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对“春秋五霸”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 秦穆公和楚庄王；另一说“五霸”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
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促进国家的统一，“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先成为霸主。齐桓公是公元前六八五年即位的。他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强大起来。由于齐桓公率兵击退戎族、狄族的进攻，又率齐、鲁、宋等八国之师破蔡伐楚，阻止楚军北进，他的威信由此大增。公元前六五一年，他大会诸侯于葵臣(今河南考城)，订立盟约，成为中原第-个霸主。

接着称霸的是晋文公。公元前六三三年，楚成于率领楚、郑、陈等园军队围攻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商丘县南)。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晋文公采纳了部下的正确意见。争取了齐国和泰国参战，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后，又改善了晋同曹、卫的关系，孤立了楚国。这时，楚国令尹(官名，相当于宰相)子玉大怒，发兵进攻晋军。

晋文公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便选择战机，命令部队向后撤退九十里。古代军队行军三十里叫做一舍，九十里就是三舍。晋军“退避三舌”，后撤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省憋县)。城濮离晋国比较近，补给供应很方便，又便于会合齐、秦、宋等盟国军队，集中兵力。公元前六三二年四月， 晋楚两军开始决战。晋军诱敌深入，楚军陷入重围，全部被歼。城濮之战创造了在军事上先退让一步，后发制人的著名战例。此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周天子策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注:前638年，楚国打败宋襄公军队不久以后，重耳到了宋国。宋襄公款待他，并送他二十辆马车。后来重耳到了郑国，郑文公拒绝接待他。到了楚国，楚成王设宴接待他，并问他以后打算如何报答楚国。重耳回答“万一晋国和楚国之间发生了战争，我愿意命令军队撤退三舍（即九十里）”。楚国大夫子玉建议楚成王马上杀死重耳，以免给自己留下后患，但是楚成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在晋文公率兵救宋，为报答楚国在他流亡国外时楚国的款待，下令军队退避三舍（九十里），在城濮（今山东濮县南）大败楚军。晋文公主持践土之盟，成为霸主。

前628年冬天，晋文公逝世，他儿子晋襄公即位。一代霸主就这样陨落了.

晋襄公 （?—前621年）。姬姓，名欢，晋文公之子，为秦穆公之女文嬴（原称怀嬴所生，春秋时晋国君主。

前627年，晋襄公以先轸为帅，于殽山大败秦军，生俘秦军白乙丙、孟明视、西乞术“三帅”。襄公嫡母文嬴请放“三帅”归秦，襄公从之。先轸因之大怒，“不顾而唾”，襄公以袖掩面称谢，未治其罪。后先轸在与狄人作战时孤身“免胄”直入狄人阵中，战死谢罪。

前622年，晋大夫赵衰、狐偃、栾枝等人去世。

前621年，晋襄公崩，赵盾摄政。

赵盾:

赵盾，即赵宣子，谥号宣孟，亦称赵孟。春秋时晋国执政。

赵盾与赵同、赵括（不是纸上谈兵的那个赵括）、赵婴齐为异母弟，父为赵衰。“骊姬之乱”，赵衰、狐堰保重耳奔狄．狄伐咎如，获叔隗、季隗。公子重耳娶季隗，生伯鲦、叔刘；以叔隗妻赵衰，生赵盾。可知其生年在重耳至狄之初的前 653年左右。卒年约在鲁宣公八年（前 601年）至鲁宣公十年之间。《史记》云：“晋景公时赵盾卒”，《左传》鲁宣公六年，晋赵盾侵陈，可见此时在世。《左传》宣公八年载：“隙缺为政，废胥克，使赵朔（盾子）佐下军”，由此知其约卒于鲁宣公八年，享年约50多岁。

