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出版的《废都》曾引起了全国轰动。性描写第一次大胆而直白的运用，这在当代文学史上还属首开先河。书一上市即被一抢而空，据说光盗版书就不下五六种，数量无法统计，真是一时洛阳纸贵。在当时的读者群里大概有这么几类，一是看故事看热闹看刺激的，一是也看故事而看完必定要指责一番的，还有一类就是看小说的内涵的。第一类人最多，多属大众阶层；等二类人不多，但一般都“有头有脸”，因而不管是不是矫情，说出的话就有一定的重量，这也是后来《废都》遭批评的主要舆论支撑；第三类也是少数人，这类人文化素质相对较高，往往通过小说的表现形式去看它力图表现的实质，这类人在当时一般是保持了沉默的。十几年过去了，回想起来不禁要问，贾平凹为什么要写《废都》，为什么要那么直白的写性场景，《废都》到底有没有文学价值和文学史的意义。
九十年代初期，“八九”事件过去不久，一些不良社会现象，尤其是新贵特权思想依然存在，一些人不知道平息动乱是为了制止自由化，反以为有了什么保护，就使得社会贫富差距逐渐加大，百姓怨声时而传出。而知识界这时大都保持了沉默，不少的人扔下学问或把知识和利益联姻，开始下海经商了。保持沉默并不是不敢说，而是思想陷入了迷惘。面对这种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一些有良知的作家开始了他们的思考。于是一批作品产生了：梁晓生的《浮城》、铁凝的《无雨之城》、贾平凹的《废都》等等。这些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表现了对“城市”的担忧，只不过批判反思的程度不同而已。贾平凹在书的后记里说，“一晃荡，我在城里已经住罢了二十年，但还未写出过一部关于城的小说。越是有一种内疚，越是不敢贸然下笔，甚至连商州的小说也懒得作了。依我在四十岁的觉悟，如果文章是千古的事——文章并不是谁要怎么写就可以怎么写的——它是一段故事，属天地早有了的，只是没有夙命可得到。”作家的这段话里，说明了这样的意思：在城里很久却没有写过它；而任何一段故事都是“天经地义”了的。接着我这样理解，作家一定要写一次“城”，而在此时此刻写它这也是“天地”已定了的，由不得作家本人了。
然而，凭贾平凹的功力，《废都》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文本样式。起码为了少惹麻烦也该避开性的描写。而他没有。他在小说里写了主人公一个很有名气的作家和三个女人（妻子牛月清、朋友唐宛、保姆柳月）都有性事关系，以写和唐宛的性事交往为主，与另两位的性事交往为辅；在性描写上又以写性场景为主，写性心理为辅；在写性场景中又以性交前和性交后为主，中间过程大都用技术手法略去。按理说，这么写来已经很干净了，至于最有刺激和影响的是性心理和性交的描写，恰恰在这些地方作家都十分注意了。可是我们这个民族是讲究含蓄的，尤其是在思想解放大不如今的90年代初期，《废都》还是不能不让人惊讶。对于《废都》的性描写，我个人的理解是：第一必要；第二必须。一切艺术品中的性的表现，都是根据艺术品的主旨需要而定的。对主题表达有作用就是必要的，对人物刻划有作用就是必须的。日本有一个电影《望乡》，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但电影在我国最初的放映是有剪辑的。电影原片上女主人公第一次“接客”时，膘悍的嫖客脖子上挂着房门的钥匙，那钥匙一下一下地晃荡着，砸着女主人公的胸，这是一个特写镜头，长达四分多钟，它的作用很明显：女主人公的命运，掌握在他人手中。这无论对突出望乡的主题还是刻划人物不幸的命运都有着重要作用。再说《废都》，作家在所有的人物里，只写了男一号庄之蝶一个人的“性”，为什么不同时也写周敏的，孟云房的，汪希眠的，这些人也都是大有写处的。显然作家这么写是有他的目的的。《废都》不是在宣扬性，而是通过它来表达另外的东西。性在这里的作用主要有两点：一是要为刻划好庄之蝶这个人物服务，二是通过这个人物来更好的表达小说的主旨：对现实中“废都”的批判。小说对“性”的这种写作态度，就使它与《金瓶梅》《二拍》以及其它一些艳情小说严格地区别开来，成为了一部主题严肃意旨深远的当代文学名著。
