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易啊
——不过，张为什么就看不得政策略微为他们声张一点呢？

（1986.06.01）补鞋少女的故事——为中国的青年说几句话

1986-06-01 21:3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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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在深圳，在中国比较自由开放、比较繁盛的闹市街道上，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些年轻的少女，坐在路旁替顾客补鞋。男的补鞋青年也有，但比女的少。我在深圳八个地点点数的总结果，是男的二十四个，女的三十五个。




自由择业鼓励知识投资



我要把这些补鞋的青年归纳入我对中国经济研究的一部分，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他们既年轻——大约在十六至二十岁之间——而人数又相当多，触发了我的好奇心。第二，补鞋不是擦鞋，不是几个小时就能学会的服务。当然，补鞋算不上是一门高深的专业，但它总算是一技之长，是一种要花时间学习才能争取到的知识资产。在共产制度中，知识投资一向乏善可陈。但这些在街头补鞋的青年，显然是不需政府资助而自己投资的。我想，这种难得而重要的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吧。



一九八六年一月，我在深圳访问了一对补鞋的男女。四月间，我又再访问那个女的。据他们说，在中国各地街头以补鞋为业的青年，大部分来自浙江省的黄岩县。这个县以针绣工艺驰名，很多孩子从小就掌握家传的针绣技巧。自一九八○年后，中国比较开放了，离开家乡出去闯天下比较自由。另一方面，在县里操农业工作的时间不多，而其它的粗活，每月所能赚到的只不过是人民币二十至四十元。所以，黄岩县的长辈就想出一个主意：教孩子们学补鞋，然后让他们离开家乡到处赚钱，帮补家计。



有了针绣根底的孩子，学补鞋要六个月；没有根底的要学一年。补鞋的主要工具，是一部可以手提的车机。这车机最初售价是人民币一百元，但后来买的人多，产量增加，成本下降，价格就跌至七十元。黄岩县的青年学了一技之长，就带备了车机及其它小工具远离家乡去谋生。据说，远在黑龙江或新疆一带，也有他们的踪迹。




苛政猛于虎也



补鞋的青年在深圳的收入听说比其它地方好，但到那里的手续办起来比较困难，而近年来批准的机会更少了。在深圳，补鞋的收入每月大约是人民币三百元——这比乡间的收入高出大约八倍。除了食宿衣着费用（每月约一百元）、材料及杂费（每月五十元），还有就是工商局及居委会每天都会派员来收费。收费起初每天五角，现已升至每天一元五角了。比对之下，这是一项很大的征收了。没有资本家的「剥削」，却来了一些比马克思笔下的资本家还要厉害的征收「机构」，是目前中国制度改革下的讽刺。一时间，我想起《孔子过泰山侧》的故事。



除了一切费用开销，每个补鞋青年每月可寄大约八十至一百元回家。据说，黄岩县有很多新建的房屋，是靠这些青年资助的。为了证实这一点，我本想到黄岩县走一趟，但因事忙作罢。



补鞋的青年，尤其是那些少女，由于年纪太小，家长们要他们联群结伴才可离乡远行。在广州或深圳，他们前呼后应、互相照顾——其中有表哥表妹的都同操这个行业。我在深圳访问的那个少女，是与五个女同伴一起租一个房间住的。除了雨天外，她们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七时至下午六时。她们吃的午饭是些粗饼或面包，而晚饭也是仅可充饥的面食而已。她们蓬首垢面，留下烈日与尘沙侵蚀过的痕迹；手皮粗厚，四肢擦伤的地方不计其数，反映街头干粗活并不好过。但她们坚持说比以前快乐得多，显出敬业乐业的精神。令我深感佩服。



（四月二十九日的《明报》某版报道：补鞋的少女当娼。这种事当然是有可能的——世上何地无娼？但我认为绝大多数洁身自爱。）



在深圳，补鞋的主要季节是冬天——夏天的凉鞋是补不了的。所以，炎夏快来时，补鞋的青年纷纷回乡，帮着做农村收割的繁忙工作。



中国采取比较自由的经济政策后，补鞋行业随之而兴。上述是其中补鞋青年男女一个故事的大略。但故事的含意远比故事的本身重要。




先天甚足，后天失调



我一向认为中国人的先天智慧及刻苦耐劳的本领，决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其它民族。然而，无论是学术的成就，生活的水平……中国的表现实在使中国人无地自容。说什么因为人口太多、资源短缺，其实都是一些毫无实证的借口，老早给香港及日本的例子推翻了。大约一年前，史丹福大学的胡佛学院一位很负盛名的高级研究员，从美国到香港来搜集资料，约我会面，为的是要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美洲、欧洲、东南亚各地，中国人都能出人头地，成就屡见经传，但偏偏在中国本土却是那样没出息？」这问题似深实浅。我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不是制度是什么？」



