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日本在迅速西方化方面取得成功的真正秘密的歷史學家，也掌握著遠東近代歷
史的線索。

　　　　　　　　　　　　　　　　　　　　 費正清

遠東是歐亞大陸上最後受到歐洲擴張影響的主要地區。中國和日本之所以在俄國、
近東和印度之後才受到這一影響，是由於各種因素。首要的也是最明顯的事實是，遠東
明確地說是歐亞大陸上距歐洲最遠的部分。中國和日本並不像俄國和奧斯曼帝國那樣與
歐洲相鄰；它們較之印度在更東和更北面。或許遠東這兩個國家政治上的團結比地理上
的孤立更為重要。歐洲入侵者不能在中國和日本實施分而治之的政策，而這一政策在印
度卻非常有效。在中國和日本，沒有可唆使其反對北京和東京中央政府的獨立的地方統
治者。而且，由於這兩個政府推行強硬的閉關自守政策，這裡也沒有潛在的第五縱隊可
讓歐洲人利用。日本大批基督教皈依者在17世紀中已被無情地消滅，中日兩國與外部世
界的貿易也被硬性削減，從而阻止了中、日國內同印度一樣的人數頗多的商人階級的發
展，因為中國和日本商人同外國公司的聯繫多於同本國政府的聯繫。
因此，遠東這兩個國家能將它們同歐洲的聯繫限制在嚴格監督下的、僅僅是斷斷續
續的貿易之中。但到19世紀中葉，這一形勢發生了突然而劇烈的變化。首先是中國，然
後是日本，被迫敞開國門，接受西萬的商人、傳教士、領事和炮艦。這衝擊並不像在印
度那樣勢不可擋；在印度，一個被征服的民族幾乎沒有機會對外國文化中他們所需要的
東西挑挑揀揀。但是，這兩個遠東國家都受到了根本的影響，不過是以完全本同的方式。
日本能采納和利用西方強國的原則，並將它們用於自衛及後來的勢力擴張。相形之下，
中國卻不能以已改變的西方方式重新組織自己。另一方面，中國太大，太具凝聚力，不
可能象印度和東南亞國家那樣被徹底征服。這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甚至在此
之後的數十年中，中國仍處在動盪不定的狀態之中。

一、中國的開放

4000多年中，中國人在歐亞大陸的最東端發展起一個獨特、自治的社會。這一社會
同亞洲其他社會一樣，以農業而不是商業為基礎，由地主和官僚而不是商人和政治家統
治。正是這一明顯地自給自足、自滿自足的社會認為世界上其他社會都是低下的、從屬
的社會。
1514年，當葡萄牙人出現在東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上時，中國人首次開始了同西方的
直接交往。繼葡萄牙人之後是荷蘭人和英國人，他們也是由海路到達中國；而在北面出
現了俄羅斯人，他們最從陸路到達阿穆爾河流域的。中國人堅決避免同所有這些人侵者
親近（見第四章第四節）。他們將貿易關係限制在少數幾個港口，拒絕在完全平等的基
礎上建立外交關係。事實上，中國人對外部世界毫無興趣。這表現在他們對歐洲和歐洲
人一無所知方面。他們幾乎不知道歐洲的位置，而且也很少問津。關於歐洲的各個民族，
他們完全混淆不清，只是籠統地將他們稱為「長鼻子蠻族」。他們認為不需要任何歐洲
產品；這一點，乾隆皇帝在1793年給喬治三世的著名的信中曾煞費苦心地加以闡明（見
第九章第三節所引）。
由於中國人閉關自守、驕傲自滿，三次災難性的戰爭使他們受到了巨大的刺激：第
一次是1839-1842年同英國的戰爭，第二次是1856－1858年同英、法的戰爭，第三次是
1895年同日本的戰爭。在這些戰爭中所遭到的恥辱性失敗，迫使中國人打開大門，結束
他們對西方的屈尊態度，重新評價自己的傳統文明。其結果是入侵和反入侵的連鎖反應；
它產生了一個新中國，產生了至今震撼著遠東和全球的影響。
英國之所以能率先打開中國的大門，是因為它在印度擁有強大的基地，並控制著諸
海洋。英國強行挑起爭端的主要目的是要除去中國設在經商道路上的無數障礙。不應忘
記，英國人到19世紀中葉幾乎已開始相信有一種在世界各地經商的神聖權力，並認為一
