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在一九三九年是反动军人和有疯狂领土野心的政客执行的落后、闭塞的专制统治，这个政府对少数民族（特别对乌克兰人和犹太人）极为残酷，对它自己的人民既不公正又虚伪；这个政府在慕尼黑危机时象条鬣狗一样扑向捷克斯洛伐克，趁人之危抢去了捷克一个省；这个政府二十年来笨拙地与德国和苏联两面周旋；最后还要装成象个重要军事强国那样说话和行动，而实际上软弱得象只小猫。民主国家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为了支持这么个反动、骗人、顽固的专制政权。这个政府很快就可耻地崩溃、永远地消灭了。但战争继续进行，而它的导火线不久就被人忘得干干净净。总有一天，头脑清醒的历史学家们，对于导致也界上最大的一场战争的那些自相矛盾的道理，一定会再给以适当的强调。
　　在如此愚蠢地发动的一场可怕的全球战争中，最后一件荒唐的事情是：捷克斯洛伐克，它在一九三八年被英国出卖，没有打仗，在整个战争期间损失不到十万人；而一九三九年获得英国支持的波兰，打了仗，死了六百万人（尽管其中半数为犹太人）。两个国家最后都成了苏联奴役下的共产主义傀儡。那么，哪个政府更为明智一些，哪国人民更为幸运一些呢？大国之间发生纠纷，小国最好是向狂风低头，哪边风硬向哪边倒。而波兰人正是忘记了这一点。


海尔赛是美国海军都不敢否认的一员报纸上的虎将。经过莱特湾之战，内圈人物当中一度盛传要请他引退。但是后来他仍旧留任下来，让舰队遇到两次台风，舰艇与人员遭受的损失并不亚于打了一次大败仗。他被提升为五星上将；日本人签投降书时，他站在“密苏里号”甲板上尼米兹旁边。斯普鲁恩斯那时候在马尼拉。斯普鲁恩斯始终不曾得到第五颗星。希特勒对待我们的参谋人员很不公平，但美国国会和海军对这一类事的处理，也应负一些责任。


　　这次通讯上的彻底失败会使人又一次想起滑铁卢的轶事，但不能使人宽恕栗田的胡涂。他和海尔赛一样，也忘记了他去那里是为了做什么。海尔赛是被追求辉煌胜利的狂热给搞胡涂了，栗田则是在疲劳中被不确实的消息和敌人的许多明码电报给闹胡涂了。金凯德的求援并没使栗田感到宽心，看来反而使他更加烦虑，害怕有一支强大的增援部队赶来。
　　但是，这些理由都不能成为辩解的根据。栗田的任务并不是去确定麦克阿瑟的登陆阵地是否已经“巩固”。他到那里去，乃是为了驶进海湾，歼灭那支登陆部队，必要时与之同归于尽，就象马蜂螫人后自己就得死一样。这是“捷一号”作战计划规定的全部任务。栗田已经抓住了完成这个任务的机会。他错过了机会，而且临阵脱逃。当时，只要小泽发给栗田一份全文不超过十个字的简短电报——吕宋东北与敌舰激战中——那次战役和整个战局就会为之改观。
　　因为那时候离美国选举总统已经不到两个星期。更多人对白宫中那个老伪君子和他那些冒充系出名门的幕僚所抱的幻想正在破灭。同时，民间还纷纷传说，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早晚就要死的人。他对他的共和党竞选人所占的优势是很不可靠的。如果罗斯福落了选，他那个阅历更浅、声望更低的共和党对手杜威就任了总统，那么此后的局势可能就会两样。美国人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情绪可能会公开爆发，这样就可以及时把欧洲从苏联幽灵的统治下挽救出来，不至于象现在这样让共产主义的麻痹影响腐蚀我们的文化和政治。


　栗田从他的司令官那里获得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报告。这又重犯了福摩萨的错误。如果他不去相信这些报告，他就会赢得自从中途岛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但是空袭更加频繁，时间随着消逝，他的三艘重巡洋舰已经瘫痪在海上，正在起火焚烧。他的舰艇都零星散乱地分布在四十平方海里的洋面上。他决定把它们集合在一起，然后驶进海湾。如果我们考虑到他那些错误的情报，应当说他所采取的行动是合理的。


栗田集合他的舰只，一共花了三个多小时。空袭延迟了这个行动，呼啸而过的飞机和不断爆发的炸弹肯定把他刺激得几乎发了狂。等到他准备好驶进海湾，那时候已经将近午后一点。他的突袭计划已经成为泡影。照他猜测——他猜得很对——不论海尔赛当时在什么地方，反正他正在很快地赶来。小泽渺无消息，南方舰队分明未能进入海湾。栗田觉得，海湾已经成了一个死亡的陷阱，一个陆上基地和航空母舰上的飞机云集蜂聚的地方，他所有的舰艇等不到和麦克阿瑟的舰队交锋，就会在那天天黑前被击沉在那里。
　　可能栗田已经惊慌失措。我们都会这样想：当时要是换了我们，我们无论如何也要闯进莱特湾。然而，如果真能反躬自问地想一想，那么我们即便不去赞扬，至少也会谅解栗田的行动了。
　　真正为莱特湾“解决问题”的是那位只有少数人还在怀念或敬仰的美国骁将齐吉·斯普拉格，他挫败了“捷一号”作战计划，保全了海尔赛的声誉和麦克阿瑟的滩头堡。他使栗田耽误了决定战局的六个小时：二小时半进行追击战，三小时半重整舰艇。一过了中午，再驶进海湾就很难有必胜的把握了。

