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身发烧近代史——被遗忘的时光》

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乐神，音乐之神。这世界本没有神，被人拜得多了，也就成了神。多年来我用音乐供奉自己，现终修成正果。悠悠十八载的烧程，阅尽人间春色，跨越LP、录音带、CD、MD、MP3年代，玩过随身、台机、耳塞耳机及国产、欧美箱子，两声道纯音乐及多声道大投影家庭影院，家用HIFI与汽车音响双修。此外除PC -E任方块外所有游戏机，胶片单反相机、小DC到数码单反乃至645中画幅2800万像素数码后背，无所不烧。汽车一年一小换，两年一大换。名利于我早如浮云。然而神之所存，乃承其天命，为烧友勘前生后世，拨乱反正，故坠凡间。

什么时候，开始有一种人被称为随身听发烧友？至少在索尼发明WALKMAN之前，还有随身收音机可听。那时有没有人为了收音的质量提升不断折腾？相信是有的。然而那属于随身发烧古代史范畴，不是今天的话题。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广州随身烧友的状况。
1990年，东欧发生巨变前夕，中国改革开放的重镇广州，后来被称为全国最高建筑的63层国际大厦，当时还是位于环市路上天桥边的一个大坑。隔壁的广东电视台大楼，才刚刚投入使用不久，两年后成为全国除央视外最牛的电视台。毛宁与杨钰莹还没有出名，经常骑着自行车在电视台附近闲逛。往南方向几公里的珠江，海印桥边，号称东南亚最大的海印电器城，第一期招租还没满，只有不多的JS在无精打采的买着水货电视，21寸的屏幕上演示着超级任天堂魂斗罗。向东北两公里还没到东山口的地方，有一条小巷叫做菜园北街，在靠近中山路的出口处，有两个仅仅几平方的铁皮屋。一家叫“永恒”，一家叫“时代”，做的是什么生意？复制录音带。
当时CD可是稀罕物，所以最早的时候都是用LP复制的录音带。经常可以看到骑着自行车来的烧友，把店围得水泄不通。烧友透过玻璃柜挑选着印好了歌名的录音带，或拿着写满歌名的本子在翻阅，最后抄下歌名，买一盒录音带让老板带回家复制，一般是三天后来取。这三天的等待，是煎熬，也是YY，现在邮购的烧友应该能体会这种心情。这两家店用的录音设备都算很高档，先锋的LP与CD机，雅佳三磁头卡座，都是日本原装进口的专业设备，就连店里试音的飞利浦卡带单放台机，配上不知什么牌子的功放，推JBL音箱，宽松的声音都会毒得让人流连忘返。那时的烧友，哪怕不是买东西，也爱在那蹭听音乐，吹吹水消磨时间。由于没有盗版CD与LP，正版复制出来的声音相当好。怎么好法？当时只能说明显强于正版录音带，包括宝利金（当时谭咏麟所属唱片公司，众星云集，江湖地位相当于全盛时期的英皇）的出品，甚至与源CD相比，录音带的声音中频有着更加迷人的味道。老烧可以用眼睛就可以分辨录音卡座的好坏——看录音带录好后，如果带子的表面十分均匀整齐，和开封前一样，没有不平的起伏，证明设备的机械传轴非常精良。广州中山三路上卖录音带的也不少，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用双座卡座高速翻录的，与走精品路线的这两家不可同日而语。烧友都会随身带着自己心爱的WALKMAN，然而不管再高档的东西，都休想老板（两家都是MM）大方把录音带放进你的机器里试听。因为只要被机器听过的录音带，都会或多或少破坏原有的音色。录好后听第一遍的时候，是喝头啖汤，是破处，是要焚香沐浴，在夜深人静时独享的。向一个烧友借带子听，对方的心情就像现在要把车借给陌生人开一样。我曾试过把自己的带子借给一个朋友听，归还后我在台机上发现均衡电平（就是随音乐会起伏的那种，我的台机显示左右两段）变得很短，证明声音动态下降，带子磨损厉害，登时心如刀割。我觉得那时烧友尽管对器材都有要求也懂得鉴别，并都会买自己经济承受能力范围内最好的随身磁带机，但更多的是表现出对音乐的喜爱，希望能知道更多好听的音乐，因为当时信息太不发达了，香港电视还不准收看。
这样去复制录音带是奢侈的行为——否则也不配称为发烧。因为这两家店的录音出品好，要价也是非常高。在店里买到的用TDK D60 （也就是那种透明壳60分钟的带子，入门级），录好整张唱片要12元。如果老烧买个好点的TYPE2（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录音带有分为TYPE1到 4个等级，高等级录音带会磁粉里添加特殊的金属，或采用更细微的粒子材料，除了清晰度明显提高外，还会在包装上表明本产品注重什么频段的表现，有的会给出频谱的曲线，好点的磁带机都有调节听TYPE2以上带子的专门设置，以达到最佳效果），光空白录音带就要花十几到二十几元，加上要挑选歌曲（不是整张唱片都录），每首歌收费一元，TYPE2以上录音带据说比较伤录音磁头，还要额外加收3到5元，那录一个带子总共要花二三十甚至更多，这就是那个盗版CD和 CD随身听还没有流行的时候，一个讲究品质的烧友为了十几首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而当时广州政府公务员工资大约两三百元，在全国还算比较高的了。乐神年幼败家，到退烧前居然存下这样的录音带过百盒之多，当时如大胆用于在天河城位置以东的菜地进行地产长线投资（百来元一亩租一年），以现太平洋电脑城的租金，今天想必不用为了奔驰宝马YY。结果最后大部分录音带连同WALKMAN送朋友了事。
