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李美皆：余秋雨事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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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自由谈》责编的话】
我们本打算不再刊发牵涉余氏的文稿，因各方彼此的论点、论据，均已翻不出新的花样。但纯因这篇“分析”风采独异而不忍割舍。一位女性写手，又是关乎如此刚性的论辩话题，竟然将文字调配到这般举重若轻的状态。窃以为，一些呆头呆脑、言语枯涩的须眉文评家学有范文了。

余秋雨事件分析 李美皆

说实话我不喜欢余秋雨的散文，余秋雨的确是个很会做文章的人，但他的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做”上，所以我不喜欢。我对他的关注多半在于他文章之外的、来自媒体的那些内容。

这几年为余秋雨的事可没少犯晕，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翻手为云，我覆手为雨，对局外人的判断力实在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好在这件事终于要接近尾声了。两期《南方周末》（2004年7月22日、7月29日）终于使我们看到了余秋雨事件的全貌。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余秋雨片段：1963－1980》中所呈现出的余秋雨“文革”问题的全部史实。以往围绕着余秋雨的纷争主要就是“文革”问题，可是双方都是只见火力不见事实，局外人实在无从判断，那时候就替他们着急，用事实来说话呀。别一个整天来势汹汹泰山压顶，一个整天指天指地赌咒发誓。前者有理不在声高，后者天地帮不了你。现在好了，事实终于摆在公众面前了。

余秋雨事件已经全部浮出水面，他自己也同时宣布封笔，这件事即将划上一个句号，是全面透视和分析它的时候了。不过，整个事件摆在眼前的时候，从头到尾梳理一下，却有一种恍然的感觉，原来这是多么小的一件事情呀！问题就在于，这件事虽小，却充分暴露了余秋雨人格心态方面的局限，也正是由于这一局限，本来很小的一件事情被放大了。这就是我们分析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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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余秋雨是一个“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成功范例，这样的人无论处在何种时代都会成功的。余秋雨在“文革”中少年得志、“文革”后青云直上、转型期风光无限就是一个证明。这样的人即使生在封建时代，大概也是状元之命，这只要看看他的文才就可以知道。余秋雨行文既有儒家的风范，又有纵横家的派头，是典型的状元之才。美名与财富，余秋雨都有了；官位，余秋雨也曾经有过了。更绝的是，在名人常常出问题的个人生活上，余秋雨也毫不逊色，家有美妻，琴瑟和谐。总之，文人所羡慕的一切，余秋雨都有了。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太完满了？世界上可以有这么美满的人吗？自古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社会公理就是“人无完人”，谁也别想是个例外。尤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男性公民，大家活得都那么匮乏，凭什么惟独你那么富足呢？有句话叫“天妒红颜”，意思就是说人不可太完满，否则连天都会妒忌你的。连天都会妒，何况人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得这么舒服，这么俨然的。如何让一个成功人士感受到不舒服，如何让一个俨然圣人者掉下面具呢？攻其软肋。这是余秋雨的“文革”问题被拎出来的原因之一。