那么，《废都》的文学价值在哪里呢？先看人物和主题。主人公庄之蝶作为作家，理应属精神层面较为丰富而高尚的一类，可他却是一个逐渐堕落的人，他以文获利、浪得虚名，不时也要干一些蝇营狗苟之事，为了让他的堕落深入读者之心，作者不惜一再渲染他和几个女性的性活动，通过性活动来表现主人公的内心空虚、精神迷惘。然而庄之蝶又不是骨子里就很坏的人，在他身上也还有良知的闪现，如对老主编职称的事，他能毅然站出来抱不平，并四处奔走；他对农村妇女刘嫂的态度，甚至包括他和那头老牛的情感等等，都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未泯的正义感和良善的一面。但是一个作为社会上流很有名望的知识分子仅仅如此是不行的，所以作家让这个人物最后消亡，也是对主人公堕落的生活态度的彻底否定。而小说里几位女性的形象，又明显地表达了女性地位的封建意识影响的程度，她们一定程度上还是男性的附庸。这两类人物的概括就使小说的主题十分的明了了：废都的确是颓废，废都也必须废掉。小说另一点成功在于它的语言。贾平凹早期作品，包括获奖的《腊月、正月》，在语言上都有着明显的刻意追求古典文学的迹象，语言的真正成熟，我以为就在《废都》。这一点，已经有很多人评论过，就不必多说了。小说第三个有价值的地方，是小说的形式。一部好的小说，不仅要有深刻的内容，更要有精致的形式，有时形式往往更重要。这和传统的说法可能大相径庭，但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我说的形式不仅是指结构、语言、章节等一般意义上的要素，更多是指小说组成的情结元素和“特殊构件”。只有这些东西充盈，小说才更像小说。并不是谁都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贾平凹本人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能做到的。而《废都》做到了。
《废都》当然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比如浪漫手法的运用上（如老牛之语和捡破烂老头的歌谣），还给人生硬之感。但这决不影响它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我甚至想说，随着时间的流逝，《废都》一定会越来越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

今年第五期《当代》一次全文刊发了贾平凹长篇新作《高兴》。之前，曾有传闻说贾平凹《秦腔》之后封笔，不再写长篇了。《高兴》的发表，这让读者也都非常的高兴。我是一口气读完这部小说的。第一个反应是，惊讶。因为它和此前贾平凹的其它作品不一样了，而且有很大的不同，没有《废都》《高老庄》的精致与浑圆，没有《怀念狼》《秦腔》的深沉和凝重，是一种全新的写作方式。第二个反应是，亦喜亦忧，喜忧参半。一个作家力求突破自己，不断变化写作手法，这是让人欣喜之处，而在追求变化的过程中又自觉不自觉地丢失了一些宝贵的东西，这是让人很遗憾的事情。第三个反应是，对作家的思考。贾平凹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如果说《废都》是一个成熟的标志性作品的话，那么直到今天的《高兴》，作家在艺术追求上又走了多远的路，这种追求的价值又该如何判定。
先来看看《高兴》。
小说写的是农民工刘高兴在城里打工的故事。其实说“故事”不如说“经历”更准确些。刘高兴和五富等几个农民工朋友在城里捡破烂过活，捡破烂是进城占住脚的第一步，捡破烂也是有着不少的说道的，也是分等分级的。这就好像旧时代的丐帮。不同的是刘高兴们并没有参与什么不轨，而是老老实实地在分给自己的地盘里捡拾破烂。捡破烂必要走街串巷，必要接触到各色人等，这也使得刘高兴和五富他们一点一点地了解了什么是“城市”。小说波澜起处在于刘高兴捡破烂时认识了一位叫孟夷纯的女子，这个年轻女子如果是个一般女子，小说也许就没啥大劲了。这个女子向刘高兴坦诚地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妓女。孟夷纯的哥哥被人杀死，凶手潜逃，当地公安机关没有缉凶费用，孟夷纯就靠身体挣钱给当地公安机关做缉凶费。两个人相爱了，刘高兴把自己挣的为数不多的钱送给小孟，想让她早日凑足办案费；小孟也把刘高兴介绍给自己认识的“有脸面”的人物，为的是让他早一点脱离捡破烂的境地，真正的在城里站住脚跟。结果是，小孟不但没有凑齐那笔办案费反而因卖身被公安劳教，刘高兴也没有去小孟介绍的那人那里，还是在一个工地干苦力。小说是以五富的惨死结束，以刘高兴背五富尸体还乡为开头，虽给主人公起了一个“高兴”的名字，然小说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故事。
