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看到过这样的案例：2个不到10岁的小孩一起玩，事后一个死了
－－最终也没有证据证明是另一个小孩害的
－－但是法院判另一个小孩的家庭负担1半的赔偿
－－不知道是否适用现在这个案例


女播音裸死副市长床上悖论
2006-05-29 12:34:19　来源: 红网　网友评论 1717 条 　
山东省邹城市电视台女播音员马啸
女播音裸死副市长床上悖论

　　华商报：谢茂明

　　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山东邹城市“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床上”一案，经山东省济宁市法院审理，现已有了结果。法院认定其死与副市长刘波无因果关系，驳回死者亲属要求巨额赔偿的诉讼请求。——相关新闻： 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床上后续：副市长被判无罪

　　这则新闻一经网络转载，半天时间跟帖数千。所有发言中，多是对法院的判决表示质疑、愤怒和忧虑。那么，法院是否真的在“官官相护”而办“糊涂案”呢？

　　从已见光的材料看，法院的判决并无不妥。我国的司法制度是：谁主张，谁举证，遵循“疑罪从无”原则。女播音家属要求巨额赔偿，就需要举证女播音之死与副市长有因果关系。其家属认为，女播音之死是由于副市长的不法行为(殴打或辱骂)导致情绪激动，后不及时报120急救中心抢救、延误抢救时间而造成的。说实话，原告的主张取证很难。女播音与副市长二人之间的言行，很难取到直接证据，而后来的尸检结果也没有相应证据。反观副市长，其辩解看似诡辩，但没有足够证据予以推翻。副市长否认与女播音发生过性行为，而尸检结果也的确如此。至于二人当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是否是引发疾病的诱因，谁能说得清？所以，法院判定原告缺乏充分证据当属情理之中。

　　要控副市长有罪，并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就需要足够的证据去证明死因与副市长有关。笔者当然希望女播音的家属能够取得更扎实的证据，将责任人绳之以法，并使其承担民事责任。但希望、热情、愤恨都没有用，一切要靠证据。

　　将副市长上升至罪虽很难，但并不代表不能够处罚副市长。女播音与副市长是情人关系，这从二人的几百条短信中可以读出来。女播音裸死副市长床本身就是一件很大的绯闻。不过，这件事有关部门已经做了。在事发后不久，有关部门就通过调查认定，副市长与女播音保持了一年多的不正当男女关系，并撤销了副市长的党内外职务。

　　对于女播音裸死副市长床事件，不要只看法院判决，还要与此前的组织处理联合起来看。只有全面地看待这件事，才不会轻易下“官官相护”的结论。

　　无罪与有罚相悖

作者：瀚海风

　　记得此事事发后，当地有关部门曾下过这样一个结论：经过纪委调查认定，一年多来，刘波和马啸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因此宣布对刘波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和行政职务的处理决定”。

　　看了法院的判决，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们都冤枉这位副市长了。以前看报道，说两人关系密切，一月通400多次电话，所以当女播音员裸死在副市长家床上时，人们就想当然地以为这是一种不正当的关系。

　　但这一切都在副市长的证词面前变得苍白：因为副市长与女播音员虽然孤男寡女同处一屋，但如副市长所言，他们之间不过是“隔门交谈”。这四个字让我们看到了比当年的柳下惠更高的境界，柳下惠不过是坐怀不乱，而我们的副市长早已经“隔门裸谈”了。

　　当然，“隔门裸谈”由于是初学乍练，火候控制得还不够好，所以不知怎么回事，隔着门女播音员就觉得有些身体不适，迷迷糊糊就脱下了外衣，躺在了副市长家的床上，这听起来，也并非不合乎常理。至少，在我们看过的许多武侠小说里，就有飞花摘叶的功夫，保不齐咱们的副市长也到了这样的境界呢！

　　如果“隔门裸谈”能够成立的话，那么何谈情人关系？法院也说了，不能认定马啸之死与刘波的行为有因果关系，如此一来，对刘波的处理是否与其“无罪”有悖呢？

“法治的代价”不该总由弱者承担

作者：舒圣祥

　　一度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床上”一案，经山东省济宁市法院审理，现已有了结果。法院近日驳回死者亲属要求巨额赔偿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10433元由原告负担。（5月28日《扬子晚报》）这一无罪判决，引发了一片舆论嘘声，甚至于，只是被当作一个笑话在民间传播。

　　女播音员、副市长、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床上、死时仅着胸罩与裤头——由这一系列关键词组成的新闻事件，在公众看来“案情”实在再简单不过了。朴素的道德直觉和公共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又是一起官员桃色事件，不仅与“官员配播音员”的“桃色规律”完全一致，也非常符合几乎所有男性对漂亮女性公众人物普遍存在的爱慕心理。正因为如此，法院的无罪判决与公众的道德判断正好背道，难免让人大跌眼镜。

　　虽然副市长“隔门交谈”的辩词很搞笑，无缘无顾就“只穿了内衣”更是无法自圆其说，但作为不拥有任何调查权力的普通人和旁观者，我们确实“缺乏充分的证据”，而这正是法院做出无罪判决的理由。既然我们承认“疑罪从无”是法治进步的表现，那我们除了发些无益的感慨，又有什么办法去揭开“近在眼前的真相”呢？

　　这让我想起最近很流行的一个词：法治的代价。这个词是所有在道德视角看来“显失公平”案件的代名词，也是社会道德自觉唯一可资自慰的按摩棒。在道德看来非常简单的案件，在法律程序内有时候却很难解决，乃至于根本无法解决。极端的例子是，谁都知道某人是杀人犯，但法律却不得不放跑他，法治作为技术上或程序上的完整价值，让人们必须违背最为本真的感觉和经验，比如教科书上的美国辛普森案。这个意义上，“女播音员死在副市长床上”一案的无罪判决，似乎也只能归结于“法治的代价”了。

　　然而在我看来，简单地照搬“法治的代价”是不负责任的，特别是在对簿双方强弱悬殊异常明显的案件中。以产生“法治的代价”最为常见的“缺乏证据”为例，证据的“缺乏”不等于找不到证据，事实上的“缺乏”也不等于寻找可能性上的“缺乏”，“缺乏证据”完全有可能被异化成“不愿意找证据”，乃至“销毁证据”。执法集团的利益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缺乏可靠的机制确保他们永远公正严明。再以同样常见的“缺乏法律依据”为例，法律的漏洞并不是从来没有被发现过，而是完善立法的权力不在普通人的掌握之中，而阻挠立法的势力却异常强大，因此火车撞死人最多赔300元，而航空公司丢失乘客物品只能论斤赔。

　　一个异常的现象是，我们所谓“法治的代价”常常都是由弱者来承担的，这正是“法治的代价”发生异化的显著表现。社会的同情机制和道德机制，与法律机制常常不能合拍；“法律的归法律，道德的归道德”常常被作为时评标题——“法治的代价”背后，我们必须警惕，法律条文表面平等可能对社会生活中实质不平等的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