些政府禁止自己的國家自由貿易是不合自然規律、應受譴責的。
促使中、英兩國交戰的直接問題是鴉片貿易。17世紀，歐洲水手將吸鴉片的惡習傳
入中國，這一惡習便從各港口迅速蔓延開來。中國人對鴉片的需求解決了英國支付中國
產品的貨款問題。在此之前，英國人一向不得不主要支付黃金和白銀，因為中國人對西
方的商品很少感興趣。但現在，鴉片市場完全改變了貿易差額，而對英國人有利。北京
政府曾於1729年和1799年頒布法令，禁止鴉片進口。但這一貿易非常有利可圖，以致中
國官員接受賄賂，允許走私。到1833年時，這一罪惡的貿易已達年值1500萬美元。
當中國人試圖強行禁止鴉片交易時，便爆發了第一次中英戰爭，即通常所稱的鴉片
戰爭。皇帝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事實證明他是一個堅定正直的人。林則徐查封了2
萬箱價值600萬美元的鴉片，並當眾予以銷毀。這一舉動引起的糾紛導致了中國戰船與
英國戰艦的沖突21839年11月，戰爭爆發了。以後的戰爭過程清楚地表明了中國人的毫
無希望的軍事劣勢。英國人僅以一支分艦隊和數千人便能隨意占領一個又一個港口。中
國人英勇作戰，他們的守衛隊常常戰鬥到最後一個人。但是，英中兩國的力量差距比西
班牙征服者和阿茲特克人之間的力量差距還要大得多。16至17世紀，歐洲的軍艦和大炮
已得到巨大發展，而中國人的軍事技術仍停留在比阿茲特克人的技術高不了多少的水平
上。1842年，北京政府宣佈投降，接受了《南京條約》，這是後來蠶食中國大部分主權
的長長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的第一個。
按照《南京條約》，中國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並開放五個對外通商口岸——廣州、
福州、寧波、廈門和上海。英國領事可以居留於這些港口，英國商人也可以在此租借土
地，用於居住和經商。中國還同意實行一種按照價值的5％固定下來的統一關稅，若要
變動這一關稅，須經雙方同意。這一條款剝奪了中國的關稅自治權，因而控制了中國的
國家歲入。此外，第二年締結了一個補充條約，承認英國人在刑事案件方面的治外法權；
條約還包括一項最惠國條款，保證英國人享有中國在將來准予其他國家享受的任何附加
特權。當時，可能雙方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些條款最終將導致一種複雜局面：外國居
住區和租界遍及全國各地，它們全都成為外國政府管轄下的外國城市。
《南京條約》並未結束中國人和歐洲人之間的摩擦。歐洲人感到很失望，因為通商
口岸的開放並沒有帶來他們所期望的那麼大的貿易擴張。他們認為，補救的辦法是獲得
更多的租界。曼徹斯特商會聲稱：「我們同中國的貿易直到買賣權擴展到我們現在所局
限的港口以外的地方，才能得到充分發展。」另一方面，中國人卻認為，這些條約承認
的特權太多，因此經常不履行條約所規定的義務。此外，當時歐洲商人和許多聲名狼藉
的冒險家成群結隊地來到通商口岸，這在中國人中激起了強烈的排外情緒。1841年，廣
東地區張貼了一張佈告，以強有力的措詞表達了這種感情。在向「難以對付的野蠻的狗
和羊」提出抗議之後，佈告反問道：「儘管你們已侵入我們的內河……，但你們有什麼
本領？……除你們的船是堅固的，炮火是猛烈的，火箭是強大的以外，你們還有什麼其
他本領嗎？」然後，佈告威脅外國人說，假如他們繼續留在中國，結果將是最為可怕的。
「如果我們不徹底消滅你們這些豬、狗的話，我們就不是頂天立地的勇敢的中國人。……
我們一定要殺了你們，砍掉你們的腦袋，燒死你們。」
由於雙方存在著這樣的情緒，1856年再次爆發戰爭就毫不奇怪了。這次戰爭的起因
是中國官員關押了一艘懸掛英國國旗的中國船隻上的中國水手。當北京政府拒絕釋放這
些水手時，英國人轟炸了廣東。法國人以一位法國牧師被殺為借口，也加入了這次戰爭。
