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伪善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功能 [转贴 2008-06-20 15:32:12]

——范跑跑地震临场表现，人之本能，难以重责；事后大言不惭，实在是一个把社会水平往下拖的举止

　　
　　我觉得好制度使得很多哪怕内心不那么高尚的人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而只能做高尚的事。像这样的一种现象，有人说是伪善。如果说这是伪善，那么也是社会非常可贵的一种机制。而且这种伪善和真善之间也没有截然的界限。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环境，使内心比较邪恶的人也不能不伪善，而且必须一直伪善下去，他一作恶马上就被人抓住，久而久之这个伪善成为一种习惯，也就成了真善了。所以说，其实伪善是一个社会很重要的功能，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圣人，而且往往都假设任何人都是不完善的，而且也有权力不完善，我们也没有权力要求别人去做圣人，但是我们要求的是每个人的行为必须要受到制约，尤其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更是需要受到制约的。
　　　　
　　我们现在经常讲的伪善，指的就是缺少这样一种制度，比如说，有些人说儒家口头上讲得很好，但实际上做得很差。那么我觉得这很可能不是儒家文化本身的问题，换一种文化，基督教乃至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中国社会中，最可怕的伪善不是这种伪善，最可怕的虚伪还不是这样一种虚伪，而是中国文化中实际上培养人们有一种虚伪，就是何家栋先生提到的，叫“为恶”，有一种制度迫使人作恶。哪怕这个人内心并没有那么恶，也要表现出比较邪恶，如果不作恶，他就没法生存。
　　
　　所以我觉得，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这个问题不大。但是这个社会要防止满嘴的仁义道德，整天做男盗女娼。我觉得像这样的现象，主要不是文化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我们现在讲的这种思想文化，恰恰是法家思想，是一种最明显的带有这种趋向的。我经常听到很多人讲，说儒家不如法家好，说儒家虽然（好听的道德）讲得很多，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而法家就是敢于很坦率地讲性恶论，这种坦率，实际上蕴含了满嘴的男盗女娼。满嘴的男盗女娼也不一定是问题，但问题是这个法家的制度造成了不仅满嘴的男盗女娼，而且实际上也做男盗女娼，而且使得一些不愿男盗女娼的人也不得不男盗女娼。比如说我们经常讲西方的性恶论，和法家的性恶论相比，都是说人是自私的，但是进行制度设计的时候，对人心要自私的时候，是在两个方向上加以制约，比如在现在的政治制度下，首先要假定保证民权的，如果要保证民权，又认为每个人都可能有自私的愿望，当然采取的是制约掌权的人，尤其是制约皇上，通过这种办法来使大家即使不那么高尚，但也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西方所谓的性恶论只是一种预设，所谓预设就是实际上并不是这些人真的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小人，不可能有君子。这只是一种可行的制度安排，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所有的人都是善人的基础上，而宁可假定这些人是有可能作恶的。如果这种制度可以使是良心不那么好的人不做恶事，也就是说好人可以表现的更好，这是权力制衡的指向或者目的。
　　
　　法家不一样的，法家从人性恶推出来一点：所有人都会毁坏皇权，因此把所有人的权力都剥夺了，使他没有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这样一种东西也是制约，这个制约主要是制约老百姓，为了防止对皇权的一种侵害。很多法家假定这些人都要作恶的，而且不仅假定这些人要作恶，他往往也认为这些人——这不是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也是应该要作恶的。因为按照法家的说法，什么人最容易控制呢？就是那些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贪财可以赏你，怕死可以罚你，假如天下都是既贪财又怕死的人，这个国家就好治理，不贪不怕，这个天下怎么治理得好？韩非子恰恰就认为，如果这样就坏了，他说如果有一些人既不怕死也不爱钱，那我怎么能控制他，我要赏他他也不图我赏，我要罚他他也不怕罚，那这样的人不就有造反的嫌疑吗。他说对这种人我们一定要把他灭掉。
　　
　　我们看到历代都标榜清官，但我们整套制度，包括皇上的真实想法，实际上不怎么喜欢清官，尤其是不喜欢自以为清廉一世不把皇上放在眼里，类似于海瑞那样的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种现象，是历代不觉得的一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伪恶。法家有这样一种假设，你不是这样，反而是有危险的。这和西方的性恶论是不一样的，西方的性恶论设置了一些限制，即使你不高尚也不能做不高尚的事。法家的制度设置是什么？如果你是坏人，你就可以为皇上做坏事，讲得简单一点就是为皇上整老百姓，这一点法家是讲得很清楚的。所谓善治国者，必强国弱民，要使老百姓变得非常糟糕，这种状态才是很好的东西。如果你是坏人，那么你帮皇上为虎作伥，欺负老百姓，法家当然觉得好。如果你是好人，不帮皇上这样欺压老百姓，也不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所谓的坏人也不能做坏事，好人就可以做更好的事。这种虚伪的特点是，坏人不用说就会做坏事了，好人也必须做坏事。这种事情我们就看到好多，比如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例子：汉高祖刘邦在外面打仗，萧何当丞相，这个萧何挺廉洁奉公，老百姓对他评价也不错，于是刘邦就听到很多人讲萧何的好话，萧何如何如何廉洁，如何如何勤政等等。刘邦就很不高兴，萧何听到有这种传闻就吓坏了，他就伪恶了一把，马上反其道而行之，搞得老百姓向刘邦告状，说萧何不好，刘邦就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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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文字是秦晖教授在《中国的人心与文化》出版座谈会的部分发言。感谢北京汉唐阳光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