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知识界接触久了，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厚道人不大适合走学问这条路。因为对于学者来讲，不同理论和观点之间的争论是你躲也躲不开的。仿佛打蛇要打七寸一样，想在争论中驳倒对方，就必须抓住其最薄弱的环节予以迎头痛击。让他理屈词穷只是初步的胜利，象诸葛亮那样把王朗骂到临阵吐血而亡才是至高境界。而厚道人的信条则是“温、良、恭、检、让”，打着这样的旗号去迎接别人的口诛笔伐最终必定死得很惨。
所以，看一看那些在文化圈里面璀璨的群星们吧，又有几个足以担当得起“宅心仁厚”这四个字呢？钱钟书的一部《围城》，对那些被他称为“无毛两足动物”的人们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他显然不是个厚道人，在写小说的时候，难保没有一边写一边在偷偷地坏笑。鲁迅先生更是痛恨“厚道”这两个字，他是主张“痛打落水狗”的，甚至还放出狠话来说他“一个都不宽恕”。就连叔本华这样把人生看了个“底儿调”的哲人，也是个十足的愤青，针对黑格尔这座横亘在他面前的大山，抛掷了多少象匕首和投枪一样的恶毒言语。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德鬼发明了厚道这么一个词。让一帮蚕妇村氓们老老实实地别找麻烦，但身为聪明人却能洞悉个中玄机，口口声声既厚且道，行事却是另一副模样。这大概就是奥威尔在他的《一九八四》里面讲的“双重思想”在起作用吧。
这样看来，厚道绝对算不上一项德行，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为人处世的经验，大抵可以归入世故一类。从人类本性来讲，每一个人都不情愿厚道，但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多不厚道的权利，又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做出一些厚道的姿态。借用王小波先生的一个比喻，厚道就是人生在世必须交纳的一项税款吧。
有那么一类人绝顶聪明，认为自己可以象时下的许多官商那样享受免税待遇，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甚至连身家性命都赔了进去。弥衡是三国时期一张著名的臭嘴，他最大的乐趣就是骂人，而且是不做选择地逮谁骂谁，结果被砍了脑袋。要知道，在骂一些人的时候，必须同时安抚另一部分人，这样你才能骂得有恃无恐、才能游刃有余。可弥衡骂得高兴起来偏偏不顾这个理，偏偏要打击一大片，最终落得众叛亲离也是他自作自受了。
厚道的价值仅仅在于它是人们更多不厚道行为的润滑剂。多数人为了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厚道，都必须先经历一个以低三下四为主要标志的厚道阶段。套用一句“话糙理不糙”的格言，就是“想做爷爷得先做孙子”。而当一个人逐渐获得更多不厚道的权利的时候，也不能全无顾忌，必要时也还得厚道一把。套用一个肯定可以在词典中查到的成语，就是不要“得意忘形”。
一个人的厚道程度与他可以计算的成就大致呈反比例关系。因为当他功成名就而不再那么厚道的时候，自有一大批厚道人围拢上来，甘愿容忍，甚至欣赏他的不厚道。孟子动不动就把他的论敌骂成禽兽，一点都不厚道，但他依旧是圣人；宣称自己“一点亏都不吃”的李敖，骂人工夫登峰造极，却骂出了一段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
相反，如果一个人傻到把厚道当成美德，甚至每天三省吾身，检讨自己哪里还不够厚道，那我敢说，他的一生必定以悲剧收场。或许他最大的价值是可以送到历史博物馆去展出，让人们看一看，到底聪明人把傻瓜欺负到了什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