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里·迪勒，一个人的好莱坞

[ 2008-06-04 17:23:48 | 发表: Campus ]

Campus按：文章较长，估计不是每个人都有耐心看完，所以先简单介绍一下巴里·迪勒

（Barry Diller）：

巴里·迪勒是FOX和USA电视台的创始人之一。

1966年，他开始在ABC电视台工作，负责电影节目，现在ABC的《每周电影》也依然在播。1974年开始，他在派拉蒙电影公司当了10年董事长和CEO。1984年，他成为FOX的董事长和CEO，提拔了《辛普森一家》等节目。1992年，他以2500万美元换购股份入主电话购物公司QVC，1995年离开。1997年，他收购USA电视台，之后转手。他仍然保留了家庭购物电视台和庞大网络平台IAC。《纽约时报》曾报道他是2005年收入最多的CEO，当年总收入2.95亿美元。


一个人的好莱坞

文/《环球企业家》张亮

刚刚过去的这个冬天的一晚，已近九点，北京大学的学生陆续结束了自习，从教室中散去。但66岁的美国人巴里·迪勒（Barry Diller）留了下来。他刚在这里做过一场演讲，坦率说，是相当沉闷的一场：语调平淡，节奏感糟糕，谈论的内容缺乏事例，就显得枯燥。讲台下，他的一支脚无精打采的攀附着另一支脚，仿佛它们也漫不经心。极为罕见的，演讲结束，甚至没有太多学生迎上去提问或索要签名。

在接下来与《环球企业家》的采访和拍照时间里，迪勒似乎还沉浸在刚才那种与这个世界颇有隔膜的气氛中。

“迪勒先生，请抬头看天花板”，摄影师要求说。

“不，我不会的。”

“迪勒先生，请站直一点，您的肩膀有点塌。”

“不，我不会的。”

“迪勒先生，请做个强硬表情。”

“不，那不是我，我就是这个样子”，他平静甚至称得上优雅地拒绝着。

站在镜头前，迪勒的姿态相当放松，头侧向左肩，面无表情。虽然无需怀疑，这个人的眼神和姿态中自然流淌着权势感，但让摄影师不知所措的是：他为什么要拒绝一些可能有助于拍摄效果的要求呢？

或许可以算作答案的是，这是一个将人生建诸于“一系列拒绝”的人。在多数人兴奋的升入大学时，迪勒拒绝了这种人生。19岁时，他从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学，进入了威廉•莫瑞斯经纪公司的收发室，负责一些抄写合同、拷贝照片的工作；当多数挤入经纪公司的年轻人希望借此平台成为一名明星经纪人，迪勒同样拒绝了这种“共同的梦想”，他希望更深入地介入到媒体娱乐业，而不只是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他的目的达到了：27岁时他就成为了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电影业务负责人，32岁便前往派拉蒙影业任CEO，42岁帮助默多克打造全美第四大电视网……几乎很难有第二个人可以在好莱坞以更快的速度积累声望和地位，这让他成为了1960年代以来好莱坞最富权势的人物之一。但50岁时，迪勒放弃了这一切。用了十个月周游美国后，他从一家电视购物公司重新开始，逐步打造了一个由70余家网络公司构成的电子商务帝国IAC。

但如此传奇的履历，似乎仍无法解释他那种近乎本能的拒绝究竟来自何处。一个或许更为合理的解答：好莱坞这个环境，让置身其中近50年的迪勒生成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在演讲中，迪勒谈到了自己的管理方法，“制造冲突”：让你手下的人意见不同，才能产生新鲜想法。可当《环球企业家》询问：“你给自己的公司制造过怎样的冲突？”他大笑着回答：“我有一千个这种故事，但我不能告诉你一个。”

