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写下妓女这个词，我宁愿称呼她们是小姐，我对妓女这个词语感到深深的耻辱。
　　因为她们同样是自己母亲的孩子，她们同样是我们的姐妹。我并不是赞成女孩子去做小姐，但是我觉得我们对她们应该给予宽容和必要的尊重。
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中国从事性服务行业的女性估计约有2000万，年均总收入达5000亿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可能夸张，倘使减少一倍按照1000万人来计算，依然意味着每70个女孩中就有一个是小姐。这个数字是惊人的，也是让人不舒服的。当一个国家有这么多人走上了这条道路，（而且我们知道，这1000万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二来自农村），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机制产生了问题。。
　　据说，东莞有一家工厂，100多个川妹子进厂后，两年内转去做妓女的一半有余，剩下的都是些先天条件不足的。这些可怜的乡下打工妹，在600至700元的月薪面前，刨去吃喝及一些零用钱所剩无几。然而我们的很多专家学者总是在吹嘘中国优势明显的劳动力薪资水平，他们对自己的姐妹被逼迫去卖淫这样的情况视而不见。欧美国家卖淫的也有，但是像中国这样的传统文化大国出现这么多卖淫专业户真的骇人听闻，而且这么多的卖淫女出产于传统观念浓厚的农村更是令人大跌眼镜。
　　记得温铁军先生曾经讲过这样的故事：某村中有姐妹在外面操皮肉生意，家里的房子迅速盖起，村民大骂不要脸。后来村里的女孩断断续续都被该二姐妹领出挣钱，不几年村里楼房俨然，于是成为了小康示范村，面对采访镜头，村民皆称党的政策好。读罢悲凉酸楚之余，为那些在城里的农村女孩长叹一声。
　　这倒让我想起了80年代曾在国内非常轰动的日本影片《望乡》的故事。因家境困难而被卖的女主人公阿崎在帮助哥哥盖上了大房子后却被兄长赶了出来。可怜的阿崎一辈子生活在悲愤之中。在中国特色的“扫黄”过程中，警察违法现象时有发生，“罚款”成了“创收”的来源；“小姐”被逼“跳楼”之事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更悲惨的是，某些来城市谋生的“小姐”成为“黑社会”的“猎物”，惨遭杀害，例如，在东北某城市，一次就发现有十多名小姐被杀害，据说全部来自某个农村。这些农家女是当之无愧的社会弱者，她们的死更是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冷漠。面对这些小姐，难道我们就不能宽容一点么？
　　去年感动我的不是那些所谓的精英所谓的公仆，而是一个化名苟丽的女孩。她的日记和她的千纸鹤让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爱什么是沉重。因为家里债台高筑，自己和老公又无一技之长，她为了自己的家人而当起了小姐。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尊重她？这些人同样有着人生的梦想，同样渴望着美好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
　如果这个社会能够给她们提供比较好的社会保障和工作安排，她们会走上这条并不光彩的道路么？！不用统计我们也知道，这些从农村来的女子在贫困面前根本没有办法保持尊严。而且因为享受到公共产品（包括读书交通医疗）的差异以及占有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她们的就业能力根本没有办法和城里的孩子相提并论。所以当川妹子在东莞做了小姐以后，东莞的女孩才会意味深长的指着那些按摩房里面的女孩说：“贱货”。这并不是因为城里的女孩道德更高尚，而是她们不必为生存而战。
　在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农民兄弟人大量被饿死，可是工人子弟作为无产阶级却得到了粮食；当农村的女子成了城里的小姐的时候，城市里面的女子却发出了嘲笑。这就是中国小姐的实质所在，小姐问题实际上是三农问题的一种表现形式。当那些达官贵人酒足饭饱之后，猥亵的谈论那些风尘女子的时候，有谁知道这些女子过着怎样令人心酸的生活，她们的父母又是怎样的为之担忧为之尴尬。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姐生产国，因为中国有受到最大不公正待遇的农民同胞。托起中国城市这个庞大阳具的是来自农村的贫寒女子。可是我们依旧在掩耳盗铃，我们甚至不敢承认我们是小姐消费的大国，因为我们曾经宣布我们清除掉了这个社会毒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妓女。可是试问：已经查办的那些公仆有几个没有情妇，现在没有查办的依旧在位置上发号施令的人又有多少没有情妇？掩盖问题实质上就是犯罪。汹涌澎湃的艾滋病大军将来攻进中南海（说不定现在中南海也有人患此病，这是一定的），这场战争来得比鼠疫恐怕更严重。
　　至于小姐问题实质上是对统治者工农联盟中农民兄弟的背叛，是城市名义无产者对乡村实质无产者的暴政，是一个民族赤裸裸的不公平——这个结论更是被体制者包裹得严严实实，唯恐我们看到历史的真相。小姐或许值得谴责，但是我们不是更应该谴责造成小姐大军的制度么？而这样的拿手好戏不是我们的党国曾经屡试不爽的么？（我们就是这样打倒了三座大山和蒋家王朝）
　　每次看到那些小姐，在很多时候我都能读出她们脸上农民的心酸影子。如果听到年轻妇女在某个街头叫卖： "先生，您要快乐吗？"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农村干瘪的乳房和城市高悬的阳具，我们应该感到羞愧应该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