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帮她联系到《羊城地铁报》的工作有了正式答复，初八上班】。。这个有关系吗？这么巧？？


给死亡一个说法 ——广州地铁意外事故的平民诉讼

　　在广州烈士陵园地铁站，新婚的小陶挂断与母亲的电话，手机刚从耳边拿开，那一秒，列车呼啸而来，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她的死次日成为新闻，依据是地铁方事发当晚给本城媒体的通稿《烈士陵园站一女乘客跳轨身亡》。然而，小陶的亲人在此后的事情进展中似乎找到了另外的依据。于是，普通女性的死亡变成了一个社会议题，这中间除了生命本身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惨剧发生在顷刻之间

　　这个春节，小陶和丈夫遥远两人过得有些奔波，不过包围他们的是新婚的喜悦。两人都算“老大不小”，遥远33岁，1975年生人;小陶30岁，1978年生人。遥远是湖北孝感人，本科在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在暨南大学，毕业后顺利进入广州一家知名媒体任文化记者，迄今7年，靠个人努力陆续买下两套房子;小陶是广州本地人，2002年留学法国，其间获得另一个美术类学士学位并继续攻读硕士，方向是自由艺术。她于2006年底回国。肩负双重任务——完成毕业作业以及解决个人问题。后者是她父母迫切关注的重点。
　　小陶的母亲是医生，退休前任职遥远所在报社医务所的所长，她看中了遥远。经过一些反复与磨合，两个大龄青年最终决定组成家庭。登记拿证的日期是小陶的父母选定的，2007年9月19日。拿证的日子赶得有些急，一方面是小陶的奶奶已经卧病在床，惦念孙女的终身大事;另一方面根据广东人的传统习俗，家中若有老人过世，数月内不能举行喜事。小陶的奶奶当年10月过世，两人的婚礼就延后到了2008年的春节，他们在除夕前一天（2月5日）从广州赶回湖北孝感宴请宾客，举行传统婚礼。
　　小陶让丈夫遥远改签了从湖北返回广州的机票，从正月初十(2月16日)提前到初七(2月13日)。家人帮她联系到《羊城地铁报》的工作有了正式答复，初八上班，她不想还没正式上班就请假。节日运力紧张，改签到的航班是2月13日夜间23点的，他们返回广州已经是次日凌晨2点。
　　日子在喜悦中忙碌着。2月16日晚，遥远正式宴请广州的好朋友。那天他喝了很多酒，一改往日的沉默和安静，很配合朋友们的嬉闹，还当众亲吻了小陶，被朋友们抓拍下来。席间谈笑，问起他们在湖北的冬天，朋友们还记得小陶的回答，天很冷，“每天在家里就是在一起取暖”。
　　2月17日，小陶9点多出门去报社，遥远还在睡梦中。他中午与妻子通过电话，互发过短信，当晚20点35分左右小陶回复短信“下班了”。再然后，是小陶决定要回父母家吃晚饭，与丈夫又通过一个电话后，接下来都一直在和母亲讲电话，说“回家喝妈妈煲的汤，现在已经进地铁站了”。母亲要去地铁站接，小陶还在电话里笑，“妈妈，我贵庚了？坐地铁很安全的！”21点37分，从西朗开往广州东方向的1号线列车呼啸进站，母亲听到女儿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妈妈，地铁来了。”小陶要从报社所在的烈士陵园搭乘1号线至体育西路，然后换乘3号线回父母家。小陶的父母在3号线汉溪长隆站等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一班地铁到达，也没等到女儿。这个晚上，小陶的哥哥阿刚、丈夫和父母陆续得到并不明确的消息，先后赶到黄沙地铁派出所，确认了小陶的噩耗。警方的说法分别都是，已经确认过身份，小陶在地铁里出事，轻生了。从监控录像上看，小陶出事时，旁边没有其他人。