如果有机会翻开这一千个故事——这正是本文接下来将呈现的——人们将看到另一个好莱坞：一台造梦机器的齿轮和轴承，并不会如电影里那样美好。

毫无疑问，好莱坞从不是一个容易的生意。虽然因演技著称的凯瑟琳•赫本曾说：“演戏压根不需要什么才能，靠它谋生也不算体面。毕竟，人家秀兰•邓波四岁就开始干这个了。”但这毕竟只是成功者聊以自嘲的玩笑。很少有哪里比好莱坞更骄傲，它甚至认为，自己比美国的另两个代表——硅谷和华尔街——更高出一等。那些在好莱坞的成功者，必须同时拥有过人的创造力，和高超的平衡成本与创意的手段。而且，所有“大亨”们都必须日复一日地在激烈竞争中捍卫自己的荣耀。仅此两点，就让只靠一款好产品就能迅速崛起的硅谷公司们，或以高压竞争著称但通常缺乏有效创新的华尔街都显得逊色了。当史蒂夫·乔布斯在1991年以Pixar公司拥有者身份前往迪士尼谈判时，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刻薄对待，迪士尼负责动画业务的杰弗里·卡曾伯格明确表示，Pixar无法从与迪斯尼的影片合作中分成：“这是无需讨论的，如果你不赞成，现在我们就可以握手说再见。”

一个迪勒这样的“好莱坞之子”，会得到格外不同的待遇吗？只会更为苛刻。虽然他拥有足够的天赋将创意变为巨大的财富，但他也经受着一连串的欺骗和背叛，以及无谓的伤害。1990年代中期，当他早年的手下、日后成为迪士尼CEO的迈克尔•艾斯纳误以为自己患上绝症，他曾给董事会写下遗嘱，举荐迪勒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但在“病危之时”，他仍不忘在心中揭开一个业界的秘密：迪勒是个同性恋。而迪勒一生中几个关键的决策——比如收购派拉蒙、CBS——也都是因为身后的伙伴背叛而未能如愿。甚至，2007年底至2008年3月间，已近退休之年的迪勒必须在法庭上与自己的合作伙伴、投资者约翰•马龙对峙，以避免自己丧失对IAC的控制权。

这不免让人想起，1975年春天，迪勒所在的派拉蒙投资拍摄的电影《最后的大亨》。这部以好莱坞1920、30年代的权势人物欧文·泰尔伯格为主角原型的电影，倒是更像巴里•迪勒的个人传记：一个少年得志、不知疲倦的影业天才。

多年之后，当人们回忆起这部当时票房惨淡的电影，最让人感慨的却是它的宣传语：“他可以实现所有人的梦想，除了他自己的”。

第一幕：大亨

泰尔伯格在世时，曾接受了《伟大的盖茨比》的作者菲兹杰拉德的采访，后者以此完成了《最后的大亨》的初稿。其中，泰尔伯格谈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假设我们要穿越群山，眼前似乎有六、七条路可以选择，而你又是领头的，你说：‘嗯，我看我们应该走那条路。’即便有人对你的选择是否明智表示怀疑，你也得假装你所作出的这番选择，必然是有其具体原因的，尽管你对所有其他选择也有原因。”

这番话同样适用于迪勒。他似乎永远知道自己的目标，而且从不担心与众不同。
1961年，当他进入威廉•莫瑞斯，他的未来生涯似乎已经确定了：成为一名经纪人。但迪勒有着更为明确的规划。绝大多数进入经纪公司邮发室的年轻人，都希望尽可能走出房间，去帮经纪人们跑腿，以见识好莱坞的真实面貌。可迪勒恰相反，他希望将最少的时间用于递送物品，将最多时间用于阅读。于是，他申请了公认最糟糕的工作：照片拷贝。并每天待在大厦里最差的房间，放有大型机器的地下室里。他读自己所能拿到的任何东西，像海绵一样吸收关于娱乐业的任何信息：每次交易、每份合同、每件重大举措。通过研究猫王、梦露和弗兰克•辛纳屈这些娱乐业历史上最丰富的人格和最曲折的人生，他用3年时间完成了自己的“大学教育”。