赵盾生在狄国，童年及少年时代也是在狄地度过的。僖公十六年（前 644年），在赵盾不满10岁的时候，赵衰随重耳离狄，踏上了充满险阻艰难的流亡旅途，客居异乡的叔隗母子也饱尝了离别后的寂寥、凄清和惆怅索莫的愁苦。直到僖公二十四年（前 636年），在赵衰原妻赵姬（晋文公女）一再恳求下，叔隗母子才回到晋国。这时赵盾已是年及弱冠的聪颖傅达的青年了。不恃宠固位的赵姬深明大义，又固请于公，以赵盾为嫡子，“而使三子下之”。其贤如是，实属难能可贵。典籍中，叔隗虽无过多的记载，也一定贤淑可风，教子有方，自是不言而喻。赵姬明义，叔隗贤惠，赵衰温厚，在这种家庭环境的薰陶下，使赵盾知书达礼，温文尔雅。而早年在狄地的阅历，又使他养成了强悍劲直，豁达大度的性情，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品质在赵盾身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他执政后得到充分的体现。

晋襄公六年（前 622年），赵衰卒。由于赵氏家臣阳处父鼎力相助，赵盾取狐射放（贾季）而代之，将中军，执晋国政，时年30岁左右。赵盾初执国政，便在内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胆识。他“制事典，正法罪”，补充和完善原有的法律条文，使赏罚量刑有明确的客观标准可循；“辟狱刑，董逋逃”，昭雪沉冤积案，监督揖拿逃犯，稳定社会秩序；他还“续常职，出滞淹”，选贤任能，赋职任事，罢免那些庸才和政绩平平的官吏。并将所制定的“事典”授予太傅阳子和太师贾佗，在晋国颁布执行，“以为常法”。这对于晋国政局的稳定，对于法家思想在三晋的孕育产生，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赵盾是个十分活跃，在当时各国有较高名望的政治活动家，有一定的政绩可称。灵公元年（前 621年），晋君尚动，赵盾代表晋君与齐、宋、卫、郑、曹、许君盟于扈，为大夫主盟之始。灵公二年，会诸侯大夫盟于衡雍。灵公六年，秦以令狐（今山西临猗西）之役伐晋，赵盾将中军御之。灵公八年，赵盾以诸侯之八百乘纳捷甾于邾。灵公十三年，楚庄王及郑入侵陈遂侵宋，赵盾率军救陈、宋，会于斐林。十数年间，他主盟征战，功绩卓著。然而，赵盾主晋国政初，晋襄公尚能败秦师于崤（今河南洛宁县北），再败秦师，取秦地汪及彭衙，使“秦终为晋弱……遂霸西戎”，不敢向东发展。南方楚国北进的步伐也受到遏止。及至鲁宣公元年（前 608年），楚郑合兵侵陈、宋，与晋争霸，晋却屡败于楚；宣公十一年，楚人陈，次年围郑，大败晋师于必；宣公十四年，楚人围宋，晋弗能救，楚庄霸业告成。从此，“晋辟楚”，晋文公霸业就此告终。这个责任究竟谁负，无疑，执晋国政的赵盾难脱干系。赵氏专权，晋政权不能统一，终于使晋国维持霸主地位的愿望落空。但灵公荒淫无道，大兴土木，晋国力日衰，政局不稳，当是主要原因。“灵公侈，宣子骤谏而不入，遂不竟于楚。”确实有一定道理。

贾季说赵盾为“夏日之日”，盛夏酷日确实令人生畏。然而，赵盾却不是冷酷无情毫无同情心一流。他严厉、峻急，却又宽宏、忠厚。宣子代成季任国政二年，晋襄公卒，赵盾欲立襄公弟雍。雍时在周，他“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故好也。”赵盾认为，“立善则固，事长则顺，奉爱则孝，结旧好则安。”可见，赵盾立雍完全是为了晋国大局着想，但由于贾季的反对，特别是夷皋母穆赢“啼于朝”，大闹公堂，逼赵盾立夷皋为君时，赵盾竟动了恻隐之心，改变了纳公子雍的决定，背先蔑以御秦师，败秦师于令狐。太子夷皋继位，是为灵公，终于酿成尔后晋国霸势日衰，“不竞于楚”的结局。

赵盾不仅怜悯同情弱者，对自己的政敌也往往能以礼相待。一次，赵盾到绛都（今山西翼城），途中见桑荫饿人，当赵盾知道他是“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于此时，深受感动，“益与之饭肉”。后来，灵公欲杀赵盾，正是这位武士感恩图报，救了赵盾一命。

