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韩国金泳三政F大力推行产业政策，政F主导金融机构，与财阀、银行紧密结合，利用各种手段扶植大企业集团，导致企业和银行的双重扭曲。

　　韩国政F规定：私人和私人机构不得单独拥有一家银行4%以上的股份；所有银行的行长、经理都必须由政F任命；银行的财权和人事权都牢牢控制在政F手中，官员和财阀在幕后决定贷款的去向。政F不仅控制信贷的流向和利率，也控制贷款的期限和种类。银行成为政F下属的一个财务部门，基本上没有独立审查贷款风险的能力和权限。

　　这种指令性贷款为坏帐大量产生创造了条件。由于韩国政F长期以来对大企业和银行实现优惠的保护措施，金融监理机构没有发挥作用，审查不严格，导致企业过度借债。例如1996年，韩国上市公司负债金额比1995年增加20.3%，总体资产负债率达到84.1%。与此同时，大部分韩国企业资本效率低下。在发生危机的前十五年，只有四年企业能够负担税前债务成本，整个国民经济中只有电子和钢铁两个行业在创造价值。由此，银行产生大量呆坏帐，11家主要银行的坏帐率占放款额度的14.3%，其中以大企业的坏帐居多。

　　在正常的市场经济中，如果企业不能及时归还贷款，出现财政危机，银行会很快获知信息，并及时处理。但在韩国，政F的产业政策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掩盖起来。由于大企业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命脉和基础，一旦破产势必引起社会震荡。再加上企业、银行和政F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使得韩国政F对银行坏帐的真相拼命掩盖，能拖就拖。

　　韩国的大企业为了扭转困境，进一步投资于那些收益高但风险也大的项目。银行明明知道这些项目风险很大，但如果不支持这些项目，企业就永远不可能归还贷款。于是银行只好被企业牵着鼻子走，银行系统的坏帐窟窿也越来越大。这种产业政策指导下的企业与银行的双重扭曲，为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