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争斗

　　如果要一了解我们攻击性冲动的本质，就必须将其放入我们的动物起源中考察。当前，人类沉迷于大规模生产破坏性很大的武器，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容易失去客观性。事实上，说到有必要压制攻击行为时，连最冷静的知识分子也常常具有激烈的攻击性。这并不奇怪。说温和一点，我们也处在混乱之中，到本世纪末，我们有极大的可能已经自我毁灭。唯一使人欣慰的是，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已经度过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就物种的生命而言，这段时光不可谓长，可它真可以叫做多事之秋。但是，在检查我们攻防技术之中的淫巧奇技之前，必须首先看一看，没有长矛、没有枪炮、没有炸弹的动物世界中，暴力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动物之所以争斗有两条非常正当的理由：要么是建立自己在社会等级系统中的支配地位，要么是建立自己在一片地区的领地权。有些物种只要求建立等级系统，却没有固定的领地。有些物种只有领地要求，却没有等级的问题。还有一些物种要在领地内建立等级系统，必然要以两种攻击形式进行激烈的竞争。我们属于最后一群物种：两种形式的进攻性我们都有。作为灵长目动物，我们已经背负着等级系统的包袱。这是灵长目动物的基本生活方式。一个群体四处漂泊，很难得在任何地方长期逗留以建立领地。偶尔之间，群体内部也可能出现争斗，但是在猴类的生活中，争斗行为缺乏组织、偶发骤停、意义不大。“啄击顺序”（此一术语在研讨鸡群的攻击行为中兴起，故名）却正好相反，它在灵长目动物的日常生活中——就连它们每一分钟的生活中，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大多数猴类和猴类都建立了非常僵化的社会等级系统，群体中总有一只占据支配地位的雄性动物，其余的个体都不同程度地臣服于它。当他年迈力衰无力维持霸主地位时，就会被另一只比较年轻力壮的雄性推翻。于是，新手就接过了群体首领的衣钵。（有的时候，篡位者真的长出了首领的“斗篷”——长出一身长毛。）群体维系在一起的时候，首领的暴君角色随时随地都在起作用。尽管如此，他总是毛色最好、梳理最俊、性欲最旺的个体。

　　并非一切灵长目动物的社会组织部充满暴力的独裁气氛。差不多每一种组织中都有一位君主，但是有的君主是仁慈宽容的君主，比如大猩猩的君主就是这样。他让手下的雄性与他共享雌性，进食时它也慷慨大方。只有突然冒出什么不能分享的食物时，只有出现叛乱的迹象时，只有它麾下的猩猩不守规矩发生争斗时，它才显示君主的权威。

　　当裸猿变成合作的狩猎猿，有了固定的居所时，他作为灵长目动物的这一基本行为系统必须加以改变。正如他的性行为一样，他作为灵长目的典型等级系统也要加以改变，以适应新近担任的食肉动物角色。他的群体必然成为有领地行为的动物。他必然要保卫自己固定的居所。由于狩猎生活是合作性质的活动，他保卫居所的领地行为必然是群体的行为，而不是个体的行为。灵长目群体内部通常具有暴君色彩的等级体系，必须大大加以改变；方能保证弱小成员在出猎时的充分合作。然而，等级体系又不能被完全废除。必须保存一个温和的等级体系，其中必须有一些较强的个体，一位最高的首领，如果要坚决执行首领的决策的话——即使这位首领不得不比全身长毛的树栖猿首领更注意考虑下属的感情。

　　除了保卫领地的群体行为和等级组织之外，孩子对父母的长期依赖又迫使我们采用固定配偶的家庭单位，另一种突出自我的形式应运而生。每一位男性，作为一家之长，在群体定居点内还得保卫他自己家庭的住地、由此可见，我们有三种基本的攻击形式，而不是灵长目动物通常所有的一二种形式。我们吃尽苦头蒙受损失之后方才知道，这三种形式的攻击行为依然随处可见；虽说我们的社会非常繁杂。

　　攻击行为如何进行？其所涉及的行为模式究竟怎样？我们如何互相恐吓？对此我们仍必须靠观察别的动物去寻找答案。哺乳动物的攻击行为激起之后，身体内部发生了许多生理变化。整个机体由于自主神经系统的兴奋而加速运转，准备行动：自主神经系统又包括两种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子系统——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组成。交感神经系统使机体做好准备进行剧烈活动。副交感神经系统的职司是保存和恢复身体的储备。前一种掉经系统说：“你被逼着行动，快动手吧。”后一种神经系统说：“别着急，放松些，保存些力气。”在一般情况下，身体同时倾听这两种声音，在二者之间保持完美的平衡。但是，每当身体激动时，它就只听交感神经系统的指令。交感神经系统受到刺激之后，大量肾上腺素注入血脱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受到深刻的影响。血液从皮肤和内脏流入肌肉和大脑。血压上升。红血球的生产大大加速。血液凝固所需时间有所减少。此外，消化和储存食物的过程暂时休止。唾液分泌受限。胃的运动、胃液分泌、肠的蠕动都受到抑制。而且，直肠和膀脱不象平常情况下那样容易排便。体内储存的碳水化合物迅速从肝脏中流出，使血液中的葡萄糖急剧增加。呼吸活动大大加强，呼吸次数增加、强度加大。调节体温的机制也活动起来。汗毛直立，大汗淋漓。

　　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助于动物准备战斗。仿佛具有魔法式的，它们能在顷刻之间消除疲劳，调动大量的能量，准备进行预期之中的生存斗争。血液被有力地泵入最急需的地方——大脑和肌肉，以适应敏捷的思维和剧烈的运动。血糖升高增加了肌肉的工作效率。血液凝固过程的加快说明：任何外伤性出血都能更快凝固，由此而减少血液损失。脾脏释放红血球的速度加快，再加上血液循环速度加快，这有助于呼吸系统代谢功能的提高——吸收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毛发直立使皮肤裸露在空气之中，有助于身体散热，汗腺排出大量汗液亦有助于散热。因此就减少了因活动过度而遭人身体过热的危险。

　　身体的一切重要系统部活跃起来之后，动物就作好了攻击的准备、但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你死我活的拼斗会取得宝贵的胜利，可是它可能使胜利者遭受致命的创伤。敌手必然既挑起进攻又引起惧怕。攻击驱使动物冲杀，惧怕又阻遏它前进。体内遂产生剧烈的冲突。其典型的行为模式是，准备好进攻的动物不会一头扎进去全力进攻。一开始它只发出进攻的威胁。体内的冲突阻遏住它的手脚，它固然已经紧张起来准备战斗，可它尚未做好立即发起攻击的准备。在此信况下，如果作出的恫吓足以镇住敌手，使其溜走，那显然是更可取的。这样赢得的胜利可以避免流血。如此解决内部分歧不会给群体成员造成过度的损害；显而易见，物种在此过程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

　　在一切高等动物的生活之中，都有这种强烈的倾向——仪式化战斗的倾向。威胁和反威胁在极大程度上取代了实际的战斗，拼死的斗争当然仍时有发生，但那只是最后的一手。只有攻击信号和反攻击信号未能解决争端，才会诉诸最后手段。以上所述生理变化的外表征兆，有力地向对手表明着该动物准备发起攻击的强度。