　　“跳轨”轻生给亲人的心理压力


阿刚和遥远先后在派出所录了一份口供。警方分别让他们回忆，小陶精神上是否有问题，有无病症，有无自杀倾向或征兆。在那种噩耗袭来的悲痛和慌乱中，阿刚努力搜索记忆，唯一能想到的，是母亲曾经说过小陶在生理期会有些精神紧张。他记得一个细节，最后警方拿笔录给他签字的时候，上面写了“抑郁症”，他要求把这几个字划掉，“这个我无法肯定”。警方同意了。
　　而遥远面对的问题还包括婚姻的细节，生活中有无争吵。遥远同样仔细搜寻记忆，唯一能提供的只有一个电话。小陶在准备回家前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当时正在看连续剧《大浴女》，有些心不在焉。小陶在电话里有过短暂的沉默，微妙的情绪变化让遥远也有些生气，两人有过几句冷战似的对话。挂断电话后，遥远赶紧给岳父家打电话，通报妻子要回家吃饭的事情，岳父告诉他，女儿正在打母亲的手机，母女俩在说话。遥远于是放下心来，继续看电视。
　　按照这种卧轨轻生的询问逻辑，遥远和小陶的亲人们迅速陷入了悲痛和自责，甚至背负起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可是他们能搜寻和放大的与自杀相关的细节实在有限。
　　在事故结论中艰难地行走从事发后第二天2月18日开始，双方亲属中陆续有人产生疑虑。小陶这边，做刑警的亲戚提醒他们“要弄清楚，不一定是自杀”；遥远那边，二哥从深圳赶过来，第一句话就是“要不要请律师”。可小陶的家人依旧很有疑虑，因为这一天，本地媒体大半以“跳轨”报道了小陶的死，依据是地铁公司的通稿，“地铁1号线烈士陵园往广州东方向的列车在进烈士陵园站刚一节车厢时，一名女乘客在站台突然越过黄色安全线并跳下轨道”，“女乘客跳轨时旁边没有其他乘客”，而死亡导致的后果，是“1号线烈士陵园往广州东方向的行车因此延误约23分钟”。
　　小陶的亲属们提出要看地铁监控录像，起先被警方拒绝，通过当刑警的亲戚帮忙，这才有所通融，警方要求只能派几个家属代表。于是，2月19日中午，去殡仪馆看过小陶的遗体之后，有4名亲属获得了这次机会，遥远、阿刚、刑警亲戚和遥远的二哥。小陶的遗体只是脸部有一点小伤。遥远记得一名老警官安慰过他，这位警官在事发后第一个赶到现场，看到小陶后脑流血不止，但“整个人很完整”。地铁方面有3个人在殡仪馆出现，但并没有跟家属做任何沟通。
　　那是一段差不多只有6分钟的录像，也是非高峰期一班地铁列车的正常间隔时间———小陶一直在打电话，从楼梯上下来，然后坐在地铁站里的候车凳上，再然后起身走向未完工的屏蔽门。按秒计时的画面显示，出事前一秒，小陶刚把手机从耳边拿开，还来不及放到眼前。他们被允许观看的录像至此结束。遥远第一时间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我站了起来，跟警察说我要告你们，我老婆不是自杀！”
　　2月20日，事发后第3天，遥远去黄沙派出所拿死亡证明，在等候时第一次接到地铁方面的电话，措辞很“外交”，大意是对所发生的事情“表示遗憾”，他们也“正在等待公安机关的书面答复”。遥远很生气，当即挂断电话，“分明一点处理问题的诚意都没有”。接着派出所的民警告诉他，死亡证明要去芳村的地铁分局领取，遥远于是赶去芳村。死亡证明写得很简单，“坠落入轨被地铁列车撞击致死”。遥远希望加上一个结论，比如“排除他杀和自杀”，警方请示后说不能，遥远与律师咨询后不肯拿。警方派了一个人与遥远来沟通，建议他去找地铁安全部门。等遥远再赶到地铁公司的时候，等待他的是另一轮处理程序:办公室的人协调后，拿来一些表格，让他按照信访程序填写反映情况。地铁方的理由依旧是在等待公安局的书面材料，双方不欢而散。
　　事实上，按照公安机关惯常的处理程序，非外力致死的非正常死亡不予立案，警方虽然有权更细致地调查死因，但却并没有义务这样做。地铁公司坚持的理由，无疑只能让家属进入一个“踢皮球”般的死胡同。接下来遥远遇到了更多意料之外的事情，他还是签收了死亡证明，去殡仪馆给妻子办后事，结果对方告诉他，非正常死亡不能自行处理，必须要公安局的处理意见。于是他又得折返回公安局，让对方重新添加关于遗体处置的意见。而在殡仪馆，关于是不是办后事，在咨询了若干律师之后，结论不一。有的说，遗体就是最好的证据，也是威慑;还有人给他出主意，“不一定要走法律途径，可以试着走安全生产监督局这条行政途径”。
　　于是，遥远和小陶的亲属们，动用各自的人脉四处咨询。他们花了7天时间来走广州安监局这条路线，最后被一句话打发回来，“不属于管理范围”。