“组成战列舰队”
　　人们不会再听到这样的命令了。海战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工业技术已经打破这种传统的军事概念了。也许，一个年纪极老的水手，最后还会漫谈几句从莱特湾获得的真正的教训。
　　在我们这个科学与工业时代里，莱特湾已经成为人类野蛮和愚蠢地进行了一场战争的遗迹。战争一向是一种暴烈的捉迷藏游戏，这游戏是用人的生命与国家的财富来玩耍的。然而，玩这种游戏的时代现在结束了。
　　当一个民族已经进步到不再用人作牺牲，不再以人充当奴隶，不再从事决斗时，他们就必须不再进行战争了。战争的手段已经使它的成果显得更无意义了，毁灭性的机器在政治中已经变成不值得采用的东西了。在莱特湾就是这个情形。发动了庞大的海军，在那里大战一场，耗费了几乎是无法想象的大量人力与国币，把国家的命运交托给一两个情绪激动、消息不灵通、精力衰弱的老人，凭他们在无法胜任的压力下作出决定：这确实是“愚蠢的”。做这样的笨事，要不是因为其结局十分悲惨，那倒象是在演出一场拙劣的闹剧。

罗斯福作为一个朴实、受骗的人道主义者去同斯大林折冲，这幅画面是他最大的宣传骗局。这两个心肠冷酷的屠夫彼此十分了解；他们只是为了本国人民的观赏，为了历史，才装出不同的姿态来。在这两人中，罗斯福始终占着上风，因为苏俄一半受到破坏，正处在危急存亡之际，而美国却国富民强，安然无恙。斯大林别无他法，只有牺牲几百万俄国人的生命去为美国垄断资本家统治世界扫清道路。他通过当时我们在司令部都一无所知的绝密谈判，的确曾经试探是否有可能跟我们按合理的条件缔结和约，但这时，罗福斯的“慷慨的”《租借法案》挫败了我们。自然，希特勒并不准备放弃我们获得的全部利益。斯大林得到了所有那些物资以后，决定战斗下去，牺牲掉大量的德意志和俄罗斯鲜血，这样是较为有利的。


元首把最高作战指挥权擅自抓到自己的手里。我们正蒙受着严重的挫折。他决不能承认自己应对任何一次挫败负责。因此，军事首脑便不得不经常更迭。野心勃勃的新兴将领所在皆是，他们急切地想趁他们的前辈因为希特勒的无能而被解除职务时腾达起来。我注视着元首一时宠幸的这些将领来来去去，他们满怀热情地接过兵权，结果却被希特勒的干扰弄得疲惫不堪，终于因为他的恶劣的行动而被撤职，说不定还会自杀或患心脏病去世。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是荒谬的作战方法。

由于我们一心一意准备在加来海峡一带截击入侵的敌军，我们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位置上，给了敌人突然发动奇袭的机会。希特勒不知如何猜到地点有可能是诺曼底。在一次参谋会议上，他确曾用一只手指指着地图，以我们通常称作他那无可否认的军事眼光说：“他们会在这儿登陆。”但是他在战争中作过许多这类揣测，往往极其荒谬。当然，他只记得结果证明是正确的那些揣测，为它们大吹大擂。奉命击退入侵的隆美尔，也对诺曼底感到关切。所以在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加强了那些海滩上的防御，增加了部署在那儿的武装部队。尽管这次入侵出其不意，倘若不是由于那种糟不可言的指挥方式，把头一天完全耽误了，我们本来可以打垮这次登陆的。


