而无序等因素导致巨额的财政亏空，为缓解财政压力而进行的一系列财政改革是法国革命的直接起因。在法国革命爆发后，路易十六成了事实上的革命之囚。至1791年夏天，法国似乎距君主立宪只有一步之遥了，路易十六却选择了逃跑，他的目的地是荷兰的奥地利军营，但在距卢森堡不远的瓦朗纳斯镇被人认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猜疑和羞辱后被押回了巴黎，这即是历史上著名的“瓦朗纳斯事件” 。最终，那个“怀有新精神的”善良君主被判处死刑，李为此深感惋惜。在史学家的笔下，路易十六并不是一个贪恋权位、以驾驭役使别人为乐的君王，而是对修锁之类的技术性事务感兴趣，因而有“锁匠国王”的称谓。事实证明善良软弱的路易十六无力扮演大革命剧本中要他成为一个立宪君主的角色，但他确实罪不致死。1793年1月16日，在决定废王路易十六生死命运的量刑表决中，主张“斩立决”者以1票的微弱多数将路易十六推上了断头台 。可以说，那次不成功的逃亡是导致路易十六之死的重要原因。对路易十六的出逃动机，《逃》文作了推测，本人以为路易十六出逃有其必然性，而不是李炜光教授所说的“鬼使神差”。






一、 从财政改革到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


首先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那段历史，财政改革、贵族革命、三级会议、网球场宣誓、巴士底狱被毁、人权宣言、路易十六消极抵抗、逼宫、出逃、断头台，从中不难发现，路易十六之死是由一连串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事件促成的。1. 财政改革遭遇贵族革命法国的封建专制王权，从路易十一开始，经过二百多年的巩固、强化和过度的滥用，传到了路易十六手里；由于连年战争、大兴土木、经济凋敝所导致的巨额财政亏空也击鼓传花般地落到了路易十六手里。为摆脱财政危机，路易十六先后任命了一批才能出众的财政大臣，从杜尔哥、内克、卡隆到布里埃纳，这些财政大臣们为改善财政状况，不约而同地主张增加税收特别是对财产征税、削减那些薪俸丰厚的虚设职位、取消专卖特权实行自由竞争等改革建议，这些改革无一不触动特权阶层的利益招致反对，先后挂冠而去。最后，路易十六重新起用了瑞士银行家出身、因披露了王国政府预算情况和致国王的财政报告书而曾被摘掉乌纱帽的内克，并同意召开三级会议。李炜光教授认为法国大革命是由路易十六本人发动的一场财政改革引起的说法固有道理，但当时法国贵族如果作出让步，路易也不致于召开那“令人恐怖”的三级会议了，因此可以说，是法国贵族的那场“革命”把法国推向了大革命的前沿。特权阶层的毫不退让迫使路易十六到“距离较远”的第三等级处寻求支持，在寻求支持的同时他还并不想对法国的社会治理结构作大的调整，即他并不要革命只想改革，或者准确地说，他只想解决钱的问题。财政危机缠绕着此时的法国，如同“高烧”魔鬼缠绕着一具久病的孱弱之躯。祖先们也曾用过些治标不治本的“退烧”之术，最后反倒加重了沉积已久的病疴。与其祖先不同，路易十六的“退烧”之术不仅要治标还试图部分地治本，只可惜这时的法国已是一具各个“器官”相互割裂、不再协调配合的躯体，器官们都有独立的利益，拥有独立的意志，各自为政，自行其事了。路易十六的“处方”首先遭到“强势器官”的坚决反对，无奈之下，到第三等级——那个在历次“退烧”之术中处于无力反抗的“弱势器官”处寻求帮助，以期借助第三等级维护自身利益之力达到有益于社会整体利益之目的。






2.三级会议点燃革命之火，贵族流亡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举国上下，不论哪个阶级都对“锁匠国王”及其君主使命充满了信任，在不少陈情书中，作者把路易十六誉为“诸国王中最开明、最可敬、最优秀的国王”，“人民之父、使法兰西获得新生的人”，法国人此时对国王的爱通过其在民情书中对那些“渎职大臣”的大肆攻击而表现得更为明显。推崇国王、抨击大臣是此期法国舆情的基调。二度为官的内克本人因设法使第三等级在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中的名额增加了一倍而在大众中享有极高的威望。5月5日三级会议召开，国王在一片欢呼声中走进大厅，但他在讲话中告诫代表们要谨防图新精神只字不提宪政的事实很快令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失望；内克的讲话援引各种数字，列举了无数大宗开支与收入，内克成了一个只会念帐单的会计，那个被期望为畅述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并没有出现。在新的三级会议是按人头投票还是按等级投票这些敏感问题上，特权等级与第三等级的冲突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如果按代表人数投票，则是实行民主；如果按等级投票意味着维持原来的社会治理结构。