贾季怨阳处父，鲁文公六年（前621年），派家臣续简伯杀阳处父。十一月，晋杀续简伯，贾季奔狄。其妻却留在晋国，赵盾非但没有株连贾季的妻子，还派臾骈送她到狄国，同丈夫相会。《左传》鲁文公六年，杜预注：“空子以贾季中军之佐，同官故。”以同官而不杀贾季及妻，足见赵盾是个虚怀若谷，笃定礼教的仁义之士。

赵盾性情劲直，疾恶如仇。灵公继位十四年，愈发骄奢淫逸，晋国民怨沸腾。赵盾犯颜骤谏，灵公惧，派且霓杀赵盾。却见赵盾凌晨“盛服将朝”，“坐而假寐”。且霓被赵盾忠公亲国的精神所感动，不忍杀死赵盾，又不愿弃君之命，遂触槐而死。成为春秋时期上大夫阶层忠于国事的一段佳话。

这年九月，灵公同赵盾饮酒，伏甲土于宫庭四周，欲杀赵盾。由于右提弥明以死相救，赵盾逃出晋都。随后，赵穿杀灵公子桃园。宣子未出晋境而归，拥立公子黑臀为君，是为成公。关于灵公与赵盾间冲突的原因，今人看法不尽一致。有学者认为，这是赵氏专权，而“灵公长，思收政权”所致，并进而得出结论，灵公被杀，明是赵盾与赵穿的“预定阴谋”。这种看法未免失之偏颇。赵氏专权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但灵公之“侈”，典籍也有确凿的记载，赵盾力谏失君之道的灵公，招来杀身之祸也在情理之中。灵公被杀时，赵盾逃奔在外，岂能预谋弑君？至于太史董狐所书：“赵盾弑其君。”明是对赵盾的不公，连孔子也为赵盾惋惜，“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晋景公三年（前 597年），司寇屠岸贾欲诛赵氏家族，曾说；“盾虽不知，犹为贼首。”可见，赵盾确实不知道弑君一事。

自“骊姬之乱”后，晋无公族。成公继位，以“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赵盾又使异姓大夫代为公族，普公室之弱，自此方始。鲁宣公八年（前 601年），赵盾卒。四年后，赵氏遭“下宫之难”，元气大伤。但赵盾所开的异姓卿族代晋同姓家族为公族的先河却不可遏止。尔后，六卿益强，终于导致韩、赵、魏三家分晋，三晋成为孕育法家文化的摇篮。使春秋时期的晋国在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上遥遥欲先于其它国家，赵盾的一生基本上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赵武:(传说中的赵氏孤儿)

赵武，又称赵孟，生于晋景公三年(前597年)，卒于晋平公十七年(前541年)。春秋时代晋国的执政大夫。

赵氏为晋国世族，其曾祖赵衰为晋文公时大夫，曾辅佐文公成就霸业。其祖父赵盾，作为晋国的执政大臣，历事襄公、灵公、成公三朝。其父赵朔在晋景公时，继任大夫之职。

晋景公三年(前597年)，担任司寇的晋国大夫屠岸贾，图谋作乱以控制晋国政权，决计首先消灭赵氏势力。于是就借口赵穿(赵盾的族弟)曾刺杀晋灵公，其责任在于赵盾，便背着晋景公擅自发兵攻打赵氏于下宫，诛杀了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等，灭了赵氏全族。

赵朔的妻子是晋成公的姐姐，当时怀有身孕，逃进王宫躲避。过了不久，生下一男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赵氏孤儿赵武。据《史记·赵世家》记载，当时，屠岸贾曾进宫搜索孤儿，赵朔妻把孤儿藏进裤档里，祝告说：“赵家灭乎，若号；即不灭，若无声。”

果然在搜索的过程中，孤儿就没有出声。后来，孤儿终于被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和赵朔的朋友程婴辗转救出宫来。公孙杵臼为此献出了生命，程婴带孤儿藏匿到山中。(今山西盂县有藏山，相传即为当时程婴藏孤之处；今山西忻州市西郊和垣曲县中条山也各有一处藏山。按：灵公、景公尚都于绛，即今山西翼城县，藏孤之处不宜距国都过远，当在今晋南境内，故似应是垣曲县中条山的藏山)。