　　从行为上说，这一机制运转极好。但是从生理上说，它造成了一个问题。机体本已作好大量作功的准备。然而预期的努力并未成为事实。自主的神经系统如何对付这一情况？它已命令一切部队开赴前线、严阵以待，但是部队的存在本身已使战争获胜。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如果紧随交感神经系统总动员之后自然而然地发生体力搏斗，它所调动的一切身体准备就被充分利用起来。能量就被消耗，最后导致副交感神经系统重又突出自身作用，身体又逐渐取得生理的平静。但是，在攻击和惧怕两种心态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各种生理活动都悬而未决。结果，副交感神经系统就发动猛烈的反攻，自主神经系统的摆锤就剧烈摇摆。威胁和反威胁的时刻交替出现时，我们看见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与交感神经系统的表征交错发生。口渴之后接着是大量分泌唾液。肠道收缩突然崩溃，粪便突然排出。紧紧关闭在膀胀中的尿液象洪水一样宣泄出来。流向皮肤的血液又大量流回内脏，高度充血发红的皮肤变成苍白。又快又深的呼吸戏剧性地中断下来，变成大口的喘息所有这些表征，都说明副交感神经系统在拼命努力，以抗衡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兴奋。正常情况下，一个方向的激烈反应不可能与另一方向的激烈反应同时全生。但是。在威胁过大的极端情况之下，一切都短暂地失去了平衡。（这可以说明，为何在极端受惊的情况下，人会昏厥过色在此情况下，流向大陆的血液又急剧流出大脑，人于是就突然失去知觉。

　　就威胁这一信号系统而言，这一生理激荡是自然的赠品。它提供更为丰富的信号源泉。在进化过程中，这些情绪表征通过许多方式分化得越加详细。大小便成为许多哺乳动物标示领地的气味手段。最常见的例子，是家犬抬腿撒尿划出领地的行为；在互相威胁时，家犬这一活动更为频繁。（我们城市的街道对家犬这一行为、构成了过分的刺激，因为它们使许多冤家对头的领地犬牙交错。于是每只狗都被迫使这些地区的气味过度饱和，企图与别的狗竞争。）有些动物演化出了排粪过度的技巧。河马的尾巴异常扁平。在排粪的过程中，其尾巴迅速摆动。结果是以扇状的尾巴把粪便抛得很远，散布到宽广的地区。许多物种长出了专门的肛门腺，其分泌物使粪便带上动物个体的气味。

　　血循环系统的动荡造成皮肤苍白涨红的极端变化，这种变化使许多动物的面部和一些动物的臀部形成裸露的斑块，斑块成为独特的信号。呼吸紊乱而出现的张口动作和呼吭声，精细发展而成咕哝声和咆哮声以及其它许多表示攻击行为的发声。有人认为，这能说明整个发声信号所构成的交际系统是如何起源的。许多动物在遭到威胁时，身体能鼓气，一可能会将专门的气囊或气袋鼓起。（鸟类中尤其常见这一现象，鸟类具有若干气囊。这是它们呼吸系统的基本部分。）

　　毛发直立的攻击行为演化出专门的冠毛、斗篷、鬃毛和刘海。这些东西和其它一些毛发区域变得高度引人注目。它们的毛羽变长变硬。这些皮肤的颜色经过急剧的改变，与周围的皮毛形成强烈的对比。动物激动表现出攻击性时，其羽毛直立，使它看上去突然更大更可怕；它炫耀威力的斑块更大更耀眼。

　　攻击性的出汗发应变成气味信号的另一源头。在许多情况下，也出现了利用这一可能性的进化趋势。有些汗腺大大膨胀，成为复杂的气味腺体。许多动物的面部、脚部、尾部和其它部分，能发现这样的气味腺体。

　　所有这些改进都丰富了动物的通讯系统，使它表现情绪的语言更为细腻、更能传达信息。它们使动物激动时的威胁行为具有更为精确的“可读性”。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半。以上所考察的仅仅是自主神经系统的信号。除此之外，还有一整套信号可供利用。这一套信号的源头，是动物发出恫吓时紧张的肌肉运动和体态。自主神经系统的指令是调动身体，准备肌肉运动。但是肌肉接爱指令后又干什么呢？肌肉准备好发起突击，可是突击并未发生。其结局是一系列进攻意图的动作，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姿态。攻击和逃亡的冲动把身体向不同的方向牵拉，使动物猛冲向前、猝然后退、转向旁边、蹲下身子、跳起来、弯下身，一然后又走向一边。进攻的冲动刚占了上风，逃亡的冲动又取消了进攻的命令。每一步退却的举动都受到进攻举动的抑制。在进化的过程中。这种一般的激动行为变成了专门的威胁恫吓的姿态。这些意向动作被程式化了，急促变化的矛盾动作经过形式化而变为有节律的扭动和颤抖。一整套全新的进攻性信号发展并完善起来了。

　　于是，我们就在许多动物身上看到繁缛的威胁仪式和战斗“舞蹈”。较量的动物以典型的趾高气扬的动作互相围绕着兜圈子，其身体紧张强直。它们可能弯腰、点头、战栗、有节奏地摇晃，反复作短距离的程式化奔跑。它们以爪子刨地、弓起腰身、低下头部。所有这些意向动作都是重要的通讯信号，它们与自主神经系统发出的信号有效地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幅精细的图象，展现出唤起的冲动的强度；它们准确地标明了攻击冲动与逃亡冲动的平衡。

　　然而。问题不会到此为止。还有一种独特信号的重要源泉，来自另一种范畴的行为，名叫移位活动（displacement activity）。剧烈内部冲突的副作用之一是，动物有时表现出稀奇古怪、好象无关的行为片断。仿佛紧张的动物不能做它很想做的进攻或逃亡的行为，而找到了另外一种完全无关的活动来宣泄积存的能量。逃亡的冲动阻遏了进攻的冲动，进攻的冲动又反过来阻遏了逃亡的冲动，所以它另谋渠道发泄感情。相互威胁的冤家对头可能突然莫名其妙、趾高气扬地做进食的动作，但既未做完又突然停止，接着又立即恢复完全威胁的姿态。它们也可能抓挠身子、清理皮毛，其间又随时恢复典型的威胁手法。有些动物做移位性筑巢动作，抬起附近的筑巢材料。将其投入假想的窝巣。还有一些动物喜爱“打盹儿”（短暂垂头做睡觉状），打呵欠，伸懒腰等等。

　　 围绕这些移位活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说移位活动与进攻性有关是没有客观理由的。如果动物进食，那它一定是饿了；如果它抓挠身子，那它一定是在发痒。他们强调指出，要证明做移位活动时正在威胁对手的动物并不饥饿是不可能的，要证明它抓挠身子时并不发痒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批评。凡是实际观察研究过许多动物的进攻行为的人都知道，这种批评显然是荒谬的。在动物对峙中紧张而富有戏剧性的时刻，较量看会突然停下来（哪怕是一刹那吧）为进食而进食，为挠痒而挠痒，为打盹儿而打盹儿，这一说法显然是荒谬绝伦的。

　　尽管对移位活动产生的进化原因尚有学术争论，有一点却最明确的：从功能的观点看，移位活动为宝贵的威胁信号提供了又一个源泉，许多动物扩大了移位行为，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越来越具有炫耀的色彩。

　　由此可免。所有这些活动——自主神经系统的信号、意向性动作、自相矛盾的体态和移位活动——都变成了繁缛的仪式，它们合在一起给动物提供了一大套威胁信号。在大多致冲突的场合，它们足以解决对手之间的矛盾，使动物不至于动武。但是，如果这一个信号系统未能奏效——比如在极端拥挤的情况下就是这样，那么紧接着就要发生真正的斗殴。威胁信号就让位于体力斗殴的蛮力。于是，牙齿就用来咬、切、刺，头部和犄角就用来抵撞、刺杀，身子就用来撞，闯、推，腿脚就用来抓、踢、打，手就用来抓、扯、撕、何时还用尾巴来抽打和猛扫。尽管如此，一位对手杀死另一位对手的情况还是极为罕见。动物演化出了专门对付猎物的猎杀技巧，它们很少用这些技巧来与同类争斗。（在这点上有时也会铸下大馅，对攻击猎物的行为和攻击同类对手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错误的臆想。其实这两种行为在动机和表现上都大不相同。）一旦同类中的敌手被制服，它就不再构成威胁，就可以不再理睬它。再在它的身上去耗费精力，就失去意义了。这时候就可以让它溜走而不再伤害它、胁迫它。