1789年5月6日，第三等级代表拒绝特权等级提出的按等级单独组成一院的建议，打出了“众议院代表”的旗号，把新议会命名为“国民议会”并赋予自己批准税收的的权利。对此教士等级首先让步，以微弱多数通过决议加入第三等级的国民议会。在贵族与高级教士的怂恿下，国王下令关闭了第三等级的议会厅并导致“网球场宣誓”。第三等级愤怒了，他们公开反叛王权，6月27日，国王一面写信给尚未加入国民议会的全体特权等级代表，要求他们也加入国民议会，在王后玛丽等维护旧秩序的顽固派贵族唆使下，一面又把数以万计的军队调到巴黎和凡尔赛周围，并解除了内克的职务。巴黎全城震动，陷入极度的动乱之中。7月13日，巴黎的各税务所冒起了浓烟，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摧毁，7月16日，路易十六再次被迫承认国民议会。一些顽固的贵族在深感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开始走上了政治流亡的道路，他们宁愿漂泊异邦也不愿再与作出如此让步的王权休戚与共。第一位出走的是王弟阿尔图瓦伯爵，他携同子女和仆从出走荷兰。紧接着，孔代亲王、波利尼亚克公爵、布罗格利元帅也步其后尘，分别来到了荷兰、瑞士和卢森堡。在第三等级与特权等级的冲突中，路易十六象个“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的司机，令车上所有的人都不能对其满意。他左右摇摆的态度，先是导致第三等级公开反叛王权，然后是保守派贵族流亡国外 。




二、中世纪法国财政特点及社会后果早在14世纪，法国的政治机构和英国的政治机构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后来“它们就像两条线，从邻近点出发，但沿着略有不同的倾斜度伸展，结果两条线越延长，相隔越远” 。这种差距是从“国土的聚合者”路易十一开始的。在一些法国史家的笔下，路易十一其貌不扬，下巴过尖，背又颇驼，既没有威望，又缺乏骑土派头，是一位“市民式的国王”。在与国内外的敌手争斗时，他从不信守自己的诺言，也从不相信别人的誓约，圆滑刁诈、寡廉鲜耻。当处于劣势时，他善于故作谦卑，反之，他又会用最冷酷、粗暴的手段折磨对方。当时的法国封建贵族对其没有丝毫好感，而这位国王也对他们嗤之以鼻，并在治理国家时重用那些市民出身的能人。剥夺贵族的治理权使法国的王权得到了明显地巩固和加强，路易十一也敢于从1439年起再没有因征税而召开过三级会议 。路易十一对御前会议——这一源于古代的事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使其成为既是最高法院又是高级行政法庭的机构，它有权撤销所有普通法院的判决，所有的特别管辖权最终皆出于此。组成御前会议的并不是大领主，而是平凡或出身低下的人物，有资历的前总督以及其他有实际经验的人，所有成员均可撤换。原来由世袭贵族管理的公共事务改由总监主持，总监是普通人出身，他是由政府从行政法院的下级成员中遴选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总监的角色不断变换：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公共工程大臣、商务大臣，等等。贵族，那些封建王权的旧代表们不再拥有任何权力，但仍授与他们一些荣誉，让他们笼罩在尚存的光辉中，即光荣地“靠边站”了。因此可以说法国是一个没有贵族的社会，贵族演变成了种姓。几乎不受约束的王权，在法国构建了这样一个社会：特权阶级浮华奢靡与农民纷纷破产并存。贫富分化严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第三等级的社会购买力低下，“内需”不足，法国工业的消费者仅限于贵族，难以向英国那样成为平民的产业，成本高昂，在与英国工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农业仍然是其主要的产业，但农民税负沉重，生活困苦。






（一）嬗变为攫取政府收入工具的税收缺乏公正性和固定性现代理论中关于财政的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和稳定经济等理论，在18世纪的法国统统派不上用场。税收只是政府攫取收入的一个工具，只要能“弄来钱”就行，无公平、正义、均等可言。就连显示税收权威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也屡遭破坏，尤其是固定性，被政府朝令夕改的文件和包税人执行中的随意性荡涤得不复存在。1.富人免税穷人交税的制度无公平、正义、均等可言作为对失掉统治权的补偿，法国贵族享有免税权。后来，政府为筹措资金缓解财政压力，开始卖官鬻爵，使享受免税特权的人越来越多，此人免去自卫队的负担，另一人免去劳役的负担，另一人免去军役税的负担。除了贵族与教士之外，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常常比贵族还多。