余秋雨的走红超出了大家对于文人成名的一般预期，对于人们尤其是文人们的承受能力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是由余秋雨所处的位置决定的，没办法。那么，余秋雨本人的表现又是怎么样的呢？首先，他的频频出镜不断刺激着大家的眼球，已经不是一种挑战，简直就是一种挑衅了。而且，他在媒体当中出现的时候，总是带着某种难以形容的矫情，圈外人看着或许还可以，圈内人就难以消受了。余秋雨本来就是一个喜欢矫情的人，他经常煽情地写到或者说到自己的哭和流泪，每次看到，我都觉得可疑，他真的哭了吗？曾经和一个人说到余秋雨的文风。对方说，文章就像女人一样，要有风情才美，人家余秋雨的文章就是写得有风情。这话恰恰向我提示了余文的症结：风情有多少是天成的呢？多半还不是卖弄出来的。哭算是余文的风情之一了，哭出来的风情。余秋雨的哭可能还和他的撒娇有关，他曾经有一句话，说那些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一篇令他满意的。说得何其撒娇。包括余秋雨的封笔都有点撒娇的意味：你们不是迫害我嘛，我就不写给你们看了，让你们痛哭流涕后悔莫及去吧，让中国的文化界蒙受损失去吧，我决不心疼。爱撒娇的男人必然爱流泪，没人撒娇的时候，他甚至会对自己撒娇，独自泪垂。问题是，一个人的煽情如果不能引起别人的共鸣，其结果就只能令人起腻，特别是一个男人的哭。煽情不成反成矫情的例子在余秋雨很不少见，比如，“我的妻子每天在家除了睡觉之外就是抱着个电视机，希望她的丈夫能回来”之类的。每次提到他的千禧之旅，他总是非常夸张地强调自己多么危险多么辛苦多么伟大……直接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文化圣雄，实属欺负别人没机会，或者赚了便宜反卖乖。当被问及做明星是否影响学者的工作时，他说：……他们除了骂人，还忙着做代表、做委员、开会、拉帮，我从不参加这类活动，连手机也没有，因此我可能是全国拥有最多个人可控时间的人。他有助手，凡事不必亲历亲为，当然可以没有手机，当然拥有可控时间了，这里实际上流露出来的是阔人的优越感，是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矫情。一些人反感甚至厌恶他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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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见不得成功者的矫情。一个跪在路边乞讨的人，再怎么矫情也不至于让人愤怒，但成功者的矫情就会比较刺激了。所以余秋雨关键并不是文章的问题，而是做人的问题。说实话，中国活得比较成功的文人，多半都有一点师爷相，无论府上主子如何更替，稳坐师爷椅的人总是他，永远善于审时度势，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活得太游刃有余了。所以人们看着不顺眼。即便不对人做冒犯之事，得到的仍然是别人的厌恶，厌恶他的圆滑世故，以及这圆滑世故运用之成功。

余秋雨的矫情也未必完全出自刻意，这可能跟领导者的“亲切”一样，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经过这些年的做官和成名，余秋雨已经成为一个堂而皇之的“尊者”。凡为尊者，当然是越受尊重，越想有个“尊者”的样子了，余秋雨的作秀就来自这里。他的作秀其实是一种拘谨，而之所以拘谨，就是因为太想给人留下好印象了，太想让大家看到一个完美的余秋雨了。余秋雨的为文一向好修饰，人的为人和为文往往具有惊人的一致，所以他的修饰和矫情、作秀实际上是一体化的。在余秋雨，这很自然，他只想在声名的巅峰处处留心，稳步上升罢了。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留心到，所有的完美都是脆弱的，一个人越想把自己塑造得完美，就越是破坏了预期的完美性；一个人越想呈现自己完美的一面，就越容易暴露出自己的不完美。这是一个讨厌圣人脸孔的时代，人们有一种普遍的逆反心理，越想打扮得完美的人，大家越想拉下他的画皮——这可以给人一种莫名的快感。再者，人追求完美是一件好事，但必须在自然的基础上，如果有违自然，就会适得其反。余秋雨越俨然，越煞有介事，越冠冕堂皇，大家越觉得他装柿子，越容易想起他那未擦干净的部位。

中国有句话叫“为尊者讳”。作为一个想当然的“尊者”，余秋雨已经先替自己做起了为尊者讳的事。他一向只管民族历史文化反思，却从来不替自己反思，好像根本不懂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道理——就凭这一点，他也称不上真正的尊者。可问题在别人那里就不一样了，人们愿为尊者讳，却绝不愿为俨然尊者讳。余秋雨正在堂皇间，冷不丁受到了那飞来一棒——不知道他意识到了没有，他之所以没有得到“尊者”的待遇，问题也就出在这个堂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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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南方周末》披露的史实来看，余秋雨“文革”期间也没什么大恶，按我原来的猜测，他至少应该比这严重十倍才对。所以他完全可以自己写出来，免得让别人费心去调查，也免得以这种方式披露出来更难堪。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期待，他不想这么做也无可厚非，他有权利回避，除了公检法和特定的清查组织，谁也无权要求他主动交代。可是，即便他没有这么理想化，被人揭出来之后，至少也可以采取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或者坦然承认，或者淡然默认。他最最不该的就是：断然否认。