　　在将以上各种挑战活动与我们人类联系起来考虑之前，动物攻击行为中还有一个侧面要加以研讨。这一侧面与战败者的行为相关。当战败者的地位保不住时，显然是以走为上策。但是，它并非总是有可能尽快逃走。它的逃路上也许有自然障碍。如果它置身密集的社会群体之中，它可能不得不呆在战胜者的地盘之内。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必须向强手发出信号，表明它不再构成威胁，表明它无心再斗。如果它直到遭到惨重的伤害。精疲力竭时才停止较量，这就清楚地表明它宣告失败，占上风的动物就会离开而不再骚扰它。不过，如果它不等自己的地位恶化到这种极端不幸的境地就表明它自甘认输，它就可以避免更为严厉的惩罚。借助一些典型的臣服表现，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这些认输称臣的表现可以使进攻者息怒，很快使其攻击性缓解，从而加速解决争端。

　　认输称臣的信号表现在几个方面。基本模式有两种，一是“关闭”激起攻击行为的信号，一是“开启”明白无误的非攻击性信号。第一类信号只能使占上风的动物冷静下来，后一种信号能积极改变进攻者的情绪，因而有助于使战胜者息怒。最简单的臣服形式是一动不动。因为攻击性表现为剧烈的运动，静止不动的体态自然就表示无攻击性。静姿常常与蹲姿和畏缩相结合。攻击性使身体膨胀到极限，蹲姿反过来使身体缩小，故能使对方息怒。避开与进攻者正面相对也有助于说明认输，因为它与正面进攻的姿态相反。还有一些与威胁相对的行为也用上了。如果一种动物以埋头为威胁的动作，那么抬头就成为宝贵的息事宁人的姿态。如果进攻者毛发耸立。那么收紧毛发就能当做目服的手段。在有些少见的情况下，战败者把自己脆弱的部分朝向进攻者，以此承认自己的失败。比如黑猩猩会伸出一只手作为臣服的姿势，这使它的手极易被对方咬伤。因为发动进攻的黑猩猩绝不会咬战败者伸出的手，所以这一乞降的姿势可以使强手息怒。

　　第二种息事宁人的信号之功能，是诱发攻击者的另一种动机。臣服者发出的信号刺激强者，使它作出无攻击性的反应。由于这一反应在攻击者心中泛起，它的争斗冲动就被压制被制服了。臣服者以三种主要的方法来息事宁人。一种特别有效的办法，是采用幼仔乞食的姿势。弱者蹲着身子，作幼仔乞食状，这是典型的向强者认输的姿势。雌性受雄性攻击时尤其喜欢用这一姿势。这一办法非常有效，以至于使雄性吐出一些食物给雌性吃。雌性遂吞下嗟来之食，以此完成用乞食姿势乞降的仪式。于是，雄性完全被父性的、保护性的情绪所支配，它的攻击性烟消云散，这一对冤家又冷静下来重归于好。这一仪式正是许多动物求偶中的乞食模式的基础。鸟类的求爱仪式尤其如此，在配偶形成的早期阶段，雄鸟很富于进攻性，另一种诱发攻击者新动机的活动，是弱者采用雌性动物的交配姿态。无论弱者是何性别，无论它是各处在发情期，它都可能突然做出用臀部朝向强者的姿态。当它朝向进攻者展示臀部时，就激起了强者的性反应从而给强者的攻击性降了温。在此情况下，称霸者无论雌雄都会踩在弱者背上，佯装与弱者交配的动作，不论臣服者是雌是雄。

　　使强者产生另一种动机的第三种形式，是诱发它给弱者整饰毛发或让弱者替它整饰毛发的情绪。动物界的生活中，社群成员互相整饰毛发的活动大量存在．这一动作与社群生活中安静、太平的时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弱者可能会请战胜者替它整饰，也可能发出信号，请求胜利者允许它替其整饰毛发。猴类就使用这一手段。这一请求带着独特的面部表情，包括快速咂嘴。这一表情是将通常整饰毛发的动作略加变换的仪式化的翻版。一只猴子替另一只猴子整饰毛发时，它反复不断地把皮屑和其它碎屑丢进嘴里，同时把嘴巴咂得啪啪响。弱者夸张咂嘴的动作，加快其频率，表示乐意尽职，它常常借此抑制住进攻者的攻击性，使其放松下来并允许它代为整饰毛发。过不了一会儿，称雄的猴子就让整饰毛发的动作给安抚住了，弱小的猴子就趁机安然无恙地悄悄溜走。

　　以上这些是动物处理攻击行为的仪式和手段、所谓“爪牙见血的本性”，开初是用来指食肉兽残暴的猎杀活动的。但是后来被用来泛指整个动物界的争斗行为。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任何一个物种要生存就绝不能同类相残。物种内部的进攻行为必须要受到阻抑和控制。物种的猎杀武器越强大越凶猛，防止使用它们来解决物种内部争端的阻抑机制就越要强大。就领地和等级系统的争论而言，这正是所谓“丛林法则”。凡是未能遵守这一法则的物种都早已灭绝了。

　　我们人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上述情知我们独特的威胁和安抚信号是一套什么东西？我们的争斗方法有哪些？我们如何控制这些争斗的方法？

　　因攻击性而唤起的冲动在我们体内产生的生理骚动、肌肉紧张和激动情绪，与前述动物的一般生理变化完全相同。和其它动物一样，我们也表现出种种移位活动。在有些方面，我们不如其它动物的装备齐全，它们把基本的移位活动发展成为强有力的信号。比如说吧，我们就不能靠毛发直立来恫吓对手。在震惊的时刻，我们的毛发还能直立（即所谓“我毛骨悚然”之说）。但是作为向对手发出的恫吓信号；它却无济于事。在别的方面我们胜过其它动物。我们裸露的皮肤，虽然使我们不能有效地做到毛发耸立，却使我们有幸发送强有力的涨红和苍白两种信号。我们可以“气得脸色铁青”，“气得涨红脸”，“吓得脸色苍白”。在这些词语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苍白”这个字眼。它意味着活动。它与指示攻击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时，成为非常危险的信号。它与指示惧怕的行动结合在一起，又成为恐怖的信号。你也许还能记起，它是由交感神经系统兴奋引起的。交感神经系统也就是发出“快动手”指令的系统。对这一系统，切不可等闲视之。相反，皮肤涨红则不用过虑，因为它是由副交感神经系统拼命抗衡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而引起的，而且它说明，发出“动手”指令的交感神经系统已经被釜底抽薪了。怒气冲冲、脸色涨红的对手，和面色苍白、嘴唇绷紧的对手相比，他向你发动攻击的可能要小得多。面红筋涨的对手处在激烈的自我冲突之中，他的冲动受到封闭，他的情绪受到抑制。然而，面色苍白者依然准备发动攻击。两种人都不可等闲视之，但是，面色苍白者更有可能会跳起来发动进攻，除非他当即受到安抚而怒气消解，或者他受到的反威胁更加厉害。

　　在类似的情绪中，又快又深的呼吸是危险的信号。但是，等到它鼻息粗重、伴有咯咯之声时，其威胁已经缓解。初始攻击时的嘴巴干燥和攻击强烈受阻时而引起的唾液分泌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关系。极端紧张的时刻伴生着强烈的震憾，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大小便失禁和昏厥。

　　当攻击和逃亡这两种冲动同时强烈激发起来之后，我们表现出若干典型的意向性动作和自相矛盾的姿态。其中最熟悉的是举起握紧的拳头，这一姿势已在两个方面被仪式化了。做这一动作时离对手尚有相当距离，这个距离太远，拳头不可能变成真正的一击。因此，其功能不再是实在的体力相拼。相反，它成了视觉信号。再加上前臂的前后劈打动作，它又进一步仪式化了。如此摇晃拳头的动作，同样是一种视觉信号。我们有节奏地反复用拳头“挥打”，可是我们仍处在打不着对手的安全距离之外。