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享有免税特权的人随着国家开支的迅速增长而一直不断增长，免税特权带来的实惠也日益增长。查理七世统治时期（1419-1461）所征军役税仅120万里佛，免交军役税的特权很小；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8000万里佛，免税特权就很大。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税收嬗变为政府聚敛财富的工具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在穷人的负担中，有一项是令大革命以后的人诧异“法国人是那样顺从地忍受”的桎梏——征兵。法国征兵制的前身是自卫队，有时人们用抽签决定农村青年入伍，在他们当中挑选若干名士兵组成自卫军团，服役期六年。由中央政府的代理人管理自卫队，御前会议确定总兵额及各省份额。总督规定各教区应征人数；总督代理主持抽签，裁决免征比例；要求免征只能求助于总督和御前会议。这是一种使有被征危险的人（只要未结婚成家，直到四十岁都可能被征）长期心神不定的负担，他们担心朝令夕改，即使抽着免征签也无济于事，还禁止找人替换。士兵的微薄军饷，士兵吃穿住的方式，士兵彻底的依附性，除了下层百姓外，对其他人来说，都过于严酷，无法承受。最终，这一庞大的重担落在农民中最穷苦无告者身上。免税特权是所有这类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这是一种人们能够看到的不平等，比起人们感受到的不平等，它更为有害。捐税的不平等每年都使各阶级、各利益集团分离，使人们彼此孤立，彼此仇恨，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只有路易十六，打算把他们联合到一起，试图让法国这个机体协调起来，但没有成功。国王可以不经国民合作便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这是旧制度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折磨着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旧制度骤然死亡 。2.政府文件朝令夕改和收税人随意地执行使税收应具备的固定性荡然无存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让人经常有所感受。人们要求变革的呼声很高，但政府很少进行或很快便放弃最为必要的改革，这些改革需要不屈不挠的毅力才能成功。政府不断地更改某些规章或某些法律，没有什么东西能在它所处的范围内得到片刻安宁。包括税收法规在内的新规则以如此奇特的速度一个接着一个更替着，使官员们由于身受上级控制，常常摸不清应该怎样顺从。市府官员向总监本人抱怨，附属的立法太不稳定，他们说道：“单单财政条例的变化就足以迫使一个市府官员——即使他是终身职——懈怠自身事务，光去研究各种新规章。” 即使法律没有变更，执行法律的方法每天都在变动。对于纳税人来说，未来是不确定的。中世纪法国的捐税中有一部分属包税，这是由御前会议同金融公司洽谈，商定契约的各项条款，并规定征收的方式。所有其他捐税，如军役税、人头税以及二十分之一税，均直接由中央政府的官员确定和征收，或由他们监督进行。军役税和附带的许多捐税的总额，及其在各省的摊派额，都由御前会议每年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来确定。这样，直接税逐年增长，而人们却事先听不到任何风声。军役税“在摊派上是任意的，在征收时是连带责任的，在法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对人而不对物的，随着每年纳税人的财产状况的变动，军役税也不断发生变化” ，种田人前一年无法料知下一年税额是多少。征收军役税的是领主、教区收税人、法国的财务官、财政区内直接税间接税征收官等，他们在教区间摊派军役税，指挥监督收税员，准予缓征或免征。在教区内，每年随便任命一位农民为收税员，由他负责将捐税负担分配到所有其他人身上。如1779年贝里的省议会的发言显示“鉴于大家都不愿当收税员，每个人就必须轮留担任。因而征集军役税的责任便每年委托给一个新收税员，不论其能力高低，正直与否；每年纳税人名册的制订也就受到制订人的人品的影响。”这一职务给那些任职者带来绝望，几乎总是以破产告终；就是这样村里全部殷实之家陆续被陷入贫困。然而这倒霉人的身上不乏横征暴敛的本领；他一身二任，既是牺牲品，又是暴君。在任期内，他不仅自己破产，他的手中也掌握着大家破产的命运。对他的亲属、他的朋友和他的邻居优惠，对他的敌人是仇恨及报复。在18世纪全盛时期，法国农民为了逃脱这种横征暴敛的捐税，资产者抛下农村，千方百计在城市找一栖身之地。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 。政府成了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非政府部门经济活动的人员减少，经济萎缩，财政压力加大，陷入恶性循环。