英國人的行動因印度爆發兵變而推遲了一段時間。但是，當援兵一到，英法聯軍如同第
一次鴉片戰爭時一樣不可抗拒。1858年6月，中國人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但他們
拒絕執行條款，拖延正式批准的時間。英法聯軍再次發動進攻，1860年占領了首都，迫
使中國簽訂了《北京條約》。《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又開放了沿海和內地的幾個
通商口岸，再次明確並擴大了治外法權，允許在北京設立外國公使館和在全國各地建立
基督教傳教團。人們應該回想起，也正是在這時，俄國人趁中國危難之際，通過外交手
段獲得了阿穆爾河流域和太平洋沿岸的大片領土。（見第十三章第三節）
中國遭受的第三次失敗是最為恥辱的，因為這次是敗在鄰近小國日本的手下。在本
章的後半部分我們將看到，日本人和中國人大不相同，他們已有能力使西方技術適應他
們的需要，有能力建立一支有效的軍事力量。在達到其他東方國家當時所不能達到的水
平之後，日本這時便迫使朝鮮接受一些內容不十分明確的要求。傳統上，朝鮮人承認中
國的宗主權，但他們還定期向日本納貢。因此，1894年，當朝鮮為鎮壓起義請求援助、
中國為此向那裡派遣一支小部隊時，日本人的一支海軍分遣隊也登陸了。兩支軍隊發生
沖突，1894年8月，中日雙方正式宣戰。中國軍隊又輕易地被擊潰了，1895年4月，北京
不得不接受了《馬關條約》。條約的條款要求中國賠款，承認朝鮮獨立，割讓台灣島、
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給日本，並再開放四丁通商口岸。歐洲某些強國對在中國出現一個
新的租界競爭對手極為不滿。因此，俄國、法國和德國聯合提出將戰略要地遼東半島歸
還給中國的要求，日本勉強地接受了這一要求。
日本人的戰爭給中國的傲慢和自滿以毀滅性的打擊。這個大帝國在受輕視的、配備
以現代戰爭武器的鄰國面前顯得十分無能。而且，早幾年，歐洲列強趁中國衰弱之際，
吞併了傳統上承認北京宗主權的邊遠地區。俄國侵占了阿穆爾河流域、沿海各省，一時
還占領了中亞伊犁河地區。法國和英國分別占領了印度支那和緬甸，日本在朝鮮戰勝中
國、確立了自己的優勢，接著又於1910年完全吞併了這個國家。除獲得這些領土外，西
方國家還將中國本身劃分成若干勢力範圍；在這些勢力範圍內，列強的政治和經濟最高
權力得到承認。這樣，雲南和印度支那邊境地區變成了法國的勢力範圍，廣東、長江流
域和兩者之間的廣大地區是英國的勢力範圍，滿洲、山東和福建分別成為俄國、德國和
日本的勢力範圍。
中國19世紀末的狀況同奧斯曼帝國的狀況大致相同。正如歐洲列強併吞土耳其從前
的從屬地區即外多瑙河地區、俄國南部、埃及和北非一樣，這些列強也並存了中國從前
的從屬地區如印度支那、緬甸、朝鮮和阿穆爾河流域。而且，西方對中國帝國其余省份
的控制比對奧斯曼帝國其余省份的控制更加直接，更加廣泛。歐洲的炮艦可在中國的內
河上巡邏，而土耳其人卻控制著他們的海峽。當歐洲人在奧斯曼帝國享有治外法權時，
他們對土耳其人的宗主權的侵犯從未達到他們在中國各租界、尤其在上海公共租界對中
國人的宗主權的侵犯程度，一般說來，歐洲以控制土耳其的相同方式控制了中國，不過
這一控制在中國更直接、更廣泛。另一方面，中國又不像印度那樣被徹底征服和受外國
人的直接統治。這一區別的主要原因在於，這時中國無防御能力已變得十分明顯，不止
一個強國對這個國家感興趣，因此，沒有一個國家擁有英國19世紀早期在印度所享有並
利用的那種行動自由權。
19世紀後半葉中國所經受的屈辱和災難使傳統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中國進行了痛苦的
自我反省、重新評價和重新組織。下面我們將沿著這一過程的軌跡，看看中國人是怎樣
慢慢地、勉強地試圖首先在軍事領域，其次在經濟領域，再次在社會和文化領域，最後
