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汝祥：为什么从胡雪岩、曾国藩那里学不到核心竞争力



中国相当一批明星企业家热衷于学习胡雪岩、曾国藩，在业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为什么他们会热衷于学习这些“权谋高手”，我觉得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中国人在骨子里或多或少仍然仍然受着传统文化的影响，所以，学习这些“权谋高手”高手就能帮助他们“有效”的解决问题。

但可能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却只是一种短期高效，长期就会无效甚至有害。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举几个例子。


第一、胡雪岩、曾国藩“经典”做法背后的“人治文化”


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或者说，传统文化基本是一个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上的“人治”文化。


“人治文化”最明显的一个做法就是用能人，而用能人就特别讲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可我们都知道现代企业管理讲究的是用人要疑，讲究的是“制度第一，能人第二”。我曾经听到一个老总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他对下面的一个人非常看重，在各种事情的处理上，他们都配合的特别好。但是那个下属总是说他不信任自己。为什么呢？最后这个下属说了：“你看看我跟了你差不多十年了，你从来没让我去过你家，从来没让我为你家做过什么。”


就是说只有我去了你们家，我为你自己做了什么事情，你才是真正的不怀疑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那些学习胡雪岩、曾国藩“权谋”的企业家那里，他们恰恰就是如何通过这种私人关系的建立，来构筑以他为中心的能人依附体系。


这种依附体系本质上是对个人忠诚而不是对事或公司忠诚，大家可以想像得出，建立在这种忠诚关系上的企业做得愈大，是不是就愈危险？


第二、胡雪岩、曾国藩“经典”做法背后的“清谈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由于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文化，这种文化对什么东西的描述提倡的是含糊的“悟道”而不是清楚的量化。比如“一生二，二生三”，到三就要“生万象”。数到九的时候就“九九归一”。我们对于数的概念就是：要么到三，要么到九，后面就没了，三和九都可以代表无穷多。


所以，我们发现那些学习胡雪岩、曾国藩的企业家，也非常提倡悟道，提倡所谓的大道无术。他自己说什么不喜欢一是一，二是二地说清楚，而是希望下属去悟，这样的好处是，第一可以使下属永远在捉摸他在想什么，每个下属都从只言片语中以为自己深得真传，从而，使他永远可以坐在中间来平衡下属的权力斗争。第二，他永远都是正确的，你做对了，那是你对他的精神“悟”的对，做错了，那是你对你的精神“悟”错了。


在这种体系下的员工最终只会像传统中医那样只有有两种结果，要么一事无成是一个很平庸的江湖医生，要么就大彻大悟成为一代名医，中间没有过渡阶段。这种体系与类似西医的现代企业管理体系是相反的，西医是可以学习的，从一般的医生到最高水平的医生，有很多级的，每级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实现更最高级。。


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大的民营企业，都培养出了无数的“小老板”？原因就在于那些真正“悟”出了道的下属，就会自立门户，然后他们大了，又培养出无数的能人出来成立小公司与自己竞争，周而复始。而我们发现真正在跨国公司做到高层的，如果离开也会是到另外的大公司做高层，很少自己出来做公司，道理与国内的“悟道”的高层相反，他们除了大公司那种正规化的打法之外，小公司“全能型”的打法大都不会。


第三、胡雪岩、曾国藩“经典”做法背后的“面子文化”　


中国人讲究以“情理服人”，情在前，理在后。一件事情发生后先从感情的角度去理解，先要讲面子，然后再来讲这个道理怎么样。这种观念与现代企业观念是相冲突的。现代企业观念是：理在前，情在后。我们先把这个事情的道理讲清楚，至于感情我们放到第二步去谈。


这种面子文化最大的恶果就是熟人文化导致的“制度变形”。什么叫“制度变形”呢？举个例子，我们往往在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是两套做法：碰到一个陌生人的时候，讲规则，讲利益。等到大家熟了，就讲哥们义气。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以胡雪岩、曾国藩为榜样的企业家，常用的手法就是两套逻辑：对手下的能人或亲信是一套，以此换取他们的忠诚，而对员工是另一套，大讲制度或规则。结果大量的制度因为人不同而不同，久而久之，下属也会发现与其遵守制度，不如投靠某某，在企业形成或明或暗的帮派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