（二）财政支出效率低下巴黎本位倾向严重中世纪法国的财政活动呈现出一切为君王服务的特点，而君王们或好大喜功，或骄奢淫逸。政府机构庞大而低效，它们控制一切似乎只是为了使一切都陷于荒芜。法国政府对自己的任务常常是十分理解的，而且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积极性。但是它的积极性常常毫无结果，甚至反倒有害，因为它有时想做超出自己力量的事，或做无人能控制的事。1.长期陷于战争的泥潭耗资巨大红衣主教出身的首相黎塞留，在总结其一生政治活动的回忆录《政治遗嘱》中明确宣称：“我的第一个目的是使国王崇高”，“我的第二个目的是使王国荣耀”。黎塞留道出了如路易十四等法国专制君王们的心声。为了“使国王崇高”，君王们与那些肆意叛乱的王公显贵们进行不懈的斗争，并运用胜王败寇的法则对那些失败者或斩或监或流放 。为了“使王国荣耀”，使他和“他的”法国在国际上受人尊敬，法国在整个中世纪都显示出好战倾向。为了扩大法兰西的疆域和法国在欧洲的霸权，路易十四在其亲政的54年中，竟有31年让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从针对西班牙的“王后权利战争”直到持续了13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的战争，几乎都是法国以独家之力与众多对手相抗衡，与整个欧洲相抗衡，也有人认为是与整个人类文明相抗衡。旷日持久的战争以法国惨败告终，不仅使国库空虚，而且还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在路易十四统治后期，人民完全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民众对于战争的惧怕是出于理性的本能，因为战争带给国王的荣耀并不能抵补其失去亲人甚至是失去家园的损失，恐惧让人变得残暴，面对欲投逃国外图谋复辟、有可能把法国再次拖进战争泥潭的路易十六，他们要他死。2.大兴土木民不聊生为了“使国王荣耀”，塞纳河大桥、王家广场(现在的孚日广场)、卢浮宫、路易大帝广场(现在的旺多姆广场)、胜利广场、荣誉军人院、天文台和其他许多象征性建筑也纷纷建起或翻新，但是，这种繁荣还是因凡尔赛宫而显得黯然失色。到18世纪下半叶，筑路等公共工程蔚然成风，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与此同时，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1789年大革命之后，下诺曼底省议会从总督手中接管政府时，发现20年来政府为修路而征用的所有土地的价钱尚未偿还。国家这样欠而未还的债务，在法国的这个小小角落，竟达25万里佛。受侵害的大所有者为数有限；小所有者人数众多。作为配合性宣传，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除了征用农地外，政府还发现了一条“不掏一分钱就能使道路通畅的方便之计”——徭役，道路的开辟和维修便开始单纯依靠劳役，即由农民单独负担了。1779年贝里省议会所作的报告说，这个穷省每年通过劳役进行的工程价值估计为70万里佛。服徭役者通常领取工资，不过工资总是随意规定，数额很低。农地、房屋等不动产被政府以公共需要为由征用而得不到任何赔偿的人们，在大革命爆发后，点燃了税务所、折毁了巴士底狱等他们曾亲手建造的象征王权的公共建筑，历史似乎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演绎着一种逻辑。






3.政府独自赈济穷人力不从心在旧的封建社会，如果说领主拥有极大权利，他也负有重大责任，包括赈济其领地内的穷人。但在法国，领主的旧权力被剥夺，也摆脱了旧义务。法律不再赋予任何人以照管乡村穷人的义务，只能由中央政府单独负担了。御前会议根据总的税收情况，每年拨给各省一定基金，总督再将它分配给各教区作为救济之用。饥荒时期，只有总督负责向人民拨放小麦或稻米。御前会议每年作出判决，在它所专门指定的某些地点建立慈善工场，最穷苦的农民可以在那里工作，挣取微薄的工资。但从如此遥远的地方决定的救济事业往往是盲目的或出于心血来潮，无法满足需要。 中央政府并不仅限于赈济农民于贫困之中，还要教给他们致富之术，帮助他们致富，在必要时还强制他们去致富。为此，中央政府通过总督和总督代理不时散发有关农艺的小册子，建立农业协会，花费巨款开办苗圃，并将所产苗种分给农民。御前会议有时强迫手工业者使用某些方法生产某些产品；有时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某种作物；有的判决竟命令人们拔掉在它认为低劣的土壤上种植的葡萄 。