在政治領域仿效西方模式的。

二、軍事影響

中英鴉片戰爭期間，有位是中國皇帝的親戚的軍事將領想出一個打敗西方蠻族的計
劃。他建議在猴子的背後掛上鞭炮，然後把猴子拋到停泊在岸邊的英國軍艦的甲板上。
這個計劃被批准後，19只猴子關在籠子裡被帶到了中國人的司令部，但卻找不到一個敢
到英國軍艦的射程內去拋猴子的人。
這一事件反映出19世紀中葉中、西方軍事技術方面的奇異的差別。中國總督林則徐
曾試圖禁止鴉片流入國內，並頂住了英國人的第一次強攻，但他也認識到外國軍事力量
的優勢。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寫道，同英國軍艦抗衡是不可能的，並斷定：「船隻、
大炮和水軍是絕對不可缺少的。」但林則徐決不願意散佈這些觀點。「我只請你對此保
密」，他這樣要求他的朋友，「千萬不要告訴別人。」
他不願意公開這些觀點，說明他擔心這會在同僚和上司中引起敵對反應。這種擔心
決不是沒有道理的。統治中國的士大夫除少數人外仍然極其厭惡和藐視西方的一切。雖
然失敗的打擊迫使他們采取某些措施，效仿西方的武器和技術，但在實際中他們只是做
做樣子而已。官吏們在機械事務方面的無能已無可救藥，縱然他們真誠地想模仿西方—
—從根本上說，他們並不想模仿西方。因而，在1842年到1858年兩次戰爭之間的十幾年
中，中國面對歐洲擴張主義的挑戰幾乎沒有做什麼。

三、經濟影響

在西方列強手下遭到的第二次失敗，使中國少數有遠見的知識分子再次重新考慮他
們傳統的準則和政策。他們的對策是所謂的「自強」運動。這一詞語本身出自儒家經典
著作，在19世紀60年代，用來相通過移植西方的機械制造來保護中國文明。在這一點上，
中國的領導者這時已準備超越純軍事範疇，廣泛地將鐵路、輪船航線、機械工廠和應用
科學包括在內。用當時一位改革者的話來說，「中國應獲得西方在武器和機械方面的優
勢，但仍保持中國的儒家道德至尊地位。」這一「自治」運動注定要失敗，因為它所基
於的基本設想是荒謬的。西方化不可能是一個不徹底的過程，要麼完全照抄，要麼全盤
否定。工具方面的西方化必然導致思想和制度上的西方化。因此，西方的科學不可能用
來維護儒家文明，相反，必將削弱這一文明。
部分現代化的謬論對中國保守的士大夫來說是明了的，他們因而拒絕全盤西方化。
由於他們占中國統治階級的絕大多數，他們有效地阻止了使中國的經濟現代化的企圖，
正如他們早些時候阻止軍事現代化的企圖一樣。一個由120名穿長袍的學生組成的留學
生團的命運可以作為例子說明他們的影響；1872年，中國派這些學生去康涅狄格州哈特
福德市的學校學習。為了讓中國這些未來的現代化人物準備傳統的經典著作的考試——
這仍是走上仕途的一個先決條件——這些學生由舊式的中國老師陪伴著。而他們采取的
每一項措施都是為了確保同西方的這一前所未有的接觸不會玷污這些青年學生的儒家道
德。儘管他們采取了周密的預防措施，對從事這一事業的明智與否和必要性還是大為擔
憂，最後，在學習計劃完成之前，保守力量於1881年將整個留學生團召回國。
類似的態度還妨礙了極少數人的工業化的企圖。例如，為了建造輪船，將長江三角
洲的稻米運往北方首都，1872年成立了輪船招商局。由於船隊需要煤，1878年，天津以
北的開平礦務局開局。為了運輸這些煤炭，1881年，中國第一條永久性鐵路開始使用。
這幾家企業聯合在一起，有很好的經濟基礎，原本很可能興旺發達。但是，它們的主管
人員按照中國的傳統方式，用人處事不是為企業考慮，而是從自己家族出發。他們任命
貧窮的親戚和貪婪的親信擔任各種職務，結果，這些企業負債纍纍，最後為外國人所控
制。
中國在振興經濟和改建軍隊方面的失敗，必然導致西方與日俱增的滲透和控制。歐
洲列強向北京政府提供了許多貸款，但貸款前它們常常施加壓力、以准許債權人控制中
國部分經濟為貸款條件。歐洲列強在中國各港口獲取租界是它們施加經濟影響的另一手