　　挥拳威胁对手时，整个身子可能做一些短暂的向前逼近的意向性动作，这些动作常常不断地自我约束，并不会走得太远。脚可能用力跺得很响，拳头可能猛砸在顺手的物件上。最后这一动作在其它动物身上也常见，它常常被称为改变方向前活动。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激起进攻行为的对象（相当于对手）太可怕，不便于直接向其进攻，所以尽管攻击性动作发出了，但是必须将其转向另外一种不太吓人的对象，比如象一位没有恶意的旁观者（我们大家都曾经作为旁观者遭过殃），甚或是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如果攻击行为转向的是物体，它可能被砸得粉碎、彻底损坏。妻子把花瓶扔在地上摔个稀烂时，狼藉满地的碎片自然是相当于丈夫脑髓涂地的脑袋。有趣的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常常以自己的形式来表现改变攻击方向的活动，它们撕碎、砸烂、甩打身边的树枝和树木。同理，改变攻击方向的行为也具有强烈的视觉影响。

　　伴随所有这些攻击性表示的，是一种专门而重要的现象，这就是做出威胁对手的面部表情。它们和言语信号一起，给我们提供了准确传达攻击情绪的最精确的方法。诚如前面有一章中所说的，微笑的表情是人类独有的；可是，我们带攻击性的面部表情——尽管很富有表现力，仍然与高级灵长目动物有大同小异之处。（我们只需一瞥，就可以分出愤怒的猴子和吓坏了的猴子，可是我们要费劲学习才能认出友好的猴子。）其规律十分简单：进攻的冲动越是压倒逃亡的冲动，面部肌肉就越向前突出。反过来，惧怕占了上风，面部肌肉就向后收缩。面部作攻击表情时，眉头皱紧向前突出，额部舒展无皱纹，嘴角亦向前突出，嘴唇紧闭成一条直线。惧怕支配情绪时，受惊和威吓掺半的表情就呈现出来。眉头上扬，额头出现皱纹，嘴角后收，嘴唇张开，牙齿微露。这一面部表情常常是其它体态——看上去很富于攻击性的体态的伴生物。一正因为这样，额头紧锁、牙齿外露等诸如此类的表情，有时被认为是“愤怒”的信号。然而，事实上它们是“惧怕”的信号。这样的面部表情提供了一个早期的预警信号，说明惧怕的情绪占了上风，虽然其余的体态仍然表现出恫吓的样子。当然，它仍然是一种恫吓的表情，故不能掉以轻心。假如面都表现的是十分惧怕的情绪，面部肌肉就不再后收，此人就会退缩。

　　以上各种面部表情是我们与猴子共有的。假如你有机会与一只大狒狒遭遇，记住这一点倒是值得的。除此之外，我们在文化演进中还创造了其它的两部表情，比如伸舌头、鼓腮帮。用拇指摸鼻尖、夸张地拧歪五官肌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我们表示威吓的面部表情。大多数文化还借用其它身体动作来表示威吓和侮辱，以此增加了许多威吓和侮辱的姿势。带攻击性的意向动作（“气得发跳”），已经被精炼而成许多不同的、高度程式化的刚烈的战舞。战舞的功能是鼓动社群的情绪，使其强烈的攻击性情感同步化，而不是直接向敌人表现攻击的情感。

　　由于文化发展推出了人造的致命武器，我们成了潜在的非常危险的物种，所以我们发现自己握有无比广泛的各种安抚信号，这一点不足为奇。我们享有与其它灵长目相同的基本的臣服模式——蹲姿和惊叫。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一大套表现屈从的动作加以形式化。蹲姿已发展至趴在地上的五体投地。强度较低的程式化动作有跪拜礼、鞠躬礼和屈膝礼。至关重要的信号是压低身于，使强者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发出威胁信号时，我们使身子膨胀到极限，使身躯尽量伟岸魁梧。因此．屈从的行为必须与此背道而驰——尽量使身于放低。我们并不随意放低身子表示屈从，而是将其程式化，使之成为苦干典型而固定的级别，每一级都有独特的信号意义。在这一方面，致敬礼是饶有兴趣的；因为它说明，形式化的动作传递文化信号时，竟然可以大大偏离该姿势的初始意义。乍一看，军礼象一个攻击性动作。它与举手打人的信号颇为相似。关键差别在于：手不握成拳头，而且是指向军帽。当然，它是脱帽礼经过程式化后略加修正的姿势，而脱帽礼最初又是降低身子高度这个行为的组成部分。

　　灵长目动物原始而简单的下蹲动作，经过分离而成为今日之鞠躬动作，这一过程也蛮有意思。其主要特点是将眼睛的位置降低。直瞪瞪的盯视是最彻头彻尾的攻击行为。它是最凶暴的面部表情之一，是最富挑衅性的姿势的伴生物。（儿童的一种游戏叫“看谁盯赢谁”，其难度很大，就是这个道理。幼儿出于好奇而凝视别人，这样一个天真的动作，竟然被父母斥为“盯别人不礼貌”，竟然受到如此的谴责，也同样是这个道理。）无论鞠躬礼因社会习俗的变化而简化到何等程度，它总是包括使面部降低位置这一成分。比如说吧，宫庭中的男侍，由于经常不断的重复，已经修正了鞠躬礼，但是依然要埋头；不过他们不再弯腰。仅仅僵直地弯曲脖子，把头部低下来而已。

　　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反凝视（anti－stare）的反应，仅仅是目光移开的动作，或者是目光游动（Shift－eyed）的表情。只有十足的好斗者才目不转睛地盯着人看较长的时间。在乎常面对面的交谈中，我们的一个典型动作是将目光从交谈伙伴的脸上移开，每说完一句话或“一段话”又将目光移回瞥他一眼，看看他的反应如何。专业演讲人花时间训练如何直视听众，而不是将目光越过他们的头顶，或埋头看讲台，或看讲演厅的两侧或后壁。即使他处在支配的地位，但由于听众人多，且全都凝视着他（从他们安安稳稳的座位上），所以他感觉到一种基本的、开初难以控制的、对听众的畏惧。只有经过大量练习，才能克服怯场。大群听众的直视这一简单的、带有攻击性的动作，是又一原因，它使演员出场前感到忐忑不安。当然，他的很多忧虑都是合乎理性的——他担心听众的素质、听众是否接受他的表演等等。但是，那么多双眼睛吓人的凝视构成了对他的另一种更基本的威胁。（这个例子又说明，在潜意识层次中，人们把出于好奇心的凝视和威胁人的盯视混淆起来了。）矫正视力的眼镜和太阳镜使面孔的攻击性增大。因为它们出乎意料地造成错觉，仿佛盯视表情的模式被放大了。戴眼镜的人看我们时，我们的感觉是眼睛睁得特大。气质温和的人往往选择细边眼镜或无边眼镜（大概未意识到为何要作这样的选择），因为这既使得他们看得比较清楚，又可以给人最低限度的夸大盯视的感觉。这样，就可以避免引起别人反过来盯自己。

　　另一种更强烈的反凝视形式，是以手遮眼，或将头搁在手肘窝里。简单的闭眼动作也切断对方的凝视。有趣的是，有一些人与陌生人面对面交谈时，不由自主地频频闭眼睛。似乎他们平常眨眼的反应变成了较长久的遮掩眼睛的时刻。可是，他们与朋友交谈时，这一反应却荡然无存，因为他们此时感到非常自在。他们与陌生人交谈时，究竟是想隔断陌生人的存在所构成的威胁呢，还是想减少自己盯视别人的频率呢，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呢，这并非总是清楚的。