在政府的行文中，农民一词的前面被不时地冠以懒惰、粗俗、无知等修饰。政府由统治者变成了监护人，农民也习惯了这种转变。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一个种田人写信给总督，信的口气很气愤，已预示大革命的来临：“为什么政府不任命巡视员，每年在各省巡视一遍农作物状况，教育种田人改进耕作方法，告诉他们必须怎样管牲畜，……”如果说，路易十一时期，被剥夺了统治权是贵族们的不幸，到路易十六时期这倒是他们的幸事了，随着贫富分化加剧和大量农民破产，赈济穷人的责任愈来愈难于应付。在英国，封建贵族在其领地内的权力很大，除行政权外，还有一定的司法权和宗教影响力，他要对其领地内的繁荣和稳定负责，责任与权力是对应的，“产权关系”是明晰的。而法国贵族却不同，他们被从权力机构中剥离出来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贵族了。税收特权又把人们彼此割裂，法国贵族与农民保持着距离，对他们的贫困无告也没有切身的体会，农民的贫困不再是他们的直接的责任，赈济穷人也不再是他们的法定义务。因此，当路易十六的改革触动他们的既得利益时，他们没有切实的利益动机配合国王的改革，倒是有足够的利益动机去反对改革。　　4.“大政府”“软政权”下行政费用支出巨大在法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像在大革命前那样有那么多的官僚职位，较小职位的数量简直没有穷尽。仅仅自1693年至1709年，所设职位就达四万之多，而且连最微末的资产者几乎都可以谋得。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外省城市，1750年担任法官职务的竟达109人，担任执达吏的有126人。资产者对于担任这些职位所抱的热情真是前所未有。一俟他们中间有谁自觉拥有一笔小小资本，他便立即用来购买职位，而不是用于做生意。职位一旦出现短缺，求职者就开动脑筋，冥思苦想，很快就发明出新的职位。在中世纪，为了偿付一天的债务，会设立维持几个世纪的新权力机构。可以断定，假如让人们对这些机构进行讨论，没有几个能维持20年，或者根本不会设立。自1664年起，科尔贝尔作了调查，发现在捐官这项不务正业上，人们投入的资本达5亿里佛。为了刮点钱，人们放弃了对自己的官员的领导、控制和强制。一个如此庞大复杂、如此难于运转、如此不起作用的行政机器就这样建立起来了。结果不得不让这台机器以某种方式空转，同时在它之外另设一个更简练、更得心应手的政府工具，藉此切切实实办一些所有官员假装在办而实际未办的事。出于国库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政府机构，并没有带来行政效率的提高，而是呈现出“软政权”的倾向。软政权主要表现在执行时限上的“软”和执行尺度上的“软”。办事拖遢，人命关天、十万火急的事情在那里也得慢慢地来。因为，大臣们要洞察所有事务，亲自在巴黎处理一切。在任何边远省份建立一个慈善工场，都要由总监亲自监督其开支、制定规章、选定地址。如达尔让松先生（1733年）写道：“委托给大臣们的细务漫无边际。没有他们，什么事也办不了，只有通过他们，事情才办成。”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领导一切，洞悉一切，发明了上千种审查手段，设立了众多的监察机构。书面文件已经十分庞大，行政程序慢得惊人，一个教区重建钟楼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很少能在一年内获得批准，一般需要两年或三年才能获准。距巴黎最远的农村教区和最近的教区一样，都得服从这种规章，一些教区要求御前会议批准它们有权开支25里佛。御前会议在一份判决（1773年3月29日）中也承认：“行政手续无限期地拖延误事，只能不断激起最正当的怨言；然而手续又是绝对必需的。”庄严而神圣的法律在法国得不到严格地执行.国王敕令、宣言、诏书都经过庄严的登记注册，可是在执行中无不受到重重变更。在总监和总督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政府不断允许人们援引例外，而不按它自己的命令办事。它很少破坏法律，但它每天都根据特殊情况，为了办事方便起见，悄悄地将法律向任一方向扭曲。这时的法规的特点是：“条规强硬严峻，实行起来软弱松怠”。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 。庞大的官僚机器即使是空转，也需要费用，何况那些获得官职和特权的人们将特权视为私有财产而任意挥霍滥用，每当经济出现危机与波动时，便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考虑他们的利益，要求政府提高他们的待遇。执行中的软政权又迫使政府设置了名目繁多的监察机构和上千种审查手段，财政负担愈益沉重。