5年后，24岁的迪勒因为善于辩论而被美国广播公司（ABC）电视部主管发掘，加盟了这家当时在业界以平庸著称的公司。他最初的工作是用尽可能低的价格买来电影版权。这让未满25岁但已经谢顶的他，必须与好莱坞大佬们谈判，在无止境的责骂、恐吓中，迪勒必须保持优雅，但不失技巧的达到目的。

也是在ABC，迪勒和迈克尔·艾斯纳结识。让艾斯纳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在某个周三谈到了伊迪丝·华顿的短篇小说《伊坦·弗洛美》，迪勒表现出了一片空洞的眼神。在那个周五，艾斯纳就在电梯里遇到了抱着12本伊迪丝·华顿的作品的迪勒。

这个不知疲倦的年轻人，很快就改变了美国的电视业。为降低电影采购成本，他干脆开创了“电视电影”这一产品，由ABC投资于一些年轻导演，拍摄专门为电视台制作的90分钟作品。日后成为好莱坞最成功导演的斯皮尔伯格，就是靠为ABC拍摄一部名为《决斗》的电视电影入行。而他敏感地从英国同行那里借鉴了“系列短剧”模式，将一些无法在一部电影里展现充分的文学作品以3、5集电视剧的形式拍摄出来，其中包括一度轰动美国的《根》。

32岁时，已经在业内颇富名望的迪勒被挖到了派拉蒙影业公司任总经理。这是1974年，距离派拉蒙推出影史经典《教父》不过两年，但公司已经陷入了财务危机。即使处于捉襟见肘的尴尬时刻，迪勒仍像以往一样：用铁腕掌控局面，让事情像自己设计的那样发展。

当时派拉蒙所欠缺的正是控制力。决策者等待着剧本被送上门来，每部电影的明星由经纪人们决定，甚至影片上映时，也采用慢热、分区域的方法……迪勒要求改变着一切。由此，派拉蒙迅速拍出了一批叫座电影：《周末夜狂热》、《油脂》、《夺宝奇兵》系列和《星际迷航》系列。

但比起拍出一系列好电影，迪勒更大的挑战是与派拉蒙的管理者马丁·戴维斯相处。

和迪勒一样，戴维斯并非学院派，他早年的生计来源是给人递送货物，或偷些报纸然后卖掉。但与优雅的迪勒相比，戴维斯简直就是个痞子。他以贬低自己的助手们著名，有时他会把所有人叫到自己的桌子前，却像完全忽略他们一般让他们站着，或者指责他们的鞋不干净。他被一个助手评价为“一个长着一颗很小而残忍心脏的人”。

而且，让迪勒和他的团队无法服膺于戴维斯的，是他缺乏好莱坞式的智慧。在他的一次演讲中，坐在讲台下的迈克尔•艾斯纳不由得喃喃自语：“天呐，这人可真是个蠢驴。”而作为一个直接向戴维斯汇报的人，迪勒的感慨是：“我还没见过任何公司的领导者不按照一些特定模式——比如启发人们、驱动他们——与人相处。我也不觉得他是个坏人或虐待狂，但他就是不能与他人舒适相处。”

这两个人的关系不可避免的恶化着，以至于1984年的一天，因为戴维斯要求迪勒开除掉其副手迈克尔·艾斯纳，两个人争吵了近8个小时。最终，迪勒选择了离开。

迪勒的下一站是20世纪福克斯影片公司。称得上运气不错，在他加盟后不久，澳大利亚人鲁珀特•默多克买下了这家公司。这是两个同样富有雄心，也同样具备不俗实力的媒体大亨组合。默多克干脆做了一件连美国人都难以奢望的冒险：在三大电视网ABC、NBC和CBS的垄断下，创建福克斯广播公司。