　　因为盯视具有强烈的恫吓效果，许多动物长出作为自卫机制的近似于盯视的眼斑。许多飞蛾的翅膀上长了一对吓唬人的眼斑。这些眼斑藏在翅膀里，遇到食肉动物攻击时才亮出来。他们在敌害前将翅膀展开，闪动明亮的眼斑。实验证明，这一动作颇有价值，能恫吓敌害，使之逃跑，而飞蛾却安然无恙。许多鱼类、有些鸟类、甚至有些哺乳动物都采用了这一技巧。在人类生活中，商品有时也使用这一手段（也许是自觉的，也可能不自觉）。汽车设计师就用头灯来吓唬人，他们常常把汽车罩前头的线条雕饰为人们紧锁眉头的形象，以此来增加汽车攻击性的整体效应。此外，他们还在两个”眼斑”（头灯）之间加上铁栅以造成“咬牙切齿”的形象、公路交通日益拥挤，驾车活动的挑战性日益增加，汽车吓人的外形日益精致，给驾车人造成越来越富有攻击性的形象。在小规模范围内，有些产品的商标名称就象是威胁人的面孔，比如OXO、OMO、OZO、OVO等等。所幸的是，对制造商来说，这些商标并未使顾客反感；相反，它们引人注目。它们能抓住顾客的注意，虽然细看之后原来只是一些没有害处的硬纸箱，可商标的影响已经发生作用，顾客的注意力已被吸引到这些产品的身上，而不是被吸引到与其竞争的对手身上了。

　　前已提及黑猩猩伸出一只软弱无力的手，使支配它们的黑猩猩息怒。我们也有与此相同的姿势，表现为典型的乞求和哀求的姿势。我们还将这一姿势修改成为一种普遍的致意姿势，其形式就是握手礼。友好的姿势常常由顺从的姿势发展而来。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微笑和朗声笑是如何演化的（二者在缓和对手清绪方面依然表现为怯笑和傻笑）。握手是地位大致相等者之间的相互致意，两者地位悬殊时，握手礼变成了弯腰的吻手礼。（随着两性之间和阶级之间的日益平等，后面这种高雅的吻手礼日益罕见。但是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吻手礼依然沿袭至今。这些领域里仍然固守着刻板的地位等级制度，比如教会里就是这样。）在有些情况下，握手礼变成了自己摇手或拧手。在有些文化中，这是标准的致意求和礼；在另一些文化中，只有在更极端的乞怜时，才施这种致意礼。

　　在表示降服方面，演化出了许多专门的文化行为，比如拳击中扔汗巾、打仗时举白旗等等。但是我们在此并不关注文化行为。然而，确有一些较为简单的诱发新动机的手段，值得略述一二，只要它们与其它动物类似的行为模式确有一些饶有趣味的联系。你也许还能回忆起动物的一些行为模式；面对攻击性的或潜藏着攻击性的个体，它们作一些幼稚的、交尾的或整饰的动作，借以激起强者不带攻击性的情感；这些不带攻击性的情感与强者原有的攻击性相较量，最终压制住强烈的攻击性。在人类身上，柔顺的成人的幼稚行为在求爱期间尤为常见。求爱的男女常常用“娃娃语”，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要做父母，而是因为“娃娃语”可以诱发更温柔、更带保护性的情感，使对方表现出父亲或母亲对孩子的感情；这就使那些更带攻击性的情感（或者说更令人生畏的情感）受到压抑。有趣的是，一想到鸟类在求偶阶段互相喂食的行为模式，我们就注意到，人类在求爱期间，互相喂食的行为表现出异常的增加。在人生的其它阶段，绝没有这么多男女相互喂食的行为，也没有这么频繁地互送巧克力糖的时期。

　　至于说诱发新动机并将其导入性欲方向，这种情形的发生，是在弱者（男性或女性）面对处于攻击状态而非真正的性冲动状态的强者（男性或女性）时，采取一种“女性”’的态度。这种“女性”姿态被广泛采用。但是，动物所作的将臀部面对强者那种比较明显的交尾动作，连同动物固有的交配姿势本身，在人类身上已差不多完全消逝。诱发新动机以化解攻击性的行为，仅限于挨屁股这一体罚之中，有节奏的抽屁股代替了动物带攻击性的交配动作。如果小学老师充分悟解个中意味，意识到打学生屁股相当于灵长目动物古老的仪式化交配动作，他们是否仍会坚持这种体罚，那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老师本可以不必坚持要男童翘起屁股作雌性动物交配的姿势，也可以照样让学生吃皮肉之苦（女童绝少挨屁股。其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此，它说明，打屁股显然根源于性行为）。有一位权威人士想象，老师有时叫男童扒下裤子打屁股，并不是要让学生吃更多的皮肉之苦，而是因为老师能看见越打越红的屁股；它使人联想到雌性灵长目发情时红肿的阴部。无论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有一点可以肯定，用这种特别的体罚来使老师息怒，注定要遭到可悲的失败。不幸的男童屁股越红，老师的潜在性欲就越受到刺激，他也就更可能延长这一仪式。由于性行为被笞杖代替了，受罚的学生遂再次回到其原来的处境。他本来希望将直接的攻击转变为性攻击，但由于这种性攻击又象征性地转变为另一种攻击方式，所以他最终仍被置于原来的处境。

　　诱发新动机的第三种方式——整饰行为，在人类生活中虽不明显但却十分有用。我们常常抚摸和轻拍情绪激动的人，使他平静下来。许多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花很多时间，要地位较低的人给他梳妆打扮，围着他们转。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讲。

　　移位活动在我们的攻击性遭遇中也起一定的作用，几乎在任何紧张的情景中都会表现出来。我们与其它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不限于只用几种人类独特的移位模式。事实上，我们利用一切琐屑的行为来宣泄郁积的情感。在情绪激动的冲突中，我们可能要摆弄身边的装饰品、点燃香烟，觑一眼手表、倒一杯饮料、咬一口东西吃。当然，以上任何一种行为都自有其正常的功能。但是，当它们承担移位活动的作用时，其正常的功能就不再起作用。我们摆弄的装饰品原本已经摆设得非常得体。它们并非杂乱无章，经过摆弄反而可能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在紧张的时刻，原来燃得很好尚未吸完的香烟可能给我们弄灭，我们又重新点燃一支取而代之。而且，我们在紧张时间的吸烟频率和肌体对尼古丁的生理需要没有关系。反复擦拭的眼镜早已给擦得干干净净。用力上条的手表本来就无需再拧紧发条。我们瞥手表时，眼睛并不注意手表的时间。我们喝饮料，并不是因为口渴。我们吃一口东西，并不是因为饥饿。之所以要做这些动作，并不是由于它们通常所给的报偿功能，而是指望借此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社交活动开始的时刻，移位活动的频率很高，因为表层的活动之下，潜藏着惧怕和攻击性。在宴会上，在小型社交聚会中，每当握手微笑之类的彼此安抚情绪的礼仪之后，紧接着都是一套移位的活动：拿烟倒茶敬吃食。即使在大型的娱乐活动比如唱戏看电影这样的场合，人们都故意中断节目略事休息，以便让观众有机会享受一下移位活动。