在否认的时候，他还采取了一点方式方法，那就是《新民周刊》上那篇文章的曲折由来。所以余秋雨不必抱怨媒体，他本人不是也曾经利用过媒体吗？只不过没有达到目的罢了。而且，余秋雨能够成为所谓的“明星学者”，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媒体。余秋雨试图用侧攻的战略毕其功于一役，结果却是事与愿违，搞得自己很没面子。这件事是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大家对余秋雨关注的焦点便集中到“文革”问题上去了。余秋雨此举曾经让我非常费解，泪水是和温情、善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经常流泪的人应该是一个感情丰富心地善良灵魂温柔处事文雅的人，怎么能做出那么简单强硬欺世盗名瞒天过海的事情来呢？后来想想，刘备的哭也是一绝呀，而且哭得很真诚，只是眼泪背后的东西我们看不清罢了，因为被他的眼泪模糊了双眼。明明有其事，偏偏说成无，当然欲盖弥彰。本来只是偷了一根针，却拼命抵赖，结果把自己抵赖成了一个大盗。这件事余秋雨做得的确太不君子了，而且聪明过头，成了糊涂。聪明必须有道，否则，不君子的事最终都将体现为不聪明。

聪明人做了一件愚蠢的事，原因就在于太聪明，但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聪明过度的问题了，而是余秋雨人格心态局限的一个必然，不在这个方面体现出来，也会在那个方面体现出来。现在社会这么开放，又有历史在前面挡着，本来就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洒脱一点，放达一点，承认就是了，这并不影响你的光辉，因为你并不比一般人道德上更不完善。巴金不就以自己的坦荡赢得了尊重吗？事实上，自己先把伤疤亮出来是一个上上策，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防止被人揭。说出来以后，你就安全了；而不说，那就永远是一座休眠的火山。你自己先说出来，别人就不会揪你了；被人揪住了，坦然承认也没事了，最要不得的就是恼羞成怒。一旦恼羞成怒，就会为一口气而斗，而一旦斗气，整个事件的性质就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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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是不容回避的，连许多伟人都走下圣坛被重新评价了，何况一个余秋雨。关于控诉与忏悔的问题，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当一个民族的灾难发生的时候，人们敢于站出来说：“我控诉”；灾难结束的时候，又敢于站出来说：“我忏悔”，这个民族就是有希望的，反之，就是没有希望的。“文革”既是一场政治灾难，又是一场文化灾难，“文革”可以说是整个民族的“文革”，也可以说是每一个人的“文革”。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余秋雨有必要也有义务对自己的“文革”做出反思，即便不是公开的，至少也应该是自省的，可是从他的表现来看，他根本拒绝这么做。连自省和反思都没有，忏悔就更谈不上了。从他的言语和文字当中可以看出，“文革”对于他来说就是家族仇个人苦，没有别的。如果余秋雨的文化关怀永远只会凌空蹈虚，而不敢与现实甚至与真实的自己接壤，那还有多大的意义呢？余秋雨及其家庭在“文革”中可能确实吃了一些苦，也是“文革”的受害者，可是，被吃者同时也可能是伤人者，二者是不能相互抵消的。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或许只是小时候无意中参加过吃人的行为，尚且要进行那样深刻的自我反省呢。

退一步说，余秋雨如果真的认为自己没错的话，清查的时候为什么要承认呢？他应该抗辩，别让自己的档案里留下那一笔。究其原因，那时候他是个小字辈，没身份没名气可以吝惜，形势又那么急迫，识时务的做法当然是老老实实地承认，否则也别想蒙混过关。现在形势变了，那些都成为历史了，当然就要来个死不认错了，此一时彼一时也。这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时代原因，而是个人原因，从前余秋雨是一个年轻的无产者，在名上输得起，而现在已经功成名就，是个人物了，有身份负累了，要维护已有的冠冕堂皇，要保持明星的尊严威望，所以难免没那么超脱了。另外，作为一个“尊者”，这些年他已经被大众崇拜宠坏了，免疫力大大下降，稍微见一点风就会感冒。余秋雨真的那么在乎他的“文革”问题吗？未必，他真正在乎的并不是问题本身。余秋雨之所以恼羞成怒，无非就是不能容忍自己的威望受到挑战，不能容忍居然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居然有人敢对他不“为尊者讳”。说到底，就是名人心理在作祟。由余秋雨的热衷于出镜，可以看出他的好名，既是一般知识分子的好名，也是名教熏陶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好名。好名者，必为名所累。余秋雨就是因为在名上这么输不起，涉及名的问题才会这么敏感，捍卫名的时候才会这么愚蠢——当然，他以为是聪明。