5.财政支出的巴黎倾向使巴黎不断壮大并聚集起了一支“军队”为了使国王“耀眼而宏伟”，以此来“使人民尊敬他”，城市化是受关注的一个领域。亨利四世通过在巴黎修建项目来吸引人们对于其权力的关注。他建造了巴黎第一座跨越塞纳河的大桥，在桥中间安放了他骑马的塑像。大大小小的形象工程建在巴黎，大大小小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活动也集中在巴黎，这些资金是通过税收等渠道聚集起来的财政资金。财政资金通过各种名目配置到巴黎时，法国君王未料到的一个后果:是巴黎从全国抽走了财，它也从外省抽走了显贵、商人，以及所谓的才智之士。因为在经济资源人、财、物的配置中，人和物是跟随着财走的。早自1740年起，孟德斯鸠就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说：在法国，只有巴黎和遥远的外省，因为巴黎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吞噬。1750年那位好幻想但时有定见的米拉波侯爵不指名地谈到巴黎，他说道：“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头脑变得过大，身体就会中风而总崩溃。如果置外省于一种直接依附地位，将外省居民视同可以说是二等臣民，如果不给他们留有任何求取功名利禄的职业和途径，而将一切人才统统吸引至那个首都”，后果不堪设想！米拉波将这种情况称为一种暗中的革命。这场革命未能躲过政府的眼睛，但是它仅仅以最具体的形式使政府震动，那就是城市的壮大。政府眼见巴黎一天天扩大，害怕难于治理一个如此巨大的城市。尤其在17、18世纪，国王们颁布了大量敕令，旨在阻止城市的扩展。这些君主越来越将整个法国公共生活集中于巴黎城内或巴黎郊区，而他们却希望巴黎维持小规模。他们严禁建筑新房屋，如若建筑，则须用最昂贵的方式，在事先已指定的不大吸引人的地点建盖。这些敕令中每一道皆证明，尽管有前一道敕令，巴黎仍在不断扩大。但是巴黎的重要地位比其城墙增长得更快，地方的自由权利到处都在不断消失。独立生活的特征在各地停止出现；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征逐渐混淆，旧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在被磨去。可是，国家并未衰弱：相反，处处都在运动；只不过原动力集中于巴黎。与此同时，在巴黎内部也完成了另一个同样值得历史注意的转变。巴黎不再只是交换、贸易、消费和娱乐的城市，巴黎已成为工场和制造业的城市；这第二个事实赋予第一个事实一种崭新的更令人生畏的特点 。工人从法国各个角落被吸引到巴黎，并逐渐使他们聚集在某几个区内，这些区最终成为工人区；由于城市建筑工程的需要而目前又没有工作的农民也被吸引到巴黎；流浪行乞的破产农民也被吸引到了巴黎，那里有农村所没有的赈济。这种人口聚集会产生的真正危险，当时并无人察觉。这样，巴黎变成了法兰西的主人，并且已经汇集起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将成为巴黎的主人。从点燃税务所、摧毁巴士底狱、到把路易十六押往巴黎，无一不显示出这支“军队”的威力。今天的人们相当一致地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大革命及其后来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






三、结尾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不平等的课税制度、无休止的战争，……，一方面创造了凡尔赛宫的奢华、垄断资产阶级的巨额财富，另一方面造就了大量平民贫困、技术工人外逃、农村荒芜、经济萎缩。巨额的财政亏空不可避免，到18世纪80年代，国家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为了缓解财政压力，政府做出了种种财政改革，既有适宜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好”改革 ，也有仅仅为了捞钱的“坏”改革。令人遗憾的是，直至大革命爆发，由政府主导的改革中“坏”改革远大于“好”改革。这一时期，最常见的解决财政危机的办法是，王家财产被出售后旋即收回，认为不可出售；契约遭到破坏，已经取得的权利无人承认；国家债权人每逢危机便成为牺牲品；终身赐与的各种特权时时都可收回。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那些受封贵族们被迫一次又一次花钱购买空洞的荣誉或不公正的特权，尽管他们为此已经多次掏钱。频繁而无益于社会整体利益的财政改革，令人们对统治者充满了不信任，对执政者充满了藐视。藐视的对象最初是法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后来是中央政府的那些“渎职的大臣”，大革命爆发后，路易十六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藐视。