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井教父”王效金的自毁之路




2008年7月24日，王效金案在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现年59岁的王效金是古井腐败案中最后一名受审的高管。此前，已有9名古井高管接受了审判。在庭审中，王效金承认包括人民币508万元、美金12.5万元和港币5万元的19项受贿指控，但对起诉书中涉及的55万美金提成矢口否认。该案没有当庭宣判。
王效金曾在古井大会的一次讲话中自负地说：在古井，他就是一头带着一群绵羊的狮子。当1985年王效金这头“狮子”来到古井时，它只是一家地方国有小酒厂，偏居于亳州市西北角的小镇上。
毕业于亳州蚕桑中专学校的王效金，时年36岁。此前他曾在“文革”期间下过乡、当过机械厂工人，后因会写文章和口才好被调任亳州经济贸易委员会生产科副科长。
1985年9月，王效金加盟古井之初便因建议厂里的领导做了3件事而崭露头角：工资制度的改革；引进现代的管理模式；推动新的用人观念。
1987年，王效金做了古井酒厂的厂长。他的口才好，做了厂长就喜欢开会。 “他经常一开会就五六个小时，喝两瓶水，抽两包烟，而且一直声若洪钟，毫无倦意，连一次厕所都不去。 ”一位古井老员工回忆说。
1989年，国家对白酒实行政策性调整，将白酒的生产与销售完全推向市场。王效金适时提出了 “降度降价”的策略，即将古井酒的度数降下来，同时也将价格降下来，让普通人也能喝得起名酒。
王效金引发的中国“白酒革命”，让老古井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率先步入市场经济。他因此被人称为“经营怪杰”。在白酒竞争最激烈的上世纪90年代，古井每年都能实现几亿元的利税。
古井从1990年开始步入多元化发展道路，但均告失败，造成大量的损失。
2000年始，古井酿酒规模收缩；2001年，辞退了900多名农民合同工。企业经营举步维艰，国企老总们也在探求摆脱困境的灵丹妙药。
从1998年始，MBO（管理层收购）被视为国企改制的一剂良方。2003年年底，王效金也开始了古井的改制之路。但按其方案，古井集团普通职工平均每人将分到3万股左右的股权，副总经理以上的高层则平均分到80万股左右。员工根据公布的细则计算出，王效金一人拿到1000万股权。
职工认为，此种方案造成严重不公。在一片反对声浪中，王效金的改制方案胎死腹中。
王效金在上任之初，就认为一个企业应该有一种“效忠精神”。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说，王效金就是古井，古井就是王效金，而效忠古井就是效忠王效金这个人。
为此，王效金在2002年进行了著名的“铁篦梳理”，即集团的管理人员要用“铁篦子”梳理自己思想行动上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要梳到痛处、理到本质，梳理出内心深处的落后意识。不换脑筋就换人，批判不深就下岗。一些没有“梳理”好自己思想的人开始调职、离职。
而《古井报》对王效金的宣传可以说是不遗余力。除此之外，公司还有一个专发给副科级以上管理人员看的《集团情况通报》，这份内部刊物与《古井报》一样，主要内容就是王效金在不同场合的讲话。
古井的广告宣传人员，在树立王效金形象上也是费尽心机，除了传统媒体外，又开发了许多新途径。一是把王效金著的《总要比别人好一点》当作礼物放在古井的高档酒中。另一个就是把王效金的头像激光印在古井贡酒的酒瓶上，在电视台反复播放，这种方式可以说在国内企业中是独一无二的。
王效金对管理学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他的《我是商人——经济随笔》中有一节写道：“古井的管理基本上是集权制管理，把权力集中在优秀分子手中，这种管理模式适应目前中国的国情，也适应古井。 ”这便是王效金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
一些古井的员工称，王效金几乎从来不下车间，也不和工人们接触，下面的员工对此意见很大。但他谁的意见都听不进去，而且到后来是谁也不敢提意见。
“在公司有钱、国家有规定、政府有政策的情况下，他没有为职工谋福利，而管理层却肥得流油。 ”这是职工对王效金最大的不满。
“这种企业管理理念在前期便于集中力量壮大企业，但后期，没有监管的权力容易滋生出腐败，特别是在企业改制中又衍生出的‘集权分配’，使国有资产流失，富了个人，导致当地政府的不满和群众怨气的爆发。 ”
（黄艾华摘自8月25日 《民主与法制时报》作者李继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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