段。最大的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它已發展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城市國家；在那裡，
中國的法律不適用，中國的法院和警察設有管轄權。這些租界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
中國的經濟以往一向是自給自足、以田地為基礎，但現在，它愈來愈依賴外國人控制的
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西方列強除了控制沿岸港口外，還控制了一些大的內河航道，
他們維持著幾支炮艦艦隊，在從上海到重慶1500哩長的、橫穿中國中心的長江中巡邏。
實際上，英國海軍中有位軍官還擁有「長江海軍少將」的頭銜，這一頭銜是頗能說明問
題的。

四、社會和文化影響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對西方挑戰的反應從軍事和經濟領域擴大到社會和文化
領域。這種擴大反映在中國人選來翻譯的西方書籍的類別有了改變。在185O年到1899年
這段時期中，中國人所翻譯的自然科學、尤其是應用科學方面的著作在數量上超過了社
會科學和古典文學方面的著作，比例為四比一；1902年到1904年的兩年中，後者卻以二
比一的比例超過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年這一時期中，得到翻譯的社會科學和古典
文學方面的著作比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方面的著作多兩倍。
這一興趣轉變的一個原因是1894-1895年日本打敗了中國，使居統治地位的土大夫
階層的傲慢和自滿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個原因是西方大規模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入
侵。中日戰爭以後的幾年中，這種入侵在各個領域都達到很大的規模，使中國的生存似
乎都受到威脅。結果，愈來愈多的中國領導人被迫得出這樣的結論：重大的變革是生存
所必不可少的，而且這種變革不能僅限於軍事和經濟方面。此外，西方在滲透過程中創
造了有利於變革的力量和條件。
外國商業擴大到中國內地，促進了中國商人階級的發展，他們不久就接管了西方商
品的銷售。早在1869年，英國一位官員說道：「由於在語言上占優勢、擁有市場、開支
較低，中國人幾乎壟斷了商業經營。」後來，中國制造商開始建造火柴廠、麵粉廠、紗
廠和紡絲廠。這些新的經濟領導人往往是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不喜歡歐洲的統治，
因為這種統治授與外國商業競爭者以特權。但他們也不太喜歡北京反動的帝國朝廷，因
為它既不有效地抵抗外國人，也不去了解現代經濟的性質和需要。因此，這些中國商人
認為無需忠於北京的滿族政權，就象印度商人早先認為無需忠於德裡的莫臥兒政權一樣。
結果，正是他們提供了促進革命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動力，這一運動在動世紀初發展起來。
第一次排外運動由沿海城市發動，推翻滿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也爆發在這些城市裡，所
有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中國的這一危險形勢也影響了居統治地位的士大夫，不過他們是被迫傾向於改良而
非傾向於革命。他們由於自己的官位和既得利益，只需要「傳統範圍內的改革。」他們