这两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很快推出了一些惊喜之作，比如靠精彩的故事和尖锐、讽刺对白而流行至今的动画片《辛普森一家》。而在电影领域，福克斯的《飞跃未来》捧红了汤姆·汉克斯、《虎胆龙威》成就了布鲁斯·威利斯。所有这些成就都让原本在美国媒体娱乐业颇为边缘的默多克跻身主流。

第二幕：寻找

1991年中，迪勒和默多克谈起了自己的下一步。迪勒说，他希望成为主人，而不止是一个荷包饱满的雇员。默多克回复说：“这家公司只能有一个主人”。

这个回答让50岁的迪勒下定决心，开始属于自己的创业之旅。1992年情人节，他带着1.4亿美元的高昂回报离开了福克斯，脑子里想着，有没有可能从杰克•韦尔奇手中买下全美广播公司（NBC）？此外还有什么有趣的选择呢？

与创业决心、一大笔财富同时带走的，是他新买的一部苹果公司出品的Powerbook。

对于一个根本无须自己处理文件的人，这似乎是个多余的物品。但迪勒从这台笔记本身上看到了一种颠覆性力量：比如，这台笔记本让他很大程度上从秘书、会议和数不清的记事簿里解脱了出来。这种因技术而带来的自由感，会不会变成一种趋势呢？

这个想法出现时，互联网革命还需两年才被引爆。刚刚学会使用电脑的迪勒可谓一个颇为孤独的摸索者。他并不知道未来的电视信号究竟是通过卫星还是光纤进入普通人家，他并不知道电脑和电视将会如何融合，他也不知道那些以往行业价值链上的参与者们将经历一场怎样的震动……但他清楚，模拟信号的时代将会过去，传统的广播式的电视业将被卷入一场风暴。

这种对未来思考导致的兴奋感和恐惧感，让收购NBC的想法变得次要。随后，用了10个月时间，迪勒开始考察电视制作、电视网、有线电视、电话公司、电脑公司、消费电子公司和出版公司7个领域的未来。为此，他游历了美国不少城市，拜访很多科技类公司和研究机构，比如微软、苹果、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研究室——而在这一期间他接到的33份合作邀请，也都被他写入了Powerbook上的文档。

当年7月，他在微软和比尔·盖茨共进了午餐。在这里，他看到了盖茨所谓的“指尖的信息”：借助微软设计的电视机顶盒，只要鼠标点击，就可以选择电影或体育赛事或新闻直播……而且，微软的视野并不局限于电视，它希望将软件应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每件事都冲击着我的大脑，我懂得太少了，而且我看到的每件事都让我用从来没想到过的角度思考。”迪勒回忆当时的感受。

而另一个拜访，是前往NeXT电脑公司，参观二次创业中的史蒂夫·乔布斯最新设计的电脑。

在看过NeXT的电脑和软件之后，迪勒赞叹这是他见过的“最神奇的电脑”，但也对乔布斯直言不讳表示：“这款产品太难用了，你不该把它做的那么难”。

“就像学开车一样，你需要学习两个月”，乔布斯回答说。

“不，学开车需要的时间很少，但电脑不是这么容易。它太难了，为什么让它这么难用？”迪勒很坚持。

或许一个最不被看重，却影响最大的访问，是去往电视销售公司QVC。

1992年2月的最后一天，迪勒的女友，直到多年后才后来成为他太太的“纽约时装皇后”黛安•冯芙丝汀宝（Diane von Furstenberg）和高档百货商店Bloomingdale的前董事长一道参观了QVC，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肥皂剧明星对着摄像机推销护法用品，在她身边，是一批接线员等待着消费者的下单电话。一?鲂∈焙螅彀瞾6?1冯芙丝汀宝不无兴奋的打电话给迪勒：他们在一小时内卖出了价值45万美元的产品！这让迪勒有必要来这里看一看。