　　寻找说法也是在寻找生命尊严


在一位律师协调下，小陶的家属终于与地铁方的代表和法律顾问有了第一次直面问题的对话。地铁方律师态度坚决，说“跳”是事实，地铁方也不存在任何赔偿责任，已经在站台反复广播告知安全需知，小陶的死是自己的失误造成，地铁没有责任。
　　于是小陶的家人只剩下了诉讼这唯一的法律路径。
　　在本地媒体对小陶的死因发出疑问的时候，广州大同律师事务所的朱永平律师接受采访发表观点，认为地铁方使用“跳轨”措辞不当，第二天地铁方就迅速与他取得联系，希望能请他去看监控录像。朱永平与地铁公司颇有一些渊源，他是原广州地铁总公司总经理陈清泉受贿案的辩护律师。朱永平说，在沟通中，地铁方对他承认用错了词，但强调的客观理由是，“出事后两小时内必须拿出事故结论”。朱永平也指责了地铁公司的“冷漠”，“我也跟地铁说，你们要主动一点，给大家一个交代，毕竟你们的运营关系到其他乘客的生命”。
　　广州地铁1号线1999年6月28日正式开通，曾被称为“造价最昂贵的地铁”。从2004年底开始，1号线加装屏蔽门系统，当时预计2008年底加装完毕。
　　小陶出事的时候，烈士陵园站的屏蔽门是这样一种状态：整个站台由一段段玻璃划开，作为间隔的是未来的门，不管是否有车都是敞开的。有人在网上留言这样描述：“经常坐地铁的人会形成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没关门，那车必然已经是停好了。而出事人当时正打电话，注意力分散的人出现这种错觉太正常了。即便我，第二天白天在地铁里，乍一看到屏蔽门处门户大开，都有一种可以抬步上车了的感觉！而且那感觉很强烈！”
　　在小陶出事后大约两周，烈士陵园站的地铁屏蔽门迅速投入使用。在朱永平看来，这刚好是一种反证，“证明地铁公司意识到之前的工作是有隐患的”。在朱永平看来，那段监控录像将是最关键的证据之一。家属方如果要走诉讼的路径，那么找一个好律师至关重要。遥远希望能请他做律师，但朱永平拒绝了，他“一般都不接这种小案子”。
　　遥远和小陶的家人还在寻找律师，他们感叹，自己也算是这个城市里有人脉资源的人了，可遇到这样的事情同样茫然。遥远觉得自己的生活再也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他能感觉到许多想法的改变，并无力扭转它们。他申请到了新加坡的签证，希望在委托完律师处理诉讼事宜后离开，但他决不会轻易放弃诉讼，“认准了的事，一定要做，这也是给小陶、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他根本没时间抽空整理小陶的其他遗物，家里还有好些5元10元的新纸币，那是广东风俗，已婚的人要给未婚的人新年红包，都是小陶特意去银行换来的。（因当事人家属要求，文中全部使用化名）（摘自《三联生活周刊》第10期作者王鸿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