一个女人接了客，可能自有许多不得已的原因，旁人无话也就罢了。但她如果还非要为自己树一块牌坊，那就连一般的婊子都不如，比一般的婊子更令人可叹了。从当初一着臭棋开始，余秋雨便越来越被动，心态也每况愈下，他打官司无非就是想扳回来，结果输得更惨，心理倾斜也更加严重，终于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赌君最致命的错误就是他老想通过下一局捞回来，越想捞回来反倒输得越惨。这时候，余秋雨的“文革”问题本身已经不重要了。当一场战争打响以后，交战双方的情绪便完全受到战争态势的控制，而根本上忘记为什么而战了。但对于作为第三方的公众来说，余秋雨对这一问题越是讳莫如深，他们的好奇心就越重；他们的好奇心越重，余秋雨的压力也就越重，那件事最终变成了一个不能打开的黑盒子。以至于据说当黑盒子要被打开的时候，当事人竟然以自杀相要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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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可以说是一步错，步步错，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他已经选择了文过饰非，那就只能坚守到底了。一个人撒了一个谎往往就需要十个谎来弥补，在这个过程中余秋雨是越描越黑，越挣越跌份，越说越没风度，完全陷入了一摊焦灼的泥潭，搞得自己斯文扫地，四面楚歌，在文化界几无立身之地。他已经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干吗还不打住？他不再搅，水自然会清。他任人喧嚣，尘埃自然会落定。一个声音能吵多久，可是再掺和进去一个，就有的吵了。是他自己把水搅浑了，是他自己把小辫子编成大辫子了，他重复了自己在歌手大赛上的错误——说得太多。余秋雨不是封笔不封笔的问题，他应该封口。就算现在打住，也是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就算被误会又何妨？你非要把一个你认为真实的自己交给别人干什么呢？解释就是失策，本来谁也没有要求你作出解释的权利，而你主动对人殚精竭虑地解释，反倒把自己置于一个被动的答辩席上去了。

余秋雨越是辩解，越此地无银地暴露出自己在人格方面的不自信。关键还在于说得越多，错得也就越多。余秋雨最后的一些辩词都带着无聊的人身攻击性质了，看来真急了。

余秋雨说，那些骂他的人都是曾经跟他套过近乎、想把他捧上天的人，以此表示对这些人的不屑。——曾经捧过你的人就不能骂你了吗？否则就是变节了吗？也许是你变了，变得该骂了呢？老说这个没意思。

余秋雨说，那些骂他的人都是别有用心，言外之意就是嫉妒他或者想靠他出名。“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固然是的，但是作为被批评者，没必要过多地在这上面找原因，这跟他是否有问题或者别人批评得正确与否是两码事。任何人都不能以批评者的德行未必超越自己为借口来拒绝接受合理的批评。批评的人本来就未必一定要比被批评的人完美，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存在批评了。不必去过分强调批评的资格问题，只要批评得对，就应该接受，别人有问题你可以再反过来批评别人，但那是另一个批评了。面对批评的时候，余秋雨总是质问别人批评背后的动机，而根本不在意批评本身，难道批评的动机比批评本身还重要吗？同样的质疑精神为什么不用于自身呢？余秋雨还强调了一个批评的等级问题，意思也就是说，小人物不能批评大人物，否则就是越位。那么，谁够等级批评余秋雨呢？他的等级这么高。面对风的时候，树首先应该想想自己是否站得住脚，如果站得住脚，那是任尔东西南北风，摧也摧不倒的。

在接受《南方周末》和《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余秋雨满腹委屈、悲愤，一副随时准备仰天浩叹弄个《天问》出来的样子，连照片上都是一脸有冤难诉的无奈。何必呢？他还用无职无权无帮无派来解释自己的孤立无援，说得那么无辜，好像大家欺负了老实人似的。余秋雨抱怨中国的媒体没有对立的制衡机制，没有仲裁纠错功能，好像在呼吁中国现代版的“费厄泼赖”。可是当《南方周末》——这个最具有他所说的那种制衡力量和“费厄泼赖”精神的媒体——首先给他一个机会时，他的表现又怎么样呢？他并不“费厄泼赖”，而是大量、奢靡地挥洒自己的偏颇之词。可是，真正的“费厄泼赖”绝不会只听一家之言，它会给各方平等的机会，而且它最终是要用事实来说话的。于是，余秋雨刚刚体验到发泄后的快感，马上又面临着灭顶之灾了。7月29日《南方周末》的文章一出，他是否感觉自己又被涮了一把呢？