仍然認為，改革中國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滿足現代的需要。這種觀點的著名代表人物是
激進的廣東學者康有為（1858-1927年），他以其論著《孔子改制考》而震驚同僚。這
部反傳統觀念的著作將孔子描寫成人民權利而不是帝國權力的維護者。康有為的一位弟
子在下面這段話中清楚地說明了這一激進觀點：
一般說來，當帝國的權力來自一個人時，它便軟弱；而當它來自千百萬人民時則強
大。……如果學者、商人和老百姓都能關心民族的危難，那麼，這樣的人民將是聰明的，
否則是愚昧的。因此，如果我們不依靠人民的權威，就不可能變精神渙散為精誠團結、
變無知為智慧。
這種擁護人民權利、提倡人民參政的主張對中國來說是新東西。以柱，西方的民主
和民族主義觀念在中國顯然一向是不存在的。相反，中國強調的是家庭；就更廣泛的忠
誠而言，它采取「文化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的形式。所謂文化主義，指的是要對本土
文化傳統有息息相關之感，中國人簡單地認為這是對付外國野蠻行為的唯一可取的方法。
中國的士大夫統治階級沉緬於這一傳統，其中許多人仍公開宣稱，「寧願看到民族滅亡，
也不願看到其生活方式改變」。但是，與這一傳統的文化主義的保守政策相反，維新派
領導人這時則肯定西方的革命觀念。「什麼是民族主義呢？」一位改革者問道。「民族
主義就是：在所有地方，同一種族、同一語言、同一信仰、同一習俗的人民互相之間都
視為兄弟，並為獨立和自治而努力，建立一個為公眾謀福利、反對其他種族侵犯的更為
完善的政府。……如果我們想在中國提倡民族主義的話，那麼，除通過人民的革新以外
決無別的辦法。」

五、政治影響

1895年中國敗給日本人之後，維新派代言人便找到了發言的機會。他們使年輕的光
緒皇帝傾聽他們的意見；光緒皇帝暫且擺脫了皇太后慈禧的影響。慈禧自1860年以來一
直決定著中國的政策，但現在，維新派已將皇帝爭取到他們那一邊。皇帝對他們的口頭
和書面奏章印象極深，1898年夏頒發了一系列徹底的改革法令；那段日子稱為「百日維
新」。這些法令將使中國社會的大多數方面能得到基本的改革。許多閒職將被取消；地
方政府將更加集中在北京的領導之下；新學校將傳播歐洲的學風西方式的生產方法將受
到鼓勵，國家將按西方的方式建立一支由應徵入伍者組成的軍隊。
但是，這些措施始終停留在紙上。維新派缺乏經驗，他們的法令只得讓內心極不讚
成的保守官僚去貫徹。維新派確信，不除掉反對派領導人，他們的計劃必將失敗，因此，
他們密謀策劃，企圖除掉皇太后和她周圍的頑固分子。但是，皇太后卻先行一步，她在
軍隊的支持下發動政變，廢黜了不幸的皇帝。然後宣佈由她自己攝政，廢除所有的改革
法令，殺害了六位維新派領導人。
「百日維新」的失敗使保守派獲得了所有的權力。他們積極、熱忱地引導社會和政
治上對外國人的不滿情緒。排外的秘密團體在朝廷保守派和地方統治者的鼓動下，組織
了地方民兵以反對外國的侵略。這些團體中最為著名的是義和團，即人們通稱的義和拳。
義和團因得到官方的默許開始襲擊外國人，到1900年時，華北的許多中國基督教徒和外
國人被殺。當歐洲海軍分遣隊開始在天津登陸時，義和團便向所有的外國人宣戰，並且
包圍了北京的外國公使館。但幾個月內，八國聯軍救出了公使館人員，帝國朝廷逃離首
都。中國再次被迫接受喪權辱國的和約，其條款包括進一步承認商業特許權和賠款33，
300萬美元。
「百日維新」和義和團運動的失敗清楚地表明，試圖通過自上而下的改良來使中國
現代化是無效的。唯一的辦法是從下面進行革命；1911年爆發了這一革命，它最終推翻
了滿清王朝，以共和政體來取代。
革命派的領導人和思想家是孫中山博士（1866—1925年）。同前著名的維新派領導
人相比，孫是一位奇特的人物。他並不是上流社會的文人，事實上，他所受到的西方教
育並不少於他所受到的中國教育，因此，他在傳統經典著作方面的知識很不牢固。孫中
山出身於廣東三角洲；這裡受外國影響的時間長於中國其他任何地區。他13歲時來到在