赵武15岁时，在年高望重的晋大夫韩厥等人的努力下，晋景公为赵氏昭雪，平反了冤狱，发兵攻灭屠岸贾，并尽灭其族，立赵武为大夫，恢复了赵氏的土地封邑。

晋平公十二年(前546年)，赵武担任正卿，主持晋国国政，代表晋国到宋国的国都商丘出席了弭兵大会。这次弭兵的建议是由宋国大夫向戌提出，而实际上体现了赵武偃武修文的政策。他一贯主张减轻各诸侯国对霸主的贡纳，加强礼仪方面的要求，各国都循礼行事，即可维持一个和平的局面。早在晋平公十年(前548 年)，他耖。说过：“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所以，向戌提出弭兵建议，晋国首先响应。在会盟中，赵武处处表现出息事宁人的态度，重信义，崇礼让，使弭兵活动取得了实际成效。弭兵大会由晋、楚两国联合发起，共有晋、楚、鲁、宋、蔡、卫、陈、郑、曹10国代表出席。大会约定晋、楚两国息兵停战，共作霸主。

主持晋楚弭兵大会，是赵武平生所参加的一次重大政治外交活动。这次活动不仅扩大了赵武在诸侯国之间的影响，也增强了赵氏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晋平公十三年 (前545年)，吴国的延陵季子出使晋国。经过一番对当时晋国政治形势的考察和研究，延陵季子得出了一个结论，他说，“晋国之政卒归于赵武子、韩宣子、魏献子之后矣！”后来事实证明，延陵季子的论断完全切合实际。

赵武执政期间，在内政外交上都奉行稳妥平和的政治路线，虽然没有十分突出的建树，但保存了晋国的实力，维持住晋国的霸主地位，在与楚国抗衡中并未明显处于下风，还是有值得称道之处。故晋大夫祁午曾对赵武说：“师徒不顿，国家不罢(疲)，民无谤言，诸侯无怨，天无大灾，子之力也。”

为了维护弭兵的成果，赵武曾“再合诸侯，三合大夫”，多次会盟。就在他去世那年(晋平公十七年)，还与楚、齐、宋、卫、陈、蔡、郑，许、曹等国在虢(东虢，在今河南郑州市北古荥镇)地会盟，重温宋国会盟时达成的协议，维护各诸侯国之间的休战状态。

可能是与早年的颠沛流离有关，赵武晚年总觉得心身俱衰，委顿之色溢于言表，如对周王室使者刘定公说：“吾侪偷食(苟且偷生之意)，朝不谋夕。”对秦国公子后子说：“朝夕不相及，谁能待五(年)?”自感劳瘁，倦于勤政，应答宾客之际，流露出天年不永的症兆。这和他婴儿时期的传奇经历相映成趣，增加了他一生的戏剧性，为史书大书特书。

赵武死后，谥为文子。赵武以后三世至赵襄子，韩、赵、魏灭智伯，三分晋国.

赵简子(曾出现在中山狼的故事中的那个赵简子,赵襄子的父亲,赵氏崛起的奠基人)

赵简子，即赵鞅，春秋末年晋国正卿。其先祖与秦同姓。赵简子又名志父，亦称赵孟。卒于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生年不祥。《史记》云，晋顷公九年（前 517年），“赵简子在位……简将合诸俟戍于周。”假如他20多岁执晋国政的话，其生年应在晋平公二十一年（前537年）左右，寿70多岁。

赵鞅的青少年时代处于晋平昭年间，当时，晋国内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原来地位显赫的旧贵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被赵、韩、魏、智、范、中行六家所取代，形成异姓大夫专权的局面。六卿相互之间围绕晋国统治大权和土地也展开了激烈地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在这场角逐中，赵氏家族曾一度凌驾于众卿之上，但自“下宫之难”后一蹶不振，直到赵鞅父景叔继位，其势力仍不及范氏、中行氏。这种局面延续到赵鞅继位初期。年仅20多岁的赵鞅执政以后，在复兴赵宗室的责任感的驱使下，励精图治，终于使赵氏东山再起。

