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史记之五：无灾无难到公卿

刚刚忙过一阵子，今天写愤青史记之五，专议“会说话”与“不会说话”，呵呵，

(一)

说话谁不会？这个问题，着实令人不可理解。

事实上，很多人一生的问题，就是出在不会“说话”，我个人认为，说话的最高技巧，北京话叫“葫芦”人，你把人说“舒服”了，认可你的观点了，才是说话的本来目的。

子曰：质而无文，行而不远。

孔老夫子在这里所说的“文”，就是专指“说话”的技巧，比如郑国的子产，可以“以紫夺朱”，孔子也无奈他何!

在我们当代，“愤青”而不会说话，可以想见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愤而不远”。我们需要想明白一点，那就是，一个人，与其它人相比，说到底“谁比谁傻”？

在你春风得意、志得意满、飘飘然之前，用西部的陕北方言，大声朗读以下四句：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
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
天在上地在下你娃不牛。

这是一位朋友去年在西北出差，酒桌上客户随口哼出的四句歌词，道出了朴素而真实的哲理。

功名利禄，世间百病，无不出自人的贪欲，“金疙瘩银疙瘩”还嫌不够----不懂“时局造英雄”、不懂一切个人的成功，仅仅是来自于时代赋予我们个人的机会；----“天在上地在下你娃不牛”!

事实上，个人能力和努力固然重要，但是，小心别让更牛的人“吓着”才是，

（二）

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改革大师”，此人字介甫，号半山，江苏人。在官场，他主宰朝，独领一代风骚；在文字，名列“唐宋八大家”之内，不谛字字珠玑。在行政，他考取进士后，曾任10多年的地方官，是个数的着的人物，后于公元1058年上万言书，提出了政治改革的具体主张，“托古改制”，是年，王安石年仅36岁----在“万言书”中，他指点江山，激扬往古，他提出并推行了著名的“新法变政”，史称“熙宁变法”，

晚年辞官归里，卒谥曰“文”----其诗其文，有不少是揭露时弊、 反映社会矛盾的作品，体现他的政治主张和抱负。特别是他的政治散文，雄健峭拔；他的诗词，遒劲清新，烩炙人口，著作有《临川集》等。

但就是这样一个大文人，他却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比如他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史家论为“三不足”-----至今被当代愤青,奉为“圭臬"----对这“三不足”，应该说人们还是“深以为然”的，

事实上，王安石踞今并不遥远，他的著作，却比较杂乱，如 《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既有遗漏、又混杂了别人的诗文；而且，他最重要著作，如《字说》、《周官新义》与《熙宁奏对日录》等，早已失传；

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在现存宋人“文集”或“史书”中，已找不到任何一篇记述王安石生平的行状、墓志之类的文章，甚至片断的“征引”也难见(可见荆公此人，确实有些招人讨厌)；所以，对这“三不足”的出处，现在已不可考，

（三）

不过，这句话，确实是出自王安石，那是错不了的，因为大量的同时代的人，其文章、书札，对其批驳，“比比皆是”，

其中名头最大的，比如司马光曾经写信给安石，指出：“(你所提出的“三不足”)必欲力战天下之人，与之一决胜负？”司马光在信里，批评王安石的“三不足”与“拒谏”、“遂非”、“执拗”，是同一个意思。

到了南宋，朱熹再进一步，朱熹把“三不足”理解为“违众自用”和“足己自圣”，其用心，显然更加恶毒----“入人以罪”，他认为王安石到了“谋逆”的地步。朱之一生，经常“颠倒是非”，对前人进行恶意诬蔑，用以抬高自已。所以他的这个“诽谤性的观点”，由于史有明据，大家不可不知，

事实上，驳倒朱熹，非常容易----王安石变法，他的许多决策，都是在朝堂之上，经过几十年商讨以后，才制定的。正因为此，对于“三不足”之论，我认为，只是王安石“修辞”有误，故而引发许多“诛心之论”，最终导致“变法”的失败；前人之中，所有对“三不足”的批驳，除去修辞以外，其观点，其逻辑，皆不足取，

（四）

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我可以举出两人为证。

第一，王安石的“三不足”，本意是出于“愤青”司马迁的名作《报任安书》。因为太史公曾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原文是：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五）

第二，在近人之中，信奉“三不足”者，还有一位大家，这就是曾国藩。曾国藩说：“得失取之于数、是非审之于己、毁誉任之于人。” 这个表述，更加高明了，

曾文正曾经乱朝、乱世，他本人出身肃顺门下，道咸宦海，本来险恶，朝臣朝不保夕，所以他本人相当谨慎，说话分外小心，但是，他当言则言，所上奏疏，累如山积----而且居然无一获罪，这当然并非易事。

有清一代，异族当政，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所以当权者，对于下臣们“没完没了”地“上折子”，十分厌烦：当面驳回吧，又怕落个阻塞言路的恶名；你不驳回吧，事事都“钻心”。

所以，满清朝廷专职设置了一些“汉军”在旗的“军机”，让他们专事对奏折进行“挑错字”或是“表述不合”的小毛病，交由有关部门以“非礼”论处。发展到最后，在这个基础上，又形成满清“专折”以及“密奏”的一定之规(并且生出一种奇怪的学问，名曰“小学”，亦既“字源学”和“字义学”)。到了同治年间，言路早已阻塞----曾国藩也不是“智障”，当然明白，如果没有“专折”之权，干脆就别混了。所以，他的话，本来有所指，就是特指这种状况，当然，他也是看准了清帝所采取的“以汉制汉”的门路，他所“争”的，就是我们当今所说的“话语权”，

佛揭云：无知是一种罪，知道了但不说出来罪加一等。

按我的理解，曾令人敬畏的地方，是他以一种“救赎”的心态看待自已，看待世界，这是此人与前人最大的不同，

（六）

诸位，

大家回过头来，可以仔细参详，以上所举之人，所说之话，本是一回事，一个意思，既然司马迁、曾国藩能说，大家没有意见，而且认可、认为可以参考、赞同-----那么，王安石所说的，凭什么就不对呢？

呵呵，

说实话，王安石的失败就在于“愤青”，他的问题，出在“不会说话”，而太史公与曾文正，比他更高明的地方，仅仅在于“会说话”。

我以为，不会说话，是一个很不良的语言习惯，身为愤青，不可不知，不可失于反省，一个正常人，不会隐藏个人的才华，但也不会自视过高。自视过高主要是出于识见与个人经历太过狭窄，人最怕的是没见过多少天才，要知道谦虚使人进步----天才其实到处都是。

当然，我并不希望大家都能认可我的意见，“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愤与不愤，全在你个人的掌握了，与不愤相对应者，决非“犬儒”，而是“悟道”，

一首清代的《减字木兰花》，可遗以不愤者，时时诵读，早晚几遍，呵呵：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

无灾无难到公卿。妻受荣封，子荫郎中；好也弥缝歹也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