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参与83“严打”死刑执行警察的自白

……我是一个已经40岁的男人，我不喜欢血腥，但一个人的生命在被强制剥夺之前或者那一瞬间，给人的感受的确是“夺人心魄”。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场面的时候，我只有8岁。我跟母亲在“五.七”干校，一天清晨，当我起来的时候，满大院都站满了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那才知道叫“戒严”，我跟在大人身后，大气都不敢出，紧张地看要发生的一切。接下来就是公判、执行。一个中年男人犯“反革命”罪，被判死刑，当会场主持人宣布”将罪犯押赴刑场,执行枪决”的时候,大家蜂拥着跟在军用卡车后面,朝”刑场”跑去。所谓“刑场”就是离干校不远的一片麦地边，我当时很小，跑不快，离那里还有几百米的时候，就听到了枪声。跑到时，那人已经到在地上，几个工作人员正忙着照相，旁边是挖好的坑，那个时代，不允许给死刑犯收尸，一般都是就地掩埋，而且那时为了教育群众，执行现场只是围一个戒严的圈子，可以远远的围观。虽然没有看到执行时的场面，但已经足够让我的心灵深处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加上当时看到执行场面的大人们，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不停的谈论，甚至添油加醋的演义，我真的对这一切有了特殊的感觉。

83年全国“严打”的时候，我已经是一名刚进公安队伍的民警。那时我参与了我们市里一起“重大流氓集团案”的办案工作，其实作为一个新来的小兵，我只是跑腿。那案件办得很大，涉及犯人30余人，其中女犯就有8人，提审、押解、看管，为了这个案子，我在看守所住了近三个月（也许老资格的警察不愿意干吧），那时不象现在一般判了死刑后才上脚镣，当时30多人中有十几个一进去就钉了脚镣，其中有三个女犯，有一个还是我帮忙一起给她钉的镣子。记得那是一个下午，天很热，30多名犯人，戴着手铐蹲在看守的一个小院里，旁边站满了警察。办案负责人每喊到一个犯人人的名字，就有两名警察把他（她）拖出来，按坐在地上，上脚镣。我负责的那个女犯是第13个被喊到的，80年代初流行连衣裙，她就穿着一条红色的连衣裙，一个民警站在她身后抓住她手铐上的链子，让她高举双手，我站在她的一侧，一手抓着她的头发，一只脚踩着她的一条腿的膝盖，另外两个民警给她上镣。她好象对给她戴脚镣毫无思想准备，一脸的恐惧，大口喘着粗气，胸脯不停地起伏着。我那时已经是一个小伙子，真觉得心比她跳的还快，浑身直发热。后来我知道那是我们驻地一个部队军级首长的女儿，最后判了12年，6年后出狱，我还见过她一面，以后听说去了香港。那起案件最后执行死刑的是9人，一名女犯。我参与了从把他（她）们提出监号、卸镣上绑、公判大会、游街示众、一直到刑场执行的全过程，那是第二次，在我的心路历程中又一次不可磨灭的印记。9名死刑犯（有好几个是高干子弟）一字排开，负责执行的解放军战士戴着大口罩，手执自动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一枪毙命。

我现在已经不在公安，但依然在政法部门，也依然和这些事情有缘。最近的这10年间，我经历了7名女犯的死刑犯的案件，有因情杀夫的，有因嫉妒杀死丈夫前妻孩子的，有因丈夫有外遇而杀死第三者的，有放火的，也有投毒的，我参与了其中三个人的执行过程。她们是害人者，也有受害者，当法律只能选择剥夺她们生命的时候，真让人觉得不忍，可怜，可悲，特别是枪声响起的那一瞬间，那种感受真的难以用语言和文字表达…

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感想几多：

1. 看来，因为流氓罪而人头落地的死囚数量实在是惊人啊！我猜，经历过83年严打的朋友们可能会记得同样的大规模处决在他们的故乡大概也发生过吧。这样的死刑合理吗？难道不是很残酷吗？如果用BAIDU 或GOOGLE搜索关键字：马燕秦。她也是因为流氓罪杀的头，罪行是：组织跳舞！我曾搜索到一名摄影师因为拍了女孩子裸体照而被处决的案例！这说明了什么？在法律的名义下，曾经发生了多少荒谬而又血腥的悲剧？！


2. 经过了20年了，我们现在可以以一种理性的眼光来看待第一次严打，直至现在的死刑了。资料显示83年严打被处决的人数界于五位数和六位数之间。这相当于一场大规模战争造成的死亡。据说某些地区将死刑名额下放到了县。我们应该反思：哪些死囚是邪恶到无可救药，非杀不可呢？

3. 以禁毒工作为例：处决的罪犯中，真正的大毒枭所占的比例恐怕很小吧！而“一念之差”的马仔可能占了大多数。那么，是否真的要杀这么多人呢？

一个生命从十月怀胎到呱呱坠地，从牙牙学语到长大成人，是多么不容易啊！但毁灭一个生命，即使是合法的毁灭，却“只要”一颗子弹，或一根绞索就行了。

可是，生命是多么宝贵啊！难道不应被好好珍惜么？”（Z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