当时的烧友在随身录音带器材的选择上相对有限，乐神对数字不敏感，记不得太多型号。主流无非SONY、AIWA，松下，还有SANYO，AKAI雅佳等日系小众品牌及国产京华为补充。和现在不同的是，当时机子是越小的用料越讲究，越高档，功能越齐，声音越好。如果有一台带线控的轻触式带电脑收音和录音超薄随身听，那是相当牛。骑自行车带上随身听和情侣插去泡MM是男孩必备的武器，许冠杰的歌里都有唱：“跟佢做个FRIEND，WALKMAN两份听。”当时的确是普遍现象。不过我比较喜欢的还是老式的全机械机，声音扎实高贵，金属拉丝与打磨得很漂亮的硬胶外壳，机械部件精度很高，录音带在运转的过程十分平顺。在使用的过程，通过眼睛与手指与它的接触，倒带的声音，就已经是一种极美的享受。如果你喜欢用机械相机，一定也会认同这种感觉。没事干的时候细心用棉签洗洗磁头和传动系统，也是一种乐趣。烧友对机器都是非常爱护，感情也是专一的，决不轻言换机。耳塞都用跟机，只有用坏了才考虑换，印象中AIWA有一款耳塞长得有点像现在的森海760，只是背面那条镀金属的棒是金色的，卖到一百元，是那时感觉最好的耳塞，几年之后才有什么SONY猪嘴，888。所以当时发烧的乐趣在于比较不同品牌录音带及不同等级的录音带之间的差异。我记得除了SONY、TDK、maxell、富士、山水等日系品牌外，还有一个叫 THAT’S的美国品牌。后来国产出了款使用TDK技术的大自然牌，声音还行，强于熊猫牌——那时很多英语磁带其实都是熊猫牌的。我的感觉，这些带子不光听是一种享受，包装纸到外壳及内里的字体印刷，及磁带上的颜色和纹路，都值得细细欣赏，做得太漂亮了，而且普及型的透明时尚包装与专业高档发烧的设计包装完全不同，各有味道。我当时发烧相当大的乐趣在于收集所有品牌所有型号的录音带，甚至买回来后不舍得拆封，一边听歌一边把它们摆满在床上把玩欣赏。这些品牌产品各自声音的特色造成了不同的烧友拥护，其中也曾有过不少砖头口水战，放到现在绝对都是TDK党、maxell党、富士党在打了，哈哈。话说回来，光是录音带都有那么多玩法，如果当时的耳塞品种有现在这么丰富，一定会让烧友烧得倾家荡产。
录音带天生就有许多硬件规格的局限。听多了会磨损，怕潮湿，怕阳光高温。频响不足，高低延伸不够，录音电平太小会有明显底噪。杜比实验室发明了杜比B和C 来减轻噪音的干扰（在录音和放音时拨到相应的设置，就可以起作用。对当时爱听LP录音的烧友，终于可以听到不受“炒豆声”影响的高品质声音（‘永恒’的录音甚至可以做到完全没有炒豆声，很厉害），是莫大的惊喜；录音时在不同CD切换时，录音空白的地方也听不到明显的噪音改变，就像没切换一样，相当享受。但这两种技术录音时不可同时使用，在播放时只是笼统的一种设置（没记错的话SONY机里叫杜比NR，有的机只有杜比B），结果引起了当年烧友的争议，到底用什么效果好。前面提到的“永恒”录音用杜比B，“时代”用杜比C，结果两家各有FANS，生意互不影响，但两派烧友对对方嗤之以鼻。颇有点像谭咏麟和张国荣歌迷对立。乐神我当年对噪音不在乎，非常讨厌这种模拟的降噪技术使录音的高频受损，声音听起来不通透，所以听歌时是从来不开降噪的。但我认同在雅佳三磁头卡座下的杜比B的录音更加毒，那种温暖又不乏质感的中频，顺滑的富有空气感的高频，对齿音非常有技巧的处理，至今难忘。当时不止一次下决心，等更有米时，一定把雅佳三磁头卡座请回家里！以后没工作，就干帮人录音这一行（结果我在学校里就干起了这一行，收同学3角一首歌，后果很严重，荒废了学业，留级一年）。
可惜好景不长了，到了1992年底左右，广州的大街小巷渐渐出现了盗版CD，开始的时候卖四五十元，后来基本稳定在10-15元。对烧友而言，看似听不坏的CD怎么也比会磨损的录音带划算。迷你CD音响布满各大百货公司，海印的CD随身听让烧友有了新的目标。“永恒”的生意不再永久恒定，“时代”也渐渐与时代脱节，门前日渐冷落，在支撑了两年多后，终于双双结业。菜园北街的发烧录音，也成为一段被遗忘的时光。
那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因为我开始发烧，因为，我还穷。

后记： 1995年新年，乐神拥有了第一台随身MD，当时买近3000元。1997年从日本带回3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不知算不算是广州最早玩这些数码产品的烧友。1997年夏天高考后，骑着心爱的变速自行车，我来到菜园北街，铁皮屋早被移为平地。忆起无数次风雨无阻的赶来这里朝圣，烧友们的身影笑声依稀还在，我心里默默念着，“别了，永恒、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