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执法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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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咏红

　　中国政府和中共中央最近放出信号，要对收入不公平的问题动手了。

　　上个月底中共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经济时报》随后发表了关于收入分配制度分析的大块文章，本周，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又撰文发表党校学员的学习成果，指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

　　“过程的不公平最为严重，”楼继伟的文章写道。

　　何谓过程的不公平？楼继伟指出是发展机会的不平等、进入市场机会的不平等、阶层提升的机会不平等。其表象就是垄断企业职工的收入过高，国有企业、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不同，国有企业改制中管理层与外人勾结以牟取暴利、农民工工资得不到保障等等。

　　而进入市场机会的不平等，则是由于规则的设定太多太严，规则的把关和执行偏松，以致有的企业轻松进入市场，有的千回百转仍不得其门而入。

　　事实上，上述被认为是“最严重”的过程不公平的现象之所以产生，一部分原因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时，政府经验不足因而立法不健全。这也许能笼统地称为市场化转规引起的弊病。另一部分原因，应该说是中国社会上有规不循，有矩不蹈，有法不依的老问题。

　　没有法制精神，其结果是有多少个条例，就是多少个贪污舞弊的机会。有关过程不公平的种种，我曾经听过商界朋友的生动例子。

　　朋友到中国某城经营餐饮业，在大型购物商场底层开设分店。据他说，商场管理的条例繁多，而且日新月异。在他看来，几乎每项条例都是有关方面预设让租户破财的陷阱。

　　例如，条例说，为了提升本商场的形象，所有服务员必须化妆。某日，他的前台员工忘记化妆——破财消灾。又如，商场管理有一天说，为了预防盗窃问题，餐厅的椅子都得用铁链和桌子锁在一起，铁链得通过商场预订，而不锁铁链的租户将遭罚款。

　　再来，政府对餐馆的卫生，食品的包装，包装文字与内容的关系，都有精确的规定。这是好事。但有些规定僵硬而难以遵守，应付这些管理，商家最普遍使用而且感觉有效的方法，不外每个部门花钱打点一番。

　　也许，条例制定者的用意是好的，但其结果却是租户难以消受。

　　在一些情况下，被管理者甚至觉得这些振振有辞的条例，已经成了相关部门的生财工具。

　　条例、制度都是人构想出来的产物，任何一样制度和条例的制定都是某种精神意识的表现。当精神虚空化或者扭曲了以后，制度和条例也跟着虚空变形。

　　我想起中国经济学家左小蕾今年初在一篇专栏里提出的：立法难，执法更难；形似难，神似更难。这两个观察虽然是分开的，但其实后者制约了前者。在推行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时，下命令，订高指标，立严法，这是中国常见的情况，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执法强度配合，以及使相关精神的贯彻，各种政策都将难以产生效果。

　　这种情况的风险是，它可能成为一种恶性循环，你越是订立制度，腐化制度的力量越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