浅的答案，往往有深的含义。补鞋少女的故事不仅证实了我的观点，而且那「证实」足以令人震惊。试想：单是让这些青年有一点走动的自由，一点择业的自由，他们的收入在几个月之间就增加了八倍！这是翻三番，不是翻两番，而这些青年不用到本世纪末就有这样的成绩了。



两年多前我发表了一篇题为《与木匠一席谈的联想》的文章（见《卖桔者言》一书），指出从大陆偷渡来港的青年，有了自由，学到了一门木工的技艺，几年之间收入激增二十四倍。我又指出，不管我们用什么因素来为这升幅打折扣，余下来的增长率还是十分惊人。补鞋少女的故事，证明了收入激增不一定是要跑来香港才可能办到的。




何必妄自菲薄



我在其它文章里也曾指出，在中国的制度改革下，国民总收入的迅速增长，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共产制度的经济劣迹，史无前例，稍加改革，收入增长以倍数计不足为奇。中国近几年来每年百分之十强的增长率，从乐观的角度看足以雀跃，但从悲观的角度看，却反映出制度改革之不足。说什么「过热」、「过速」，要缓慢下来，实在有点「口出大言」，因为这些说法通常是用以描述一个经济发达国家的现象。



邓小平希望中国到了公元二千年，国民每年的平均收入能达到现在的美金八百元。达到了又怎样？这等于现在每人每月港币五百元，仍然近乎一贫如洗！邓氏显然是给中国以往的经验、给那些所谓「第三世界」的经验，或给那些先进国家的经验所误导了。他似乎忽略了中国的制度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只要改得好，大胆地开放、取消那些妨碍市场发展的管制、推行法治及明确的产权制度，所有其它国家的经济增长经验是不足以为例的。既然经验是中国独有的，又何必妄自菲薄，翻两番就心满意足？



补鞋少女在几个月间收入增加八倍，是否例外，难以肯定。但究竟多少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收入的激增是自由发展及劳力私产化的效果。为什么中国几十年来高举着为人民谋福利之旗，却一直没想到自由发展能带来的好处？以中国人的智慧，为什么连这样显浅的道理都没想到？是受了马克思的影响？是为了要保持「党」的正确无误？抑或要维持等级特权的利益？要把大地主、资本家清算、杀头，是一回事，但中国的青年又犯了什么罪呢？这些问题，令人思之惘然。



我在上文提到，作为一项知识投资，补鞋的确没有什么了不起。但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补鞋青年毕竟是下了注，作了投资，得到了一门专业，算是人材。我们要问：为什么这些青年（或他们的父母）要到近几年才在知识投资上打主意？答案也是浅显之极；经济开放，使他们看到知识投资有利可图，于是很快就作了决策。比较深入一点的经济学解释，就是自由择业意味着人力资源是私产，加上产品可在市场出售，收入可独享，知识投资就增加了。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中国在文革期间把知识破坏殆尽，以致目前人材短缺得难以形容，这点，中国的执政者是知道的。然而，他们可能还不知道，劳力一旦变为私产，知识投资就一日千里！劳力资产是这样，其它资产也是如此。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的执政者还是墨守成规，坚持其它资产应为国有。另一方面，劳力资产的知识投资，是会严重地受到其它合作的资产之「非私有」的不利影响。假若中国把其它资产像补鞋青年的劳力一样，界定为私有，知识投资会更加彰显。这是可以断言的。



一年多前，某杂志访问我，言谈间使我想起而且提到孩童时代在中国抗战期间的不幸遭遇。我还因此谈到，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一次高手云集的聚会中，我应邀作农业经济的主讲。当时我走到台上，战战兢兢地打开文稿正要朗读时，突然间想起早年在广西农村结交的但早已不知下落的小朋友。我把文稿推开，说：「我今天能站在这里是很荣幸的。但我要你们知道，当你们在亚洲的农村里看到茅舍前那些烂泥地上打滚的孩子，我曾经是其中一个。假若他们有我的机会，他们今天也可能站在这里的。」



一个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听到了补鞋少女的故事，想起四十多年前在中国结交的小朋友，知道他们所缺少的只不过是他们应有的一点机会，我不能不站起来，老老实实地为中国的青年说几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