檀香山的哥哥那裡，住了五年，並在一所英國教會寄宿學校念完了中學。然後，他進了
香港女王書院，畢業後又在香港西醫書院學習，1892年獲得醫學學位。因此，孫中山受
到的是良好的、科學的教育，他完全可以憑著這一點獲得財富和地位；但他卻同窮人在
一起，總是為窮人的福利牽腸掛肚。「我是一個苦力，一個苦力的兒子」，有一次他這
樣宣稱。「我出身貧窮，現在仍是個窮人。我始終同情那些為生計而掙扎的民眾。」
孫中山懷著這種感情，不久便離開了自己的職業。1895年中國慘敗於日本這一點使
他確信，這個國家的政府已腐敗透頂，只有革命才能提供救世良方。因此，他開始了一
個革命者的生涯，首先去日本，然後去美國，後來又去了倫敦。在倫敦的街上他遭綁架，
被送往中國公使館；在那裡關了12天。不過，他與詹姆斯﹒康德黎取得了聯繫；後者過
去在香港西醫書院曾是他的老師，現在住在倫敦中國公使館附近。康德黎立刻告訴英國
當局。使他獲釋。這無疑是救了孫中山的命，因為中國公使館官員打算把他偷偷送回中
國；而在中國他肯定是要被處決的。
獲釋後，孫中山前往歐洲大陸，花了幾年時間研究社會和政治制度。正是在這個時
候，孫中山在思想上明顯地成為共和主義者。他過去一直是一位革命者，希望推翻滿清
王朝。但以往他的富有建設性的建議一向局限在培養有能力的人員和實行技術改進方面。
這時他決定，革命的目標應該是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1905年，在東京召開的一次會議
上，孫中山組織了同盟會。同盟會的綱領提倡通過「國民」選舉，建立共和政府，同時
還提倡將土地分給農民。值得注意的是，以前從未有人將土地分配問題作為自強或改革
的一個合理的組成部分提出來。原因在於，沒有人曾認真地考慮過在中國人的生活方式
方面進行一場根本革命。孫之前，沒有人提出過農民大眾可以轉變成有文化、有財產、
政治上積極的公民這樣的見解。
孫中山主要得到了海外的中國商人和洗衣工人的支持。在國內，只有少數學生和商
人受到他的思想的影響，而廣大民眾仍無知、冷漠。當1911年革命到來時，它在一定程
度上只是一些省份的地主紳士和商業界的事；這些地主紳士和商業界人士反對滿清政權
為將鐵路建築收歸國有而作的為時已晚的努力。這些地方領導人煽動罷工和暴亂，他們
表面上以國有化將導致外國控制為理由，而實際上是害怕國有化將排除他們獲利的可能
性。無論如何，革命者利用了這種不滿，並在學生和士兵中做了有效的工作。在廣東，
小規模的革命黨人起義雖遭鎮壓，可是在漢口，1911年10月10日，革命者的一家炸彈制
造廠的意外爆炸，導致了附近帝國軍隊的兵變。儘管缺乏配合，革命運動仍迅速傳遍全
國。這時在美國的孫中山立刻回國，並於1911年12月30日被臨時革命議會選舉為中華民
國臨時大總統。
顯然，這一推翻滿族統治的運動所體現的遠不僅僅是孫中山所提供的革命領導。因
此，即使孫中山是名義上的領導人，但卻未能控制全國。實際權力在一位能幹的、野心
勃勃的帝國官員袁世凱（1859－1916年）手中，他統率著中國最有戰鬥力的軍隊。孫中
山不願意冒必將招致外國干涉的內戰的危險，於1912年2月將總統的位子讓給了袁世凱；
後者則同意與國會和責任內閣一道工作。然而，這一安排並沒有真正解決根本問題，即
以什麼樣的政體取代被推翻的滿族政權的問題。袁世凱十分贊賞西方的軍事技術和管理
方法，但不贊成西方的政治制度，包括由人民代表監督行政部門這種制度；他認為，這
與中國的傳統相反，無疑也與他的個人野心相悖。
這件事立刻引起爭端。孫中山建立了一個新的政黨——國民黨。袁世凱為將他的追
隨者組織起來而成立了進步黨。1913年4月選舉國會時，國民黨獲得了大多數席位。但
這一挫折對袁世凱的限制並不太大，因為他有軍隊、官僚和外國列強的支持。事實上，
最後的較量集中在2，500萬英鎊這筆貸款上；這筆錢是袁世凱從五個列強那裡借來的。
由於意識到袁世凱可能將其中一部分錢用來加強他對政府的控制，國民黨領導人曾警告