　　我们处在攻击性较强的紧张时刻，往往转向一种与灵长目动物相同的移位活动，此时宣泄紧张情绪的通道就更带有原始的野性。黑猩猩在此情况下会反复激动地“挠痒”，这一动作颇为特别，与平常的挠痒迥然不同。抓挠的部位限于头部，有时也扩展到手臂上。抓挠的动作本身有相当固定的程式。我们此时的行为与之颇为相似，我们的移位性整饰动作相当夸张。我们禁不住要抓挠头部、咬指甲、用手“洗”脸、持胡须、抱头发、掏鼻子、扇鼻子、擤鼻子、摸耳垂、掏耳朵、摸下巴、舔嘴唇、搓手等等。如果仔细观察严重冲突下的移位行为，就可以看到，以上活动全都是一种仪式行为，并不存在真正仔细的定位清洗行为。一个人的挠头动作和另一个人的挠头动作迥然有别，但是人人自有其固定和独特的模式。既然不存在真正清洗的问题，所以只挠到某一部位而忽略了其它部分并不要紧。在一小群人的任何社会交往中，一望而知哪些是地位较低的人，他们的移位性自我整饰活动频率较高。真正凌驾他人之上的人也一望而知，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移位性的自我整饰活动。如果表面上地位高的人确实做了许多移位活动，那就表明，他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威胁，在场的人中有人对他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我们在探讨以上各种攻击性和臣服性的行为模式时，有一个假设：人们的行为“说的是真话”，他们没有故意修正自己的行为以求某种特殊的目的。我们“说谎”主要靠言词，而不是靠其它交际信号。尽管如此，用非言语信号“撒谎”的现象也不能完全予以忽视。诚然，用我们探讨的行为模式来“撒谎”是极其困难的，但并非绝对不可能。我已提及，父母用这种动作来掩盖紧张情绪，常常遭到惨败，可他们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但是，成人交往时，由于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言词的信息内容上，所以用非言语的行为“撒谎”就比较容易达到目的。可惜，用行为“说谎”的人只选用了他整个信号系统的一部分信号来撒谎。还有一些地意识不到的信号戮穿了他的把戏。要想撒谎最能奏效，就不要故意集中修正某些信号，而是专注于自己想表现的情绪，争取进入角色，至于细节问题则自然会水到渠成。这一方法为专业的“撒谎者”经常使用并大获成功，演员就用这一方法进入角色。他们的全部职业生涯就是在用行为“撒谎”中度过的，这一职业特点有时会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极大的损害。政治家和外交家也需要做一些欠妥的“撒谎”，但是他们不象演员，演员是“得到执照可以撒谎”的。结果，政治家和外交家负疚的感情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表现。此外，与演员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经过长期“撒谎”的表演训练。

　　即使未受专业训练，稍加努力，仔细研究一下本书介绍的情况，也可以达到预想的目标。我有意识地试了一二次，用这种办法去对付警察，还真有点灵。我想，既然顺从的姿势可以产生强烈的生物趋势使人息怒，那么如果使用恰当的信号，这一倾向想必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大多数驾车人因违犯交通规则的小毛病被警察拦截时，立即申辩自己并未违犯规则，或者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他们这样做在保卫自己的（流动）领地，把自己放在与警察争夺领地的对立地位。这是最糟糕的行动。它迫使警察发动反击。相反，如果表现出非常顺从的态度，警察要想发火就会非常困难。完全认错、承认愚笨、甘愿顺从的态度，立即使警察置于高高在上的支配地位；处在这一地位，他很难发起攻击。要表示感激和赞赏，赞扬他的干练。但是言词是不够的。还要做出恰当的姿势。体态和表情都要表现出惧怕和顺从。尤为重要的，是迅速下车走到警察眼前。绝不能让他走到你的眼前，否则，你就在迫使他离开自己的领地，给他构成了威胁。而且，倘若你呆在车里不动，你就是在坚守自己的领地；倘若你离开汽车，你的领地身分自然就随之削弱。此外，坐在汽车里的姿势的固有属性是高高在上。坐姿的权力在人类行为中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成分。“国王”站立时谁也不许坐；“国王”一起立人人都必须起立。由于离开汽车，你既放弃了自己的领地权，又放弃了高高在上的坐姿，使自己的地位大大削弱，为后继的顺从行为作好了准备。但是，站起身之后，要紧的是不要挺得笔直，而是要缩着身子，耷拉脑袋，垂肩屈膝。说话的语气与言辞一样重要。忧虑不安的面部表情、避开警察目光看一边的动作，也会大有助益；还可以再做几个移位性的自我整饰动作，以增加分量。

　　遗憾的是，驾车人基本上都处于保卫领地的攻击情绪之中，要制造假象掩盖这一情绪是极端困难的。这要么需要相当充分的练习，要么需要对行为信号知之甚详。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本来就地位欠高，即使你的顺从是故意做做样子，也可能搞得你极不愉快，那还不如痛痛快快接受罚款为好。

　　本章讲的是争斗行为，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只谈了如何避免真打实斗的方法。当情况恶化，最终难免肉搏时，裸猿——未武装的操猿的行为，与其它灵长目动物的行为对比强烈。饶有趣味。它们最重要的武器是牙齿，我们最重要的武器是手。它们用前肢抓扯，用牙齿撕咬，我们用手抓扯，用拳头猛击。只有幼儿和年纪小的儿童徒手争斗时，用牙齿咬才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他们手部和胳膊的肌肉尚不发达，因而不能产生很大的力量。

　　今天，我们能看到成人肉搏中一些高度程式化的运动，比如摔跤、柔道和拳击。但是，未经修正的、带有原始野气的肉搏已很难见到。一旦严重的战斗爆发，这样那样的人造武器总要利用起来发挥作用。最粗糙的武器是投掷器，或延长拳头的兵器，以增加拳头的打击力量。在特殊情况下，黑猩猩可以走到这一步，使它们的进攻作这样的延伸。在半禁闭的生活中，曾观察到它们这样的攻击行为：抓起树枝向一只豹子标本劈打。掰下土块向水沟对面的行人掷去。但是，很少证据说明，野生状态下的黑猩猩也广泛使用武器；毫无证据说明，它们在解决对手争端中曾经使用过武器。然而，它们使我们瞥见了人类在蒙昧时代开始使用武器的端倪，人造武器主要是用来防卫其它物种的侵害和捕杀猎物的。它们之用于同类相残，几乎可以肯定说是次要的趋势。不过，一旦造出武器，它们就可以用于对付任何紧急情况，而无论其使用的场合了。

　　形式最简单的武器是坚硬而结实的，未经加工的天然木头和石头。对这些天然物体略作加工，简单的投掷和打击动作经过武器刺、砍、切、捅等动作的修饰，其威力就大大增强了。

　　下一步攻击方法中较大的行为变化趋势，是拉开进攻者和敌手之间的距离。正是这一步差点毁灭了我们自己。矛枪可以拉开距离，可是其有效范围太受限制。箭头射程稍大，但命中率不高。枪炮急剧地增加了射程，从天上往下扔炸弹又进一步加大了进攻的范围，地对地导弹可以把进攻者的“打击”范围进一步拓宽。结果对手不是被击败，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毁灭干净。我已说明，物种内部的攻击性在生物学水平上的目的，本来是击败对手，而不是杀戮；因为敌手或是逃亡或是屈服，所以就避免了物种生命被毁灭的末日。无论弱者是逃是降，对手的交锋遂告结束，争端遂告解决。然而，如果进攻者的距离很远，失败者让其息怒的顺从信号，胜利者是看不到的，于是狂暴的侵略就会象烈火一样的不可收拾。进攻的怒火要熄灭，只能靠直接目睹对方的臣服乞降，或者是靠目睹对方的抱头鼠窜。现代的攻击战中，对手之间的距离太远，结果导致大规模的杀戮，这在其它物种的生活中是闻所未闻的。

　　给这种同类相残的残暴行为火上加油的，是我们在进化中养成的合作精神。我们在狩猎生活中加强了合作精神，这对我们极为有利。但是，它现在反过来成了我们的报应。它使我们产生强烈的互助冲动，这种冲动容易被扇动起来去干种内相残的进攻行为。狩猎时的忠诚变成了同类相争时的忠诚，于是就爆发了战争。令人啼笑皆非的，正是这种进化中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帮助同伴的冲动，构成了所有的战争恐怖活动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一冲动驱使我们走向战争，使我们结成致人死命的帮派、团伙、集团和军队。没有这种合作和忠诚，团伙和军队就缺乏凝聚力，进攻行为就会还原成“个体的争斗”。

　　有人说，由于我们进化成了专门捕猎的杀手，自然也会成为残害同类对手的杀手，我们有一种谋杀对手的与生俱来的冲动。正如我已说明的，证据与这一说法截然对立。动物谋求的是击败对子，而不是谋害对手。攻击行为的目标是谋求霸权，而不是毁灭对手。从根本上说，在这一方面，我们与别的动物似无差别。我们没有理由要与众不同。不幸的是，由于现代战争中交锋对手相距太远，由于集团的合作精神，由于二者的不幸结合，争斗的初始目标对卷入战争的人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他们攻击的目的，与其说是制服敌人，不如说是支持同志，人类固有的容易消气的特点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表现出来。这一不幸的发展趋势可能将证明是我们毁灭的原因，它可能很快就引起人类的灭绝。