赵鞅在政治上表现得极为成熟。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赵鞅、荀寅占领汝滨，令晋国民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铁，以铸刑鼎，上刻范宣子所用“夷鬼立法”。其核心是倡导“法治”，以法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具有明显地反对宗法分封制的非正统色彩，因而曾遭到孔子的贬责。

颁布成文法，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它使罪与非罪的标准明确并昭示于众，实际上是对奴隶主“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黑暗恐怖政治的否定，体现了社会进化的要求。李悝在总结赵鞅“刑鼎”，子产“刑书”，邓析“竹刑”的基础上，写成了《法经》，使法家文化日臻完善，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确立封建制度的根本理论依据。

赵鞅执政不久，六卿在逐步瓜分晋国土地和人口的同时，都在各自的封地内进行全面地改革，为最终夺取晋国的统治大权作准备。其中韩、赵、魏三家采取了比较进步的政策，而尤以赵鞅的改革措施最为彻底，改革所带来的成效也最为显著，为赵宗室的兴盛、强大和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经济上，赵鞅革新亩制，调整赋税。春秋末年，适当扩大亩制有利于农业和地主经济的发展。为此，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经界，但范氏、中行氏和智氏的亩制不及韩赵魏的亩制大，韩魏的亩制又不及赵的亩制大。赵氏亩制“以百廿步为宽，以二百四十步为长”。而赵氏赋税却最轻，范氏、中行氏、韩魏“伍税之”，赵氏“公无税焉”。孙武分析了六家改革后，认为赵氏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因此“晋国归焉”。

政治上，赵鞅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傅便、邮无正、史黯、窦隼等人，同卫庄公、扁鹊、姑布子卿等名土的关系也极为融洽。赵鞅虚心纳谏，表彰敢于指出他错误的臣下。赵鞅派尹铎治理晋阳，事先告诉他一定要拆除荀寅等人所筑的壁垒。尹铎到任却加固增修原有的壁垒。赵鞅到晋阳，看到壁垒，一定要杀掉尹铎才入城。经人进谏，指出增修壁垒的必要，赵鞅反而“以免难之赏赏尹铎”。赵鞅家臣周会“好直谏”，周舍死后，简子每每听朝，常面露不悦，大夫请罪，赵鞅说：“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军事上，赵鞅奖励军功，以功释奴。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鞅率军迎战增援范氏、中行氏的郑国军队，誓师时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个命令的颁布，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改革使赵氏的经济势力得到增强，政治威望得到提高，彻底改变了过去赵氏处于劣势的不利状况。此后，鞅秋联合韩魏，把矛头指向六卿中最主要的对手范氏、中行氏两家，揭开了讨伐战争的序幕。

赵氏与范中行氏之间爆发的这场冲突，导火线是暂住邯郸的卫贡五百户人口的归宿问题。实际上，这是新兴的异姓强族觊觎和争夺晋国大权的斗争的必然反映。

定公十三年（前497年），赵鞅想把卫国进贡的五百户人口从邯郸迁往晋阳，遭到同宗大夫赵午父兄的拒绝，赵鞅一怒之下，

杀了赵午，于是，赵午子稷、臣涉宾“以邯郸叛”，午是中行氏（荀寅）之甥，而荀寅又是范氏（士吉射）的姻亲，因而得到范氏、中行氏的支持。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以晋君名义伐赵氏之宫，“赵鞅奔晋阳”。这场历时八年的战争以范、中行氏的失败而告终。