QVC的拥有者对迪勒而言并不陌生。它由两家有线电视公司共同拥有，一家事当时美国第四大有线电视公司Comcast，另一家为一度握有接入美国20%家庭的TCI公司。而Comcast的拥有者，罗伯茨父子，和TCI的拥有者、丹佛的有线电视大亨约翰•马龙，都是美国媒体业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都已对迪勒发出了合作邀请。

约翰•马龙和迪勒相识于1980年代初，迪勒还在负责派拉蒙时期，他至少在两个方面给迪勒留下勒深刻的印象：他是媒体娱乐业为数不多的高学历者，在约翰·霍普金斯运营研究学获得博士学位；这一训练似乎让他长于复杂投资。

马龙本人称得上极为“保守”。他每天九点到办公室，11点半驱车回家与太太共进午餐，下午2点回到办公室，工作3小时后就回家。每年有5个月的时间，他会和太太带上他们养的一群狗，去到缅因州的一栋别墅度假。

这种安静生活背后，是个极为神秘的自我。“马龙认识行业里的每个人，但不是任何人的私人朋友。所有的关系全是生意”，前HBO的CEO迈克尔·法克斯说。马龙本人也承认这种说法：“当CEO是孤独的。”

但仅就对未来的判断，马龙并不孤独。和迪勒一样，他和Comcast的CEO布莱恩·罗伯茨也已走访了很多高科技公司。除了微软、苹果等美国科技公司，1991年底，他们一起考察了索尼、松下、东芝、先锋等公司。而在1992年十月，他们又借道欧洲寻求与飞利浦、汤姆逊等公司的合作可能。

这三个人的沟通很容易进入了同一层次。马龙告诉迪勒，QVC不止是家电视销售公司，它将成为未来的沃尔玛。而罗伯茨的说法是，Comcast这样的公司，将不会固守于200亿年收入的有线电视市场，而必将进军另一个百亿美元市场：录像租赁。这两个想法与迪勒的不谋而合。马龙问：你为什么不来经营QVC呢？

毫无疑问，相比以往的好莱坞生涯，一家电视购物公司实在显得“不够光鲜”。但迪勒的确心动了，他觉得自己已经窥见到了未来：如果人们可以通过电视买衣服，未来人们是否可以通过电视买更多东西？如果QVC能将销售的中间环节减少，将来的电视节目也会遇到类似的命运，人们将不再需要他人帮自己安排什么时段看什么节目，人们将自由选择，而NBC这样的电视网将会被淘汰。

在YouTube诞生近15年前，迪勒的构想可谓宏大而过于富有远见，这最终说服了他自己，以电视购物为新的创业起点。

第三幕：围城

在迪勒加盟QVC的最初两周，公司的股价从30美元涨到40美元，这让他迅速获得了价值7000万美元的纸上资产。

但他也很容易感觉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当他出现在自己常去的纽约四季酒店，很多熟人表现得不知所措，他们甚至没记住迪勒去的新公司的名字。而他的一个朋友更是干脆对媒体表示：“巴里走出镁光灯了。”

但一个好莱坞之子是不可能远离这一切的。1993年7月底，巴里•迪勒在告别派拉蒙9年后第一次造访了这里。他流露出的“乡愁”让接待他的老雇主马丁·戴维斯颇感紧张。“一切都没变”，迪勒说，但这一无心之语的后面，意味深长：业界一直传闻说，他在筹备敌意收购派拉蒙，如果这是真的，这些旧时光景将成为他未来的战利品。

“听着，巴里，我听到了那些说法了，我必须告诉你，我们不卖。我们没有任何兴趣与你合作”，戴维斯非常警觉的提醒对方。而迪勒的回答也足够强势：“我说了，‘如果我有什么要告诉你，我会直接打电话告诉你，否则，我建议你什么也别信。’这话我已经说过19遍了。”