　　这种困境自然会使得我们大伤脑筋。一条有利的出路是进行大规模双边裁军。但是，裁军要有效，就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就要走向难以实现的极端。这种极端措施确保的是，未来的一切争斗都是近距离的战斗，人类自然的面对面时直接可见的求和信号又可以再一次发挥作用。

　　另一条出路是使各种社会群体成员的爱国心淡化。但是，这一办法与我们人类根本的生物属性是绝然对立的。一个方向的联盟可以很快形成，另一个方向上的联盟也可以很快破裂。可是，人类天生结成排他性社会集团的倾向，是无法根除的，除非我们的基因构成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然而，重大的基因变化自然又会使我们复杂的社会结构土崩瓦解。

　　第三条出路是提供并提倡没有害处的象征性活动来替代战争。话又说回来，如果它们确实无害，它们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又必然走不远。值得记住的是，战争问题在生物学这个层次上说，是一个保卫群体领地的问题；考虑到人类极为拥挤的现状，它还有一个群体领地扩张的问题在里头。热闹喧嚷的国际足球赛，无论打多少场也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第四条出路是改进对战争的理性控制。有人认为，既然智慧使人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境地，智慧也可以使我们摆脱困境。不幸的是，就保卫领地之类的问题而言，我们的高级脑中枢太脆弱，很容易受低级神经冲动的驱使。理性控制的作用仅限于此，它不能超越这一步。作为最后一着，它是不可靠的。一次无理性的、情绪激动的行动，可以使理性的一切成就前功尽弃、化为乌有。

　　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唯一可行的生物学办法，是大规模减少人口，或者迅速向其它星球移民；可能的话，还可以同时采用以上所述的其余四种办法。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各国人口继续以目前的惊人速度增长，无法控制的攻击性就会急剧地增长。这一点已用实验作出定论。严重的过分拥挤将会造成社会紧张，不等饥荒饿死我们，我们的社区组织就被社会压力和社会紧张粉碎了。人口过密与改善理性控制的努力背道而驰，它会严重加剧情感爆炸的可能性。这个发展势头，唯有靠出生率的显著减少才能予以阻止。可惜，降低人口增长率遇到两个难题。我已说明，家庭这个单位——它仍然是一切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一种育儿手段。进化到目前，它已成为一个生育、保护和培育子女的高度发达而复杂的系统。如果这一功能受损，或暂时去除，那就会损害配偶固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就会造成烙有它特殊印记的社会混乱。另一方面，如果尝试有选择的办法来遏制人口繁殖的狂潮，让有些配偶尽情生育，另一些配偶被阻止随意生育，那就会损害社会必需的合作精神。

　　减少人口的结果，用简明数字说，就是：如果世间的一切成年男女都结成配偶生育，只能让每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如果人口要维持在持衡不变的水准的话。每个人就能用一个子女来取代他的存在。考虑到一小部分人已经不婚不育的事实，再扣除随时难免的车祸等原因引起的夭折，家庭平均人口可以略多一些。即使这样，它给配偶关系的机制仍然构成了较大的包袱。子女少使包袱减轻，这意味着要在其它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维持配偶的紧密关系。但是，从长远上说，这一危险比选择令人窒息的拥挤所造成的危险要小得多。

　　归纳起来说，保证世界和平的最好办法是广泛提倡避孕或流产。流产是一种严厉的措施，可能会引起严重的情感动荡。而且，一旦受精卵形成，它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新成员；毁灭它实际上是一种攻击行为，而攻击行为正是我们试图控制的行为模式。显而易见，避孕较为可取，反对避孕的宗教或其它“道德”派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他们搞的是贩卖战争的危险勾当。

　　既然提出了宗教问题，也许值得更仔细地看看这一奇怪的动物行为，然后再探讨人类攻击活动的其它侧面。这一课题不好对付。但是，作为动物学家，我们必须观察实际发生的是什么，而不是听别人说的想当然发生的事情。经过观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行为的意义上来说，宗教活动是大群人长期反复表现的顺从行为，目的是让一位高踞于上的霸主息怒。这位至高无上者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其共同之处总是威力无比。有的时候，它借助一种动物的外形，或者是理想化的动物形象。有的时候，它被描绘成一位智者和长者。有的时候，它又变成更抽象的东西，干脆被称为“那种样子”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对它表示顺从的动作也可能是双目闭拢、头部低垂、双手合十作乞求状，有时双膝跪下、叩头及地、甚而至于五体投地，常常还口中念念有词，或吟唱赞美诗，或恸哭以诉哀。倘若顺从的祈祷奏效，至高无上者就不再动怒。因为它威力无边，所以祈祷仪式要定期频繁举行，以免它怒气上升。这位至高无上者常常——当然并非任何时候——被称为神。

　　既然没有一位神的存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为什么又被人造出来了呢？答案要回到我们祖先的进化中去找。在我们进化而为合作的猎手之前，我们生活的社群一定和今天猴子和猿类的社群相当。在典型的情况下，每一社群都由一位雄性支配。他是上司、是霸主，每一位成员都不敢激怒他，否则就要自食苦果。在保护群体安全使其免受外来危险中，在解决群体成员的纷争中，他也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群体成员终生都绕着这位至高无上者转动。他威力无比的角色使他拥有与神相似的地位。现在回头来看看我们的直系祖先。显然，由于集体狩猎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合作精神，所以首领使用个人权威就必须受到严重的限制，如果他要保持群体成员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忠诚的话。群体成员必须心甘情愿接受他的权威，而不仅仅是畏惧他的权威。首领要更加和他们“打成一片”。老式的猴王暴君难得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更具宽容态度、更富合作精神的裸猿首领。这个步骤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型的“互助”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又引发了一个问题。头号人物的绝对统治让位于受到限制的统治之后，他再也不能享受毫无疑问的忠诚。这一事态变化对新型的社会体系是至为重要的，可是它又留下了一个缺口。从我们悠远的背景看来，就需要一位全能的人物，他能把群体的所有成员置于控制之下；这个空白由一位人造的神来填补。神的影响就可以弥补首领影响的不足。

　　乍一看，宗教大获成功使人吃惊。然而，其极端的潜力只不过是我们基本生物倾向的潜力而已；这一生物倾向是直接从我们的猿猴祖先遗传下来的。这一倾向是：服从群体中一位威力无比、身居统治地位的成员。正由于此，宗教作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手段，已被证明是无比宝贵的。既然人类进化中环境因素发生了这样独特的组合，如果没有宗教，我们人类是否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是值得怀疑的。宗教产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副产品，比如信仰“来世”，相信人可以最终在此与神相晤。由于业已阐明的原因，我们在今世不可能与神相晤，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神不露面的现象可以在来世生活中弥补起来。为了有助于来世与神相晤，围绕如何处置人死后的身体问题，就形成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习俗。如果要去会晤我们至高无上的霸主，我们就必须为此作好周密的准备，就必须举行非常考究的葬礼。