赵鞅之所以能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首先是因为他十分注意建立可靠的根据地。赵鞅先后派董安于、尹铎治理晋阳，尹铎到晋阳后，立刻“损其户数”，调整赋税，争取民心，修建垒堡，加固城防，使晋阳成了赵氏稳固的后方。其次，赵鞅善于利用六卿之间的矛盾，结成反对范、中行氏的统一战线。战争爆发时，整个晋国两大敌对阵营各派的组合，力量对比的变化瞬息万变，错综复杂。赵、韩、魏、智氏之间，四家权卿与晋君之间，特别是赵氏与智氏之间矛盾重重。然而，在未取得对范氏、中行氏的最后胜利之前，赵鞅尽量避免与他们发生冲突，注意争取韩魏智氏，特别是晋君的支持。对智氏的胁迫，他委曲求全，默许有功之臣董安于自杀。当范、中行氏以晋君名义伐晋阳时，赵鞅没有公开反叛晋。侯，并设法尽快恢复同晋公室的关系，从而得到国人的拥护，扭转了战争的不利局势。再次，赵鞅还非常注意改善同别国的关系。哀公四年（前491年），赵氏与范、中行氏战事正酣，楚乘晋内乱，“乃谋北方”。赵鞅被迫妥协，对土蔑说：“晋国未宁，安能恶于楚，必速与之。”遂“致九州之戎，将裂田以与蛮子而城之”，满足了楚国要晋引渡戎狄的要求，避免了晋楚之间的直接冲突。最后，作为晋军统帅，赵鞅身先士卒，具有勇于牺牲的精神。哀公二年（前493年），晋郑两军战于铁，赵鞅中箭负伤，面部血流不止，却“鼓音不衰”。赵鞅攻卫，他虚心听取烛过的劝告，“去犀蔽屏橹，而立于矢石之所及”，指挥作战，故能“一鼓而士毕乘之”。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中行文子、范昭子奔齐，“赵氏竟有邯郸、柏人”，形成“赵名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的局面。

从哀公六年（前489年）至哀公十七年（前478年），赵鞅为避免同智氏之间矛盾的进—步激化，转移国内视线，巩固既得利益，又发动了一系列讨伐卫、齐、鲁、鲜虞的战争。哀公六年，赵鞅帅师伐鲜虞。哀公十年春，赵鞅帅师伐齐。哀公十四年春，伐卫。然而，这一进程因赵鞅染疾而中断，“使太子无恤将而围郑”，从此，赵鞅退出晋国的政治舞台，结束了他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简子卒，太子无恤代立，是为襄子。”四卿中年资最长的智襄子（智瑶），乘机独占了大部分范氏、中行氏故地，把持了朝政，取赵氏而代之，成为四卿中最强的势力。导致后来与赵氏的战争，使晋国历史进程出现反复和挫折。

综观赵鞅生平事迹，可以说他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鞅在军事上讨伐晋腐朽势力的同时，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也向旧的宗法制度发起猛烈冲击，严重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加速了晋国封建化的进程，其影响甚至波击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这是因为赵鞅改革为赵氏立国奠定了基础。赵鞅继位之初，赵氏家族已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由于赵鞅采取了卓有成效的革新措施，使赵宗室的势力迅速增强。赵襄子正是在继承其父改革的基础上，争取民心，任用贤臣，虚心纳谏，终于同韩魏一起灭了“贪愎好利”的智氏，才有晋静公二年“灭晋后而三分其地”的结果，韩、赵、魏“三家分晋”实际上奠定了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的争霸格局。

赵鞅的经济、政治、军事改革措施最为彻底，很少保留奴隶制残余的痕迹，加速了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赵鞅浇铸了战国时代近200年灿烂的赵文化基业。晋自西周初年立国，即奉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基本国策，具有融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传统。赵鞅、赵襄子两代改革后，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晋“观事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的优秀传统，使赵文化含有“中原古文化的农耕文明和北方古文化的草原文明二位一体”的典型特征。在经济、军事、文化、商业、建筑等方面以其鲜明的风格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应有贡献。