　　他大肆吹嘘的沿海峡筑起的“大西洋壁垒”，是很笨拙的。在自作聪明中，他断定侵略部队会进攻一个主要港口。于是法国的主要海港四周，碉堡和重炮阵地林立，这是他本人这个最高天才人物所设计的：一百五十万吨混凝土和不计其数的工时全花在这上面了。隆美尔很有远见，下令也在开阔的海滩上设防：在海底的陆地上部署几道雷带，在水下设置可以戳破和炸毁驶近前来的船只的障碍物，在海滩后方的地区安装尖桩，以便歼灭滑翔部队，还在沿岸一带增建许许多多碉堡和大炮阵地。
　　可是缺乏人力妨碍了这次新的努力，因为许多人不得不为飞机工厂挖掘“宏伟”的防空洞，还不得不在我们的城市里修复炸弹所造成的破坏。同入侵相比，这些事情又有什么重要？然而希特勒并不支持隆美尔关于大西洋壁垒的补充命令，所以“壁垒”大半仍旧是宣传中的一个幻象。试举一例就足以说明。隆美尔下令在海滩后面滑翔部队可以降落的地区铺设五千万只地雷。倘若听从了他的意见，空降部队的着陆就会失败，但是连百分之十的地雷也没埋，他们入侵就成功了。
　　名义上，我们大约有六十师的兵力保卫法国，可是沿海一带排列开的固定的各师，主要是由竭尽全力拼凑起来。低于正常标准的部队组成的。有些步兵作战师分散在各地，不过我们的希望在于十个摩托装甲师。有五师驻扎在离开海峡沿岸不远的地方，既可以向加来海峡一带出击，也可以向诺曼底出击。隆美尔打算把乘登陆艇到达的第一批敌人在海滩上消灭掉。实际上后来证明，一共就只有五师人。他因此要求取得对这些装甲师的作战指挥权。
　　这是徒劳。西线的最高统帅伦斯德主张等侵略军站定以后再攻击他们。希特勒在这两种战术概念之间犹豫不决，对双方都不予斥责。他发布命令了把装甲师划归三个不同的司令部指挥，而他自己呆在六百英里外的贝希特斯加登，却保留着对四个驻扎在靠诺曼底海滩最近的装甲师的作战指挥权。这是一个使人痛心的决定。当一切取决于快速、大胆的一击时，这个决定束缚住了隆美尔的双手。不过这次入侵发觉德军司令部处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因此很难说是哪一个疏忽、哪一种错误、哪一件蠢事促成了德国的灭亡。入侵开始的那天，我们方面出现了一阵激流般的疏忽、错误和蠢事。



何处出了差错——入侵开始日
　　决定性的失败，就是在加来海峡方面所犯的错误。我们缺乏特工人员。一未能在英国刺探出一项涉及两百万人的“秘密”，欺骗措施使我们上了当，而我们的侦察竟然未能确定在几十英里外可以清楚目击的地方组织起的一次进攻的方向，沉痛而不可思议之处就在这里！
　　我们未能觉察到他们会在低潮中登陆。我们的大炮全瞄准了高潮线；我们的想法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炮火下多跋涉上八百码软糊糊的沙滩呢？他们却如此做了。艾森豪威尔的突击队到来时，我们的未可轻视的水下障碍物全暴露在外，可以由工兵迅速清除掉，而他的部队也就过了那片沙滩。
　　我们在“何时？”这一问题上也很凄惨地判断错了。敌人的舰队越过海峡时，埃尔温·隆美尔正回德国来探望他的妻子！六月五日，刮起了一阵相当大的风，预料将持续三天。这种恶劣的天气使隆美尔和所有别人全很放心。艾森豪威尔获得了气象预报，表明天气有可能转好。他冒险批准出动。凌晨一两点钟稀稀落落进行的空降，并没使我们多么惊慌。直到诺曼底碉堡里我们的士兵凭肉眼看到“霸王”的巨大幽灵——成千上万条船只在烟雾迷濛的黎明中驶近前来——以后，我们才作战斗准备。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被忽视的情报破密。我们在法国抵抗运动中的告密人获得了英国广播公司发出的、号召在登陆那天进行破坏的信号。所有的作战司令部全受到了警告。在最高统帅部，这份报告送到了约德尔那里，他根本不以为意。后来，我听说伦斯德对这种惊慌一笑置之，还说：“这就好象艾森豪威尔会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上宣布入侵似的！”这就是一般的态度。


倘使希特勒在六月下旬接受了隆美尔和伦斯德的提议，把战争结束掉，我们就只需要向一个严峻的和约屈服。我们最终也许会象现在这样被瓜分掉，也许不会，不过我们的人民肯定可以逃脱一年的野蛮轰炸，包括德累斯顿那场使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事件和艾森豪威尔向易北河的灾难性进军。在东方，我们就可以逃脱布尔什维克的全面奸淫抢劫这种恐怖行为，世界对这种恐怖行为含笑旁观，不以为意，而数百万我们的平民却不得不背井离乡向西逃难，就此无法回去。
　　一九一八年，我们还占领着外国土地时，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也曾同样主张，在别国能够把战争的破坏加在德国领土上之前投降。但是一九一八年有一个政治权力和一个军事部门；通过德皇的逊位，政治家们可以及时向敌人投降。现在，没有政治权力，没有军事部门；一切全集中在希特勒一个人身上。从政治上说，他如何能投降，并把脖子伸向绞刑官呢？他只好战斗下去。


近年来，出现了许多称颂那些阴谋分子的作品。我本人无法为那些人感情用事。我几乎遭到杀害这一层，倒毫不相干。冯·施道芬堡伯爵通过了森严的门禁和狼穴的保安检查，把那只装满炸药的公事皮包放到桌下，这当然是勇敢、机智的，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已经是一个肢体残缺的废人，在北非瞎了一只眼，断了一只右手，左手还缺了两个手指，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为什么不全部牺牲掉呢？诚然，他是那次阴谋的主谋，但是整个目的就是要杀死希特勒。唯一十拿九稳的办法就是，走到他前面，手里拿着伪装起来的炸弹，使它一下爆炸。看来，伯爵的模糊的基督教理想主义并不包括殉难在内。造化弄人，他无论如何也只多活了几小时。因为同天晚上，他就在柏林被逮捕并处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