事实上，在迪勒离开福克斯电视台前，他就想到过收购派拉蒙，可当时时机并不成熟：派拉蒙无意出售，迪勒也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直到1992年秋天，随着QVC的业务保持着良好增长，迪勒终于开始和布莱恩·罗伯茨、约翰·马龙以及公司的财务顾问讨论这一机会了。

1993年6月，他获得了发起一场敌意收购的批准。

但显然出乎迪勒预料的是，会后，马龙旋即让自己的法律顾问以朋友聊天的方式通知戴维斯的副手：QVC董事会刚刚批准迪勒行动，派拉蒙必须做点什么了。此后，迪勒收购行动的每一步，马龙都直接知会给马丁·戴维斯。

为什么马龙愿意将自己子公司的收购计划，告诉被收购公司的管理者？

因为马龙自己也想获得派拉蒙。在迪勒和董事会商讨收购事宜时，1993年春天，马龙亲自跑到了派拉蒙总部，表示自己的TCI愿意投资于对方。那段时间里，马龙甚至开玩笑说，自己在派拉蒙的时间比在自己办公室的时间还多。以至于当马龙走在派拉蒙大楼的走廊中时，戴维斯经常会对秘书感慨：“今天又没了”。

迪勒并非对马龙对派拉蒙的兴趣全无所知，但他认为自己太熟悉马龙和戴维斯了。以至于当有一晚两人共进晚餐后，马龙对迪勒提到了自己想收购派拉蒙，迪勒玩笑说：“约翰，这永远不会发生的。你可以和戴维斯花上2000小时，他对你的方式和对其他人的方式将会一样：和你不停的谈，但从不做任何事情。”——迪勒似乎认定了，只有自己这个和戴维斯打过多年交道的人，才有资格摘取这顶皇冠。

但他显然轻视了马龙的手段。当QVC董事会允许迪勒展开进攻，戴维斯更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他严肃的警告马龙说：“别把迪勒当杆枪顶在我脑袋上。”

尽管如此，接下来的事情还是让他颇感惊讶。马龙非常温和的表示：“迪勒想这么做，Comcast想这么做，我并不支持迪勒。马丁，我是你的朋友，我保证我不会提供迪勒以财务支持。”他甚至自相矛盾的表示：“我不应该这么做，但我这么做是代表我自己的。”

这就是马龙的另一面。毫无疑问，他极为精明，但让美国媒体也的所有人对他恐惧的，是他过于精明了，用戴维斯的话说：“他没有立场，不信任和事，看不起任何人。他不会说任何人的好话，不管那是巴里·迪勒还是泰德·特纳。他甚至告诉我，我不能相信他的一个律师。”

正是在马龙和迪勒的软硬兼施下，派拉蒙的控制权松动了。但问题是，大多数的牌掌握在马龙手上：他对QVC董事会承认了自己的TCI也有意于收购派拉蒙，所以自己将在这一话题上暂时避嫌。但他也让自己的代理人，自由媒体的总裁彼得·巴顿（Peter Barton）对董事会表态：自由媒体不会参与敌意收购。这就意味着，欠缺了马龙的资金支持，迪勒已经几乎不可能完成此交易，这是他此前完全想不到的。

而他更加无法想象的是，马龙几乎和戴维斯达成了交易意向：TCI收购派拉蒙17%的股份，而派拉蒙控股TCI旗下的自由媒体以及QVC，这样，戴维斯将进入TCI，并成为迪勒的老板。

但多少也出乎马龙掌控范围的，是维亚康姆的雷石东的介入。雷石东与戴维斯相识逾20年，戴维斯认为，相比长于操控之术的马龙，雷石东似乎更容易合作，这让他逐渐将交易的天平倾斜了。

在迪勒几乎出局，而雷石东有望买下派拉蒙的时候，两个人曾通过一次电话。电话上，雷石东对迪勒玩笑说，自己曾对媒体表示过，迪勒是自己最好的朋友。迪勒回答说：“没错，我们是好朋友，而且无论我们未来会做什么……”