　　凡是宗教礼仪搞得过头的地方，都造成了不必要的苦难；每当神的专职“助手”禁不住诱惑，借用了一点神权来作为自己的权力时，都产生了不必要的灾难。然而，尽管宗教的历史曲折迂回，它始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大特征。每当它变得难以接受时，它总是静悄悄地，有时则是猛烈地受到人们的拒绝。但是，过不了一会，它么以一种新的形式卷土重来；也许它是以经过仔细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可是它始终保存着原来那些基本成分。简单直说吧，我们必须“有一种信仰”。只有共同的信仰才能把我们粘合在一起，把我们控制起来。可以说，在此基础上，任何信仰都行得通；但是，严格地说，这并不确实。这种信仰必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必须认为它确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的群居天性要求我们进行和参与繁缚的群体仪式。如果删掉“浮华而隆重”的礼仪，就会留下一个可怕的文化缺口，教义的灌输就不能在深层的情感层次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作用对宗教是极为重要的。此外，有些类型的信仰更铺张浪费、更使人愚蠢，它们可以使一个社群误入僵化的行为模式，阻碍其质的发展。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主导特征是智慧和探索，凡是被用于人类智能开发和探索未知的信仰，对我们都最为有利。相信获取知识和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是正当的，相信创造和欣赏气象万千的美的现象是正当的，相信拓宽并加深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是正当的，这一切正在迅速成为我们时代的“宗教”。经验和认识是我们颇难捉摸的神衹，无知和愚昧会使神衹动怒生气。我们的各级学校和宗教训练中心，我们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画廊、剧院、音乐厅和体育场，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公共场所。在自己家里，我们又崇拜自己的书报杂志、收音机和电视机。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我们仍然相信来世，因为我们从创造获取的报酬中有这样一种情感：借助我们创造的东西，我们死后还能“继续活在世上”。正如一切宗教信仰一样，这种宗教信仰也有若干种危险。然而，倘若我们必须有一种宗教信仰的话——看来正是这样，那么，相信来世这种宗教信仰似乎是最为恰当的，因为它最适合我们人类的生物属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一信仰，这构成我们乐观主义的一个给人鼓舞、使人放心的源泉，它可以抗衡本书前面表现出来的悲观态度，我们曾提到对人类生存的近期前途所抱的悲观态度。

　　我们着手谈宗教问题以前，只谈了人类攻击行为组织中的一个侧面，即群体保卫领地的行为。但是，正如我在本章开头的说明一样，裸猿的攻击性具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现在，我们回头考察另外的两种。它们是保卫家庭这个小单位的领地的行为，个人维护自己在等级系统中的地位的行为。

　　在伟大的建筑进步中，我们保卫家庭所占空间的行为自始至终保存了下来。即使设计为居住区的庞大的建筑物，也辛辛苦苦地划分为大同小异的单元，每一个单元住一家人。建筑物中很少或根本不存在什么“分工”。即使在出现了公共的吃喝场所——比如餐馆和酒吧之后，家庭住宅中的餐室也没有去掉。尽管我们的城镇取得了许多其它成就，它们仍然要受我们悠久的裸猿的需求所主宰，我们仍然需要把社群分解为小块的、界限分明的家庭领地。凡是住宅没有被分割为套房的地方，家庭保卫的领地都被精心地用围栅、围墙或篱笆与邻居隔离开来。家庭之间的分界线受到的尊重和坚守，是非常强硬的，正如其它物种对待自己的领地一样。

　　家庭领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要能够与其它家庭领地轻易地区别开来。当然，它独立的位置使其具有个性，可是这还不够。它的形状和总的外观必须使之突出，使之成为容易分辨的实体，以便使之成为房主“富有个性的”住宅。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可惜它常常被人忽视，或者是由于经济压力，或者是由于建筑师对人的生物特性缺乏认识。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城镇之中，修建了无数排列整齐、单调重复、模式同一的住宅。在公寓住宅中，情况就更加危险。建筑师、设计师和承建人对这些居民心理上的领地欲望所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所幸的是，上述家庭还可以在自己千篇一律的住房上打上自家领地的特殊印记。住房可以剧成各种颜色。庭院——凡是有院子的地方，都栽花养草、装点美化，使之独具风格。单家佐宅和公寓住宅的室内都可以装点美化，用大量的装饰品、古董和家用品充分地加以修饰。人们通常把装饰住宅解释成使住房‘好看”。事实上，这和动物在居穴附近留下气味标示领地范围的行为，完全是一回事。你在大门上挂上名牌、在墙上挂上绘画作品时，如果用狗和狼的行为来说，实际上就和翘起后腿撒尿留下自己印记是一回事。有的人“收藏”成癖，专收某类物品，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要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的家居领地划界，这种需求在他们的身上异常强烈。

　　记住这一点之后，再留意多如牛毛的悬挂吉祥物和其它个人标志的汽车，再观察坐办公室的人的行为，是饶有兴趣的；一搬入新的办公室，行政人员就立即在写字台上摆好笔盘、镇纸，或许再放上他妻子的一帧照片。汽车和办公室成了他家庭居所的衍生物，成了他的次生领地。在汽车和办公室留下自己的印记，使之成为更为熟悉、更能表明自己“占有”的领地，是非常舒坦的事情。

　　这就使我们进入攻击性与社会等级系统的关系问题。个人与其常来常往的地方相对而言，也必须受到保护。他的社会地位应予保持，如果可能还必须予以改善。不过，保持并改善个体的地位肘，应该谨慎行事，否则就会危及个人与他人的合作关系。在这一点上，前述一切细腻的攻击性和顺从性信号发送办法，都用得上了。群体合作要求而且确实达到了很高的一致性，在服饰和行为上的一致性。但是，在这个一致性的范围之内，仍有很大余地去进行等级地位竞争。由于人们的竞争要求是相互冲突的，所以竞争达到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微妙程度。领带究竟如何打节、上衣口袋中插入的手巾究竟露出多少、口音的细微差别等诸如此类的似乎琐细的特征，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上获得了至关紧要的社会意义。精于世故的社会成员一眼就能释读这些琐细的信号。如果突然被抛入新几内亚部落人中去，他就会手足无措、不知所以；但是在自己的文化中，他被迫迅速成为释读微妙信号的专家。服饰和习惯的微小差别本身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一旦和争夺并保持社会等级系统的游戏联系起来，它们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我们进化的结果，不是为了适应成千上万人密集的大群生活。我们的行为设计只适合小部落群体的生活，这种小群体大约以不到一百人为宜。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一部落成员都为全部落的人熟知，正如当今的猿类和猴类的情况一样。在这一类型的社会组织中，等级系统的形成和稳定都比较容易，只不过随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而作出一些渐进的调整而已。在庞大的城市人口中，情况要紧张得多。每一天，城里人都要遭遇难以计数的陌生人，在其它灵长目动物的生活中，这一情况闻所未闻。谁也不可能与他遭遇的一切人进入等级系统的关系之中，尽管人人都自然而然地具有这一倾向。相反，所有的陌生人都成了匆匆过客，既不追求支配别人，也不会被他人支配。为了使社会接触的减少，对抗身体接触的行为模式发展起来。在探讨性行为时，已经提到过这一点，无意之间触及异性时，就要马上避开。但是，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避免性行为：它包括开始建立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由于大家小心谨慎地避免互相盯视，避免向别人的方向打手势，避免以任何方式向别人发送信号，过免与陌生人的身体接触，我们总算设法活了下来；不小心翼翼避免这些东西，我们是无法在这个刺激信号过度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下去的。一旦不接触他人身体的戒律被打破时，我们就立即道歉声明，那纯粹是无意之间造成的。

　　抗接触的行为使我们把熟悉的人数保持在适合人类特性的水平上。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始终如一和人人一致性是非常显著的。假如你需要证实这一论点，只消收集一百位三教九流、趣味遇异的城市居民的通讯录或电话簿，数一数其中列出的熟人就行了。结果你发现，差不多每个人熟知的人数都一样多，这个数目与我们想象的小部落人数一样多。换句话说，即使在社会交往中，我们依然遵守远古祖先的基本生物规律。

　　这一规律当然亦有例外。例外的人中有因职业关系需要认识许多人并和许多人亲自打交道的人，有因行为缺陷而异常害羞或孤独的人，有因特别的心理问题而无法从朋友求得预期报偿、因而拼命社交以求补偿的人。但是，这几类例外者只占城镇人口的一小部分。其余的人各安其事，他们仿佛是一片沸腾的人的海洋，其实他们构成的“部落群体”相互连锁、相互交叠，他们异常繁复的群体关系令人难以置信。自从早期的原始时日开始以来，裸猿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小，实在是非常之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