各國政府：我國憲法規定各種貸款須經國會批准；由於國會永遠不會批准這種特殊的貸
款，因此它將不受法律的保護。但各列強寧願支持獨裁者袁世凱，正如他們早些年支持
滿清王朝一樣。於是，袁世凱得到了這筆錢，而且如國民黨所擔心的那樣，他將這筆錢
用於鞏固他的地位。他這時采取的措施包括暗殺國民黨的一位主要領導人；這些措施致
使孫中山於1913年夏舉行武裝起義。但起義尚不成熟，結果被袁世凱輕易地鎮壓下去。
孫中山和他的主要追隨者一起流亡日本，袁世凱則在為實現自封為皇帝這一不可告
人的野心做準備。1913年10月，他使自己當選為永久性大總統；然後，下令解散國民黨
和國會。為了不遭到反對，他策劃了要求他履行對國家的職責、當皇帝的「自發的」請
願。1915年12月，袁世凱宣佈，他將於1916年1月1日接受皇帝的稱號。中國一位哲學家
已預料到反對派極其強烈的反應，當時他這樣寫道：
我們用木頭或泥土雕塑出一個人的偶像，稱它為神。把它放在美麗的廟宇裡，讓它
坐在輝煌的神龕裡；人民崇拜它，認為它是不可思議地強有力的。但是，假如有個瘋子
把它推倒、踩在腳下，並把它拋進骯髒的池塘裡，假如有人發現了它，再把它撿回來，
放在原來神聖的地方，那麼，你將發現它的魅力已經失去。
結果如他所提示的一樣。1915年12月，雲南爆發了起義，並迅速蔓延開來。袁世凱
發現，首先有必要推遲稱帝的時間；1916年3月，他終於放棄了恢復君主制的野心。同
年6月，袁世凱在恥辱和痛苦中死去。他死後。手下的各軍隊首領將中國分割成各自的
勢力範圍。1926年以前，這些軍閥幾乎一直無視名義上在北京統治這個國家的民國政府。
他們殘酷地掠奪農村，把中國拖進了野蠻的無政府動亂狀態中。民國初期若干年是中國
歷史上最壞的時期之一。
以下幾個因素可解釋對西方作出反應的幾十年中所產生的這一悲慘結果。首先，中
國幅員遼闊，這使得中國內地許多年來未受到與西方交往的影響。內地相當於一個巨大
的貯藏所，幾十年來注重傳統的文官候選人一直是從那裡產生。他們組成的官僚階層由
知識分子構眈而這些知識分子專心於儒家經典著作，因而，他們更強調的是倫理原則，
而不是手工技藝或戰爭技術。這一統治階級因以下事實而進一步受到約束：陳佛教外，
中國沒有或幾乎沒有借用國外東西的傳統。因此毫不奇怪，儘管19世紀後半葉中國的確
發生了變化，但它的變化速度卻遠遠落後於對西方作出反應的其他國家。
不過，不能讓官僚承擔中國失敗的全部責任。年輕的、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也應
負部分責任。他們中的一些人雖然在民國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們卻試圖在中國建立
一些與他們從國外，尤其是從美國觀察、學習到的制度完全一樣的制度。他們所建立的
制度自然對中國人民毫無意義。很快就在中國的政治現實面前土崩瓦解。美國一位權威
人士對這些不老練的政治家的這一失敗作了生動的描寫：
1911年在中國建立起美國共和政體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種共和政體
是一個大失敗，因為它在中國的歷史、傳統、政治經歷、制度、天性、信仰、觀念或習
慣中毫無根基。它是外國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國之上的。它隨著時間的推移很快就
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畫，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學生
的漫畫。……這種共和政體悲慘地結束了，即悲慘地失敗了。然而，失敗的並不是共和
政體……而是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