“你在说什么？”雷石东打断了迪勒。

迪勒非常平静的说：QVC仍在思考收购派拉蒙，而两人可能成为竞争对手。

雷石东的回答非常明了：“你不过是想让我花更多钱。”

最终，迪勒如约给戴维斯打了电话：QVC将竞购派拉蒙。而他的资金支持，令人意外的，还是来自于约翰•马龙——毫无疑问，为了挽救收购派拉蒙的交易，马龙重新选择了自己的角色。

但与此同时，他也在寻求着其他的交易可能。1993年10月，TCI突然宣布和贝尔大西洋公司进行一场330亿美元的大交易，而这也就意味着，QVC收购派拉蒙的资金就此消失了。

迪勒被彻底摧毁了。

第四幕：控制

对外界，马龙将他和迪勒两人之间的关系比喻为“婚姻”。显然，这是一桩离奇的姻缘，因为彼此需求而若即若离。

1994年，迪勒再度试图发起一轮攻势，以QVC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但QVC的最大股东，Comcast的布莱恩•罗伯茨决定阻止这一交易：在迪勒几乎与CBS谈妥收购时，罗伯茨对外宣布收购全部QVC的股份。这让迪勒丧失了留在QVC的理由。

正如HBO的迈克尔·法克斯所评论的：没有友情，只有生意。即使有过两次如此不快的合作经历，马龙仍然与迪勒保持着联系：他相信未来会有合作的机会。作为一个航海迷，他建议迪勒在赋闲期间买艘游艇出海，而在航海期间，两个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络：迪勒会经常在电话中告诉马龙，自己每天在航行中看到了什么。

1995年中，马龙买下了一家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媒体公司银王（Silver King）：它由一系列资产打包组成，其中包括12家缺乏名气电视台，如电视销售公司HSN，27家高频广播电台。但因为美国政策的限制，作为一家有线电视网运营商，TCI不能在同一地区同时经营电视台，因此，TCI必须将银王的控制权让予他人。

马龙或许并不在意银王这些资产，但他清楚，它们或许能再度激起迪勒的热情。于是，他询问了迪勒是否有意接管。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有一个前提：“我不会再签署一份雇佣合同了”。为此，马龙同意将自由媒体在银王的23%的投票权交由迪勒代理，同时，迪勒以500万美元买下了的20%的银王股份。

银王的发展方向并不太明确。某种程度上，应该说迪勒在1990年代初的设想过于美好，以至于太难以实现了——即使16年后的今天，成熟的互动电视仍没有被广泛应用。而在错过了派拉蒙和CBS之后，迪勒很难完成一步到位的收购，一度，他曾试图以41亿美元收购Seagram公司的有限频道和电视制作资产，但此举还是被马龙否决了。

不过，QVC和HSN的成功经验让迪勒对电子商务颇有兴趣，2001年，网络泡沫破碎之际，他从微软手中购买了旅行网站Expedia 64%的股份，从此进入了电子商务领域。依靠传统的媒体缔造手段，到2003年底，他已用一系列收购，将原本不名一文的银王打造为了由数十家电子商务网站组成的市值200亿美元以上，与eBay、亚马逊并称的网络巨头，而银王也被更名为IAC。

看上去，没有什么能阻止迪勒成就自己的王朝了。但对于这个年过60、没有太多技术背景的老者，他很难想象科技业发生着怎样的变革：谷歌为首的搜索引擎的高速崛起，让传统的以信息中介为功能的电子商务的根基被动摇了，这让IAC的很多资产变得难以被盘活，随此，其股价也变得低迷。

这显然让IAC的大股东约翰•马龙颇为不满。2007年10月，素少抛投露面的马龙特意安排自由媒体集团的飞机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接到自己的办公室，并在访谈中表示：“曾有一个时期，公司因巴里·迪勒而获得20%的溢价，现在你几乎可以说，有个巴里·迪勒折价。”