*.*.*.* 2004-12-4 13: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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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己的“文革”问题，余秋雨时常王顾左右而言他。余秋雨“文革”问题复查的结果是被确定为“说错话，做错事，写错文章”的人，但允许重返工作岗位。于是，当别人提及他的“文革”问题的时候，他会首先振振有辞地说，如果我有问题，还会被提拔为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吗？大有晒笑这些人缺乏政治常识之意。其实真正缺乏常识的是他，不影响继续使用并不等于毫无问题，他这是在运用政治的模糊概念打老百姓的马虎眼。余秋雨不愧是内行，深谙政治在中国的生命线地位，所以首先拿政治来做挡箭牌。

余秋雨“文革”当中基本上没有伤害过具体的人，没有留下谁跟他过不去的把柄，这也是他“文革”后得以完身而退的原因。于是有人提到他的“文革”问题时，他总是理直气壮地质问，我伤害过谁？把被我伤害过的人找出来！他这又是在打狡猾的模糊战。他的问题不是伤害了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伤害了某些不确定的人，严重点说，就是伤害了一个时代，不是从肉体上，是从精神上——他的“文革”清查结论中“流毒”一词是赫然在目的。伤害的不是具体的人就算没有伤害人吗？不是人身伤害就不算伤害了吗？不能因为其不确定性和非人身性，这个责任就滑脱了。这种理直气壮，简直带有一点仗名欺人的味道，难怪他会聪明到有时让人避讳。

实事求是地说，质询余秋雨“文革”问题的人对于余秋雨这段历史在细节的真实上把握得并不是那么准确，比如石一歌问题。于是余秋雨大胆地声明：“我现在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这是在运用别人事实方面的小漏洞来推翻自己的大问题，转移问题的实质，回避问题的根本，说到底，是一种低能的狡辩。用别的笔名写的呢？用别的笔名写的就不算了吗？问题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写，而不在于用什么笔名。这是智商正常的人都能明了的常理。





*.*.*.* 2004-12-4 13:3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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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做过结论的错误，余秋雨居然还在口口声声不承认，理由究竟何在呢？虽然他没有直说，但替他说白了无非就是：一，不是他错了，是时代错了，是路线错了，是上面错了，而他只是受上面的领导。——全部责任往时代身上一推了之。个体对于历史的责任就这样被釜底抽薪地逃避掉，可是，历史和时代难道不是由一个个的个体构成的吗？抽掉这些个体，历史和时代终将成为一个什么都不能负载的空壳。二，既然大家都错了，那干嘛还要追究我个人的错？——法不责众的心理在这里得到了看似合理的运用，可是，大家都错就不是错了吗？

许多文化人在“文革”中的表现，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权力面前常见的媚态，是知识分子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一个缩影。知识分子泛泛而言无一例外地会标榜自己的民主主义立场，但是，当真正被推到政治舞台上去的时候，就不仅自觉的独立不倚做不到，连自然的疏离都做不到了。封建士大夫的功利心和庙堂意识相结合，取代了知识分子为民立言的民主主义立场，使之最终沦为帮闲或帮凶。

中国人习惯于区分好人坏人，我原来也觉得余秋雨不过是一个做过尴尬事的好人而已。后来再看，好人坏人的界定不仅困难而且毫无意义。一个人可以有狐狸的狡猾同时又有释迦牟尼的心，憨厚的狡猾和真诚的做作以及聪明的善良虽然比虚伪还要虚伪，但看起来却比真诚还像真诚。所以，人的好坏没法区分，我们只能就事论事，就算一个人已经死了，说“盖棺论定”都不如说“盖棺事定”来得科学和准确呢。笼统地说来，余秋雨这个人有文人的酸腐矫情但无伤大雅，有小男人的狡猾好面子但没有大男人的阴狠歹毒，是一个适合点缀升平的表现派而不是一个鲁迅式的斗士。他的脆弱敏感而常常又过份的反弹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襟怀不够坦荡，所以很小的一件事就让他看得很重，就使他走了麦城。

正是面对批评的孱弱使余秋雨把指向自身的批评放大了，这件事本来不至于影响他的形象，但这样一来却真正暴露了他的问题。余秋雨的“文革”问题并不比他在这一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心态问题更加典型和深刻，他的软肋与其说是“文革”问题，不如说是面对“文革”问题的那种人格和心态。即便没有一份应有的雅量，如果能够皮实一点，余秋雨也不至于此。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成为名人，便无法逃脱被解剖的命运，而且这种被解剖常常会切中肯梷。知识分子看同类一向如同看自己一样明白，因为几乎都是通病。在批余的过程当中，不少人也暴露了自己的丑陋。