路易十一，那位处于劣势时故做谦卑低三下四，处于优势时又以最残酷最粗暴的手段折磨对方的“国土聚合者”，教会了其臣民“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的伎俩，经过二百多年的历练，日益炉火纯青，以至于成为人们行为语言中的一种习惯，在不不知不觉中显露出来，深深地彼此伤害着。现在，他的那个无辜善良软弱的后代成了革命之囚，人们的故意羞辱 或无意间的藐视怠慢，在习惯于被人遵从追捧、被人重视的国王那里，是那样的难以忍受，都是在挑战其“心理极限”。深切体会了世态炎凉的路易十六，恢复王权的动机与其说是对王权的留恋，倒不如说恢复原有的显赫和尊严对其更有诱惑力。借机出逃以图东山再起，也算是一个对自己命运的主动选择，只是他没能逃掉。习惯上说，是革命群众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是国王所依重所牵就的贵族大臣们的“革命”把路易交到了第三等级手里，才使革命群众有机会把他送上断头台；还是那些贵族大臣们，率先起用退出机制逃往国外，撇下路易十六使其陷于革命群众的包围之中。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路易十六的两句话，一是在他否决“8月法令” 时说：“我永远不能同意剥夺我的僧侣和我的贵族”；二是他在断头台上的临终愿望：“我宽恕造成我死亡的人，我还要祈求上帝，在我的鲜血抛洒之后，在法国的土地上再也不流血了 ”。那个心里依然装着其贵族和臣民的国王，被象普通人一样处死了。或许，阿隆说的对，各个朝代都是在再也没有人愿意为它战斗的时候倒台的 。路易，不再仅仅是一个生命、一个国王了，他代表了一个朝代。-------------------------------------------------------
“8月法令”是指： 1789年8月4日夜晚，制宪议会就巴士底狱被摧毁后在农村引起暴力行为问题进行讨论，与会的大多数认为，……只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适当地满足农民的要求才是出路。自由派贵族诺阿耶子爵首先发言，他认为应当废除一切纳税特权；接着，全国最大的地产主之一艾吉荣公爵赞同诺阿耶的建议，并发表了非常煽情的长篇演说；随后，贵族和教士的代表纷纷表示应该取消诸如什一税、徭役、狩猎特权、养兔特权、养鸽特权等不合理的赋税和特权。这些“自愿”放弃特权的人似乎为自己的宽宏大度所感动，满含热泪相互拥抱。这一著名的8月4日决议史称“8月决议”，被认为是旧制度的死亡证书。






参考文献：1．（英）科林.琼斯著，《剑桥插图法国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2．（英）柏克著，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法国革命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3．（英）阿克顿著，J.H.菲吉斯、R.V.劳伦斯编辑，秋风译：《法国大革命讲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4．（法）米涅著，北京编译社译：《法国革命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5．（法）皮埃尔·米盖尔著，蔡鸿滨等译：《法国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6．（法）伏尔泰著，吴模信、沈怀洁、梁守锵译：《路易十四时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7．（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8．（美）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9．（美）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0．（美）保罗·肯尼迪著，刘晓明译：《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11．（美）帕尔默、科尔顿著，孙福生、周颖如等译：《近现代世界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12．陈文海：《法国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13． （法）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2000年。14．周明圣：《走向共和——近代法兰西共和制度确立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