赵襄子
赵襄子（赵毋恤） （BC457～BC425）：赵鞅（赵简子）之子，因母是从妾，又是翟人之女，所以，他在诸子中名分最低，处于庶子的地位。在他小时候，甚至连赵鞅也看不上他。但是，毋恤从小就敏而好学，胆识过人，不似诸兄纨绔，久而久之，引起赵氏家臣姑布子卿的注意。子卿索以善相取信于赵鞅。一天，赵鞅召诸子前来，请子卿看相，子卿乘机举荐了毋恤。赵鞅注重对儿子们的教育和培养。他曾将训戒之辞，书于若干竹板上，分授诸子，要求他们认真习读，领悟其要旨。并告诉他们三年之后要逐一考查。然而，在他考查时，他的儿子们，甚至连太子伯鲁，也背诵不出，以至连竹板也不知遗失何处。只有毋恤对竹板上的训戒背诵如流，而且始终将竹板携藏于身，经常检点自己。于是，赵鞅始信子卿所荐，认为毋恤为贤。及至诸子长大成人，赵鞅又对他们进行更深的考察。一天，他召见儿子们说：“我将一宝符藏于常山之上，你们去寻找吧，先得者有赏。” 于是，诸子乘骑前往，寻宝符于常山。然而，他们谁也没有找到宝符，只得空手而归。只有毋恤说：“我得到了宝符。” 赵鞅闻听便让他将情况奏来。毋恤说：“凭常山之险攻代，代国即可归赵所有。” 赵鞅听罢高兴异常，顿觉只有毋恤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是赵氏大业难得的继承人。遂废掉太子伯鲁，破例立毋恤为太子。BC458年，赵鞅去世，他接任其位担任赵国的六卿之一，然后马上准备进攻代地。赵毋恤邀请代王赴会，于席间派刺客用铜勺击毙代王，随后起兵平定代地，获得了地理上的优势和当地特产的骏马（重要战略资源）。其姐为代王的夫人，闻讯自杀。BC454年，与智瑶发生冲突，被围困在晋阳近一年，由部下张孟谈奇迹般在一夜之间说服了智瑶的韩、魏盟军，突然向智瑶反攻，击斩智瑶。从此奠定三家分晋的基础。智瑶门客豫让欲为主报仇，意图刺杀赵毋恤被发现，赵毋恤放过了他。豫让又以漆涂身、吞炭为哑，乘赵毋恤过桥时欲刺杀他，赵毋恤马惊，豫让又被发现。赵毋恤问：“你以前也曾效力范氏、中行氏，智瑶攻灭他们，你为什么不为他们效死，偏偏为智瑶效力，现在又要为他刺杀我？”豫让说：“范、中行氏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智瑶以国士遇我，我就以国士报之。”赵毋恤很感动，但仍命士兵包围豫让，豫让请求赵毋恤把衣服给他刺杀，以致报仇之意。赵毋恤更加感动，将衣服送给他，他三次跳起刺之，随后自杀。赵国人听说此事，无不为豫让落泪。赵毋恤善于用人，与其父被后人并称为“简襄之烈”。

赵毋恤还十分注意维护自己的权威。在晋阳被围时期，群臣惶恐不安，都想寻找个人的出路，对赵毋恤不怎么恭敬，只有高共一个人不敢失礼。胜利以后，赵毋恤论功行赏，以高共为首。其实高共并没有什么功劳，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赵毋恤说：“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在他看来，恭谨驯顺的臣子比建功立业的干将更重要，因为后者固然有用，但若没有前者，就无法维持他自己及其家族的统治。宗法观念在赵毋恤的头上，比同时代的人表现得格外突出。他自己是赵简子的庶子，被立为太子，继位为君，从宗法习惯上来说是不正常的。他的被立与太子伯鲁的被废，属于废嫡立庶，废长立幼，与宗法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相悖。他一直对此事感到不安，想方设法加以补救。在他即位不久，攻灭了代国，即把太子伯鲁之子封为代成君。后来又不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而把伯鲁之孙立为太子，他死以后，即继承大权，是为赵献侯。赵毋恤尊重宗法传统的行为，固然反映着他思想中的观念信条，而在实际上也能起到维护赵氏宗族内部团结的作用，同时还可以赢得当时人们的敬重。因而，那样的行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又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政治手段。在晋国六卿攫夺政权的残酷斗争中，赵毋恤注意团结内部，向外扩张，又能把握时机，转化矛盾，败中取胜，终于使赵氏具备了位列诸侯的势力，成为瓜分晋国的三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