我惊讶的是，贾平凹以往的小说都或多或少的带有“玄秘”色彩，都有很大的含蓄性。这篇却一改以前的风格，小说非常直白、直接，是现实得不能再现实了的现实主义。我想，这大概都是因为题材和主题表达的需要吧。贾平凹选择了当前极为敏感而又颇受人们关注的农民工的题材，他写的是农民工的遭遇，农民工的追求和一部分新乡下人的生活和生存方式。贾平凹是一个很重视民生的作家，在《高兴》里他要说的也许就是，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阶层，而且人数不少，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就目前而言，他们还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生活和生存的标准水平，一个和谐的社会这些当然是要彻底的得到改变的。这样的题材和主题，也许只能用工笔写实的手法才是最合适的，一切玄秘和朦胧都会影响到有力的表达。这也是为什么《高兴》看起来让人如此揪心，如此对人物寄予无限同情的原因所在。
作为写实手法的新尝试，《高兴》是成功的。可是读完小说总让人有一种不满足感，总好像是缺少了点什么。仔细琢磨琢磨才发现，是小说的氛围和“场”。小说的氛围和那种可称作“场”的东西，往往是小说的飘荡的“游魂”，缺少了它，就像水里缺少了糖或者盐，就没有了味道。这种氛围和“场”是靠营造和编织的，虽然它没有具体的可视的物象，然却是可感的，他对读者的影响是长久的，所谓“回味无穷”正是这种东西。有不少写实的小说，都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小说看着看着就像是报告文学了，大家贾平凹虽不至于此，他采取了很多手法来弥补，例如把主人公每一个生活的“结”都写得极其故事化情节化，然毕竟不能改变在通篇整体上的“简单”，所以也还是留下了遗憾。略萨说过这样的话：“一部虚构小说的自主权不是一种现实，它还是一种虚构。”也就是说，无论你写的东西是多么的“现实”，只要它是小说，就要让它“虚”起来。传统的文学理论，过分强调让虚构真实起来，力图让读者“身临其境”或“感同身受”，而忽视了让真实的题材如何“虚飘”起来。这是小说创作的两个同样重要的方面，失之一隅都是对成功的怯让。
那么，贾平凹这种写作上的变化，到底有多少创作上的价值和意义呢？我以为也是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积极的一面：作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直接地关注民生，如果说以前是把“民态”描绘出来让人感悟的话，而现在就是把自己融入他所写的人物群中，和他们一起喜怒哀乐和悲欢离愁。作家不仅写农民工进城打工挣钱，还写了他们除了钱以外的精神渴望，这就对农民工为什么进城这个问题做了多层次的回答。一个作家当他把自己融入民众之中而真正成为其一员的时候，也许用不了多久就会产生让人“震动”的作品来。老托尔斯泰对人性的沉迷关注和痛苦思考，最后产生了他的一系列伟大的作品，贾平凹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我从《高兴》里看到了希望。另外，小说在形式上也有了很大变化，比如短小段落的使用，这在以前的作品里并不多见，使小说更加“现代”味了；语言上也从古典文学和古代白话的语苑里跳了出来，与当代话语作了一次很好的链接。作家做这些改变，我想就是一个目的，让读者能对小说的叙述一目了然。还有就是不足的一面：在所有的文学样式里，小说是最讲“缜密性”和“故事情节性”的，《高兴》在这方面表现了明显的缺陷，小说描绘的一定是“虚构的第二世界”（崔道怡语），之所以称作“世界”，就是说故事情节的连贯性和“共撑性”，如果故事是分离的状态，又缺少有机的纲来统领，就很难使作品浑圆和缜密了。再者，《高兴》给读者的阅读信息和其篇幅比起来，还显得少了一些，信息量历来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构件之一，尤其是长篇信息量不够往往会中断阅读。
一个作家创作过程中不可能一篇比一篇好，这也不符合创作规律。但是却不能没有新的追求，可喜的是《高兴》让我们看到了贾平凹的追求，他在他自己的路上大步往前走着，不管这路是否笔直他都没有停。无疑，他已经走了很远；他还要走多远，还能走多远，让我们在期待的同时加以祈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