*.*.*.* 2004-12-4 13:3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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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可余秋雨一直没有为自己的“文革’问题付出过代价，连内心的代价都没有，所以历史地辨证地来看，他最终补上这一回也算应该。而别人之所以拿他的“文革”问题说事，就是因为他太聪明太游刃有余了，一直没有受过伤，一直没有付出过代价，这比“文革”中伤过人而后自己也被伤得不轻的人还让人过不去。不必感叹人性的不完善，人性永远是丑陋的，自己也不尽美丽。也不必怨恨上天的不公平，这恰恰是公平的，这很符合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使人看到了某种类似于天道的东西。所谓天道，也许本来就是摆平人心的那种神秘的制衡力量吧？余秋雨现在稍微有点不舒服，那就对了，你已经舒服了那么久，让别人舒服一下也是应该的。这就是社会，这就是人性，自有它的制衡的天性。

《论语》中有一句话：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余秋雨并非大鳄，围绕余秋雨的纷扰应该结束了。虽然人和文都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作家、学者，主要还是应该靠文章来站住脚的。而对于读者和批评者来说，重要的不是鸡，而是鸡蛋，离开他的文去谈论他的人对于大家有什么意义呢？青年批评家张闳说得好，纠缠于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只能抹杀“余秋雨批判”这一文化行动的真实意义。

对于余秋雨来说，明智之举就是闭口，尤其在情绪比较激动的情况下。在宣布“彻底告别中国文化界”时，余秋雨说了一段非常抒情的告别辞：我想很多年以后，大家终究会知道余秋雨这个不得不被十年骂声驱逐的人，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是个从来没做过坏事的人，一个从来没有伤害过人、招惹过人的人，一个在荒漠地区拼命行走的人。这段话颇有点英雄末路、悲怆谢幕的味道，余秋雨显然在以自己的退出向投害和扼杀他的文化界提出抗议。但是，真的不如不说。好不好要靠别人来说，自己说好不算好。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余秋雨之所以这么说，就是要为自己的封笔做一个注脚。可是，封笔还要宣布吗？你不写自然就封了。这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不仅画蛇添足，而且凸显了自己退出的尴尬和无奈。可是，退出文化界的话音刚落，又传出他担任大专辩论赛评委的消息，先前那些话全变成送给自己的耳光了。看来还是恋恋红尘呀。树能静吗？风会止吗？我们只有拭目以待了。





*.*.*.* 2004-12-4 13:3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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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我是一个看电视不多的人，但在写完这篇文章后不长的时间里，便两次在电视上看到了余秋雨的身影。一次是凤凰卫视的《鲁豫有约》，一次是陕西电视台的《开坛》。这算什么？梅艳芳式的巡回告别演出？可跟“百变天后”梅艳芳不同，你余秋雨还会好好地活下去，干吗这么急不可耐？越来越流露出小男人的本质：聪明而不大气。聪明必须在某种胸襟大气的统驭下方能为个人增色，否则只能沦为令人厌恶的小聪明，多不如少，有不如无。

一个痛斥媒体误己伤己的人，却频频与媒体有约，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希望有一家媒体是彻底爱护他的，怜惜他的，不触及他的痛处，让他好好地撒一把娇。可是，几乎所有媒体都不会回避他面对批评的态度问题。比如在《开坛》节目里，主持人问他面对批评是否有足够的自信时，他的脸是红了又亮，似哭似笑的一个模样，实在尴尬得可怜可叹，作秀的结果是越作越不“秀”了。余秋雨越撇清，越把自己的气度问题暴露给大家了，本来没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也注意到了，这是典型的出卖自己的行为。再这样下去，真不知他想把自己弄成什么模样。要知道，心口的痛是骂你的那些人，你再怎么在媒体上树形象，还是改变不了这些人对你的态度，只能徒增腻歪；而无关的公众再怎么同情你，也浇不透你的胸中块垒，何必呢？在《鲁豫有约》中，余秋雨说过一段话，意思是，马兰的父母看到秋雨这孩子在“文革”当中受了那么多的苦，现在却被这样对待，很难过……自怜得差点又哭了。你看，撒娇的毛病改不了了。可是，马兰的父母是疼爱你怜借你的岳父岳母，这样的娇在他们面前当然可以撒，但别人与你没有这种关系，撒这样的娇有什么意思呢？快奔花甲的人了，还分不清哪些话是应该藏在家里说的、哪些话是可以出门说的吗？

原载《文学自由谈》2004/6 总1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