股价的低迷表现，强化了两人之间的很多矛盾，比如，马龙擅长运用债务杠杆提振利润，但迪勒不是一个讲究财技的人。2005年时，IAC手握20亿美元现金，马龙不由得质疑迪勒为什么不通过回购股票的方式让不停缩水的股价表现有所改善——即使迪勒听从了他的建议，他仍对IAC的回购方式颇有不满。而当IAC进行收购时，马龙希望它多使用现金交易，而非股权，这样在未来如果IAC出售剥离这些资产时，能够省却了很多税务，但迪勒反对这种作法：卖家希望获得股权而非单纯现金。“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提高收购价格（来完成现金交易）”，马龙事后表态。所有这些事情归结为一点：迪勒没有善用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另一方面，自由媒体集团也在一场变化之中。约翰·马龙已经67岁了，他希望在自己淡出公司前完成从被动媒体投资，变为主动投资者，尽可能多介入一些公司的具体运营。

雪上加霜的是，马龙聘请了新的CEO，格雷格·马菲（Greg Maffei），后者和迪勒一向不睦：当年迪勒从微软收购Expedia时，马菲正是微软此一业务的负责人，两人的谈判进展的并不愉快。马龙显然对此是知情的：“格雷格很明确的表示，他不像我那么喜欢迪勒”。

而在微软出任过CFO的马菲，显然比迪勒更懂得怎样去经营资产负债表，他公开对外表示：IAC糟糕的股价伤害了自由媒体的股价。而迪勒对此的回复是：他很尊敬马菲，但也并不怕他。

关于两个人的明争暗斗的关系，一个细节可以证明一切：2007年9月，迪勒和马菲在纽约曾共进午餐，出门时，马菲就迪勒的座驾——一辆摩托车——开了个玩笑。迪勒相当生硬的回答说：“这样便于自由媒体从我身上轧过去。”

2007年里，IAC和自由媒体就寻求过改善合作关系的方式：最被提及的一个选择是，通过资产置换形式，将HSN交予自由媒体，换得自由媒体对IAC的绝大部分股权。但自由媒体希望获得更多资产。2007年10月，马龙也曾建议迪勒将IAC私有化。

随后出现的方案是，IAC将自己一分为四，其中一些公司由自由媒体直接控制。但最终的剥离方案是，所有4家公司都放弃以往的双层股权架构（即股权和投票权分离），变成一层结构，这就意味着，以往自由媒体拥有的超级投票权被骤然废止了。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得到“代理投票授权”的迪勒究竟有没有权力改变IAC的股权治理结构？

当2007年12月他听说迪勒的分拆方案将改变公司的股权结构，他怒不可遏。两个人在电话中进行了一番争执，而迪勒在电话里指责对方说：你为什么对媒体诋毁我？

双方最终走上了法庭。

在法庭上，迪勒宣称单层的投票权结构对自由媒体是有好处的，这样对方获得了30%的公司直接控制权。而在原有结构下，因为代理权被授予迪勒，马龙在公司里实则是没有权力的。在法庭上，马龙指责迪勒“打破了两人合作以来的合作关系”，而迪勒指责马菲是个“不负责的管理者”，“过去一年半里，他经常诋毁我们的业务和管理层”。

2008年3月29日，德拉华法庭宣告了迪勒的胜利，这样，他的拆分方案将可以继续下去。而且，据说马龙和迪勒两人之间的紧张感已经再次淡化。随着3月底两人的官司水落石出，两个人重新开始了沟通，寻求接下来交易的可能性。

采访行进结束，记者和迪勒谈到了关于他的传记the Barry Diller Story，被中文译者神来之笔命名为《我就是好莱坞》，他笑笑说，自己迟早会写一本自传，而他还没想好书名。可以想象，当这个好莱坞之子，也是备受好莱坞伤害的人决定诚实表达，那他一定已经远离一切是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