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为何后悔
　　
　　世事难料，虽是常理，但最令人难过的还是好心办坏事儿。王安石改革科举制度，便是一则显例。
　　宋时科举以诗赋取士，致使众多举子埋头诗赋以博功名，一旦入仕却对世事茫然无知。为矫此弊，王安石大刀阔斧进行全面改革，其中最重大的举措便是罢黜明经诸科，进士科则不考诗赋帖经墨义等，改试经义，即解释《诗》《书》《礼》《易》《春秋》等五经的内容与意义。意在选拔既通经术又明时务的人才。不料，这项改革却带来意想不到的“效应”。
　　由于改革由王安石所起，既然规定解释五经意义，而五经意义又众说纷纭，对天下举子来说，既想考场得胜，五经之解自然须合宰相之意，否则便不“正宗”。不久，天下举子，即由原来的研学五经注释改为专习王氏章句，以求合乎宰相口味。如此这般，不但没有解决学用脱节之弊，而且还添增另一“专诵王氏章句”的新弊。至此，王安石后悔莫及：“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更令王安石没想到的是：罢诗赋而改经义，竟开后来八股文之肇始，形成束缚全民族思想创新的一条最粗实的绳子。本欲走出偏狭窄路，但却走进另一条死胡同。历史对王安石开了大玩笑。同时也说明未经试验的重大改革，效果往往很难如愿，不是离形走样，便是背道而驰，或徒增新恼。
　　对今世今人来说，好心办坏事儿仍是一道常新常热的话题。有着那些发烧年代整出来的诸多历史笑话，难道还不应该格外警惕么？
　　（摘自6月18日《新民晚报》 作者裴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